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露鋒：警惕“隱形世襲”引發(fā)社會危機

　　“隱形世襲”是對起點平等和規(guī)則平等原則的嚴重背離。其泛濫的惡果，是直接制造政治腐敗、社會結構斷層和社會階層對立，從而帶來社會穩(wěn)定和秩序的嚴重危機

　　當代中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嚴重性已有目共睹。筆者對其根源的探究由來已久，得出的結論卻讓人震驚：社會的不平等主要是“隱形世襲”所造成。但筆者遲遲沒有將這個結論付之筆端，怕自己的觀察和思考過于片面----世襲是專制和等級社會的產物，怎么會出現在社會主義中國呢？但是，近日官方媒體的報道卻有力地印證了這個結論。

　　據2004年7月30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從1949年到2001年，父親的干部身份都是影響子女獲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在控制了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的情況下，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在傳統(tǒng)的專制和等級社會，帝位、爵位等世代相傳具有合法性，稱作世襲制。目前存在著的權力（或利益）的獲得途徑與世襲制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現行《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奔热粐�家根本大法規(guī)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世襲在當今中國就沒有合法性。但因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世襲暗流”仍然涌動。不能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來，便以“潛規(guī)則”方式存在著，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筆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隱形世襲”。

　　不能名正言順，便“曲線救國”。不能直接把官位傳給后輩，并不防礙父輩對后輩的“培養(yǎng)”和“扶持”。目前，一些在實權部門擔任要職的，一般將子女安排在其權力所管轄的系統(tǒng)內。在宣傳部的，子女則在或下屬宣傳部，或廣電局，或報社，或電視臺，或電臺；
在政法委的，子女則在或下級政法委，或法院，或檢察院，或公安局；
在政府部門的，子女則在或下級政府機關，或政府職能部門；
在組織部的，子女選擇的范圍則可能更寬……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沒有將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統(tǒng)內，而是與在其他權力部門任職的人進行交換，將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統(tǒng)內，從而得以將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權力系統(tǒng)內。

　　當然，這種權力上的蔭庇，不僅僅發(fā)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上指出的父母與子女之間，還發(fā)生在兄弟之間、姐妹之間、兄妹之間、姐弟之間、同學之間以及其他親友之間。因此，因裙帶關系獲得權力的人數的比例，要遠遠高于報告上披露的比例。一人飛升，仙及雞犬。只要哪個先獲得權力，便充分利用手中權力及影響力蔭庇親近之人，以幫助他們獲得權力。即使因為各種原因沒能進入權力圈的子弟，一般也會進入壟斷或高收入行業(yè)，如電力、石油、電信等，從而得以衣食無憂。

　　這種“隱形世襲”現象在有些地方尤其顯得觸目驚心。據《新華每日電訊》2003年11月8日報道，湖北省涉田縣廣播電視局從1995年到2001年，全局人員由50余人猛增到24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本單位領導、部門領導和上級領導的親屬。如局長吳某的兒子，原副局長任某的妻子、女兒、兒媳，原副局長宋某的女兒，有線電視臺臺長王某的妻子，保衛(wèi)科長馬某的妻子。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學文化。

　　社會上流傳的兩首民謠生動地展現了“隱形世襲”現象，一首是：“書記喊精簡，兒女往內安；
局長喊精簡，外甥上了編；
主任喊精簡，妻妹往內轉；
秘書喊精簡，哥們往里鉆。飯鍋大又大，加碗再加碗；
一年復一年，超員又翻番；
脂肪未曾減，更把肥膘添；

　　精簡又動員，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婦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孫子開車爺爺坐，親家辦公桌對桌。有利一條裙帶裹，有油流滿一口鍋。”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的涵義具體體現在機會對每個社會成員平等，包括起點平等和規(guī)則平等。

“隱形世襲”是對這兩個平等原則的嚴重背離。

　　首先表現在起點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賽一樣，有的從山腳出發(fā)，有的則直接從山腰往上爬。那些權勢人家的子弟，在成長過程中能夠上好的學校，受到良好的教育，畢業(yè)后能夠找一個好工作，甚至直接進入權力系統(tǒng)，為今后的發(fā)展早早打好基礎。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沒人提供這些優(yōu)越的條件，不得不從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的，干部子女首次就業(yè)時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1．75倍。特別是在1949年至1956年這個時段，如果“14歲時父親的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業(yè)就成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為“14歲時父親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這個報告也表明，各階層子女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機會不同，父親職業(yè)是干部、企業(yè)管理人員和企業(yè)主的人，最可能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這些人的子女100個人中約有7個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農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進入這一階層。在發(fā)展過程中，權勢人家子弟在父輩的安排下在實權部門的關鍵職位上不停挪動，以便建立勢力網，為以后占據要位打下權力根基。而絕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十分努力才能得到社會的一分承認，有的甚至為了生存不得不低聲下氣，更莫侈談進入權力圈。

　　筆者有一出身農村的同學，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離家很遠的中學教書，那里工資待遇很低，常常入不敷出，一直郁郁不得志。他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日夜苦讀，終于考上了法律碩士研究生。但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算了一筆細帳，如果讀書，現在的工作肯定是沒了，研究生畢業(yè)后又得重新找工作，現在失業(yè)人很多，兩年后的情形也不會好多少，家里無權無勢無關系，那時找工作倒成了大問題。而且讀研究生共需費用4萬多元，都得找親友挪借。他就此事征求筆者的意見。筆者安慰他說，萬一找不到工作，可以考律師當自由職業(yè)者。他說他曾有這打算，也就此事征求律師的意見，但這律師說，在中國當律師是一種悲哀，沒靠山沒關系不要當律師。筆者接觸過不少律師，知道其中一些內幕，聽了他的話，我無言以對。這個同學的命運，使我想起了另一個同學，他讀高中時成績很差，復讀了三次才進了一個成人大學，畢業(yè)后順利地進了政府機關，如今也儼然是個副局長。每次聚會同學都口上夸他有前途，他也自我感覺良好。但同學們都心知肚明他“有前途”的原因----他有一個在區(qū)政府當領導的老兄。

　　“隱形世襲”泛濫的惡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敗、社會結構斷層和社會階層對立，從而帶來社會穩(wěn)定和秩序的嚴重危機。在靠“隱形世襲”這種途徑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并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他有權人所賜。于是，當他們掌握權力后，并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把權力當作蔭庇自己或給予他權力者的子弟、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而且做起來心安理得。他們的后輩掌握權力后也如法炮制，從而形成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huán)。

　　而那些有知識、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沒有背景被排斥在體制之外，可能會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從而采取極端的報復行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據《民主與法制》2004年2月號（下）報道，大學生崔殿軍畢業(yè)后招聘到黑龍江省某市環(huán)保局工作。按規(guī)定，試用期合格即可轉為正式職工。出身貧困家庭的崔殿軍，為了給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轉正，工作上積極努力，同事們有求必應。他還無償為局長的女兒輔導功課。然而，他的努力最終還是付之東流。單位上僅有的兩個轉正指標給了兩個領導的親戚。崔殿軍將全部怨氣發(fā)泄在局長身上，淋汽油火燒局長后服毒自殺，造成兩人隕命的慘劇。

　　不僅如此。隨著被排斥在體制外的人越來越多，在體制外就會形成一個既無政治地位也無經濟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識的特殊人群---民間精英群體。求生存求發(fā)展是人的天性，通過體制內的途徑不能如愿，就會產生強烈的價值失落感，很可能會尋求體制外的極端方式。當這些民間精英達成某種共識時，就會對現存社會秩序提出嚴峻挑戰(zhàn)。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應符合兩個正義原則：一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

　　要避免社會秩序危機的發(fā)生，關鍵在于改革產生目前這種權力（或利益）獲取途徑的“潛規(guī)則”的制度，拆掉孕育“隱形世襲”的溫床，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職務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開放，讓每個公民都有公平競爭、實現自身價值的寬闊舞臺。

　�。�2004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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