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　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

　　父親注意到，在1957年7月14日――24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判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lǐng)（即章（伯鈞）羅（隆基）以民盟中央名義制定的《對于有關(guān)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座談會上，與父親私交極深的院長兼會議主席郭沫若開口一個章（伯鈞）羅（隆基），閉口一個章羅地批判著。而翦伯贊的通篇發(fā)言，一個右派的名字也沒點。在發(fā)言結(jié)尾處，竟這樣講：“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nèi)）在大鳴大放期間都說了一點，走了點火，雖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動機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對黨提些意見，雖然過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緊，只要動機是好的，不是想搞垮黨，搞垮社會主義，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無罪，而且今后還可以講……”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會科學界批判右派的大會上，翦伯贊所做的題為《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長篇發(fā)言里，調(diào)子大變。他說史學界“有少數(shù)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反對社會主義。這些人在過去幾年中尚有所顧忌，在章羅聯(lián)盟發(fā)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前后，就明目張膽地發(fā)表了各種謬論，并假借學術(shù)名義對共產(chǎn)黨進行政治性的攻擊活動，徹底暴露了他的本來面目�！苯又�，他把揭發(fā)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學術(shù)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達以及榮孟源。
　　那時的中國奉行“一邊倒”政策。蘇聯(lián)什么都是對的，老大哥的什么東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這個在西南聯(lián)大就出任歷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卻不買賬。他說：“蘇聯(lián)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薄疤K聯(lián)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lián)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shù)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最近六十年來，世界（指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fā)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的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等于不存在。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做說的個別的語句�！边�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fā)的本領(lǐng)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边M而又說，解放后出的書（指史學方面的書）“沒有什么可看的，內(nèi)容貧乏，邏輯混亂。沒有什么學術(shù)價值，讀了使人腦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論，被翦伯贊指認為是“帶著舊史學所屬的階級利益和最惡毒的敵意，向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了瘋狂的公開的進攻�！�
　　翦伯贊批判的重點對象是同校同系執(zhí)教的向達。他著重揭發(fā)了向達對黨的領(lǐng)導的攻擊性言論。揭發(fā)向達把中國科學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們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而現(xiàn)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尤其不能讓翦伯贊容忍的是向達提出的解放后“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的觀點。向達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或許是為了進一步揭示向達鄙視靠馬列做學問的“陰暗心理”，翦伯贊舉例證明，說：“北大老教授湯用彤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時，做了個后記，里面說到自己‘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看了則說：‘這是降低身份�！�”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向達所指的史學“五朵金花”無一不滲透著翦伯贊的心血。
　　專攻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榮孟源，是個老革命，且來自延安。翦伯贊對他的批判也同樣無情。因為榮孟源的觀點既牽涉到史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問題，也牽涉到翦伯贊自身的治學之本。榮孟源反對“以論帶史”，主張編年史要繼承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做到“直言無隱”。他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里寫道：“目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除原始資料之外，多是夾敘夾議的論文。論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論文來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歷史科學的研究�！�
　　翦伯贊雖為北大歷史系主任，但他一向關(guān)注全國史學界的走向和風氣。他從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的言論里，察覺到抵制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研究歷史的動向。這樣的問題，對翦伯贊而言，自屬于大是大非了。從一種權(quán)威理論的自負出發(fā)，也要責無旁貸地為馬列主義史學進行規(guī)范性解釋。故翦伯贊激烈指責他們。
　　最后，翦伯贊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邊。他說：“正像郭沫若院長所說的‘學術(shù)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學術(shù)研究的名義，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又是一回事……，史學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進行的活動，實質(zhì)上不是學術(shù)活動，而是章羅聯(lián)盟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的一部分。不是學術(shù)上的唯物與唯心之爭，而是為了根本改變歷史科學的方向，替資本主義的復辟鋪平道路�！�
　　《光明日報》對這個批判會做了報道。父親讀罷，對母親說：“老翦的調(diào)門全變了，怕要保護自己過關(guān)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為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正名呢？揭發(fā)向達看不起自己的馬列主義史學，能證明什么政治問題？這樣就能抬高馬列主義史學？我看效果是適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學者更瞧不起他了。”
　　與翦伯贊的行為表現(xiàn)相反，當雷海宗的右派言論揭發(fā)出來，并被《人民日報》加了按語發(fā)表后，北京大學教授羅常培、游國恩乘著到天津出差的機會，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問。游國恩還以俞平伯的經(jīng)歷，來寬慰情緒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運動收場以后，父親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碰到了向達。
　　面帶歉疚之色的父親，說：“都是我連累了你們這些做學問的人。”
　　“伯鈞先生，你怎么這樣說？不過我成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連‘鴻門宴’的事，都翻出來了(指此前翦受邀到北京大學講學，年輕教師當場發(fā)表了不同意見的事――編者注)�！�
　　父親吃驚不小。翦伯贊對向達所表現(xiàn)的狹小氣度，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父親繼而又問向達戴帽處理的情況。他告訴父親，自己是降職降薪。無黨派人士的向達，在史學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長（所長陳垣）�，F(xiàn)在這些職務統(tǒng)統(tǒng)“擼”光。
　　“也好，我今后專心做學問吧�！边@是與父親握別時，向達說的最后一句話。
　　說者平淡，聽者沉重。好在向達很快就摘了帽子，據(jù)說周恩來是打了招呼的。消息傳出，父親高興了。說：“共產(chǎn)黨到哪里去找向達這樣的高級人才？”
　　我問：“他怎么個高級法？”
　　父親扳著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shù)、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共產(chǎn)黨把這樣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劃算�！�
　　父親哈哈大笑，說：“我的小女兒不錯，會想點問題了。這個問題現(xiàn)在還看不出來，時間久了，共產(chǎn)黨就會發(fā)現(xiàn)運動過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親瞪大眼睛說：“剩下業(yè)務上的平庸之輩，政治上的應聲蟲�！焙ε赂赣H再捅簍子的母親沒有反駁，狠狠地“掃”了父親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贊在思想上是必須堅守比冰還冷、比鐵還硬的黨性原則。在行為上，他必須義無反顧地積極投入：在公開場合表態(tài)，寫批判文章，在批判會上發(fā)言。通過這場反右運動，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只能放棄公開的抵觸和反感。為保護自己或表示歸順，或接受洗禮。反右斗爭使民主黨派全線崩潰，知識分子悉數(shù)繳械。反右運動還協(xié)助毛澤東完成了共產(chǎn)黨對學術(shù)的絕對領(lǐng)導權(quán)，達到了包括史學在內(nèi)的當代社會科學尊奉共產(chǎn)黨政治思想原則與紀律的目的，滿足了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統(tǒng)一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意志。
　　反右運動后期進入處理階段時，有人發(fā)現(xiàn)：北大歷史系戴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除了對向達等人的批判，翦伯贊這個系主任沒有更多地涉及教職員工。翦伯贊畢竟和絕大部分的中國文人一樣，本性善良。但環(huán)境的、現(xiàn)實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組織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隱匿或放逐。在強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卻又是清醒地、積極地卻又是有限度地棄置良知。作為史學家的他，恐怕已經(jīng)認識到對黨的忠誠在本質(zhì)上，意味著程度不同的出賣――既出賣了無辜者，也出賣了自己。如果說，把一場政治運動比做一個大合唱。翦伯贊即使無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為歌者――為黨而歌。然而，歌里承載著他內(nèi)心的情感和思慮。歌里，還帶著心靈的顫抖。也許，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復雜在于一個人獨自在宏大政治舞臺上，表演著悲與喜的雙重角色；在于一瞬間完成善與惡的交替。
　　1959年秋，父親和翦伯贊重逢在東安市場里面的吉祥戲院。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會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戲，戲名叫《團圓之后》。寫的是一個書生金榜題名，衣錦還鄉(xiāng)。本該闔家歡樂，不想悲劇卻由此開始。戲的結(jié)尾，是滿臺的絕望和死亡。我和母親看得唏噓不已。父親也很不平靜。
　　母親邊擦淚邊退場，忽聽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頭看去，是翦伯贊夫婦，他們的一個兒子跟在后面。
　　我第一個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親相擁在一起。
　　翦伯贊趕忙和父親握手，問：“伯鈞，好久不見了。你的生活怎么樣？”
　　“還好�！备赣H答。
　　“還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本┑那镆�，天空如洗，月色如銀。他們并排而行，說著話，親切又悠閑。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親在報紙上讀到了翦伯贊的觀劇感――《在貞節(jié)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爭的勝利，為中共確立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絕對領(lǐng)導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權(quán)威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時，周揚適時提出了編寫高等院校文史各學科通用教材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翦伯贊，自然成為這方面工作的重要領(lǐng)導者。而這也使他的學術(shù)活動達到了高峰。這部教材取名為《中國史綱要》，是一部力圖將歷史唯物主義融會其內(nèi)的中國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揚等人的稱贊。與此相適應，翦伯贊也取得了在史學界近乎權(quán)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為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委員和副校長，并公布其中共黨員的身份。翦伯贊是在1937年由呂振羽介紹參加共產(chǎn)黨的。為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隱瞞身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與李維漢夫婦保持單線聯(lián)系。在江隆基調(diào)入北大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后，即由江隆基和他進行組織聯(lián)系。其實，他剛進城暫時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由于說話比校長陸志韋還硬氣，已有不少人懷疑他是個中共黨員。
　　自1959年以后，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形勢進入了極其嚴峻的時期。人人空著肚皮，個個唱著高調(diào)。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jié)合”的方針。學生視教師為對頭。資格越老，學問越好的教師，就越是死對頭，搞什么“拔白旗”、“批白專”運動。把老師搞倒了，學生自己編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態(tài)，無不受到官方的默許和鼓勵。中山大學的王季思曾對我和其他搞戲曲史論的同事說：“（19）59年大學里掀起學生寫教材的熱潮。人們常說荒唐夢，這樣的事比夢還要荒唐。我私下里對北大王力先生講：‘現(xiàn)在教育界的情況是，教授不如大學生，大學生不如中學生，中學生不如小學生，小學生不如幼兒園�！�想想吧！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針指引下，史學已將其本質(zhì)抽剝到一種“武器”的特性解釋。各種各樣的觀點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張要以階級斗爭為紅線貫穿中國歷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體系，以農(nóng)民起義為綱；有人要求“以論帶史”。乍一看，還以為史學界的學術(shù)思想十分活躍，實則，它已成為另一場政治狂飆的前奏。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但他決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級地伺候于政治，服務于某項政策。翦伯贊是主張學術(shù)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但他絕不能容忍學術(shù)如此卑賤地跪拜于權(quán)力。對于那時的教育革命和史學革命的種種做法，他有投入，有參與，有調(diào)適，但也有不滿，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沖突非常激烈，內(nèi)心變化也十分復雜。畢竟政治難以取代常識，環(huán)境無法窒息心靈�？梢哉f，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贊的思想發(fā)生了明顯的轉(zhuǎn)折。
　　毛澤東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nóng)民的階級斗爭、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鼻∏≡谶@個根本性的問題上，翦伯贊主張“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nóng)民戰(zhàn)爭�！彼�說：“農(nóng)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農(nóng)民反對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農(nóng)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把皇帝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農(nóng)民建立的政權(quán)，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quán)�！辈⑦M一步說：“王朝和皇帝是歷史的存在，是不應該涂掉的，用不著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澤東說：在封建社會中，“只有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工人是創(chuàng)造財富和創(chuàng)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濒宀�贊認為，必須承認和肯定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運河的功勞。他說：“筑長城、治黃河、開運河都是當時的勞動人民的勞動。秦始皇沒有挑土，隋煬帝沒有挖運河，但是他們卻是這些巨大工程的發(fā)動者和組織者。”
　　翦伯贊對史學革命后的無產(chǎn)階級階級史學陣地，可謂痛心疾首。他的評價是：“內(nèi)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歷史變成了單調(diào)、僵死和干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成了一種風氣�？偟恼f來，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xiàn)代化，是這幾年歷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
　　在北京、南京、上海、蘇州等地，翦伯贊不厭其煩地大講“歷史主義”，說“除了階級觀點以外，還要有歷史主義。”他批評有的人為了表示站穩(wěn)立場，“把中國古代歷史說得一團漆黑……簡直用階級成分作為評論歷史人物的標準。很多歷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為別的什么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身于地主階級。”
　　對很多具體問題，翦伯贊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他多次參觀和審查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常常是大發(fā)議論，甚至是邊看邊議。他說：“要通過具體歷史實際來提原則理論，不要以理論原則來套歷史實際�！�
　　官方博物館給誰陳列畫像，一向?qū)儆谥卮髥栴}。對此，翦伯贊說：“現(xiàn)在博物館的歷史人物畫，沒有一張是歷史畫�！辈⒔ㄗh：“乾隆皇帝也應加入，沒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慮一下，沒有他則新疆早已脫離祖國。……朱熹，我以為應當進去，當時他的時代是容許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贊極為稱許的歷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動情地說：“玄奘這么一個最大的翻譯家，不僅是空前，而且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翻譯過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險家，最大的思想家，唯實論，在印度壓倒一切。這個人胸襟開闊的很，智慧很高，膽子很大，毫無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還在翻譯。找個美術(shù)家，好好畫一畫。玄奘像，頭應該大。現(xiàn)在的像，既不夠大知識家，也不夠冒險家，這樣又很庸俗無用。玄奘的說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個高僧。我以為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著避諱。說他是一個高僧也不貶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壞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贊很想效仿司馬光，編寫一部像《資治通鑒》那樣的史著。著手如此浩大的編纂工程，當時北大歷史系有的是人手，沒有的是環(huán)境。毛澤東站在政治的巔峰，呼風喚雨，對知識分子批來斗去。哪里有安定？何處尋寂靜？1949年前的翦伯贊，能夠腳踏政治、學術(shù)兩個圈子�？傻搅肆�十年代，他已經(jīng)無法將政治與學術(shù)聯(lián)系在一起了。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父親和他在內(nèi)蒙的一座新興小城，作了最后的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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