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琪：那富有命運特征的一天——文革38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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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午１２點，一輛破舊的三輪小汽車拉著我和我的媽媽，連同一個上面嵌著“漢中留念”的藤制箱子和幾個紙盒子，離開了西安市，前往一個兩百里外的名叫華縣的地方。

　　我以后才知道那是一種放逐。

　　也是以后，我才意識到了那是一個富有命運特征的一天，因為就在那一天，中央下發(fā)了一個《五一六通知》，于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

　　所謂命運，不但純屬偶然，而且總免不了事后目的論的聯(lián)想；
如果不把那一天在我個人身上所發(fā)生的事與我們這個國家在以后的歲月中所經歷的磨難聯(lián)系在一起，那實在是一個極其平常的一天。

　　那天好像是一個陰天。當三輪小汽車從解放路拐進東五路時，我記得我最后看了一眼路口那棟在當時已經算得上是很高的大樓，心中充滿了豪邁之情，為自己即將步入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而東張西望。一路上，媽媽卻始終未說一句話。那時的媽媽才４０歲，可在我眼中已是十足的大人，而且似乎從來沒有做過一件錯事，說過一件錯話。我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不能在西安市住了，媽媽調動了工作，我也轉了學；
為什么要到華縣？因為爸爸在那里。爸爸剛一解放就離開了西安。我原來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在我的記憶中，他和我一共只見過幾次面，而且從不說話。

　　那時侯，身邊也發(fā)生過一些事，比如上小學時，忽然學校里貼滿了大字報，接著，一些老師就消失了，大家竊竊私語一陣，知道了有個可怕的詞叫“右派”。但過不了多久，就又載歌載舞，“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爸爸從身邊消失得更早，我只知道是和媽媽關系不好，別的就不知道了，也不問，問了也不會有人告訴你，也許是工作需要，總之一家人不在一起是正常的。包括在我們離開西安前所發(fā)生的那么多的事，討論香花與毒草、批判一大批電影、學習有關《海瑞罷官》的文章、揭露“三家村”，等等，似乎也很正常，自己只是一個“旁觀”意義上的參與者。

　　一切都很正常。從來也聽不到任何懷疑、不滿的議論——也許有議論，只不過絕不能讓孩子們聽到而已。但我更相信沒有議論。一面是鎮(zhèn)反、公私合營、大煉鋼鐵，身邊總有些莫名其妙消失了的人，有的是舉家遷走，據(jù)說是搬到鄉(xiāng)下去了；
另一面卻是出奇的平靜。任何異議都沒有，不要說異議，就連牢騷也沒有。于是感受到壓抑，渴望著投身社會。

　　就這樣，在那一天，在那富有命運特征的一天，我離開了西安市，來到了一個名叫華縣的地方，這是一個地處關中平原但在貧窮落后上又都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的地方。２００３年秋天的渭河大水使它一夜之間成了一片汪洋，后再因溫家寶總理的視察而名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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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以后，我就在華縣呆了１２年，直到１９７８年考上武漢大學的研究生。

　　這１２年可是非比尋常的１２年，國事家事混在一起，就如古代希臘的城邦一樣，公共的事也就是個人的事，國家的前途也就是自己的幸福。無論再苦、再累、再危險、再冤枉，自己也心甘情愿，一切取決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之所以說它富于“命運特征”，就是因為這一步把我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切（從招工就業(yè)、娶妻生子到遠走他鄉(xiāng)）都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就是說，沒有國家的變化也就沒有我個人的變化，招工、招研究生不說了，就是結婚，也取決于家庭出身、社會關系、工作表現(xiàn)等諸多因素的變化。

　　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參加的那個戰(zhàn)斗隊就叫“５·１６”；
再后來，開始全國范圍里的清剿“５·１６”運動，盡管我并不知道那是一個什么組織（就是現(xiàn)在也搞不清楚），但仍然作為一個“無形”的“５·１６分子”受到審查。

　�。常改赀^去了。每年這一天，我總要與人在一起小坐一會（至少是我的妻子），默默的，都不說話，因為無話可說，也無須說話。一切盡在不言中。大家都知道，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這一天已經不再屬于我個人，它屬于我們這一代人，具有著事關“一代人思想走向”的“命運特征”。

　　關于文革，難道我們真的還需要新的資料嗎？

　　不在發(fā)現(xiàn)，而在理解；
理解就是理解自己的時代，就是理解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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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中說，自我意識的最初階段表現(xiàn)為欲望。明清之際，講“私”、講“欲”的很多，如“人欲恰好即是天理”（陳確），“人欲之大私即天理之至正”（王夫之）等等。問題在于那時找不到一種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說，形不成一套使欲望堂而皇之釋放出來的說法。后來，就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還是黑格爾的話：這種欲望的釋放，先是“確信對方不存在”，也就是打倒對方，殺死對方；
再是意識到沒有對象也就無法實現(xiàn)自己，“自我意識只有在一個別的自我意識里才能獲得它的滿足�！庇谑窍仁歉锩�、推翻，奪取政權，釋放的是集體欲望，構成民族意識；
再是限制、共存，在不情愿中相互承認，這時所釋放的就是個人的欲望了。

　　于是也就從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經濟。

　　文化大革命也一樣，先是你死我活，再是三結合，然后就“相逢一笑泯恩仇”。

　　無論是集體的欲望還是個人的欲望，都是理性化了的欲望，都有最高調的說法，而且都在意識形態(tài)的籠罩下迅速把日常生活的全部領域都理性－欲望化了。

　　兩句典型的經典名言就是把“馬克思┽秦始皇”改變成“亞當·斯密┽秦始皇”。

　　秦始皇只有一個，馬克思和亞當·斯密或別的什么人其實是可以換來換去的。

　　而在已經有了一個“秦始皇”的背景下想重走“馬克思┽陳勝、吳廣”的人掉了腦袋，想重蹈“亞當·斯密┽盛宣懷”之復撤的人盡管下場會好一些，但剩下的也只有仰天長嘆。

　　我們呢？

　　有人說我們是“披著狼皮的羊”，有人說是“被欺騙的欺騙者”；
不管怎么說，在本質性的壓抑與強制性的遺忘中，一流的人在名利與金錢中早已肆無忌憚，二流的人在圓滑之余更多了些世故與機心，剩下的，就我輩而言，再不濟，也是一些既得利益的維護者。

　　當然，更多的人下崗了，或仍在某個偏遠的角落耕種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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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哲學真的起于驚訝。文革時最讓我驚訝的一件事就是毛主席總是對的，而且一切都不出他的戰(zhàn)略部署。

　　從停課、砸爛桌椅、批斗老師、戴高帽一直到打倒劉少奇，打倒任何一個人，然后又是武斗，殺得尸橫遍野；
剛剛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沒來得及慶賀，緊接著就是下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然后開始了一系列的檢舉清查運動，自我交代，自我批判，有的判刑，有的殺頭，更多的也就從此一蹶不振。問題在于：我們?yōu)槭裁凑J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設計好的，而且只能這樣，只能在這個時候這樣，早一點晚一點都不行？最高指示總在最需要的時候說到了我們的心坎里，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就連林彪事件，也幾乎要說成是毛主席早就估計到、安排好了的。僅僅把這一切說成是對毛的神話顯然不夠。我們自身的存在狀態(tài)一定從根本上說就出了什么問題。暴力加上真理，恐懼加上盲從，但這也依然是后天訓練而成；
恐怕在以此種方式訓練我們之前，我們就先已接受了某種看世界、看人生的范式——請原諒我在這里用了一個生僻的概念。我想說的是，一定有某種先于事物、事實、客觀、問題的東西，正是這個東西才使得我們在事物、事實、客觀、問題中看到了“暴力加上真理”的力量，認可了“恐懼加上盲從”的生存方式。

　　這范式就是階級和階級斗爭，文革時具體化為兩條路線的斗爭。

　　把這個范式再具體一步，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一生下來就“先已”存在于某種你死我活的政治結構或政治格局之中。最早要你意識到這一點的就是成分與出身，它將伴隨你的一生，而且決定著你每一步的榮辱。

　　誰最先提出階級和階級斗爭，誰也就把不同意或對此表示猶豫的人置于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對立面的立場上；
而自己，則等于事先預設了自己的正確與對“話語霸權”的壟斷。政治是事關生死的事。想活，就得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就得不斷地重新站隊。一種很具體的政治秩序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秩序，而且它一直就處于某種緊張狀態(tài)之中。這是鐵的事實，任何意識活動都消解不了它�？�爾·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第二節(jié)中說，“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與敵人的劃分”；
“在道德上邪惡、審美上丑陋或經濟上有害的，不一定必然成為敵人；
而就朋友一詞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含義來講，在道德上善良、審美上靚麗而且經濟上有利可圖的，不一定必然成為朋友�！边@就是政治所具有的以自身特定方式所表現(xiàn)出來的標準，而且政治必須以自身的最終劃分為基礎。他這段論述是１９３２年說的。其實早他６年，毛主席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里所說的“過去”，不僅指共產黨在“過去”所領導的革命斗爭，也指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革命斗爭”；
他們之所以成效甚少，就在于不能從根本上把政治的概念與真理的、審美的、道德的、經濟的概念區(qū)分開來，所以才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里的“朋友”與“敵人”，如施密特所說，與真假、善惡、美丑、是否能夠贏利全無關系。毛主席在１９２６年說出的絕對是一個經典的、完全屬于現(xiàn)代性范疇的政治概念。比較一下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加上孔子、孟子等等先人們有關政治、治國的言論，就知道這段話、這種意思是近代啟蒙思潮以來才可能會有的意識。而且主要是為了從宗教的也就是信仰的、道德的“枷鎖”下掙脫出來，為人類為什么需要或只能過一種“團體的”（也就是政治的）生活尋求到一個新的說法。我們在文革時把這段話背得滾瓜爛熟，但其實不懂。所謂“不懂”，也指的是我們還不知道應該把“公敵”與“私敵”區(qū)分開來：“公敵”就是政治上的敵人，對他們，無真假、善惡、美丑可言；
“私敵”只與個人存在著敵友關系，在這層關系上，你可以用道德的或審美的標準加以衡量，或者如耶穌基督所言，你也可以去愛你的敵人。

　　我們不懂，是因為我們沒有從事如此實際的政治活動（我懷疑就是從事了也未必就能如此），但我們的生存本身卻是被這樣組織起來的，就是說，所有關系、問題、被發(fā)現(xiàn)的現(xiàn)象、被提煉出來的概念，都取決于你的階級立場；
也許后來家庭成分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政治依舊事關生死，而且取決于你上面那個以政治標準來劃分敵友的“上司”如何看待你；
真正消解著這一“政治標準”的，就是腐敗，就是盡可能地把“公敵”轉化為“私敵”，然后再把“私敵”轉化為“私友”。當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旗幟不再飄揚了時，也就等于說“公敵”的意識淡漠了（盡管還有美帝國主義和“東突”的恐怖分子）；
“公敵”的意識淡漠了，“私敵”從根本上說也就完全可以“化敵為友”。“出門靠朋友”，“冤家宜解不宜結”，這都是我們的古訓。所以腐敗也好，潛規(guī)則也好，說到底，就如毛主席他老人家８０年前所說的那樣，是因為我們沒有了從政治上區(qū)分敵友的標準。

　　這也就是我們?yōu)槭裁丛谖母锏哪甏�里能那么清廉、奉公、昂揚、亢奮（那怕自己已被劃為階級敵人，但總有轉變立場、重新做人的標準），而現(xiàn)在卻在平庸與單調中委曲求全。

　　沒有辦法。想不到出路。我們重新檢討文革，喚回久已被遺忘了的記憶，難道不就是為了認識今天的現(xiàn)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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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存在，就是那個年代的現(xiàn)實合理性的根據(jù)；
而偏偏又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們現(xiàn)實的不合理；
于是使現(xiàn)實重新合理的惟一途徑就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里面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是打倒劉少奇及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再是把自己改造成“新人”。

　　前者是“集體欲望”的理性體現(xiàn)，后者是“個人欲望”的合理化要求。

　　人真的能成為“新人”嗎？于是在我們面前就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新人榜樣”，如雷鋒、王鐵人等等，幾乎使每個人都相信除了自己別人都是“新人”或正在成為“新人”的人，至少，所有的人在嘴上都是這么說的。

　　都這么說，也就真像有那么回事一樣成了真的；
我們的說，造就了我們所信以為真的現(xiàn)實，然后再把這樣的現(xiàn)實當作“奇跡的結果”讓我們相信“奇跡的存在”。這里的“奇跡”，其實也就是信徒們爭論不已的“神跡”。我們那時比天下任何一個時代的信徒還要虔誠，原因就在于我們親眼看到了太多太多的“神跡”。

　　按道理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現(xiàn)實的合理性，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會起到一個“消滅偶然性”的作用；
我們幾乎不相信還有什么會跳出毛主席的掌心；
然而又是毛主席，讓我們相信了太多太多的“奇跡”（神跡），從“畝產十萬斤”到“超英趕美”，從“要消滅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到“敢教日月?lián)Q新天”。就是到了現(xiàn)在，我常常會在夢中笑醒，因為在夢中又回到了那個神話般的美好天堂，盡管一個月只有二十幾斤糧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頭就那么兩身衣服。然而我們真的就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里，整天想的就是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正在水深火熱中苦苦企盼著的勞苦大眾。

　　你想想看，文革時幾千萬人在全國各地串聯(lián)，吃飯不要錢，坐火車不買票；
幾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齊聲喊“毛主席萬歲”一喊就是一天一夜，這樣的場面重復出現(xiàn)至少八次，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和氣氛中，你能分得清什么是浪漫什么是現(xiàn)實嗎？文革這種把幾億人變成一個人的實驗，在人類歷史上不但絕無僅有，而且空前成功。

　　所有這一切，要想讓人不相信“所謂現(xiàn)實其實是人說成的”真不容易，因為我們就是在那樣的現(xiàn)實中長大的，是在收音機、電視機、課堂里以及主席臺上那些人所如此教導的話語中長大的。

　　到最后，我們終于發(fā)現(xiàn)我們沒有了別的詞語來描述另一種“現(xiàn)實”。

　　那個時候是這樣，現(xiàn)在依然這樣。我們沒有多少話可說。所謂“鄉(xiāng)愁”，也無非是想把一些一直沉睡著的或看不見的、被深埋著的詞語（或意義）表達出來，讓它們傳達出另一些想象、幻想、愿望、企盼。

　　然而不行。

　　所以我信服某個人的一個說法：所謂自由，就是可以對自由進行自由表達；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與權利的唯一條件（康德語）

　　問題是，我們卻忽然間沒有了這種自由表達的愿望。還是在哪里看到的別人的一個比喻：當賊心、賊膽、賊機會都有了的時候，賊卻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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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管怎么說，我們都是一些曾做過“賊”的人。

　　從很小起，我們就知道“竊國”與“竊珠”的不同就在于下場的不同。這里面確實涉及到一個“正當性”與“合法性”的關系：“竊珠者”可以給自己找到許多“正當性”理由，但這些理由都不“合法”；
“竊國者”卻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立法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當然反過來看，世襲制、貴族制、宗法制以及私有財產的繼承等等從根本上說所具有的就是一種“正當性”，而湯武革命、陳勝、吳廣等等的事業(yè)卻只能把“正當性”等同于“合法性”。

　　文革時我們開始造反，仔細想來，無非心懷一種“正當性”的觀念；
這“正當性”是毛主席給的嗎？當然是。沒有毛主席的撐腰，誰敢造反？但從內心深處的動機來說，這種“正當性”的依據(jù)就在于要“整那些以前一直整人的人”，換成經典一點的語言來說，就是“剝奪者的被剝奪”，“革那些革命者的命”。這都是當時常掛在嘴上的一些話，而且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又一直有著為這些話提供“正當性”依據(jù)的土壤。

　　“合法性”讓人循規(guī)蹈矩，“正當性”給人激情，讓人熱血沸騰，視死如歸。

　　所以那時候燒圖書館，砸石碑、門樓、牌坊、珠寶，都是“正當”的，因為它們不屬于勞動人民。

　　有了“正當性”，根本就不需要“法”，而且從根本上說，“法”無非也就是起一個“障眼法”的作用而已。偉大領袖的個人魅力，一顆紅心獻給黨的自我確信，就是無論怎么做都肯定“正當”的依據(jù)。

　　所以我們都“正當”地（光明正大地、氣勢軒昂地）做過“賊”，就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贊美過的那些“痞子”一樣。

　　我們就如老一輩革命家最初造反那樣（比他們自然安全多了，但目標也遠大多了）重演了一幕揭竿而起、滅資興無的“革命正劇”，個中之興奮與快感自然讓人以為一個嶄新的新世界將在我們手中實現(xiàn)。

　　這種“竊”之“正當”，說到底是因為這是政治，是在玩政治，所以才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而一旦“玩過政治”，知曉了個中的秘密與樂趣，事情就麻煩了。

　　“投身”的本來含義就是拿身家性命去“玩”事關生死的政治。

　　準確的說，我們是在某種政治格局中長大然后又“玩過政治”的一代人。這就是啟蒙，真正的啟蒙：意識到自己的出身、立場，感受到恐懼與壓迫，時時刻刻關心著國家大事、天下大事，因為你再不想關心，它也會破門而入。

　　也許，最好的就是正而八經地“招安”，給他們利益，讓他們吃喝玩樂，或者，就此消沉，不再理會政治。

　　不幸的，就是當世俗的、功利的、媚俗的、技巧的風氣已經使得虛無與相對成為一種半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當人們已經越發(fā)感受到生活之貧乏單調，生存本身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人終于把自己也變成了技術文明的產物時，那種抵抗的、懷疑的哲學就耐不住寂寞了。

　　什么叫“小市民”、“小資情調”？就是因為他們不關心政治，不關心國家大事。盡管文革時的“消遙派”在今天已經變成了唯一正確的一“派”，但能在反思中使苦難成為一種抵抗技術化生活世界的力量的，畢竟不可能是一種“消遙”的態(tài)度，甚至不可能是一種“純學術”的眼光。

　　于是，開始了重讀哲學史，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存處境，開始了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其著眼點不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邏輯學，而在何謂人類生活秩序之正當性、合法性，在進步之觀念與進步之觀念的區(qū)別，在人類生活中宗教或神秘主義的不可或缺，在中西哲人對時空的不同感受與歷史觀念在變更中的不同形態(tài)。

　　其實哪怕就是“朋友”“敵人”的政治架構，其形式也決不只限于“你死我活”。

　�。常改赀^去了。歷史上曾有過的那“富有命運特征的一天”怎么到今天還沒有過去？什么叫“過去”？雖說哲學討論的只是認識活動的形式特征，只在探究概念的意義而不必顧及經驗與所討論之物的物質內容，但我們真把它們分得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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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意識的最初階段既然是欲望，鯀治水９年未果的原因既然就敗在一個“堵”字上，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就必須要把欲望合理化，或者說給欲望找到一種理性化了的發(fā)泄（滿足）渠道。這也許才是毛澤東與黃炎培在１９４５年７月的“窯洞對”后，經過多年思索與實踐才最后找到的走出“興亡周期率”的真正“法寶”。

　　其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種按照偉大領袖的戰(zhàn)略部署而進行的“全民發(fā)泄”，一種經過灌輸而迫使你不得不萌生的事關政治的自我意識。

　　所以毛才說他一生就只干了兩件事，才說這樣的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再來一次。

　　讓“亂”成為周期性的“正�！�，這不就沒有“興亡”問題了嗎？

　　這也合乎毛所理解的辯證法：不亂不治，亂中有治，對立統(tǒng)一。

　　讓天下不得安寧（一座座火山爆發(fā)之類的話），讓人自身也不得安寧（斗私批修之類的話），這其實就是安寧，或者說，就是毛心中“其樂無窮”的狀態(tài)。

　　所以毛并不相信“新人”、“好人”、“人性善”之類的癡言，他不但要批判資產階級人性惡論，也狠批孔老二的人性善論，這在今天看來倒真是火眼金睛。

　　人性中善惡各半，在天平上永遠是平衡的；
善要積累的多一些，先得要使自己這邊重一些，而這在邏輯上就不通，因為它等于承認了善一開始就多（重）。這次美軍虐待伊拉克戰(zhàn)俘之事，更使人看透了人性之善惡參半，也明白了為什么會發(fā)生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之類的事。只要允許，人（無論是什么時候、何種膚色、那類制度下的人）其實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我們自己在文革中就參與或觀望過不少類似的暴行。差別只在是否允許、是否有渠道讓人說出來。說出來了，惡行就會收斂一些，事情也就好辦一些。說到這里，“合法性”之循規(guī)蹈矩也就越發(fā)顯得必要，盡管我們知道只有“正當性”才激動人心——而且我們相信那些最初把這些美軍虐俘的照片公之于眾的人一定出自某種“正當性”的而不是“合法性”的理由。所謂的“合不合乎國際法”之類的話，都是事后的辯論，而不是當下的直覺。

　　托克維爾說過，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就是開始改革時，就是允許公開時，因為盡管壞事可能會得到遏制，但人的感覺卻變得異常敏銳，于是身邊的壞事也就會顯得越來越多。

　　我不知道美國政府算不算一個壞政府；
我只知道與文革時比較，似乎身邊的壞事正在變得越來越多，那時侯可是真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我已經聽到了別人的笑聲：因為那時候沒有什么可偷、可遺。

　　是的。３８年前，在“那富有命運特征”的一天里，２００里路，三輪汽車跌跌撞撞地走了將近５個多小時。到華縣時，盡管天已經快黑了，但我和母親誰都沒有過是否安全的念頭。其實最大的安全問題就懸在我們頭頂，只不過我們都不意識到而已。

　　意識到的，只是一個小縣城給我的第一個感覺，那就是閃爍著的小油燈，而縣城外面，暮色茫茫，炊煙裊裊。

　　我知道我到家了。

　　2００４年５月１６日，滬上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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