他高舉重新啟蒙的火種而到最后一息

　�。保啡胀蝗宦牭嚼钌髦�先生病危的消息，真是驚愕莫名。１８日早晨與李伊白（李先生的長女）一同去醫(yī)院的路上，才知道了他這次發(fā)病的詳細情況，以及病情的危重程度，因為早在１４日，醫(yī)生就已經斷言連５％的希望都沒有了。但到了醫(yī)院，覺得李先生的病情似乎又不那么兇險了，因為段樂告訴我，１７日一整天李先生幾乎沒有排尿，而這時我見到他已經又有了不算太少的尿量，說明腎功能有了恢復的跡象；
再就是血氧量也有一些增加。所以下午見到了友漁、于奇和從上海匆匆趕來的學勤兄，我們一邊在商量萬一不測以后不得不有的一些準備，一邊又都說照現(xiàn)在這個樣子，也許真的會有奇跡出現(xiàn)。因為有了這樣一點兒希望，所以大家漸漸從沉悶中振奮起來，學勤兄還笑著說，若是李先生康復了，我們就把現(xiàn)在準備的這些文字都燒了。可是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們再聚到一起的時候，得到的消息是李先生的各種化驗指標依然不好，醫(yī)生正準備在病情更惡化的時候給他做“透淅”。這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心里就都明白，奇跡不會出現(xiàn)了。于是大家做完了要做的準備，默默地分了手；
又在這樣的無望和憂悸之中，一直苦待到２２日上午噩耗的傳來。

　　聽到李先生病危以后的幾天中，靜下來的時候，我屢屢苦想究竟是從什么確切的時候開始與李先生熟識的，但總想不起來。印象中第一次見到李先生，是在他當美國研究所所長的時候，他下樓來我們辦公室找李伊白，當時未交一言，只是覺得他沒有吃“西學”飯的那種派頭。九十年代初曾與李先生夫婦一起去山東，當時正值暑假，我?guī)е�年幼的女兒順便旅游，一次大家吃飯的時候，李伊白特意讓我女兒坐在李先生旁邊的位子上，說是因為他十分想念已經遠居美國的孫子，所以有個孩子在旁邊，正好讓他過一陣照顧小孫子的癮。聽了這話我心里還暗笑李先生現(xiàn)在的心情也與所有的老人一樣。

　　真正與李先生有了比較多的思想上的交流，恐怕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一直是很閑散的人，以前寫一點雜七雜八的東西，總是憑著興致所至而帶著“玩”的意思。但是從８９年以后下決心做“中國專制制度史研究”、“文革研究”之類的工作，就立刻有了力不從心的艱難和環(huán)境之下日甚一日的孤寂。在這樣的時候，得知有李先生那樣經歷和學識的前輩正在全力做著“重新啟蒙”的工作，這對于我堅持已經選定的目標當然是最大的鼓舞，于是很自然地與他有了日益密切的交往。

　　在我看來，李先生與我們這些中年和更年輕者交往的風格，是在憲政理想的前提下“有教無類”——不論是從事什么專業(yè)或職業(yè)，只要你心里有實現(xiàn)民主和憲政、反對專制主義的念頭，他一律都是盡其全力指教點撥。除了關心我們這些經常見面的學生之外，他還特別留意從報刊和網絡文章中發(fā)現(xiàn)年輕的學人，近一年中我聽到他反復提到的就有邵建、丁林等好幾位。李先生稱贊某一篇文章寫得好，或是稱贊某人在為實現(xiàn)憲政制度做著認真的工作，從來不是泛泛地說幾句而已，而是每次都托人將這些文章復印多份，見面的時候給我們人手一份，并且仔細告訴我們他認為的要點所在，哪些地方還有深入的必要等等。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以前只能從傳記文字中，遙想胡適那種自由主義思想大家的胸襟及其廣育賢才、獎掖后進，但是后來在與李先生的交往中，我們都最真切地感受到了這種風范。說起來應該令人感動、但是在李先生那里卻又最平常自然的，是他并非為了任何個人目的而把許多的后輩拉到自己門下，他經常對我們說，將來我很可能會與你們有分歧，比如我們之間會有人更多地傾向于社會民主主義而有人則堅持自由主義，但是不要緊，因為這都是自由民主和憲政制度建立之后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們現(xiàn)在能為實現(xiàn)這第一步而共同努力。

　　李先生與我們這些晚輩交往的另一讓人感到親切之處，就是他的因人施教。他總是根據我們每個人興趣和專業(yè)，逐一有針對性地提出可能致力的方向，比如他期望徐友漁、劉軍寧于自由主義和憲政制度原理有透徹的闡發(fā)；
鼓勵王學泰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tǒng)與游民文化關系的研究，極為認真地與崔為平反復討論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思想等等，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最多每隔兩三周我就會接到李先生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里，他總是會專門就我能力所及問題詳細地介紹他的想法，介紹他近來看了哪些與此有關的書，甚至專門為我擬定論文的題目。比如他多次催我寫一本關于義和團的書，以說明近代以來極端民族主義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嚴重戕害。到了２０００年、即義和團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候，他又重提此事，并告訴我，雖然眼下的環(huán)境不允許這樣的書面世，但還是不能因此就放棄努力，所以一定要寫一篇概述性的文章，爭取發(fā)出來，題目就叫做“庚子百年祭”。文章寫好以后送他過目，他很快回信說：“大作讀過，覺得不錯。一定要提什么意見的話則是總覺得‘氣盛言宜’不足，可能你還是感到不能暢所欲言的原因。近來聽一個朋友說‘民族主義是專制主義最大的幫兇’，這點意思還可以發(fā)揮”；
后來又是他親自將這篇文章寄給了刊物發(fā)表出來。

　　這幾天我又把他給我的信件都翻了出來，回憶著他當初對我們敘說想法時洪亮的聲音和亢奮的神態(tài)。對中國專制主義的剖析一定要“氣盛言宜”，這是他以自己一生的苦難和思考做代價而得出結論，現(xiàn)在想來，又何嘗不含著一位垂暮之人心中越加強烈和執(zhí)著的希望呢？李先生在他那篇萬口傳頌的《風雨蒼黃五十年》結尾處說，他寫下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對歷史卑微的祈冀，這種卑微感當然是因為他最清楚地知道在自己有生之年，實現(xiàn)終生愿望的萬分艱難；
但惟其如此，他就越是加倍拼力地燃盡自己晚年生命中一點一滴的能量，以此而將對中國走出專制主義而匯入民主憲政和全球化主潮的希冀之火，逐一送入我們這些學生的心里；
傳送到那么多毫不相識、但他覺得理應享有真正未來的年輕人心里。而今天，中國唯一兼有這樣的學養(yǎng)膽識、人格氣概的人，竟然如此突然地離我們而去，這究竟是他命運的不幸，還是我們這些世間后人命運的不幸呢？

　　兩年之前，我漸漸感到李先生留下一份完整口述史的迫切性。顧準的女兒說，她父親在５７年以后是“從地獄中?過來的”，顧準給后人留下了他對專制主義的深刻分析，然而他卻沒有來得及詳細告訴世人他從地獄中?過來的命運與他理論思考的關系；
后來韋君宜回憶錄中的事件情景和當事人心態(tài)再次給大家以震動，但是她的敘述畢竟沒有與系統(tǒng)的思辨結合在一起。所以我想，如果李先生能夠有一份關于個人經歷和理論思路形成過程的口述，那么對于后人認識２０世紀中國的專制主義形態(tài)特質、發(fā)展過程和注定衰敗的機理，將有很大的意義，而且還可能是史與思兩者結合的最典型實錄�？紤]再三之后，我將這個想法認真對李先生說了。李先生于４月２６日給我回信說：

　　你的來信使我感動。

　　我也有過不多幾次受采訪的經驗，我沒有理由責備采訪我的同志（因為他們沒有歪曲）。但是總是覺得寫的不是那回事，這三年來已經完全謝絕采訪。我現(xiàn)在還有幾篇可以透露我個人的身世或個人的思想歷程文章要寫，以我的“生產力”之低，大概兩年可以完成。到那時，我就是八十歲了，我準備出一個集子（或外加一個光盤）。那時，你先從這些文章中搜羅我思想的痕跡，發(fā)現(xiàn)其中的缺漏、以至矛盾，然后向我提出問題，你的記錄就可以比較準確。另外，我有一些書信，有時候，也是以表白我最深的思想，……我的有些想法也許也不能寫，或寫了而不能發(fā)表，我當然是相信在我身后都有可能實現(xiàn)的。我愿意與你討論，由你來發(fā)表。我相信大概有十年，言論總可以放開了。

　　為此，你的建議，到我八十歲的時候（也就是兩年以后）開始，如何？

　　再一次謝謝你

　　今天，我含著淚水一遍又一遍地重讀著這些字句，默默地體會著李先生那種罕見的精神——自己每一個字中的氣力，都要花在為實現(xiàn)民主憲政而做的奮爭中；
對于與自己命運緊聯(lián)在一起的那段民族歷史的思考一絲不茍，每走一步都要力求最準確地刻下深入一層的標記，不容得任何的含混；
同時在這種探求中，真率勇敢地面對所有的矛盾和苦痛，刊落一切浮華和虛幻。而越是有了這樣的體會，就越覺得李先生依然是坐在那張舊沙發(fā)里，面對面地對我們敘說著他那些極為活躍而又“最深的思想”。

　　說來真是慶幸，李先生兩年前雖然拒絕做自己的口述史，但是后來還是改變了初衷，于是我與劉志琴、王學泰兩位先生在去年的深秋，陪他到南京住了一個多星期，其間每天都是由他口述個人的經歷和相關的思考，我們則給他錄音。講錄完成以后，原來打算回北京后再補一些錄像的記錄，但是后來我忙著處理老母病重和去世以后的事情，就把給李先生錄像的事放下了，當時的打算，是等今年春天以后從從容容地完成這踵事增華的結尾。因為我與他同住一室多日照顧他起居以后，感覺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行走有些不便以外，其余飲食、睡眠等等都非常好，尤其是他完全不像一般這樣大年紀的人那樣怕冷（當寒流突然襲來時，好幾天屋里一直沒有暖氣，我夜里睡覺都要在棉被上加條毛毯，但是他堅決不要毯子；
等我為他買回一臺電暖氣時，他還說我多此一舉）。所以我心里很踏實，覺得以李先生現(xiàn)在這樣的底氣和火力，肯定還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他心中的計劃，不想他的突然去世，竟還是受禍于著涼引起的感冒和肺炎。

　　我們到南京開始工作的幾天以后，就趕上了中國權力又一輪私相授受之結果揭曉時的大熱鬧。那天吃過晚飯，李先生催我到街上去買當天的套紅報紙。等我將報紙交到他手里時，終于忍不住向他道出了長久積在心間的苦悶：幾十年了，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盡管決定研究中國專制主義之初，我就知道在中國實現(xiàn)民主和憲政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不過是最平凡的一介百姓，以自己這刀錐之末的綿薄之力和剩下的所有時間去面對那樣橫亙無際的大山，日久之下，心里難免越來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悲哀。隨后我問李先生：以您八十歲的高齡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經歷，那么您最后的感覺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學者說過的話，算是對我的回答：當專制的威權還在實施著它的統(tǒng)治時，幾乎所有世人都覺得：這樣龐大強悍的機器怎么可能退出舞臺？可是當專制統(tǒng)治一旦成為過去的時候，則幾乎所有的人又都覺得：如此丑惡不堪的東西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拋棄呢？

　　今天，當然李先生離我們而去的時候，我所能對自己說的就是：永遠記住他告訴我的這幾句話；
尤其是永遠記住當他年近八十歲而說出這些話的時候，那歷久彌堅的心境。

　　200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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