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父親的一生很值

　　我只想實事求是地還原一段歷史 　　人物周刊：為什么會寫《思憶父親胡耀邦》這本書？您的初衷是什么？ 　　胡德平：因為我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從小熱愛歷史，對歷史遺產(chǎn)抱著很敬畏的態(tài)度。很多歷史人物浮浮沉沉，對歷史都起過重要作用，這份遺產(chǎn)、這門科學很吸引我。如果一個歷史系的學生，看到了很重要的史料，而且是他熟悉的人物，卻不留心來整理，不想寫點東西的話，那他干嘛上歷史系？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再具體說，就是我讀北大歷史系即將畢業(yè)的時候發(fā)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么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我們又經(jīng)歷其中，有很多感想、很多經(jīng)歷可談。我覺得這在當代史中是很重要的事情。十年動亂之后接著是改革開放，這兩大事件不單在中國驚天動地，而且對世界產(chǎn)生了影響。在這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中，我和胡耀邦――我父親有比較多的接觸，還不能說接觸了對他的思想、經(jīng)歷就完全了解，但他畢竟是我的父親，我想把他在這兩個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他的思想發(fā)展做一個梳理，他是當代史中回避不了的一個人物，回避不了的一個課題。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出版順利嗎？
　　胡德平：這本書的內容是我這3年來在《南方周末》等幾家媒體上發(fā)表的文章，應人民出版社約稿，匯集成書，在每篇文章之后新寫了后記，這樣對讀者也有個交代，要不然就有點炒冷飯的嫌疑了。三四個星期就審完了，很順利。在這種情況下，我親身體驗到憲法保護公民言論出版、新聞自由的權利。這是我個人的感受，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憲法賦予的權利，那我們是多么的歡悅。
　　人物周刊：在寫作過程中您覺得自己對待父親是客觀的嗎？或者需要客觀嗎？
　　胡德平：需要啊。第一，寫這本書，是有多少史料說多少話。我運用的史料，或者是公開發(fā)表的文章，或者是他的一些材料，或者是我的日記。沒有史料就憑回憶，這是冒險，從史料出發(fā)就比較客觀。第二，我寫我父親，不是寫他的個人得失，也不是寫他的歷史功過，我只是對他的思想發(fā)展、觀點的形成做一個記錄、分析、挖掘。如果要評論他的歷史功過、個人得失，容易夾雜個人的好惡，夾雜父子的情感。說他的思想觀點，我覺得就會客觀多了。“文革”中，父親曾對我說，“你們不要議論人，但是觀念可以說。比如對領袖怎么就要三忠于四無限呢？一切為了毛主席，一切想著毛主席，那毛主席又為誰著想呢？這類問題你們可以討論�！蔽矣X得他這既是很客觀的說法，也保護了我們。他還說，“你們可以對‘批林批孔’提出不同的意見嘛，孔子就那么不好��？林彪問題的出現(xiàn)，證明文革的政治路線破產(chǎn)了；‘批林批孔’提出來后，證明文化革命的思想路線破產(chǎn)了�！彼�倒沒有說毛澤東，他都說中央文革，但是說的是多大的一個理論問題啊。
　　真理到底有沒有階級性？
　　人物周刊：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歷程中，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F(xiàn)在我們都知道這是您父親推動的。您記得當時的情景嗎？您父親是什么樣的心理狀態(tài)？文革剛結束時，意識形態(tài)還禁錮未開，討論真理標準是有政治風險的。
　　胡德平：他當時的心情我們也很難了解。我知道的是，從延安到北京，他對毛澤東的著作、思想研究得很深。我記得原來我們家的《毛澤東選集》不單有解放后編的，晉察冀編的《毛澤東論文》、晉冀魯豫編的《毛澤東選集》、晉綏編的《毛澤東文論》他都有，毛澤東寫的《實踐論》、《矛盾論》，他都看，他還給我們朗讀毛澤東寫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其中有句話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chǎn)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睂嵺`的地位、實踐論的地位、實踐論和真理的關系，這種思想基礎在他腦子里是早就有的。我記得他在“文革”中和一些年輕的學生聊天，他問他們，“實踐論是什么？”我們很少有人回答對的。有個叫安民的青年，后來曾任商務部副部長，他說“實踐論就是認識論”�！澳阏f對了�！�
　　另外，我在日記里面寫過：文革給我們造成一種思維定式――一篇文章、一個理念出來后，總有人問，你針對的是什么人？你要反對什么人？我也這樣去問過父親，“現(xiàn)在社會上老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有沒有什么含義？你針對誰啊？”他說，“為什么要針對什么人呢？這就是針對一種錯誤思想嘛，‘兩個凡是’不對嘛。我們結束‘文革’，現(xiàn)在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啟蒙、思想上的啟蒙，我們沒有針對誰�！蔽耶敃r不是很左嗎？我認為什么都有階級性。我就跟父親說，“真理也有階級性�！彼�說，“你再想想，真理到底有沒有階級性？”這個問題更深刻，直到現(xiàn)在我們都回答不好。
　　人物周刊：他的答案是什么？
　　胡德平：他后來也沒再說這事。（笑）原來我在歷史博物館工作，“文革"中，康生就說，“文物也有階級性�！蔽奈镌趺从须A級性？我就跟父親說，“爸爸，我們現(xiàn)在討論一個話題――‘文物都有階級性’，我還是個組織者。”父親聽了之后說，“奴隸主搞了個青銅器，你說它有什么階級性？它是奴隸主的，青銅器就是奴隸主的階級性？那這個青銅器是奴隸做的，是不是有奴隸性��？”隨后他問我“真理有沒有階級性”，他的思想不止于就事論事，他一直在往前思考。
　　人物周刊：當時的政治情勢是怎樣的？我們知道鄧小平已經(jīng)復出，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您父親在這個時刻以改革先鋒的姿態(tài)出現(xiàn)。
　　胡德平：他一直說“我是黨的人”，他做這種理論工作也是為黨的理論工作發(fā)表看法。我覺得他內心深深知道，他提這些理論問題是反映了全黨、全民嘴上沒說，但心中深深埋藏的那種疑慮、思考、彷徨――就是怎么看“文革”，怎么看毛澤東思想，怎么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覺得他是抓住了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根源、理論根源，在這個問題上他覺得他并不孤立，因為他回答的是全民、全黨所疑慮而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但是因此引起的政治角斗、政治風波，他沒有想到會這么激烈，更沒想到這件事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到這么大的推動作用。當時的政治格局，鄧小平同志也支持這場討論，羅瑞卿同志給他的支持也很多，我記得聶榮臻、譚震林也都陸續(xù)寫過這方面的文章，各省報的表態(tài)也都陸續(xù)出來了――公開地支持、贊成，他們表現(xiàn)出的這種勇氣，給父親的鼓舞非常大。當時華國鋒同志是黨政軍的第一把手，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華國鋒同志采取了一種包容的態(tài)度，不但沒有像某些人那么一味地批評、封殺、撤職，反而最后他還承擔了責任。華國鋒同志的態(tài)度我覺得是極其重要的，如果他一個勁地反對，一個勁地批判，也可能把事鬧得更糟，他沒有采取這個態(tài)度。
　　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
　　只有一個人沒舉手
　　人物周刊：您父親至今被廣大民眾懷念，很大部分原因與他強力推動平反冤假錯案有關�！胺从摇�、“文革”，歷次的政治運動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錯案。關于這方面的事情，您個人看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胡德平：我對當時全國的冤假錯案有個粗略的統(tǒng)計――案件幾百萬，涉及的人口將近一個億，對人們的組織枷鎖和精神枷鎖涉及的面就更大了。我覺得這個問題分3個階段：延安時期我們就搞過一些干部的審核工作；解放初，“三反”、“五反”運動就有些冤假錯案，當時算是擴大化的問題；“反右”運動，我覺得又升了一級，除了擴大化的問題，還有一個很要命的就是混淆兩類矛盾，就是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這多可怕呀。到后來更嚴重了。
　　在“文革”時期，就發(fā)生了用專政機器、用國家機器對付人民，對付我們的知識分子，對付我們的革命干部，對付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用專政機器�。《�且很多專政機器還是以群眾專政為名，這個已經(jīng)是無法無天了。所以在“文革”中，我父親對“反右”擴大化有一種看法；就是混淆兩類矛盾，他認為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用專政機器來對待思想認識問題，在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在這樣的案件中，開始他們還一例一例地查，最后是，只要用專政機器就一風吹了――不要什么一例一例地再審了，這么一例一例地審，你不是還承認“文革”嗎？這話我是第一次說。
　　人物周刊：在平反冤假錯案中，您父親有矛盾和猶豫的時候嗎？比如對彭德懷的平反，劉少奇的平反。我們知道，對他們的平反震撼了當時的中國。
　　胡德平：當時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也震撼了全中國；給彭德懷、劉少奇的平反又一次震撼了全中國。打倒他們這件事，對一般干部、群眾來說震撼力之大，我認為也不亞于唐山地震吧。但是熟知黨史的人，在中央長期工作的人，很多人心中是有底兒的。怎么叫有底兒呢？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決永遠開除劉少奇同志黨籍的時候，坐在我父親旁邊的陳少敏就沒舉手，她當時趴在桌子上。雖然就她一個人沒有舉手，但是我覺得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央委員和她心情一樣，只不過沒她勇敢，沒她那么奮不顧身。這樣的人實在太少。我父親舉了手，他覺得他不如陳少敏。
　　人物周刊：他跟您表達過這樣的想法嗎？
　　胡德平：他從干校回來之后就讓我去看陳少敏，那時我都不知道陳少敏是誰。我去看她的時候，她的精神很好，但是走路好像很吃力。她曾經(jīng)是我們中原根據(jù)地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和李先念、王震他們平級。一個女同志都沒舉手，讓我父親感到慚愧。我覺得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央委員都覺得給劉少奇的罪名,尤其是叛徒、內奸、工賊，很難成立。對于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對于要搞經(jīng)濟的問題，很多人很支持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這個是“文革”加的罪行）但是奇怪啊，為什么都舉手？
　　父親后來作為組織部長、中央秘書長，那時候還不是總書記，給他們平反，我覺得他不猶豫。但是他確實考慮到了時機問題――社會會不會發(fā)生動蕩？思想工作應該怎么做？因為在當時，這個問題確實沒有很好地解決――你們?yōu)閯⑸倨嫱�志平反了，說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也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怎么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把另外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打倒了？這是顛覆性的。當時我們共產(chǎn)黨也沒有說清楚這個事啊。這個問題是不是還要過若干時期，我們思想也進步了，覺悟也提高了，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什么力量打倒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有沒有變化�。糠駝t這怎么解釋呢？
　　 人物周刊：您個人對彭德懷有記憶嗎？
　　胡德平：我個人對他沒有記憶。我4月1日剛參加了陶鑄夫人曾志同志的百年誕辰，發(fā)現(xiàn)墻上有一幅照片，1957年拍的，上面有曾志、陶鑄、王鶴壽、彭德懷同志的夫人、我父親，我覺得非常親切，還就數(shù)我父親穿得摩登，穿了一件條格的衣服，胸前還掛個照相機。我只知道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批判會上他沒發(fā)言，那就說明問題了嘛。當然，別人發(fā)言了也未必真誠，有的也跟著毛主席的號召走，但是他沒發(fā)言，可見他心情之沉重。后來他說，“主席對我不高興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
　　人物周刊：您父親以善良著稱，以理想主義著稱。經(jīng)歷了幾十年的黨內斗爭，善和理想主義的天性始終不改，人皆視為奇跡。這奇跡如何解釋？
　　胡德平：他善良的地方，在家庭方面的表現(xiàn)就是慈父，他對我們幾個孩子、幾個孩子的小家庭都很關心照顧，我們可以和他討論問題，他的觀點我們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但是如果我們有非分之想、走個后門之類的無理要求，在他面前是羞于啟齒的。如果我們真有錯、沒道理的時候，真是比較怕他。在家里他是個慈父，在黨內他與人為善，不與人為善怎么會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呢？在人民內部他強調民主和法制。
　　他還極力想在黨內營造以同志之間的信任代替防范的氣氛。很多人都說，“害人之心你沒有，防人之心你怎么也沒有��？”他說，“防人之心不如信任、批評和自我批評，把問題擺在桌面上來解決好�！蹦阏f現(xiàn)在我們有些同志，包括有些官員，有的人打電話都偷偷地，怕竊聽，這樣的人恐怕也有點兒事，沒事的也怕――“我還要提拔、升職，領導關系我要照顧好啊”。處處防人，思想怎么交流？思想沒交流，你敢把重要問題擺在桌面上嗎？搞成這樣一個政治氣氛多可怕啊。其實他未必沒想到要防人。但是你說美國搞導彈、搞原子彈，它自稱是戰(zhàn)略防護系統(tǒng)，你想要防，就預示著攻。所以我覺得這是胡耀邦很深刻的一點。
　　我看過一篇文章中說，“封建王朝、皇家宮廷常有這么一種情況，彼此的疏遠就造成了間隙，間隙就造成了猜疑，猜疑就造成了忌恨，忌恨又發(fā)展到仇殺。”我不見得完全同意，但這確實是一個心理衍生的過程�！盃I造彼此信任的氣氛，能夠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能夠擺到桌面上來”，現(xiàn)在我們黨內建設也面臨這個任務啊。
　　我父親下來之后，有一天翻看張聞天的文集，對其中一句話畫了紅筆道：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他用很贊賞的語氣說，“德平你看看這句話怎么樣？”張聞天作為黨的領導人，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反黨集團，以后坐冷板凳，結果他說了這么一句讓人覺得很溫暖的話。
　　人物周刊：他的理想主義表現(xiàn)在哪？
　　胡德平：胡耀邦是善良的，他是很理想主義，但他也不是一味迎合群眾的。比如江青在文革中說，“革命小將們，你們來造反，你們的革命意見都可以直接找主席談�！蔽覀儽贝蟮膶W生一聽這話，鼓掌把手都拍疼了�；厝ブ�后，給我父親一說，他說，“獲得廉價的掌聲也很容易啊�！碑敃r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說，“爸爸你怎么那么說��？”結果他也緊張了，他沒想到兒子會對他質疑，我讓父親那么緊張，我真是……唉。
　　胡啟立同志在父親誕辰95周年的發(fā)言中曾說過，“在反腐敗的時候，胡耀邦就跟我說過，‘寧可一家哭，不能一路哭；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他也不是善良到是非不分，真善美、假丑惡不分了。
　　如果我們的公仆意識中多一份善良，就多一份奇跡。多一份理想主義，就多一份創(chuàng)造。什么叫奇跡？要在我們的公仆意識中，我們的生產(chǎn)目的上，我們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上，我們?yōu)槊駡?zhí)政上，多這么一份善良和理想主義，就會多一份奇跡。
　　我覺得胡耀邦是一個純粹的人，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人物周刊：您父親歷經(jīng)多次政治運動，我想知道，他對政治權術有過思考嗎？
　　胡德平：你說他對權術，對封建這套完全不懂？我覺得他也懂。在“文革”中他給我講，“你看我被打倒了吧？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我就是逸民。這就是對著我們的�！�1967年，他對我說，“唐太宗立李治為太子后，就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貶到邊遠地區(qū)去了。然后對他兒子說，等你繼位的時候，再把他給請回來，你就對李?有恩了�！蹦阏f他不懂這個？他懂。
　　我跟他說，“我在北大時看過韓非子的書�！苯o他讀：和國君接觸要很慎重，國君就像一條龍，龍的脖子下有幾塊逆鱗，龍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摸，就不能摸它的項下逆鱗，一摸逆鱗就會有滅頂之災。我父親一驚，“韓非子說過這個話？”他想到什么呢？當時“文革”中嘛，他想到我們黨內有幾塊逆鱗摸不得，碰不得。你說他不懂這個？他懂。
　　在“文革”中，他幾次給我講，“漢武帝立太子，搞宮廷仇殺，漢朝元氣為之大傷和這都有關系啊�！边@些他都懂。但是如果說大家都玩開這個了，那還行�。繒�記處玩兒漢高祖，國務院也玩兒曹孟德，下面的科級干部也玩兒這個，都玩兒封建權術，那還行？
　　他的信念是：國家富，人民富
　　人物周刊：據(jù)說您父親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最先穿西裝的，這是一種另類的姿態(tài)，他當時是怎么想的？您還記得他第一次穿西裝的情景嗎？
　　胡德平：其實中國的革命不是中國一國的革命，中國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受蘇聯(lián)的影響、受國際的影響，那是不用諱言的。應該說我父親從參加革命開始就受到了國際的影響，他是做兒童團工作的，在少共中央工作的人當時都戴紅領巾。你看參加南昌起義的人也都戴著紅領巾，所謂紅領巾就是領帶，當然也是起義的標志，這是受歐洲影響嘛，領帶是紅的，就是革命，就是要暴動了。你別看紅軍在山溝溝里面比較土，但確實受國際影響、受蘇聯(lián)影響比較大，中國的革命不是孤立的。父親50年代去蘇聯(lián)、羅馬尼亞就穿過西裝。他覺得改革是必然的，社會習俗、生活習慣的改革必然要發(fā)生。
　　人物周刊：您父親對于新鮮事物似乎一直保持著開放的態(tài)度。
　　胡德平：他不但穿西服，還提倡分餐制呢。他說咱們中國人吃飯時都在一個盤子里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不衛(wèi)生、不文明，他比較講文明。他穿衣服倒不講究，但都是干干凈凈的，他在生活上比較粗心。穿西服和分餐制，考察時坐中巴――他希望可以和大家聊天，這些個都保留下來了。他還特別喜歡印度電影《流浪者》，他說“這個電影好啊，這么深刻、感人。”這部電影1955年首次在中國放映，真是風靡一時，都迷它的歌，我們欣賞《拉茲之歌》，這個恐怕有階級性。（笑）當時我們還在中學，男生唱《拉茲之歌》，女生唱《麗達之歌》，手風琴一拉，大家一起和聲，很打動人。中國電影我知道他看過《柳堡的故事》，好像他說起過陶玉玲，那以后他也不怎么看電影了。
　　他對商品有品牌意識，但是他的品牌意識更多的是用在政治上。我記得1950年代，他在上海對工人講話，他說“你們的干勁是永久牌，你們的技術是飛鴿牌”。
　　對于外國的廣告，他還寫過一段批示，我記得有一個美國汽車廣告――“克萊斯勒”，他說這個廣告形式效果好。還做過批示說人家的廣告寫得好。他諷刺我們國內的有些廣告，“‘某某表世界一流’，搞得很庸俗，不好�！�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您父親辭職以后寂寞嗎？
　　胡德平：看他的人也很多。他給我抄了一段馬克思的語錄，“人們常常對身邊發(fā)生的歷史事件，遠遠沒有看到其對歷史的嚴重影響及后果�！�
　　人物周刊：辭職后，他表達過有什么遺憾嗎？
　　胡德平：反正從我們家屬這方面說，我就覺得他一生很值得。甭管他是否辭職、是否在位，他的一生真是很值了。他有什么遺憾的？！我妹妹的書里不是寫過嗎――他也沒有想到他會坐到這么高的位置，也沒有想到他下來后還有這么好的名聲。
　　人物周刊：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座談會時，您和家人是什么心情？
　　胡德平：自從他去世之后，我就一直認為他的一生過得很值，在他去世之前我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去世之后，這種觀念是越來越清晰。
　　人物周刊：有評論說，您父親與現(xiàn)代西方社會接觸不多，對現(xiàn)代西方思想現(xiàn)代西方文明了解有限，這造成了他的局限性，認為他更多憑善的直覺、人道的本能來認識中國政治，反思和批判力度有限，是這樣嗎？
　　胡德平：他對于西方和西方文明的了解確實有限，我黨40年代以后出生的領導人在這方面很有優(yōu)勢。但胡耀邦說，“馬克思也沒見過電燈，也沒用過電話，也沒和恩格斯通過電話。”胡耀邦的自然知識和社會科學總知識體來說是缺乏的，因為他是一個只上過初一的學生。他在革命隊伍中學的是革命理論和黨的工作。但是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老一輩革命家為什么可以領導中國13億人民的改革開放大業(yè)？因為他們有獨特的法寶。這個法寶就是在革命戰(zhàn)爭中形成的為人民利益徹底奮斗的堅定立場，和敢于勝利、敢于決戰(zhàn)的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他能夠把這兩者統(tǒng)一起來，立場是堅定的，方法是多樣的，這集中反映在他1983年2月去深圳視察工作，臨別前對深圳的題詞上：“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彼麨槭裁磿�有這種思想呢？我們整理父親的照片，看到他在延安時期，穿著國民黨的軍裝，戴著“紅軍建軍十周年紀念章”和“青天白日”的帽徽，照的相片非常多，有8張，他或者在演講，或者和戰(zhàn)友合影，或者單身照。這個戰(zhàn)爭史實告訴我們，在紅軍變成了國民革命軍，戴上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帽徽，整個軍服都換成了國民革命軍軍服的時候，紅軍將士特別珍惜“紅軍建軍十周年紀念章”。這也證明了胡耀邦的立場和方法論價值取向。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立場和方法的關系？僅有政治立場，沒有先進的科學的方法也可能導致社會的停滯。
　　胡德平：但是，我也不想留下這樣的疑問，就是說立場高于方法，認識論高于方法論，因為方法論也是實踐論。你沒有方法，紅軍不改編成八路軍，你怎么打平型關之役啊，你怎么開辟敵后根據(jù)地呀。所以我們的方法在改變，我們的立場是不變的，我們團結的人就更多了。
　　我可以給你念一段1986年《人民日報》登的關于撒切爾首相接待胡耀邦帶領的訪問團的文章：撒切爾首相的接待還是很友好的，但是她這位有名的“鐵夫人”畢竟總要頑強地表現(xiàn)一下她堅強的個性。在為胡耀邦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發(fā)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也是一次政治性的交鋒。撒切爾首相在宴會中講話說：“總書記先生，您將訪問大英博物館，具有影響力的十九世紀的大思想家――馬克思在那里曾度過許多時間。如果您的訪問能長一點，我就會建議您也到Kirkcaldy訪問，那是亞當•斯密出生地。馬克思經(jīng)常抱怨他本人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在亞當•斯密分析經(jīng)濟行為的著作――也被馬克思認為是經(jīng)典之作的《國富論》中也沒有直接提到資本主義�！�
　　撒切爾夫人政治上是非常明朗的，她通過這樣的表達方式，試著要給我們一個挑戰(zhàn)，也就是說要“少談主義”。胡耀邦在答辭中做了很得體的回答，“剛才首相閣下提到的馬克思和亞當•斯密，的確在英國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有如群星燦爛的杰出思想家、經(jīng)濟學家、科學家、文學家，斯密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國富論》是近代中國最早翻譯成中文的西方重要著作之一。這部著作高度評價了勞動在價值創(chuàng)造中的重要作用，深刻分析了近代社會的經(jīng)濟生活，因而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就同德國古典哲學和法國社會主義學說一起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中國共產(chǎn)黨認為，馬克思主義要發(fā)展仍然應該不斷的吸取和概括當代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最新成果。任何先進的哲學思想都不應當成為教條，而是激勵人們不斷進行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精神動力，應當隨著實際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我們中國人現(xiàn)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于這樣的邏輯，我相信我們兩國可以，而且應該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差異，積極地推進我們之間業(yè)已存在的友好合作關系�！�
　　這不也是立場和方法論的統(tǒng)一？你要真發(fā)展這樣的友好關系，是不是既要堅持我們的立場也要改變我們的方法呢？人家說一個你就駁一個，稍微有個不同的意見就不訪問人家了，這個怎么行呢？這種講話我說在哪也都說得過去啊。你說這是一個不懂西方的人嗎？我說這個是共產(chǎn)黨的哲學。
　　人物周刊：如果讓您用幾個關鍵詞來概括您父親的話，您會用哪幾個詞？
　　胡德平：感性地說，“紅軍建軍十周年紀念章”和“青天白日帽徽”共存的相片給我思想打上的烙印最深。在當時他們戴這種紀念章和青天白日帽徽，他們的思想活動就反映了他的立場、方法、認識論和方法論，反映了他們終身奮斗的精神和為人民負責的精神。
　　另外，他1983年就說了“三個有利于”，但非最早。他說，“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于國家的興旺發(fā)達，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志。”這是他的價值觀�！墩撜Z》里，子貢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我也開個玩笑吧，如問我父親，“必不得已，三個有利于，只能保留兩個，你保留什么？”胡耀邦的講話中有，“國家富，人民富�！比齻�里面他取了這兩個，如又讓他在這兩個里面選最重要的一個，他說過，“就是怎么讓人民富起來。”這是子貢問政的一個現(xiàn)代版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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