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雞頭”改變的村莊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我哭不出聲來，我用牙刷盒子把我的左手腕鋸開了一個口子。這時××來了，他用力箝住我，扯我的褲子……××走后，我繼續(xù)割腕，割開了一寸三分長的口子。我邊割邊用自來水沖洗，以使血流得快些。我想我沒有臉見我的爸爸媽媽了，割腕的嚓嚓聲中，我的眼淚不停地流。
———摘自小翠（化名）申訴材料第20頁
在當?shù)�，以非法組織賣淫為業(yè)的分工嚴密的“雞頭”集團已猖獗了近十年之久，為數(shù)眾多的當?shù)厣倥獾綒埡Γ?br>
當?shù)氐拇玖济耧L正逐漸改變：就像任何一種賺錢行當一樣，做“雞頭”變成了一種職業(yè)；
“不重生男重生女”，在當?shù)貛壮涩F(xiàn)實。
2002年11月中旬，一名讀者向記者報料，透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湖南省溆浦縣有一批被稱作“雞頭”的人，他們拐帶女孩，強奸她們，并強逼她們賣淫。
那位讀者說，幾年前當?shù)匾晃幻袕埾Ｉ睦先藢Α半u頭”現(xiàn)象進行了調查，掌握了大量事實，并帶領一些受害女孩家長進行抗爭。但這些抗爭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幾天后，記者前往張希生老人的家鄉(xiāng)溆浦縣低莊鎮(zhèn)，展開了調查。
在張希生家
溆浦在湘西，從長沙坐車西行，還有近十個小時車程。這是個有文化底蘊的地方：兩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于此，并寫下了千古名篇《涉江》。
正是初冬時節(jié)，陰雨天氣已綿延了好多天。11月16日，冒著蒙蒙細雨，在換乘了火車、長途客車、小公共汽車和“慢慢游”（當?shù)貙喴讬C動車的稱謂）后，又踩著泥濘在鄉(xiāng)間小路上步行了一個多小時，下午七八點，記者終于到了張希生的家———溆浦低莊鎮(zhèn)荊湖村。
一個極為普通的鄉(xiāng)村人家，不尋常的是，堂屋的四壁上貼滿了條幅。一幅狂草格外醒目：“當年保衛(wèi)一方安，蛀蟲害馬亦膽寒。刀上有鋼草木斷，心中無私天地寬�！睆埾Ｉ睦掀拚f，這是張平時感嘆時局寫下的明志之言。
在溆浦，張希生是個大大有名的人。村民們對他的評價是：嫉惡如仇，為人熱忱，好打抱不平。更難得的是，他懂政策和法律，所以村民們有事總愛找他。根據(jù)張妻的介紹，多年來張希生共協(xié)助當?shù)鼐狡偏@了300多起案件。
“晚了，你們來晚了，他現(xiàn)在進監(jiān)獄了�！睆埰拚f。年中，62歲的張希生在帶領一幫老人到有關部門反映一情況時，因人群中出現(xiàn)過激行為而被抓。9月，張以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被判7年徒刑。
將擠在門口看熱鬧的孩子們趕走后，張的兒子張妙林小心翼翼地從里屋找出一個油紙口袋，低聲說：“這就是村民們反映的材料�！�
這本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厚厚材料，張希生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整理出來，它記錄了該鎮(zhèn)7名被騙外出賣淫少女及其家人的血淚控訴。這本能僥幸保留下來的控訴狀，真實記錄了發(fā)生在少女們身上的令人發(fā)指的一幕：
血淚控訴：被騙外出、強奸、被迫賣淫
1998年12月2日。一個令低莊陽興村農(nóng)家女小蓮（化名）終生難忘的日子。她和同村女孩小翠（化名）、荊湖村的小菊（化名）、月塘村的小梅（化名）———她們的年齡在14至16歲之間———在鄧娟等當?shù)嘏ⅰ暗酵饷嫱嫱妗钡挠握f下，被從家門口帶離開。
后經(jīng)證實，鄧娟等是受“雞頭”龔海建指示的。鄧娟早年被龔海建帶出去，后來成了“二雞頭”。
第二天，在龔海建等人的帶領下，小蓮等4名女孩被騙到廣西貴港市一家旅社住下。當晚，在夜幕的遮掩下，罪惡上演了。借助小蓮、小翠等人的回憶，我們得以接近那個血淚斑斑的夜晚：“我聽到小翠的房間里傳來噼噼啪啪的打斗聲和哭聲，起身去看。原來張貽勝（龔海建同伙）摸到小翠的房間，捂住小翠的嘴，要強奸她；
小翠不從，掙扎著跑到窗邊，說：‘誰敢逼我，我就從樓上跳下去�！瘡堎O勝走過去，噼噼啪啪就是幾個耳光，又兩腳踢在她的小腹上，說：‘你覺得老子不好，那你就和張明（龔海建同伙）睡去！’小翠仍然不從，張貽勝將她的鞋脫掉，用鞋打她的嘴，我看見小翠的嘴血沫飛濺，臉一下子就烏青著腫起來�！�
———摘自小蓮1999年3月28日控訴材料第12頁
小蓮、小菊、小梅分別遭到龔海建同伙的強奸，小翠幸免。
第二天白天，小翠曾想買刀片割腕自殺，但她沒錢。這天晚上，她最終沒有逃脫厄運：
“張貽勝過來抱我，我一動他就打我耳光。他用一只手箝住我的手，用一只腳扣住我的腳……”
“我恨死了他們，我說我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可是他們不許，張勇說，‘你得接客去，接了客有了錢，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摘自小翠控訴材料第8、20頁隨后小翠被“以5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個50多歲的老頭子”。
4名女孩就這樣在貴港開始了賣淫生涯。在那里她們遇到了很多來自低莊的女孩。不久，4名女孩中的3名分別被帶到南寧、深圳、北海，在那里，她們也遇到了很多低莊女孩。
除了這4名女孩外，材料還附帶另外3名女孩的控訴，其中一名女孩是張希生的外侄孫女，她被拐帶強迫賣淫時只有13歲。而另一名13歲女孩小華（化名），在小蓮等4名女孩被帶出后的第二天，被雙井鄉(xiāng)人張某等帶走，在40多天里接客70余人，后來患上了嚴重的性病。
在控訴材料的最后，小蓮是這樣結尾的：“聽老人講，過去有一首歌，說生活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婦女在最底層，看不見太陽，看不見的天，數(shù)不盡的日月，數(shù)不盡的年。多少年多少代，盼得鐵樹把花開……我在想，鐵樹真的開花了嗎？”
家人：從抗爭到絕望
為了找回女兒，小蓮的家長們曾想求助于警方，他們到低莊鎮(zhèn)中心派出所報了案，卻石沉大海，沒有音訊。
無奈之下，古月瑞（小蓮的父親，化名）、張剛（小翠的父親，化名）等決定自己去找。這時他們已知道女兒是被龔海建一伙帶走的，他們找龔海建的父親要人，哪知龔父哈哈大笑，斜著眼睛，嘴角一撇說：“你們還想報警？我兒帶女已不是一兩回了，你聽說誰來抓過他？再說，低莊這么多‘雞頭’，你又聽說誰被抓過了？”
最后，被逼纏得無法脫身的龔父被迫帶古月瑞等前往貴港。其時小蓮已被帶到桂林賣淫，一直等到晚上6時，古月瑞才看到自己的女兒：她面黃肌瘦，渾身發(fā)顫，不敢說話。但他什么也不敢說，在接女兒走時，他看見一群群“雞頭”“惡狠狠地”盯著他倆，眼神“像要殺人一樣”。
同去的小菊母親則沒有這般“幸運”：“雞頭”并未如約將小菊帶來，傷心絕望之下，她跑到小菊“上班”的旅社門口哭喊起來。但“誰也沒有理她”。
回到低莊后，小蓮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不言不語。她說曾想向當?shù)鼐綀缶�，但有一次來了個警察，聽說她只有14歲，便罵“雞頭”：怎么這么小的也搞來了？
憤怒之下，古月瑞決心聯(lián)合其他幾個家庭，向公安局舉報。但是他們跑了很多次，也沒有結果。后來經(jīng)人指點，他們找到了張希生。就是從這時起，張希生老人帶著他們走上了漫漫求助路。
1999年初，他們偶然中聽說低莊派出所將一名涉案“雞頭”抓獲，曾非常欣慰，以為正義將得以彰顯，但很快便失望了：這個雞頭不久就被縣公安局放了。
為此，張希生曾帶領古月瑞們找到時任溆浦縣公安局局長的沈某，張希生大聲質問：為什么會這樣？沈局長很尷尬，讓張希生“坐下好好講”，但張希生講到激憤處，把材料往桌上重重一摔，一拍桌子站起來，兩眼直視局長：“這么小的女孩子……這件事你們有什么理由不解決？”
惟一的“勝利”是找回了小菊、小梅二人。但為了讓她們回家，她們家人各出了1500塊錢，作為辦案人員的“差旅費”。關于此事，張希生和一名辦案人員有過一段值得玩味的對話：
張問，你們辦案怎么向受害者伸手要錢？對方答，暫時由他們墊支一下，等抓到罪犯弄到錢，再還他們。張希生又問，按國家規(guī)定，你們不是吃公糧的嗎？答，這個規(guī)定那個規(guī)定算得了什么數(shù)？鎮(zhèn)上說了才算數(shù)！
在當?shù)胤从城闆r沒用。當年6月中旬，張希生帶古月瑞們到省城長沙告狀，他將自家的糧食賣了，給了同去的12個人每人100元錢作路費，以致回家后自己都沒有糧食吃了。
四年下來，他們告狀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古月瑞說，“就像一塊石頭丟進水塘里，泡都不冒一個�！睆埾Ｉ蛔ズ�，他們更是徹底死心了。
低莊有多少“雞頭”？
2002年11月19日，湖南某監(jiān)獄內(nèi)，張希生接受記者采訪。
“這些喪盡天良的家伙，個個都該判死刑。”盡管是在監(jiān)獄的會客室里，這個倔強堅毅的老人仍然斗志昂揚，聲音洪亮，透過鐵欄桿望去，老人的眼神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犀利。
低莊到底有多少“雞頭”？
老人說，幾年來，他對低莊每個鄉(xiāng)村都作了細致入微的調查。他采取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抽樣調查的方法進行了統(tǒng)計，結果發(fā)現(xiàn)，每個村都有數(shù)十個“雞頭”，低莊鎮(zhèn)共有25個村，按最保守的統(tǒng)計，整個低莊差不多有500到800個“雞頭”。
11月23日，記者從溆浦警方得到一個非正式統(tǒng)計的數(shù)字，一名警官說，通過他們多年的觀察，低莊的“雞頭”估計有近千名。
“雞頭”的產(chǎn)生，應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那時湖南刮起了一股南下打工潮。一些既無文化又無資金、技術，更不愿意吃苦，卻又夢想一夜暴富的人打起了拐賣婦女的主意，但很快他們就發(fā)現(xiàn)：組織賣淫來錢更快，這些人就搖身一變，又成了“雞頭”。
“雞頭”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一批“雞頭”很快暴富起來。記者在低莊采訪期間，不時聽到類似的“傳說”：誰誰誰當年如何如何、后來收手不干了、家中資產(chǎn)若干等，說者口沫橫飛，艷羨之色溢于言表。
“雞頭”組織的內(nèi)部運作
一名收手的“雞頭”透露，“雞頭”一般是有組織的，而且很多帶黑社會性質。
一個大的“雞頭”組織，內(nèi)部有嚴密的分工：有“扎地盤”者，負責到一個地方“開辟市場”，交結官吏，尋找靠山，并負責協(xié)調和其他“雞頭”組織、黑道幫會的關系，有時還充當打手；
有“帶貨者”，負責在家鄉(xiāng)或者別的什么地方組織“原材料”，并送到目的地；
有“媒子”，負責引誘、勸化、培訓被拐來的女孩，最終讓她們完成“職業(yè)化”過程。
一般來說，“媒子”通常由曾經(jīng)被“雞頭”拐出賣淫、后來被馴服變得死心塌地的女人（“二雞頭”）擔任，她們引誘女孩不容易引起戒心。當女孩不從時，往往是“雞頭”唱紅臉，她們唱白臉，用“在家呆著有什么好，不如跟我們出去賺錢”之類的言語進行洗腦。培訓的內(nèi)容，包括強行組織女孩觀看現(xiàn)場性交表演，以去掉她們的羞恥心和防衛(wèi)意識，傳授“職業(yè)”技巧，并進一步教會她們?nèi)绾螐逆慰蜕砩厦沈_、詐取更多的錢財。
根據(jù)小蓮、小菊等的指控，以及張希生的調查，龔海建一伙就是很典型的一個“雞頭”組織。但龔海建一伙并非低莊最大的“雞頭”組織。張希生說，最大的要算陳某，一個村的村委會主任。陳過去當“雞頭”時，手下控制著至少100多個“雞頭”。這個說法在警方那里沒有得到完全的印證，警方同時說，“他現(xiàn)在好像已經(jīng)不再做‘雞頭’了”。
那名已收手的“雞頭”說，和那些單打獨鬧的“雞頭”相比，“雞頭”組織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單獨的“雞頭”一般只敢對一個女孩下手，“雞頭”組織可以一次性對一大批女孩下手。“雞頭”多以“大家一塊出去玩”、“介紹到某地打工”、“談戀愛”等名義引誘女孩，一旦出門就施以暴力迫使其就范。
猖獗的“雞頭”現(xiàn)象背后
除利益驅動外，張希生將低莊“雞頭”泛濫猖狂的原因，歸結為警方某些人的縱容和不作為。以龔海建拐帶小蓮等為例，他一直認為警方某些人和“雞頭”之間，有某種不可告人的往來，所以根本就不管這個案子。
11月24日，溆浦縣公安局刑偵大隊一位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說，張希生誤會他們了。實際上他們曾經(jīng)派人調查過此事，還于2000年8月將龔海建刑事拘留，并移交檢察院起訴，龔后來還被判了刑。但龔的同伙，限于條件，公安局沒能將他們一一抓獲。
這個“限于條件”，指的是什么？
該負責人說，公安局面臨嚴重的經(jīng)費短缺。該局幾百號人，一年包括工資和行政、辦案經(jīng)費在內(nèi)，只有200余萬元。很多干警每個月只能拿不到一半的工資———比如他自己，每個月工資只有400元到600元，還經(jīng)常得為某個基礎工程或者公益事業(yè)捐贈。
人手緊張也是公安局面臨的一個問題，有些鄉(xiāng)一個派出所就只有一個人，連辦公室都沒有。“這個警察又要維持日常的治安，又要長途跋涉去解救被拐少女，還要捉拿‘雞頭’，他辦得到嗎？”
該負責人說，不僅如此，他們還面臨著法律上的一些困難。法律規(guī)定，要指控一名“雞頭”涉嫌組織賣淫，就得提供齊全的證據(jù)：除了要有賣淫者、組織者的口供和證據(jù)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要有嫖客的口供和證據(jù)———“但嫖客往往是流動的，你到哪里找？”
“在很多時候，我們抓到一個‘雞頭’，明明知道他拐帶組織賣淫了，你就是沒有足夠證據(jù)辦他，你說我們著不著急？加上經(jīng)費的困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只能對他們進行治安處罰，罰一點款了事�！边@位負責人說。
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在此背景下，幾年來有多少女孩被“雞頭”帶走？
對此問題，張希生也無法回答。
據(jù)古月瑞說，他所在的陽興村，幾年來已有半數(shù)以上女孩遭到“雞頭”的毒手。
校園和“雞頭”的“戰(zhàn)爭”
據(jù)了解，近幾年來，“雞頭”已把罪惡的黑手伸向了當?shù)貙W校。
2002年11月20日上午，按照張希生的指點，記者來到低莊某學校。和記者見過的其他中學相比，該學校除了緊閉的校門，還有高得有些異乎尋常的圍墻。
記者要找的是鐘建云（化名）老師，四年前，他尚在念初二的女兒小惠（化名），從這里被騙到了外地。
那時學校不像現(xiàn)在這樣實行封閉式教學，小惠愛到校門外玩，后來就認識了一個叫李明的年輕人。低莊人李明時年18歲，無業(yè)，平時偷摸嫖賭，打架搶劫，曾被勞教過。李明對小惠說，他要和她“談戀愛”。
1998年10月，小惠被李明帶到浙江。鐘建云夫妻天天請假外出尋找，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沮喪中，精神處于崩潰邊緣的鐘妻臥軌自殺，幸被人救起。
出走一個多星期后，小惠打來電話，向鐘哭訴李明用衣架打她，將她的眼睛都打出血來，因為她“不聽話，不服從安排”。鐘建云夫婦大急，跑到李明家中，逼迫李明父親一塊外出找人，兩個月后終于將女兒找回。
小惠絕口不談在浙江的遭遇，鐘建云夫婦只好將她轉到幾百公里外的一所學校讀書。不久，小惠被檢查出宮外孕，在手術臺上歷經(jīng)生死之后，這個14歲的初二學生終于向父母哭訴了事情真相：李明是個“雞頭”，他將小惠帶到江蘇南通后強奸了她，給她吃搖頭丸，并逼她去“掙錢”。
鐘建云夫婦雖然震驚，卻不敢報案，除了擔心名譽受損外，主要害怕受到“雞頭”更厲害的報復�！澳悴桓市挠帜茉鯓�？”
該中學隨后宣布實行封閉教學，并將學校的大門和圍墻加高�！斑@就像一場戰(zhàn)爭，高高的圍墻就像一堵城墻，‘雞頭’們想方設法要攻進來，老師們千方百計要守住�！币晃焕蠋熣f。
其實，“戰(zhàn)爭”從1997年左右就已經(jīng)拉響，小惠的遭遇只是眾多“戰(zhàn)役”中最為慘痛的一起：她的父親是老師——如果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能保住，這樣的防守是怎樣的軟弱和悲壯？
在這位老師的記憶中，鎮(zhèn)上隔三岔五就會傳來消息：某中學某年級女生又被“雞頭”帶走了。記者從該縣公安部門得到的情況是，類似的案件在溆浦每個月至少要發(fā)生好幾起。對此，老師們起初感到憤怒，繼而感到無奈，隨后就麻木起來。
“雞頭”們最肆無忌憚的日子，是在1997、1998兩年。“一到學校放學，校門外就會呼啦啦地竄來許多摩托車，只要見著漂亮的女學生，騎摩托車的年輕人就上前搭訕。”鐘建云所在學校附近一位居民這樣向記者描述當時情景。
這些人是“雞頭”們派來“勾”女學生的馬仔。早先，“雞頭”們親自出馬，但女孩們一見他們就感到害怕，“雞頭”就只好用年輕的“馬仔”來達到目的。
“雞頭”們?yōu)楹我獙⑹稚煜驅W校？低莊鎮(zhèn)中心派出所一位警察說，一些被抓獲的“雞頭”交代，因為不少村莊的女孩幾乎都被帶出去了，眼看“原材料”要枯竭，“雞頭”們必須開拓新的“材料基地”，中學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雞頭”們打主意的對象；
另外，當時的“市場”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需求，很多嫖客喜歡稚氣未脫的女中學生。
一個女老師告訴記者說，前兩年一個賓館的老板陪鎮(zhèn)上領導到學校視察，那老板原先是個“雞頭”，后收手轉行，但賓館里仍然有色情服務。望著一些女學生的背影，老板滿臉得意地說：“你看，我們賓館后繼有人��！”領導一聽，哈哈大笑。
這事被學校老師視為奇恥大辱，一些女老師在私下里談起時不免要偷偷落淚，但光落淚有什么用？
“沒有誰來改變這一切。”女老師憤憤地說。
這樣的一幕，對于那些被拐帶出來的低莊女孩，也許并不陌生。
被改變的民風
在低莊，說起“雞頭”時人們會是怎樣的一種表情？憤怒？不齒？鄙夷？嘲笑？
“不，你錯了�！蹦炒宕迕裢醺３桑ɑ┥裆届o坐在記者面前，悠閑地點上一支煙，“只要能賺錢，做什么不好？現(xiàn)在誰還管什么面子不面子？”
王說，在當?shù)睾芏嗳搜劾铮觥半u頭”就像做廚師、做買賣一樣，是一種平平常常的職業(yè)。大家更關心的是能不能賺到錢、能賺多少錢，“誰關心它合不合法，齷齪不齷齪？”
王有個鄰居，是個帶著兩個女兒的寡婦，前幾年，受“雞頭”啟發(fā)，寡婦帶著兩個女兒到了福建。幾年后回來，寡婦將自家的房屋翻蓋一新，兩個女兒艷麗的服飾也晃得人心慌。起初，村民們還在背地里“撇撇嘴角，指指點點”，后來王就發(fā)現(xiàn)，大家似乎對她家漂亮的家具更感興趣。
某些場合寡婦也給人講在福建“闖蕩”的經(jīng)歷，一些村民羨慕地說：“你真有福氣，生了兩個女兒�！�
王福成說，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低莊在生育觀念上發(fā)生了重大改變：別的地方是重男輕女，而低莊卻是重女輕男。在一些人的眼中，生10個兒子都比不上生1個女兒。
據(jù)說在低莊，當經(jīng)濟不寬裕時，男人特別是年輕男人已習慣了鼓動妻子或女友出去賣淫，他們并不一定是“雞頭”，但只要能賺回錢，是不是“戴綠帽子”的議論，他們不在乎。
這種現(xiàn)象已經(jīng)影響了當?shù)啬贻p人的擇偶觀。王福成說，一些低莊青年在交女朋友時，首先注重的，不是女孩人品好不好，而是女孩有沒有“賣相”�！暗牡拇_確是這樣�！币娪浾甙胄虐胍�，王福成趕緊聲明。
人們對“雞頭”的情感變得微妙而復雜起來。“按道理，我們應該恨他們才對，可有時候我們又對他們心存感激。”低莊荊湖村一位村民說。
前年，他們村兩名女孩被一個女“雞頭”帶到外地，過不了多久，女孩家開始源源不斷地收到女孩的匯款。于是，她家人不再抱怨了，“聽到有人說對‘雞頭’不利的話時，還站出來幫她說話”。
11月24日，記者離開古月瑞那間破舊的房屋時，他遲疑著說：當初他們冒著被報復的危險，吃那么多的苦，一定要討個公道，并不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女兒，也不是想得到賠償，而是希望警方懲治“雞頭”，使鄉(xiāng)親們不再受到“雞頭”的侵擾。但是，他現(xiàn)在越來越弄不明白了：“為什么有些女孩自己要主動出去？還有人指責我們多管閑事？”
他小心翼翼地問：“你說我們錯了嗎？”
7個女孩的結局
在溆浦采訪的日子里，記者一直未能見到7個被“雞頭”改變了命運的農(nóng)家女孩。
根據(jù)古月瑞等人的描述，這些女孩已紛紛于2000年前后外出。在張希生們的上訪努力屢屢受挫后，她們已失去信心。
以下是記者了解到的她們的去向：小蓮、小翠，她們在深圳的一家企業(yè)打工，每天加班到深夜，月工資只四五百元；
小梅和小華，都得了嚴重的性病，沒錢治療，最終返回貴港，重操舊業(yè)；
小菊和另外兩名女孩的下落，迄今無法知道。有人說，她們在打工，也有人說，她們到別的地方“另立山頭”去了。
七個女孩里，年紀最大的也還沒有二十歲，她們的青春之花還沒有開放，就已經(jīng)凋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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