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也談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潘維博士最近作了一次題為《民主迷信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的講演，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性質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等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述。其中很多觀點鄙人難以茍同�，F(xiàn)就以下幾個問題作一些探討，尚希潘博士不吝賜教。

　�。ㄒ唬� 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制度是不是專制度？

　　潘博士指出：“我們的文明傳統(tǒng)是我們成功地學習外國，并且創(chuàng)造獨特政治體制的基礎�！薄皼]有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吸取中華傳統(tǒng)文明的精神，中國就不能超越西方。”這個說法不能說不對。問題在于我們怎樣理解這個文明傳統(tǒng)或傳統(tǒng)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獨特的政治體制。

　　潘博士認為：“以孔門思想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綿延兩千多年，在世界上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先進的�！薄氨绕鹞鞣皆�經(jīng)的專制，中國的政治要文明得多，也寬容得多�！薄氨绕鹞鞣襟w制要文明和諧得多�！薄霸谥袊�的傳統(tǒng)社會，公正廉明、兩袖清風是主流的政治文化�！惫賳T“代表全社會（所有小農）的利益�！薄爸袊�的傳統(tǒng)文明里非常重視人民的利益。”中國歷代都是“以德治國”，而不是“以力治國”。

　　在這里，潘博士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及其實踐混淆起來了�！胺浅Ｖ匾暼嗣竦睦�益”，“公正廉明，兩袖清風”以及“做人要做仁人，為政要行仁政”等等，都是一種政治理念，它并沒有在政治制度中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和保證，至于在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就更談不上了。

　　孔子孟子等古代思想家在倫理道德、政治結構、政治體制、政權形式、典章制度、安民政策等方面，都提出過很多卓越的見解，我們不妨統(tǒng)稱之為政治理念。這些政治理念盡管歸根到底是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但由于這些思想家很多來自民間，而且長期奔走于各國之間，對下層民情比較了解。因此，在他們所提出的政治理念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平民群眾的呼聲，體現(xiàn)老百姓的利益。這些思想構成我國傳統(tǒng)文明的精華，是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學說中值得我們繼承和吸取的文明傳統(tǒng)，但它們卻未必都能體現(xiàn)在歷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里。以民本思想為例，以民為本是把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的不同利益協(xié)調起來的最佳契合點，也是儒家政治理念的精華。但是，在兩千多年的中華大一統(tǒng)的歷史上，有多少統(tǒng)治者能做到以民為本呢？潘博士說：“中華的傳統(tǒng)政治文明以德治國，極其獨特，效果驚人。”固然，以德治國也是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內容。但是，秦漢以來的一百多個大一統(tǒng)的皇帝中，有哪些夠得上是“以德治國而非以力治國”的呢？可見，孔門的政治理念是一回事，皇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是另一回事。潘博士卻把它們混為一談了。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儒家的政治理念同大一統(tǒng)的政治制度毫無關系。恰恰相反，我們通常稱之為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確是建立在以儒家為主的傳統(tǒng)文明的基礎上的。儒家經(jīng)典一直是漢唐以來拔擢官吏、開科取士的重要標準。在孔門學說里，既包括具有永恒價值的精華，也包括為專制制度服務的糟粕。體現(xiàn)在歷代政治制度里的儒家思想，盡管也有可以吸收借鑒之處，但主要作用在于鞏固專制制度，它的核心是皇權至上。首先是宣揚帝王受命于天，“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保ā栋谆⑼ā肪硪唬�“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保ā逗鬂h書桓帝紀》） 其次，正因為帝王統(tǒng)治權“受命于天”，“奉天承運”，所以也就具有了專制獨斷的合理依據(jù)。從秦始皇開始，“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王。”（《史記始皇本紀》）也就是所謂的“兼聽獨斷”（《管子明法解》）、“總攬威柄”（宋史宋綬傳））。第三，皇帝是全國子民的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一旦登基，就有權任意處置國內萬民萬物。第四，家天下。王位只傳子弟，不傳外姓。歷史上所謂“太子監(jiān)國”制度，就是為了培養(yǎng)皇家接班人而設置的。

　　我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制度，就是在這樣一些傳統(tǒng)觀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是典型的皇權專制制度。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機構都是為專制君主服務的。雖然各個官僚機構都各有所司，但最后的決定權都操在皇帝手中�；实鄣南才�哀樂，可以決定天下黎民以至眾僚百官的命運。在這種專制制度下，即使是英明超群的君主，也難免會給人民帶來災難。唐朝的“開元之治”和“天寶之亂”的主角都是李隆基。至于平庸甚至昏庸的君主，就更不用說了。潘博士說中國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文明、寬容、和諧，不知道這個說法有多少根據(jù)。我在讀《漢書》、《后漢書》時，感到驚詫的是那些名登“列傳”的大臣，幾乎多數(shù)都不得好死，壽終正寢者不多，難怪有所謂“伴君如伴虎”的說法。大臣尚且如此，在層層官僚的盤剝和嚴刑峻法的壓制之下的黎民百姓，就更難有安樂可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老百姓安居樂業(yè)的年代不是沒有，但更多的是在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剝削下茍延殘喘。至于“腹誹之罪”和“文字獄”，就更談不上什么“文明”、“寬容”、“和諧”了。

　　潘博士在另一篇發(fā)表在《燕園評論》網(wǎng)上的文章《馬克思丟了？》中說：“多數(shù)老百姓一輩子都沒有見過一個政府官員，怎么專制？專制政府下的人民會是‘一盤散沙’？一個領導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專制’政府在1900年能讓兩萬個洋兵打敗了，還賠了人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在這里，老百姓沒有見過官、像一盤散沙、在外國侵略軍面前打了敗仗，居然都成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不是專制制度的理由。這是什么邏輯？不錯，很多老百姓也許沒有見過官員，但他們不會沒有見過如狼似虎的衙役胥吏，親身感受專制爪牙的厲害。在潘博士看來，專制制度的人民就應該是萬眾一心，團結一致，就會戰(zhàn)無不勝，御敵于國門之外。實際上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制度是皇權專制，所以人民才像一盤散沙，才會戰(zhàn)敗賠款。依照潘博士的高見，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制度既然不是專制制度，又比西方文明、寬容、和諧，當然就不需要什么民主了。要專制（即潘博士認為不是專制的傳統(tǒng)政治制度），不要民主，難道這就是潘博士立論的本意嗎？

　�。ǘ�）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有沒有階級？

　　潘博士肯定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文明、寬容、和諧，而否認它是專制制度，有一個重要的根據(jù)，那就是中國不是階級社會。他說：“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是小農社會，是大一統(tǒng)的社會，不是階級社會，不信仰階級斗爭�！薄爸袊�社會是平等的小農社會，不是界限分明的階級社會�！薄拔覀兊膫鹘y(tǒng)社會不是產(chǎn)生階級意識的溫床。”這里又出現(xiàn)了奇怪的邏輯：小農社會和大一統(tǒng)的社會都沒有階級分野，因而不是階級社會。但是，傳統(tǒng)的小農社會難道是桃花源式的樂園，只有自食其力的自耕農，卻沒有地主、雇農嗎？大一統(tǒng)的社會難道不是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的對立統(tǒng)一嗎？

　　中國兩千多年來是不是一個平等的無階級社會？這其實是一個常識問題。在王公大臣和蚩蚩群氓之間，在貧無立錐之地的窮苦農民和田連阡陌的豪門富族之間，難道有什么平等可言嗎？他們之間不是存在著昭然若揭的階級鴻溝嗎？階級斗爭的概念雖然始于19世紀的英國法國的史學家，經(jīng)馬克思的宣揚而為世人所共知，但中國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早就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階級斗爭的存在。從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以來，農民暴動連綿不斷，此起彼落，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潘博士聲稱“中國人理解的‘政治’，是由‘正’的道理來治，不是階級之治，不是強大的階級或利益集團通過斗爭來獲得權力�！边@就更使我莫名其妙了。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有哪一次改朝換代不是“通過斗爭來獲得權力”的？哪一次不是經(jīng)過血流成河的暴力斗爭才獲得權力的？即使是皇族內部，不是也常有“奪嫡之爭”嗎？訴之武裝暴力的斗爭也史不絕書。斗爭失敗的例子有西漢吳楚七國的“清君側”，東晉的“八王之亂”；
成功的例子有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朱棣的“靖難之役”。不僅是獲得權力須通過斗爭，而且獲得權力之后也還要依靠暴力來維持和鞏固權力。史書中關于討伐叛亂和鎮(zhèn)壓起義的記載，無代不有。是“仁政”之治還是階級之治，可謂洞若觀火，為什么潘博士卻視若無睹？

　　潘博士認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不是階級社會，這個觀點不但是他否認中國傳統(tǒng)政治是專制政治的根據(jù)，也是他否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民主化的一大理由。他說：“民主制是有社會條件的�！薄拔鞣綇墓畔ＥD開始就是階級社會”，而中國則“不是界限分明的階級社會”�！斑@樣的社會傳統(tǒng)導致了一個獨特的政治體制，比起西方體制要文明和諧得多�！薄叭巳擞衅降鹊臋C會參與政府工作�！庇羞@么美好的政治制度，還要民主干什么？

　�。ㄈ�） 民主就那么可怕嗎？

　　為了貶低民主的意義，潘博士把民主局限于“多數(shù)決”。他說：“何謂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規(guī)則是‘多數(shù)決’的程序，為政的合法性在于多數(shù)人的支持�！倍�“多數(shù)決”又“是個非常粗糙、原始、甚至野蠻的想法，是強權即公理，根本不是什么普世價值�！薄懊裰黧w現(xiàn)利益集團爭奪政權的強權政治�！庇纱丝梢粤谐雠瞬┦康拿裰鞴�式：民主=多數(shù)決=強權政治，不等于普世價值。

　　這個公式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多數(shù)決”只是民主制度里的一個具體規(guī)則，不論是選舉也好，議事也好，這個規(guī)則都包含著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和多數(shù)尊重少數(shù)兩個方面，僅有“多數(shù)決”一面而沒有“尊重少數(shù)”一面，即尊重少數(shù)的民主權利一面，絕對不是民主的原則。其次，不尊重少數(shù)的“多數(shù)決”確有可能導致強權政治，但這與民主無關。民主不僅不是強權政治，而且是避免強權政治的有效途徑。第三，民主和專制的分野不在于多數(shù)少數(shù)，專制可以是少數(shù)人的專制或個人專制，也可以是多數(shù)人的專制。歷史表明，多數(shù)人的專制絕不比少數(shù)人專制文明，法國大革命和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不同之處只在于后者是在個人專制下實現(xiàn)的。民主制的原則是使每個人的民主權利都能得到充分的行使和尊重，而不限于多數(shù)或少數(shù)。第四，民主的適應范圍遠不只是選舉和議事，它包括公民在政治領域的一切自由權利，如民主選舉、民主參政、民主監(jiān)督等等，體現(xiàn)在政治制度上就是議會民主、三權分立、憲法至上、人權至上、結黨自由、依法治國等等，這些才是民主制度的真諦。第五，民主的要義在于使每個國家的公民都能自主地行使民主權利，從而每個人都成為社會生活的真正主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民主具有普世價值。

　　民主是人類社會文明和進步的偉大成果，是反對封建專制的利器。它的充份實現(xiàn)意味著每個公民都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這是多少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政治理念。但是，民主畢竟是歷史的產(chǎn)物，它不能不受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限制。隨著生產(chǎn)力的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進步，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都將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極權專制的國家將逐步為民主制度所取代，已經(jīng)實現(xiàn)民主制的國家也將進一步民主化。這就是潘博士帶著譏諷的語調談到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潘博士在他的講演中，還把民主說得十分可怕、十分惡劣。他認為：“在民主制度下，這四大自由（按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很容易被黨派或外國勢力利用，成為顛覆政府的勢力。”奇哉怪也，民主與自由居然如此不相容！民主是人民的自由權利在政治領域的體現(xiàn)，沒有自由的民主和沒有民主的自由，都是不可想象的，可是潘博士卻想象到了。請問，如果政治不民主，四大自由還能實現(xiàn)嗎？我國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五十年前的憲法已經(jīng)明文規(guī)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這些自由五十年來實行到什么程度？人們有目共睹，心知肚明。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中缺乏民主，而有著過多的專制主義傳統(tǒng)。只有肅清政治體制中的封建專制影響，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我們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民主和自由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它們是一對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理念。把它們對立起來，提倡四大自由而排斥民主，就不但是拒斥政治民主化，同時也就阻礙了四大自由的實現(xiàn)，實際上是為專制政體辯護。

　　潘博士在民主問題上還有一個驚人的觀點。他說：“世界民主化的結果是腐敗的蔓延�！边@就更荒唐了。我們從國內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腐敗的蔓延不是由于民主化，而是由于缺乏民主：人民不能監(jiān)督官吏，政治體制上沒有相互制約、抑制腐敗的機制，才使腐敗和包庇腐敗的勢力得以逞其所欲。因此，只有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才能有效地清除腐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主不是造成腐敗的原因，而是遏制腐敗的有力工具。如果按照潘博士的說法，民主化會導致腐敗的蔓延，那么，在我國目前腐敗已經(jīng)如此嚴重的情況下，就更不能實現(xiàn)民主化了。

　　談到這里，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我和潘博士的根本分歧，在于潘博士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不是專制政治（由此可以推論，我國五十年來的政治體制就更沒有什么專制主義了）；
民主則會助長腐敗的蔓延，使四大自由成為外國勢力顛覆政府的工具，因而萬萬要不得。我則認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就是專制政治，而且五十多年來繼續(xù)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中占據(jù)主導地位，因此要改革政治體制，就必須求助于專制主義的天敵民主主義，必須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民主并不可怕，恰恰相反，它正是我們可以用來肅清專制主義的銳利武器。

　�。ㄋ模� 肅清專制，實現(xiàn)民主

　　在對專制和民主等問題進行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應當是肅清封建專制，實現(xiàn)政治民主。潘博士認為：“今天中國的政體非常像‘純粹民主制’”，“一切權力歸人民”，“一切權力歸于人民代表大會”。在他看來，“今天中國”似乎已經(jīng)是“一切權力歸人民”了，十分民主了，因而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無關。但是，今天中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傾向，究竟是民主還是專制？鄧小平在1980年的《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一名篇里所批評的種種極權專制的表現(xiàn)，究竟是空穴來風還是實有其事？他當年所說的“封建主義余毒”，今天有沒有肅清？二十多年來的事實作了最好的回答。以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主要形式的思想解放運動，本應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深入剖析個人專制的根源，進一步批判并清算專制主義和作為專制主義補充的奴隸主義，把人們從這兩個桎梏里解放出來。但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卻閘住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沒有被肅清的形形色色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如家長制、個人崇拜、唯我獨尊、獨斷專行和唯上唯書、吹拍媚上等等現(xiàn)象便死灰復燃，暢行無阻。多少年來，我們看夠了專制和奴相的丑惡表演，聽夠了關于政權機關的腐敗給人民帶來不幸的信息。這一切的總根源都在于政治體制中的專制主義。

　　我國政治體制中的專制主義來源有二：一是傳統(tǒng)政治中的封建專制主義，一是為蘇聯(lián)所曲解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專制和專政的結合交融，構成了我國政治體制的最大特色。專制傳統(tǒng)是這一政體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專政則是它藉以合法化的理論根據(jù)。關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問題，我在《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一文里已經(jīng)做了比較細致的分析。我在那里指出，把無產(chǎn)階級專政說成是一黨專政、領袖專政，是列寧對馬克思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的曲解，

　　它被我們毫無保留地搬了過來。按照馬克思的原意，無產(chǎn)階級專政是無產(chǎn)階級在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的短暫時間內，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徹底消滅階級而采取的臨時措施。盡管馬克思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中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成分，但它有著嚴格的條件限制卻是十分明確的。從蘇聯(lián)和我國的情況來看，不論是十月革命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國內的生產(chǎn)力水平都沒有達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消滅階級的程度。這兩次革命就其性質來說，都是資產(chǎn)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反專制。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革命勝利后就必須實行自由民主，并且聯(lián)合資產(chǎn)階級來發(fā)展生產(chǎn)，以便為實現(xiàn)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和消滅階級準備條件。因此，蘇聯(lián)和我國都是沒有條件實行社會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然而，蘇聯(lián)和我國都在雖已奪取政權、卻還沒有完成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任務的情況下，便宣布實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列寧甚至把它解釋為政黨專政、領袖專政。這就是后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推行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由來。至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含義，一般都僅僅把它理解為暴力鎮(zhèn)壓，雖然列寧后來對它作了一些新的解釋，但在我國，它仍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字眼。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謂“群眾專政”，更是達到了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的地步。專政機關按照斯大林的說法，是“出鞘的寶劍”，是保護人民利益的鋼鐵長城，但今天在有些地方卻成了腐敗的尖兵，扼殺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殺手。河北保定的孫大午案和山西太原的長法303案件，就是鮮明的例證。最近媒體還報道，河南省大悟縣法院宣化鎮(zhèn)法庭為了完成“經(jīng)濟指標”，竟然捏造訴狀，非法拘押開設建材門市部的張德強和做鋼鐵生意的劉清健，分別敲榨了10萬元、13萬元才釋放他們。這種依仗專政特權、以法律的名義進行敲詐勒索的行為，比明火執(zhí)仗的搶劫還要惡劣。這就表明，缺乏監(jiān)督、缺乏制衡，專政就必然會戕害人民的利益，阻礙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而監(jiān)督、制衡正是民主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

　　潘博士主張開展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我非常贊成。這將是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絕好機會。在這個具有思想解放和改革高潮雙重意義的歷史進程里，迫切需要開展關于民主自由的啟蒙教育，特別是對于從政人員的教育，使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深入人心。以民主自由為武器，徹底清算傳統(tǒng)政治的專制主義和蘇式專政觀念對我們的毒害，鄙棄奴隸主義，繼承傳統(tǒng)文明的精華，確立以民為本、執(zhí)政為民的政治理念，發(fā)揚為人民服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落實憲法規(guī)定的各種自由權利，有步驟地開放黨禁、報禁。這些措施正是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體現(xiàn)。

　　潘博士在講演中把主張民主貶斥為“民主迷信”，倒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迷信民主萬能的思想確實應當破除。但縱觀國內媒體文章，民主萬能的迷信者還很少見。目前的主要問題不是迷信民主萬能，而是缺乏民主觀念。潘博士在講演最后部分主張把“咨詢型法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并提出六點意見：中立的文官制度；
獨立司法系統(tǒng)；
獨立的反貪機構；
獨立透明的審計機構；
以人大為核心的廣泛的社會咨詢；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四大自由。這六項主張實際上都包含在民主制度的范圍之內。反對民主之名而主張民主之實，這是潘博士通篇講演的最大矛盾。

在潘博士的視野里，民主制度竟不包括制衡監(jiān)督這些基本構件，卻成了“強權政治”，會被國外反華勢力和國內顛覆政府的勢力利用，甚至助長貪污蔓延。多么可怕！這種民主恐懼癥，其危害恐怕不下于對民主萬能論的迷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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