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在一種社會性的庸俗成功學(成功=金錢+權位)迷狂中,越來越多的上海青少年被打造成一架機器,鉚足勁奔向家長與社會為他們構畫的、以高人一等為表征的成功夢境,由此喪失他們純真快樂的童年
起跑線上的殘酷競爭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場。1986年出生的曾明輝開始度過自他上學以來最無憂無慮的一段生活:餐廳、咖啡館、KTV,幾乎每天都要去瀟灑一番;稍有得閑,就是端著那臺還算不錯的數(shù)碼相機漫無目的地掃街“咔嚓”,從相輝堂到圖書館再到主校門。適逢高考結(jié)束,校園里來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畢業(yè)生,還有家長,望著身穿學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輝和曾明輝們,他們的眼睛里毫無掩飾地顯露出欽慕。事實上,即便是擴招的主旋律早已奏響,加上政策對上海生源的優(yōu)待不言而喻,他們中間仍然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得以進入這里,住在曾明輝們即將騰空的寢室里。曾明輝說,此,就足以證明“復旦”二字的全部意義。
今年上海共有7.38萬考生參加夏季高考,逾6萬人可以進入大學,錄取率超過80%。不過,對于上海人來講,只有考進復旦、交大、財大、上外等滬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證。對于上海以外除卻北大、清華的高校,多數(shù)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曾幾何時,路人皆指上海學生“高考易”,周邊的江蘇、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過各種途徑將其子女戶口落入上海,以期輕松升學。這些處心積慮的家長認為,相比在別處流行的移民“老少邊窮”地區(qū),選擇上海,無疑是一勞永逸。在江浙坊間,流傳著“二本的分,復旦的命”這樣的民諺,專門來形容那些通過“轉(zhuǎn)戶”方式得以進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語之間,充斥著艷羨、嫉妒和諷刺。上海,由此成為恢復高考以來,無數(shù)外省考生的“眾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無論是曾明輝、他的同齡人,還是“1990后”甚至“2000后”,對此都絕不茍同。他們認為,上海這座強大的場,注定了絕大多數(shù)人從早教開始就要接受殘酷和壓抑;否則,“黃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雖然,讓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題海”、“題庫”在上海灘不甚明顯,但英語、奧數(shù)、鋼琴、歌唱等培訓壓在學生頭上,照樣氣喘吁吁。隨著“素質(zhì)教育”的全面推進,現(xiàn)在的孩子所上的課外班名目愈發(fā)繁多:網(wǎng)球、高爾夫、社交禮儀、第二外語、演講口才乃至領導藝術。到小學畢業(yè)年齡能成功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譚。從年輕媽媽汪靜不無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窺見,上海孩子的壓力以另外的形式與外省殊途同歸:“當縣城的學生沒日沒夜地攤開白花花的試卷,上海孩子也趕場式地游弋在外教、鋼琴師和網(wǎng)球教練間,不得閑!
在拜訪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高級教師黃永堯的時候,先生用一種幽默而又直觀的方式呈現(xiàn)了其多年來的經(jīng)驗成果。他草繪了一幅模擬股市起落的K線圖來描述20年來上海學生負擔的升降,畫好之后隨即笑言:圖的走向說明,這永遠不可能表征股市。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情只漲不跌,而且漲勢洶涌,不可阻擋。
與這個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稱,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過早地被父輩寄予弄潮上海灘的希望。他們與上海本土孩子從幼年就開始的競爭,某種程度上,提前了父輩們至少20年。正是這種博弈,讓當年還是單向度、相對小范圍競爭的曾明輝們,感到慶幸。
本文要講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輝和1998年出生的嚴行、趙禎涵的故事。
曾明輝
曾明輝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著時尚,說起普通話來仍舊夾雜著“個么”、“好不啦”之類的本幫俚語。談起他學生時代的“奮斗”軌跡,曾明輝不假思索、一氣呵成,激動起來的時候,猶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夾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車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滾地龍”,就是沒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來么,父母單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樓,你曉得的伐,我們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還算努力吧,在房價上漲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進去了,那個時候長寧還沒這么發(fā)展了,才4000多塊一平米,F(xiàn)在不可能買得起了。我為什么先要講這個呢,其實就想說,在我經(jīng)歷的這二十幾年時間里,上海的變化是最快的,我家都翻天覆地了。從“滾地龍”到“火柴盒”再到“商品房”,家長是能最清晰地洞察到這座城市的變化,也最直接地感受壓力,因為他們負責掙錢、花錢和攢錢。他們的壓力需要轉(zhuǎn)嫁,就到了我們頭上。可想而知,越到后來,孩子的壓力增大,因為他們的父母在上海的壓力增大,F(xiàn)在的房子,都是好幾萬一平。個么,馬上世博會了呀,所謂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家長對孩子學英語的要求就又要提高不少,因為他覺得,國際化馬上就要到了呀。
我的補習班歲月從5歲就開始了,被老爸送去學畫圖,畫那種大熊貓,上了兩個月就放棄了。因為,熊貓右邊的耳朵我總是畫不圓。我記得特別清楚,就為這個,我爸第一次把我的耳朵揪得很痛很痛,在課堂上我就哭了。因為那個班都是一個家長帶一個孩子,孩子很小嘛,幼兒園,一定要家長帶,很多人就很奇怪地看著我們。反正從那以后,我就沒去,可能是我爸也意識到了,覺得再去的話也特沒面子吧。你看,這就是上海家長爭強好勝的典型例子。
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被送去學黑管。那時候已經(jīng)住進火柴盒了,我倒記得蠻清楚的。學了大概一兩個月,我可能沒什么藝術天分,怎么吹也弄不起來,只有走為上。到那個時候,爸媽才覺得,我還是要靠讀書,走最正規(guī)的路。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爸媽就給我報了語數(shù)外三門的補習班。其實我的成績在小學里已經(jīng)很好了。我讀的是解放前有教會背景的、長寧區(qū)最好的學校,一共4個班,我大概排第4名,前三名都是天才,實在讀不過他們。補習班從我家要乘車的,大概6、7站路,到當時還算是郊區(qū)的地方,很荒涼、很鄉(xiāng)下,雜草叢生。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新建的中心地帶了。這也是我開始第一次一個人乘車乘很遠。補習班休息日兩天都要上,半天一門,3門課上一天半,只能休息半天。
那種班規(guī)模蠻大的,每個班都坐滿,一個班有50人,一個走廊,兩層樓,大概有十幾個班吧。那就是500多人了。除了這種,肯定各個學校都有自己辦的。我記得當時上課的地方叫長寧區(qū)少年科技站,所以到現(xiàn)在我都覺得什么科技站之類的就是搞補習的地方。
我逃過學的。反正就自己不想讀了,就逃了半天學,回到火柴盒附近。當時人小,外面也不敢去,網(wǎng)吧什么的也沒有出來,就買了一個圣斗士的玩具,躲在自行車棚里面拼――在底樓建得很長很長、很深很深、很黑很黑的那種車棚。出來的時候碰上了我爸,應該是第一次騙他,跟他說學校放假了什么的,然后手上這個玩具是小伙伴送的。對小學補習的記憶就是這個。
我們上好初中是要搖號的呀。搖號的本質(zhì)就是為了不產(chǎn)生貓膩,但好學校會想,如果我的學生全是搖進來的,那我和其他學校還有什么區(qū)別。它就會留一半的名額,給那種優(yōu)秀的學生。后來搖進來的比例一直在縮小。我們是生育高峰啊,一個街道大概幾千個小孩,搖一兩百號人進去,剩下肯定有條子生。我也是,但我參加過他們特長生的考試,分跳舞、音樂和棋牌,棋牌其實就是數(shù)學。他們不能用“數(shù)學特長班”、“奧數(shù)班”的名義來招生。這樣是違規(guī)的。
我傻乎乎地帶了國際象棋、中國象棋、兩副牌,背在包里面。中國象棋以前會,國際象棋、軍棋都是臨時我爸教的,教了兩三天,結(jié)果都沒派上用處。棋牌就是數(shù)學?荚嚨臅r候給數(shù)列,JJQQK,問你后面一個是什么。當然題目沒有這么弱智。我初中后來也上過奧數(shù),參加競賽的那種,但是我總考得很爛。那個時候,上奧數(shù)的還都是數(shù)學成績不錯的,不像現(xiàn)在,是個孩子都得去學奧數(shù),不然很難升學,就像一個通行證一樣。
到初二的時候,我又開始上“?埂卑。你知道什么叫“?埂眴?像我這個年紀的上海孩子都知道,就是新概念英語(NEW CONCEPT)。我跟你說,在那個年代,上海人對英語的概念就是“?埂,你跟我爸媽說新概念他們不知道的呀,但是說“?埂笨隙〞缘。
一個班50個人的樣子,上新概念2。上海孩子英語基礎還是蠻好的,上初中的基本上可以直接上2。初中就是叛逆的時候,煩起來的時候我就逃課,不上了,最后被我媽發(fā)現(xiàn),把我打得很慘,抄起一個小凳子就砸,結(jié)果把那個紅木家具砸了個洞。當時牛抗學費630塊,我媽工資才2000塊,很貴了。
我記得更清楚的是高三,其實我成績蠻好的呀,但我爸媽一定要我補,數(shù)學已經(jīng)是我最好的一門了,班里考前兩名的,最后還是把我送到一個最有名的老師那里。他平時周六周日都開班,一天上午一場,下午兩場,晚上一場,一場兩個小時。一個小時70塊,每場有20個學生。他家也不大,兩張圓臺面,很擠很擠的,每個人都挨著坐,墻上有個小白板。老師從家樂福買的一大摞塑料凳子,平時就摞高高的。其實他40歲不到,但是頭發(fā)已經(jīng)全白了。我也補英語,在一個更大規(guī)模的教室,成人夜校那種,坐大概100個人,50塊錢兩個小時。
今天,我從復旦畢業(yè)了,我是覺得童年有缺失的。我高中談戀愛的時候,女朋友也說,你這個人童年很失敗,都沒有跟人出去瘋過,你就讀了那么多書。她說你現(xiàn)在雖然好像可以很顯擺地站在這里,但是你的童年是缺失的。真的,我到現(xiàn)在什么都不敢玩,因為一直沒有玩過。我有一次補習班回來,看到一群野孩子在那里打槍戰(zhàn),心里還蠻向往的。人家男孩子玩的那些東西我都沒玩過,包括我現(xiàn)在覺得性格當中有很懦弱的一部分,也是一直讀書報班形成的。我以后要培養(yǎng)小孩子,男孩就要讓他野在外面。
嚴行
盛夏的周末,浦東。熾熱的太陽透過一幢幢大廈的玻璃幕墻,讓強光射向大地。碩大的浦東八佰伴購物廣場外,行人出乎意料的少。過街天橋上那些沒有任何防曬措施、游走在光柱之下的男男女女,不是散發(fā)傳單的,就是推銷保險的。年輕媽媽李槿戴著墨鏡,舉著陽傘,攙著兒子嚴行的手,避開窮追不舍的散單員,快步通過天橋。走在下橋電梯上的時候,李槿猛一回頭,對著那些周身黝黑、渾身濕透的小青年,告訴兒子:“不好好念書,將來就像他們一樣。”嚴行眨了眨眼,然后點了點頭。
李槿是個全職太太,原籍江蘇徐州,2000年隨丈夫嚴剛來到上海。由于丈夫供職于某知名金融機構高層,前幾年他們又通過炒房和期貨掙得頗為可觀的收益,目前屬于上海“新貴一族”。本土觀念嚴重的上海人把像李槿這樣外地來滬、取得戶口、生活富足者通稱為“新上海人”。每周六的早上,李槿都是把車停在八佰伴地下,帶兒子在樓上的星巴克吃份糕點,再步行到對面一幢灰色的老式建筑里上英語班;3個小時的課,李槿要全陪。
在李槿和嚴剛的意識里,“教育改變命運”這句口號絕對刻骨銘心。多年以前,李槿、嚴剛還在蘇北農(nóng)村老家讀初中時,“看到村里干部家娶媳婦,從上海買回來的幾樣日用品和家用電器,真的就是開眼界的感覺。那時候沒出過遠門,上海感覺就是遙不可及的天堂!备呖歼^后,李槿和嚴剛分別考入上外和交大,并從此留在了他們仰望良久的上海灘。如今,兩人已經(jīng)在這黃浦江邊買房置業(yè),年收入超過上海市公布的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的15倍。他們并不滿足,李槿坦言,由于自己出身貧苦、奮斗不易,對眼前的一切“愈發(fā)有轉(zhuǎn)瞬即逝的莫名恐懼”,“是一種無根的飄搖!睘榇,他們把孩子視作一切訴求的解決根源,李槿和嚴剛篤信:孩子生在上海、長在上海,戶口在上海,“他要來繼承這份家業(yè)并創(chuàng)造出更大的家業(yè),最終在上海真正生根!睋(jù)李槿了解,持有這種思想的“新上海人”,不在少數(shù)。
現(xiàn)在,李槿最愿意與人交談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問題。雖然有些憐惜,但內(nèi)心卻是非常地堅定,義無反顧。
我們家孩子讀的是浦東很不錯的小學,上外附中能考十幾個,上實(上海實驗學校)也有三十幾個。校長開家長會時說,現(xiàn)在都說“快樂教育”,但是現(xiàn)在快樂,以后就不會快樂了。5年上下來,我的感覺就是,沒有壓力的孩子動力也不足。孩子在3歲的時候就會用電腦,可以把電腦操作得很好。你知道嗎,上海的小學生要升好初中,就一定要去競賽。今年學校給他報了兩個英語競賽,一個是聽力,一個是“我學我行”;數(shù)學我們自己報了一個中華杯。其實你從進決賽的情況就能看出來:他們班上有4個孩子進了決賽,寒假的時候,這4個有兩個就開始上奧數(shù)輔導班了。我們沒得到獎,就趕緊到外面給他報了一個 “學而思”,專門補奧數(shù)的。我先生每節(jié)課都坐在后面陪他聽,很認真地聽、做筆記;貋砗,督促孩子每天要做大量的習題。做多了以后,很多競賽的題目,可能連數(shù)據(jù)都沒有變化,孩子一看就知道,這個我做過的。我兒子是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5月份的時候他參加上海實驗學校的考試,就說數(shù)學跟“學而思”做的題好幾道是一樣的,馬上就知道答案。你說,能不去報班嗎?很多學奧數(shù)的孩子,他不是在一個班學,是同時報幾個班,做很多題目。但是這些孩子犧牲的,真的就是快樂的童年。
現(xiàn)在最頭疼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要去通過英語四星考試。因為孩子英語好,前面三星都沒去考。老師說,五年級了,四星很重要的,如果你考過了,就是個很重的砝碼。因為我們沒三星的證書,所以很多地方不給我們報考四星。四星的水平,據(jù)說口語交際已經(jīng)相當于外省高中的水平。它是人機對話,全口語的,隨機性很強。
我私底下研究過,現(xiàn)在上海小學生各大數(shù)學競賽的一二等獎,去查查,就是那幾個孩子在輪流轉(zhuǎn),名字都是熟悉的,被壟斷了。我經(jīng)常帶著孩子去趕場,去上海各個地方去考試,去競賽,數(shù)學、英語、作文。上海有很多全職太太,老公掙錢,老婆負責理財和帶孩子,所以我們現(xiàn)在的朋友圈子實際上就是一個媽媽圈子。這家媽媽說這個班好,那家媽媽說要去參加什么競賽,我們一聽,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就都去報名。
這個暑假給孩子排得很滿,必須要學。我給他報了奧數(shù)和基礎口譯。奧數(shù)他已經(jīng)拿過三等獎了,但是上海的四大名校,連二等獎都不看的。英語他的水平,小學生,已經(jīng)可以大概看懂原版碟了,想想挺可怕的。
趙禎涵
在很多人眼里,上海灘一直不缺乏機遇。這是一塊龐大的吸金場,昔日的十里洋行,如今的摩天大樓,每天都會引得數(shù)量可觀的外來者來此瞻仰膜拜,稍有闖勁的人,來了就不甘離去,他們加入弄潮的行列,任沙里淘金、優(yōu)勝劣汰。
鮑惠倫來自臺灣高雄,到上海已經(jīng)12個年頭,一開始做奶茶和布丁生意,嫁人生子后便全身心伺候小孩、料理家務。剛來上海的時候,尚有許多抱怨和不習慣的地方,比如:社區(qū)怎么沒有24小時的便利店,最大的賣場也找不到臺灣的拌飯肉醬,家家戶戶都把衣服床單曬在外面,刮起風來五顏六色地搖擺,好似“萬國旗”。現(xiàn)在,鮑惠倫說,已經(jīng)沒有東西在上海無法買到;甚至每次搭乘班機回到臺灣,計程車駛?cè)胧袇^(qū)的時候,“還以為是在郊區(qū)”,因為“上海的繁華早已令人炫目”。
在子女教育的問題上,鮑惠倫一開始斷然不接受生長在大陸的老公給她灌輸?shù)母拍。雖然在臺灣也有各種考試,學生也要上名目繁多的補習班,但是“上海水平”還是令她瞠目。更讓她無法接受的是,由于家長們功利思想嚴重,往往以豐厚的物質(zhì)許諾來誘導孩子拼命補習,這造成她身邊的孩子早已無童真可言,過早地去沉迷或羨慕奢侈生活,欲望膨脹、不堪一擊。鮑惠倫覺得,在這個大背景下,她已回天無力;每天帶著兒子趙禎涵奔波在各種補習班之間,趙禎涵隨口就能報出停車場里數(shù)十種豪華轎車的品牌,她也只能或者說習慣于像其他父母一樣教育孩子“好好參加補習,考進好學校,這些就會有的”。
我剛才說了,我是從臺灣來上海,很長時間了,老公是浙江人。真的,我強調(diào),我不能接受孩子這么到處高強度地報班,我也從來沒過過這樣的童年,臺灣現(xiàn)在的孩子也沒有,大陸的小孩負擔和教育強度,絕對是世界第一,負擔是一級棒。我老公對我說,必須要這樣,否則孩子的未來就毀了。這些年來,我經(jīng)常帶孩子出去參加培訓和考試,我感覺,有些孩子由于這種強有力的競爭,思想已經(jīng)壞掉了。為什么這樣說呢,我舉個例子:小學五年級的孩子,已經(jīng)沒有孩子的天真了。參加“我學我行”的時候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它就是都是一幅畫,每個人都進去講,評委老師看誰講得好,誰就進入決賽。我們在門口遇到我兒子幼兒園的同學,開玩笑地問了一句“考的什么題目?”,“這個不能說的!”立刻很警覺很防范。
現(xiàn)在學校搞教學改革,作業(yè)輕松了許多,但是你會有危機感,家長反而更累,反而希望學校各種補習班全有,然后額外留很多作業(yè)。而且據(jù)說,越是好的學校,補得越兇,像XX附中這種,老師上課就是按教學大綱,但一考試就考得很難,那么這些好的東西孩子從哪里去得到?只有補課。補課的好處是促進了國家的就業(yè),促進了全社會的尊師,差的一點就是孩子很辛苦,太辛苦。
你聽說過“小五班”嗎?這是上海特色。就是中學辦的小學五年級,作為有意愿考它學校的學生,提前上一個小五班。比如說我很心儀XX附中,很想考,XX附中就辦一個小五班,你就報名去上。這個班上的學生,有未來升學面試資格的概率就大了很多。聽說現(xiàn)在“小四班”都有了,從四年級就開始。
上海比較火的幾個小五班,就是那幾個著名中學辦的,我不想點名。很多孩子就同時報,而且都是語數(shù)外全上,每個班周末都補4個小時以上,你想想要上好幾個班呀,就是多長時間了。如果實在上不過來的,就把學費交了,不去,這叫“占著坑”。有些孩子占著三四個坑,就是為了在最后“小五班”的考試中,有那個資格。其實說到底,這也是一種賺錢方式。小道消息說,光小升初在上海,就有20億的商機。這是個產(chǎn)業(yè)來的,而且有一個鏈條,一個利益集團。你想,辦學機構、師資力量、租教學場所、招生代理,還有你用的教材,委托進行的考試證書認證,都是一起的,甚至包括了周邊的餐飲、停車。好嚇人。
我還要說一點,就是英語,上海太強調(diào)英語了。我兒子的英語,以前,先生晚上會帶他復習一下。最近他特別感慨,說已經(jīng)快輔導不了了。先生是90年代大學畢業(yè)的,英語是過了6級的,而且我先生是很愛學習的,一直以來每天晚上都是聽著英語入睡的那種。上海有個海派清口周立波,他說的話我心里早就有。他說現(xiàn)在的孩子物質(zhì)上很滿足,應該說幸福,但是他們不快樂。就是這樣的。有一次去開家長會的時候,所有的媽媽,很多都是大學畢業(yè)的,都說我們教不了小孩兒,都要去買《辭海》的。我先生的爸還是學過古典文學的,那時候我兒子作業(yè)要寫一個什么符合要求的字,要寫5個出來,爸翻了很多字典查不出來,作業(yè)都完不成的。一個小學生,拿著《辭!范疾椴怀鰜碚Z文作業(yè)的答案。
我兒子那個學校的家長基本上是白領,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真的不會做孩子的題目。我給我兒子做閱讀理解的時候,要先看后面參考答案,再來輔導他。
前幾天帶他去考一個英語,一道閱讀理解,全篇的詞匯都是醫(yī)學類的,什么青霉素、紅霉素……我想這些英語詞匯只有專業(yè)的醫(yī)生才會接觸到吧,但是現(xiàn)在拿來考小學生。
得與失
僅僅過去不到15年,“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民諺就被打破,浦東開發(fā)開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房價漲勢沖天。曾明輝沒有也不會想到,同樣是不到15年,他的學弟學妹們所承受的壓力、競爭和重負,也如浦江兩岸不斷刷新的高樓紀錄般,節(jié)節(jié)攀升。令他同樣無法想象的是,自己小時候吃客生煎、要碗云吞已是美味,稍大點搞頓洋快餐已是滿足,現(xiàn)在出去“腐敗”前還要上餐飲網(wǎng)下載一堆折扣券,將上海人的精明算計發(fā)揮到極致,而如今尚在讀小學的孩子們早已習慣于滬上各家高檔餐館,點菜闊綽、不皺眉頭。曾明輝自我解嘲:也許,這就是他們學業(yè)負擔翻倍以后的補償?
與曾明輝的描述相對應的是:近年來,上海中小學生體質(zhì)健康調(diào)研結(jié)果顯示,該市中小學生體質(zhì)健康主干指標位于中國各省市中下水平,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下滑趨勢。具體到“肥胖率”、“視力不良”、“體重體型超標”等方面,情況更為嚴重。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會出現(xiàn)的病癥,如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如今在眾多上海青少年身上竟時有發(fā)生,且患病年齡提前了10到20年。而敏感、膽小、過于內(nèi)向、陷入網(wǎng)癮、厭學、焦慮癥、多動癥、自閉癥、傲慢、自私膨脹等心理或性格障礙則在上海中小學生中頻發(fā)。
在與這些上海家長聊天的時候,他們口中念叨最多的是“成績”、“升學”,憧憬最多的是“名!、“高薪就業(yè)”,對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身體素質(zhì)”,絕少提及。這于冥冥之中,對孩子會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乃至對未來社會將造成怎樣的影響,尚沒有一項研究或?qū)<覍W者、主管官員能說清道明。
和想象完全不同的是,上海孩子,尤其是像嚴行和趙禎涵這樣有著嚴格家教的“富二代”,他們并沒有對身上的重負叫苦不迭。相反,在物質(zhì)前景的刺激下,他們還頗有動力。誠然,這兩個周身名牌的小孩兒口中,早已沒有“憶苦思甜”這些老套的詞語,他們從一出生開始,就衣食無憂,甚至錦衣玉食。在他們眼里,沒有“貧窮”,只有“更加富!;沒有“艱苦”,只有“更加奢靡”,沒有“別處”,只有“上海和外國”。那么,對于自己的童年,他們會有怎樣的描述?答案頗有些成熟和超前。
苦啊,真苦!但是現(xiàn)在不苦,將來怎么能開上奔馳呢?我喜歡加長版的車,但我老爸買不起,沒用,就是小時候沒像我這樣苦過。所以,要想得長遠。我可不想未來跟我爸媽似的,出個遠門旅游,還坐經(jīng)濟艙、住經(jīng)濟酒店。當然,如果你能采訪到教育局長,能不能讓他多辦點重點中學和好大學呢?這樣我就會輕松一點的。
――嚴行
我爸說了,上海孩子就是要多學點,因為我們未來是領導,是BOSS,可以住別墅。這個,沒有文化,不上好大學,是弄不成功的啦。我們家保姆的孩子,我見過的,就是沒我讀過的書多,連英文CD都沒聽過,這怎么行!對了,你看動漫展沒有,我請你去看吧。我們打車去,地鐵人多。
――趙禎涵
(實習記者任明遠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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