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時：北大教授朱青生的教學觀

　　朱青生和他的學生們

　　朱青生在京郊懷柔鄉(xiāng)間有一處小房子，房前有兩塊一人多高雪白的石頭。關(guān)于這兩塊石頭，朱青生和他的學生們在1998年秋天有個浪漫的約定，20年后的這個時候，從各國學成回來的子弟，有心有意有力者，再回到這小屋前，把石頭漆紅，把姓名刻下—為了合作寫一部更現(xiàn)代更全面的《藝術(shù)史》，或者，為了給那段師生相互砥礪相互溫暖的歲月畫一個美滿的句號。

　　這志在遠大的圓滿，在“圈中人”的形容里，又是小溫馨小故事，平常、平凡里，動情的時分—

　　1999屆本科畢業(yè)生劉子珍：

　　……他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學生也喜歡和他在一起—談學習、談生活、談做人，說到肚子餓了，就去吃飯。他經(jīng)常請我們吃飯，雖然他的工資并不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臨近年底，看到系里給他工資單，雜七雜八的扣除下來，好像只剩了100多塊錢……

　　……朱老師不抽煙，但是喝酒。經(jīng)常，喝完酒，在未名湖畔閑聊，很久，月亮高懸、星辰滿天、涼風習習。很是愜意。每次我們都是后來才想到，他媽媽和他兒子，可能需要他更多的陪伴。那時他的夫人還在德國求學……

　　……我畢業(yè)到廣州工作后，一次朱老師參加《中國水墨實驗20年》，來廣州，叫上我去聊天，舉了很多其他同學上進不懈的例子。我知道他內(nèi)心想暗示我要再努力又不好意思明說。中午吃飯，這桌不夠，朱老師從鄰桌取別人吃剩的饅頭、菜來吃，并不是為了特立獨行，而是真正的好胃口，并覺得浪費不好。那時突然記起我們在畢業(yè)時吃的一頓飯，面對就要走向社會的我們，朱老師忍不住教起了餐桌禮儀，告訴我們?nèi)绾尉妥�，怎么喝湯，怎么拿勺子等等…�?

　　是“永生難忘的‘頭腦風暴式’的節(jié)日，是安詳默契的山中漫步”……

　　在讀研究生彭俊軍：

　　1998年元旦，在北體附近的工作室，朱老師給我們做了七個講座，朱老師講，我們隨時打斷、討論，然后朱老師再講……如此連續(xù)工作了三天，除了吃飯，中間沒有休息。困了就去睡覺，睡醒了繼續(xù)聽。感覺自己腦子都被充分激活，精彩言論層出不窮。絕對是一次奇妙的精神之旅。

　　上研討課，我們有時會去朱老師在懷柔的小屋。在山中，我們很早起床，工作之后，到山里散步，很長時間，那時候我們變得非常安靜，只有山風、蟲鳴、流水聲和腳步聲。

　　這個似乎跨越了嚴謹治學、詩意生活的“朱青生圈子”，從本科生到博士，從本校的到外地的，有從分子生物學改行的，有先前學國際政治的，各色人等，個性紛呈，“把大家粘聚在一起”的，被他們自己總結(jié)為：“共同的對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踐行”，“日益孤獨而平淡的校園里殘存夢想的放大、展開和飛翔”。

　　8月18日，北京大學藝術(shù)學系教授朱青生和他的學生們從山東考察漢代畫像回京。燕南園64號院又忙碌起來了�！端囆g(shù)史》課程建設(shè)報告在做最后整理，漢畫磚研究的數(shù)據(jù)庫需繼續(xù)增補，為中華世紀壇建世界藝術(shù)博物館的策劃正在進行中……地板朱紅、書架雪白、花木蔥蘢的小天地里，忙碌也是安靜的從容的。

　　理想遭遇現(xiàn)實

　　這從容忙碌的核心，朱青生，中年、高大、戴黑框眼鏡、穿不太白的白圓領(lǐng)衫的教授先生，又似乎是一個時刻要從事務(wù)里抽身反觀自省的角色。

　　“大學是人類鍛造理性、尋求理想之地。在大學里執(zhí)教，就是和同行和學生在一起，從專業(yè)的角度，遵循科學的方法，為人類理性的保證—大學活動而勞動。社會地位的高低同我的思想程度的高低毫無關(guān)系，收入的多寡同我學術(shù)工作價值的多寡毫無關(guān)系。”

　　從80年代剛剛開始執(zhí)教中央美院就開始思考“大學性質(zhì)”的朱青生，1987年調(diào)入北大，其中1990年到1995年間，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并獲得博士學位，十余年北大教師的崗位，沒有例外地，經(jīng)歷了各式“現(xiàn)實的齟齷”，然后習得了“策略地理想、溫和地堅定”。

　　1995年，朱青生在博士論文完成后的一個星期就“急火火”地從德國趕回北大—在這時候，朱青生并不認為他的“急切”可以被理解為“沒能耐、在國外留不住”，結(jié)果就是母親、兒子，一家三代人被安置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宿舍里。

　　接下來，這位留洋博士，一如既往，恢復(fù)了一邊上講臺；
一邊“自我進修”的習慣，至今旁聽了20幾門課的朱青生，像個本科生一樣，選課、聽講、記筆記，“甚至課下還要問問題”——這個時候，朱青生本人當然也不會懷疑自己這般樣“踴躍好學”可能被“看輕”、被看做是“做秀”，直到回國后第五年，他的課堂里發(fā)現(xiàn)了一位旁聽的教授，一位從慕尼黑大學留學回來、頗有同好的先生。

　　2002年9月，才學卓越的哲學系副教授陳嘉映因“不符合學校的某些規(guī)章”長期無法升為正職，決意離開，朱青生情急之下給校長寫信，“請留陳嘉映！示以尊敬，施以優(yōu)渥。慰留不成挽留之，挽留不成強留之，強留不成，負荊天下……”然而，陳嘉映終是不在北大了，朱青生深有“物傷其類”的悵惘。

　　曾經(jīng)為一個學生的專業(yè)教室，拿著校長的批件，去“有關(guān)部門”談話22次的教授朱青生，他的悵然還不止于此—當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整個藝術(shù)系圖書館的藝術(shù)史專業(yè)藏書不過2000冊（在海德堡大學是排起來可以綿延以公里計）；
又何止是詫異，當朱青生終于承認：當以科學和理性安身立命的大學，缺乏嚴格的學術(shù)規(guī)范，思想活動混同于科學活動，不少文科的博士論文形式幼稚，不是科學的報告，更像一部文學作品；
學術(shù)評估標準含混，好壞不分，良莠不齊……職位晉升原則松弛，論資排輩，更像是福利制度……

　　“后來，啊，原來，凡是這個時代中國社會里有的，在大學里，一樣不落地，都有�！睂τ谧约旱倪@個徹悟，朱青生幾乎沒有憤慨或者嘲諷的興趣，而表現(xiàn)為“善解人意”—“問題不是出在某個教授某個領(lǐng)導(dǎo)身上，也不是哪個個人就能全面扭轉(zhuǎn)的�！�

　　這位1998年、2002年兩度被北大全校學生選為“最受學生愛戴的十佳教師”的先生，一方面，在學術(shù)研究上，一是選擇了寂寞的基礎(chǔ)工作，多年不輟地堅持專業(yè)圖像數(shù)據(jù)庫建設(shè)，仔細核對每一塊漢代畫像資料遺存，二是直指問題根本，對既有藝術(shù)史觀念提出質(zhì)疑并求證，為現(xiàn)代藝術(shù)辯護和解說……另一方面，把實現(xiàn)理想的路徑更多地定在了“引領(lǐng)學生、寄望后來”上面。這個被同事朋友戲稱“充滿碰壁感”、“生活在自己建造的世界里”的頑固的理想主義者，開始與他的學生們一起，“建設(shè)自己的大學”。

　　堅持“自己的大學”

　　關(guān)于這所無形的“我們自己的大學”，有如下關(guān)鍵詞：理性精神、反省能力、高尚的智慧、無私的溫存、開張的心懷、完整的人性、審慎謙遜、懷疑創(chuàng)造……這些美妙的詞組，對于朱青生和他十幾年來的5000多名學生，意味著縝密的設(shè)計、艱苦又樂趣橫生的堅持。

　　朱青生先要抓住的是課堂。從1985年開始教授《藝術(shù)史》，朱青生堅持不重復(fù)講授同一門課，“即使是同一課題，也在具體內(nèi)容、教學手段、專題側(cè)重等方面進行全面設(shè)計”。引進國際學術(shù)界最新資料信息，請外籍教授講座……除了課外功夫，朱青生主持課堂，著意落實課程的“科學性、藝術(shù)性、當下性、互動性、思辯性……”學生間流傳著不少類似“老朱二三事”的段子，可以佐證：

　　《藝術(shù)史》是面向全校的通選課，最大教室的最大容量是500個座位，可是多年來每期總在600人以上，窗臺上過道里，人滿為患。老朱一面同情，一面關(guān)注公平和效率，“為了讓大家不必急著占座，好好吃晚飯，散著步來上課”，專門請人編程，根據(jù)某種平均分配原理，排出一個學期每人每次聽課的座次，然后600多號人蜂擁去領(lǐng)座位卡，按照黑板上的“座位分布圖”定位。還有，因為課堂向清華開放，為盡賓主之意，讓助教買來50把藍色塑料凳，再請北大學生把正式座位騰出來給客人，自己坐上“清華凳”。還是座位的問題，因為擔心席地而坐的同學受涼，老朱又向京郊農(nóng)民訂做了一批暖和干凈的蒲團……

　　座位問題解決了，正式上課了！棄射燈不用，在燭光里看希臘雕像，從古詩詞隱含的典故到拉丁詞根的衍生，從中國寫意山水到野獸派，擅長營造氣氛的穿插著五門外語信息的活潑的先生，每到鈴響，必是引得全體聽眾恍然，然后再被團團圍困，直至工友催促鎖門。然后是別出心裁的考試：不是讓你在“齊白石給毛主席畫像時什么掉在地上？畫筆？眼鏡？帽子？”中做出選擇；
就是，讓你“提問題”—筆記講義里能做出答案的問題，零分，越是找不著答案的問題越得高分……

　　將課堂上師生的面對面奉為“機緣”、“生命的交流”的朱青生教授，除了課堂上的感召，把很多精力放在“重建學術(shù)規(guī)范”最基礎(chǔ)的細節(jié)上。科學閱讀，20分鐘之內(nèi)獲取基本信息的八個要點；
思考閱讀，讀中思、讀后思、不讀思的三條路徑；
學外語增進對母語理解的妙處；
引得、研究資料卡片與論文的關(guān)鍵詞提法；
學期報告的規(guī)范，從稿本大小到引證資料的復(fù)核到科學語言的要求；
科學論文注釋與哲思的區(qū)別，科學論文注釋與通俗注釋的區(qū)別；
關(guān)于翻譯、關(guān)于考試……

　　朱青生把他的“科學、理性”的大學理想細化為點滴的規(guī)矩、日常的范例，然后口傳心授，把心得告訴來聽課的、來電話、來家里作客的學生；
具體問題具體回答，把它們寫成信寄給苦惱的提問者；
再然后，這信這實用親切的文字開始在學生間流傳；
最終，四年后，它們被有心人搜集整理出來，在2001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面向了更多的“在追求科學、理性的大學路上摸索的人”。

　　這本封面鮮紅、10萬字、至今出第三版、被一些大學定為教材、32開本的小書《十九札—一個北大教授給學生的信》，還收錄了朱青生對藝術(shù)、對科學、對大學、對知識分子、對自我更深闊的追問—既工具又多思，宏觀里有細末。

　　在《關(guān)于教師》一封里，在對大學里各個等級的教師的資格和職責做了詳盡的“引證”之后，朱青生深情回憶了自己的榜樣—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沒有請過一天事假、送父親手術(shù)、照顧癱瘓外婆，“還要不遲到”，經(jīng)常在路上奔跑的母親，“……路上那個老教師的奔跑，負載的是萬代的師心�。∠氲竭@里，我就覺得自己做得不好，需要時時提醒自己……”

　　在獲得“最受愛戴的老師”稱號后給北大學生會主席的一封信里，這位“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情深意切地剖白，“（我的）這種向?qū)W之心，（比如正在學習第六門外語，比如常備生字本于手邊）正出于我們這代人的先天的匱乏和補償之愿望”；
時代的大命運里，現(xiàn)實的打磨，日月的蹉跎，“后天失調(diào)前程有限的我”，“常常悵看天下風起云涌，空有其心而已，然后只有拼命、變本加厲地教學生”。

　　多年來，撇下妻子在德國，除了假期短暫的團聚，朱青生一直只身一人在北大。漸入中年的先生，對“北大教授”這樣一重身份，仍然不能有平常心。朱青生兩年前開始擔任元培計劃導(dǎo)師委員會主任，委員會中陳來、陳平原、朱蘇力等等，都是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盡心盡力的同齡人。“我想到‘北大’，想到‘中堅’，啊呀，如今到了我們這一代了。如果說我們恰逢其時，可是，我們做的……我老是擔心，可千萬別出什么差錯，可千萬別應(yīng)當做好的沒有做好……”

　　“常常中夜起座，不能入眠。”朱青生這樣說的時候，有忽然的憂愁，有長久的停頓—沒有人會覺得這句話是一種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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