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二十年來的社會思潮

　　○ 轉眼之間，20世紀就要成為昨天。90年代喧囂尤存，80年代的余溫尚在，而這二十年正是新中國社會思潮最活躍和豐富的時期，您認為八、九十年代社會思潮的特征有何不同？

　　● 80年代思想文化的話題和爭論雖然多樣，但基本立場和傾向是二元對立的：改革與保守，開放與封閉；
同時，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tài)官員共用同一個話語空間。

　　90年代思想文化空間明顯地分為兩個：一個是如《交鋒》一書所記載的極左思想和改革路線的角力場；
另一個是新產生的民間話語空間，知識分子根據(jù)自己的觀察和觀點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爭論問題。在90年代，改革開放基本成了全國的共識，意識形態(tài)劃分逐步讓位于改革過程中利益分配的劃分。用“革”與“�！钡臉藴蕘碜R別一個人、一種主張的立場與傾向是不得要領的。在與改革相關的問題上，有時表面相同的觀點實際上正好是相反的，有時言詞不同而立場卻是一致的。比如，同樣主張用非公有方式解決國有企業(yè)虧損和效益問題，有的思路是個人間的公平競爭，有人則主張不顧社會公正的權貴私有化；
在反對社會分配不公時，有人認為根源是舊體制中官本位導致的權錢交易，有人在呼吁社會公正時卻是想回到“一大二公”的舊體制。

　　從思想形態(tài)上看，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最有影響的往往是抽象層次最高的哲學觀念，比如對人道主義和主體性哲學的討論，對中西文明的本性、對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對薩特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論、尼采的超人哲學的評價。而在90年代，思想交鋒更重視現(xiàn)實問題，甚至是制度層面的、可操作的問題，比如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問題、市場經濟的理論問題，以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問題，對最后這個問題，重點在公共領域中個人權利的保護和政府權力的限制方面，而不是在個人的終極關懷和審美的類型與興趣方面。90年代的思想關注從個體性偏向于社會性。

　　○ 您怎樣概括90年代這些既交流又抗辯、既糾纏又隔膜的社會思潮？

　　● 90年代的社會思潮，我概括為四種：一種是由90年代初“國學熱”而引起的文化民族主義，它認為西方文明目前正面臨不可解脫的精神和文化危機，只有東方文化（實際上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才能拯救全世界，因此拒絕學習西方和反思自己。第二種是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與之相接近的還有所謂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解構主義等等。這些思潮否棄現(xiàn)代化標準，認為五四以來作為正面價值來倡導和追求的科學、民主、理性等觀念是啟蒙知識分子對西方話語的臣服，有些人主張用“中華性”代替現(xiàn)代性。第三種是“新左派”理論，它的基本傾向之一是抵制中國當前以市場化為中心的現(xiàn)代化進程，鼓吹所謂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大聲疾呼不要輕易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革中的許多做法，苦心孤詣地證明和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更有甚者，是證明當今美國的某些最新的理論和做法不是與那些東西不謀而合，就是對它們的繼承。第四種是自由主義思潮，也是我近年來投入研究最多的一種政治哲學理論。

　　為什么重提自由主義？

　　○ 本世紀三、四十年代自由主義思潮曾經興盛一時，出現(xiàn)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一大批英美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是都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銷聲匿跡了。為什么九十年代的今天，自由主義又在中國被重新提起，而且成為了最強有力的文化思潮之一？

　　● 作為多年禁忌的話題，自由主義重新露面決非偶然，國內外一系列歷史性巨變是召喚它登場的動因。

　　從國內來看，在90年代中后期，歷經曲折的改革、開放路線終呈不可逆轉之勢，爭論多年的市場經濟導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入認清“一大二公”極左路線的弊害，要使市場導向不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是非補不可的一課。另外，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再次提出來，依法治國、權力制衡、公民權利等話題，在自由主義話語系統(tǒng)中表達和討論，比任何其他話語都更適當和切題。同時，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而來的，是矯正社會不公的方式和革新的手段與速度問題，雖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幾乎一直指向激進的維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協(xié)緩進的自由主義理路能給人一種新的啟示和希望。

　　從國際上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lián)東歐的劇變引起國人的深切關注，提出的解釋和應對措施截然不同。一種把事變歸結為“帝國主義顛覆、演變”和“復辟野心家”的陰謀，另一種則得出斯大林模式徹底破產的結論：經濟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極權再也不可能維持下去了。在西歐和北美，知識分子曾經分為兩個陣營，一方包括雷蒙 ·阿隆等自由主義者，否定、批判斯大林主義，另一方有薩特等左派，極力為之辯護。蘇東事件使人有理由認為長期爭論以自由主義一方獲勝而告終。

　　9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對80年代文化熱中的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并與之有一種繼承、發(fā)展關系。它把哲學層面上的對人的價值的肯定轉化為制度安排，把對文革式的神權政治與專制主義的譴責落實為法治與分權的防范與保證。9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政治哲學家伯克、托克維爾、哈耶克、伯林的學說的譯介、研究和梳理，引起了人們對自由主義的廣泛興趣，填補了以前知識中的空白。對胡適的重新研究和評價，對殷海光的介紹和認識，對顧準的發(fā)掘和尊崇，則形成了正面評價自由主義的氛圍。

　　但是自由主義剛一露頭，就遭遇到一連串的挑戰(zhàn)和難題。它必須解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一度小有聲勢 (30和40年代) 的自由主義為何慘遭失敗，是客觀原因使然，還是出于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主觀努力不夠，抑或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使其不能在中國政治、文化生活中發(fā)揮作用。有人存心責難90年代的自由主義，極有機心地提出，自由主義的主張表明，少數(shù)知識分子只關心自己的言論自由，不關心勞動群眾的疾苦；
也有人貌似公允和折衷地認為，自由主義者關心政治自由，而與之論爭的新左派則關心經濟民主。

　　自由主義的“個人優(yōu)先”原則

　　○ 90年代自由主義的闡明是與新左派的論爭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有人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關心自己的言論自由，不關心勞動群眾的疾苦；
還有人說，自由主義是為富人服務，具有貴族性。還有一種折衷的說法是：自由主義者關心政治自由，而與之論爭的新左派則關心經濟民主。對此您怎樣看？

　　● 理論要說服人，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別的，只能是人本身。說到人，首先是個人。個人構成人群，構成社會，在發(fā)生學和本體論的意義上，個人是優(yōu)先的。而自由主義把個人自由放在最優(yōu)先的地位。

　　強調個人自由在中國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在中國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中，這種因素最為匱乏，只是在本世紀初的啟蒙和新文化運動中，個人自由才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由于外患內亂，個人自由始終沒有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話題，更不用說得到社會或制度的保障。90年代此話重提，展示了中國在下一世紀的希望。

　　這里所說的自由，是在政治和法律意義上而言，不是在哲學和審美層次上而言。以個人自由為出發(fā)點，派生出自由主義的一系列重要主張。

　　首先，自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財產的保護是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條件。歷史也證明，得到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權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中國近年來有知識分子提出在憲法中補上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這或是出于保障個人自由的考慮，或是想為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fā)展提供法律基礎。其次，自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往往來自政府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這是洞見) ，因此提出權力機構之間的制衡。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國有制條件下，國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和濫用與對經濟權力的壟斷和濫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資本與權力的剝離有利于個人自由。第三，自由主義最早，并且始終如一地倡導多元文化觀，主張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認同不同的道德文化價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

　　因此，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并非是指少數(shù)貴族的個人自由，也并非只是“言論自由”，怎能說它是“為富人服務”的呢？

　　○ 有一個問題我甚感困惑。以賽亞·伯林在一篇題為《兩種民族主義》的訪談錄中提出，世界上存在著“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和“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兩種,認為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是有害的，而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則有利于這個世界的豐富多采，是值得保留的。這種觀點是多元文化觀的產物。但是，怎樣解釋某些堅持“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的民族內部，統(tǒng)治者以“民族特色”和“價值標準不同”為由進行的侵犯個人自由權利的行為呢？如果這種侵犯是自由主義所反對的，那么自由主義又如何堅持她的多元文化觀呢？

　　● 實際上，沒有任何主義、學說或理論，比自由主義更能與多元文化觀相一致。自由主義堅持認為，國家，或者政府，在關于人們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傳統(tǒng)、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是中立的，不提倡推行某一種，也不排斥壓制某一種。但這種文化價值的多元，是和絕對保障人權聯(lián)系在一起的。伯林和其他許多當代思想家，也是在自由和憲政的前提不成問題之后再談其他問題的�？匆豢礆v史和現(xiàn)實就可以知道，所謂“民族獨特性”、“文化傳統(tǒng)不同”，只是掌權者剝奪人民自由的借口，用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對抗自由民主普遍價值的地方，絕對是一元和獨斷的，毫無多元文化可言。

　　民主、公正與市場經濟

　　○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在社會生產出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腐敗和社會不公現(xiàn)象也越來越觸目驚心。一邊是在權力蔭庇之下的少數(shù)人的暴富，另一邊是生存艱難的失業(yè)下崗者不斷增多。一方面是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是普通勞動者實際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急劇下降，“民主”一詞的真實內涵在當前的語境中越來越蒼白。您怎樣看待這些在市場經濟轉軌期出現(xiàn)的復雜問題？

　　● 腐敗和社會不公問題，是近年來知識分子最關注也分歧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分歧之點主要在于，認為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從而要對其批判和抵制，還是認為原因在于市場沒有擺脫舊權力體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規(guī)范，因此出路在于發(fā)展和完善市場經濟。我認為，根源顯然在于后者。

近代世界的現(xiàn)代化史，尤其是亞洲一些國家和政權的民主化歷程表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同義語，在相當一段時期，反民主的權力完全可以容納，甚至推行市場運作方式，并從中大獲其利，但從長遠看，市場經濟是瓦解集權制度的基本因素。我們沒有把握說，市場必定導致民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即不能說市場是民主的充分條件，但我們卻可以說市場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因為自近代以來，還未發(fā)現(xiàn)真正的、穩(wěn)定的民主與市場經濟分離的事例，所謂必要而不充分，是說達致民主還需要許多別的努力。市場條件與極不可取的社會狀況、政治條件并存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但是，對于自由主義立場而言，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問題再多再嚴重，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前走，決不能走回頭路，決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辦，種什么、造什么、賣什么都得等上級指示的那種日子。我們應當考慮的是，如何爭取逐步實現(xiàn)每個人都擺脫人身依附，在機會大致均等的條件下憑個人能力獲取所得的那種健全體制，而不是寄望于重返“設置人的生活”的舊體制之中。

　　○ 那么，自由主義者是否認為社會不公就是改革過程中必須承受的代價呢？

　　● 在中國，不公正主要表現(xiàn)為以權謀私和官商勾結的違法形式，也表現(xiàn)在幾種經濟成分競爭時的不平等，誰來承付改革的代價諸方面。確實有人認為市場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為借口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全推到普通人民群眾身上�？赡苡猩贁�(shù)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支持或默認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義是與此格格不入的。他們認為中國正處于十字路口，搞得好中國可以由改革開放而建成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搞得不好則會有一個金權、家族統(tǒng)治的新型專制制度，就像在南美洲某些國家和印尼出現(xiàn)的情況一樣。他們看到了舊權力形式在新條件下的變化和活動，并不認為中國的危險只有舊式的、左的牌號----類似于反右斗爭和文化大革命，但堅持認為新形式的不公正根源在舊體制，批判和阻擋市場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從學理上講，自由主義強調財產獲取、轉移的正當與合法，反對對他人和社會利益的侵害；
從實際上看，中國學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論證社會公正的，也主要是公開認同自由主義原理的人。

　　自由主義者有一套理性和建設性的反對和矯正不公正的主張。簡單說來，第一，要搞真市場、真正的自由競爭，要使規(guī)則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權力逐出市場；
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過修憲保護合法的私人財產，通過立法縮小貧富差距，依靠法律懲處腐敗，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 這樣的主張是好的，但是誰來實施？如何實施？正如人們所說：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不是不知道應該做什么，而是即使知道了也不做。不是不知道不該做什么，而是即使知道了也仍要做。在這種情況下，天然地誕生于法治社會的自由主義理念如何在中國得以實現(xiàn)？或者說，自由主義原則只有在權力之間相互制衡的法治國家才能得以貫徹，怎樣才能使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成為在中國真正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和生長性的力量？

　　● 如何落實自由理念，確實是一大難題。中國不像英國和一些西歐國家，它們珍視自由的傳統(tǒng)源遠流長。中國的情況往往是：講理的人沒有力量，有力量的人不愿講理。但是，任何自由社會都不是生而有之，也是一步步爭取和改變過來的。使我們有理由抱希望的時代潮流表現(xiàn)在，第一，最近二、三十年，全世界有一個巨大的民主化浪潮；
第二，全球化使任何國家不能自外于歷史潮流；
第三，即使在亞洲，甚至某些華人文化區(qū)，民主化也表現(xiàn)出勢不可擋之勢，這證明所謂“東方價值”與民主自由格格不入是說不通的。

　　當然，在中國落實自由理念還任重道遠，現(xiàn)在不可能有一套十分具體的方案。我認為，我們恐怕還得從最基本的啟蒙工作做起。你看，五四新文化運動號稱沖決封建專制傳統(tǒng)，但過不了多久還有袁世凱稱帝的丑劇。中國從那以后一直是內憂外患，新觀念不但沒有扎根，反而有多次反復倒退。就我個人而言，能把“弄清學理，傳播觀念”的工作做好，就不容易了。

　　不同的國情分析

　　○ 對于新中國50年的風風雨雨，知識分子從各種角度進行了分析、考察與反思，說法很多，歧異也很多。您能否勾勒一個大致輪廓？

　　● 概括地說，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爭論集中于下列問題：中國目前情況如何？中國未來應當向何處去？不同的看法基于對國情有不同的認識，以及分析的理論框架大不相同。

　　相當一批人的思路和一百年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路一脈相承，在現(xiàn)代化的總綱領之下，包括了對于自由、民主、富強的認同和追求。簡單說來可以提三點：第一，“一窮二白”的社會主義和“大批資本主義”造成的貧窮落后使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市場經濟制度，看到經濟的高度計劃與集權和政治極權之間的關系，承認市場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第二，“無法無天”、“全面專政”、家長制、一言堂造成的慘劇使人們迫切地呼喚民主與法治；
第三，長期不斷，以各種名目進行的思想清洗和文化批判運動，“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真理觀造成的學術萎靡、文化凋零使人向往一種多元文化局面。凡此種種，使這些人主張反省、批判自己的傳統(tǒng) (除了幾千年的舊傳統(tǒng)、大傳統(tǒng)，還有幾十年的小傳統(tǒng)、新傳統(tǒng)) ；
繼續(xù)面向世界，學習先進，分享人類共同的文明和價值。顯而易見，以上諸方面和自由主義原理有不解之緣。

　　作為自由思想者，持上述立場的知識分子對當今中國的現(xiàn)實總會有批判性的態(tài)度和言論。他們批判官僚主義、批判腐敗、批判崇洋媚外，但批判的主要鋒芒，是針對晚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即在社會主義名目下搞的極左的一套。因為正是這一套東西，而不是別的什么，造成了中國近幾十年的災難。他們還認為，從思想、理論上認真、徹底地對這一套東西進行清理，是尚未完成但必須完成的任務。二十年來，堅持和深化這種批判，還是阻撓這種批判，對立斗爭一直十分明顯。

　　與此同時，“新左派”對中國的國情和未來有另外一種解釋。他們力圖證明，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的社會條件，甚至社會性質，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政府的行為、職能、作用發(fā)生了變化。中國社會的各種行為――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都深刻地受制于資本和市場的活動�！爸袊�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汪暉）也就是說，新左派認為中國的問題應當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進行考察，其理論前提是：中國社會關系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

　　而我們和新左派的分歧關鍵之處就在這里：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就社會性質和政治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經歷50、60、70、80年代的社會和制度是一脈相承的，沒有革命、設有斷裂、沒有質變。

　　○ 新左派試圖證明：中國的問題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因此對現(xiàn)實的考察不能局限于中國范圍本身。從他們提出的問題看來，有些對中國具有“超前性”――比如“超越資本主義”的問題，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的異化問題……總之理論十分精致高深。而自由主義的文章和觀點卻風格平易，對現(xiàn)實問題的分析和考察更具體，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

　　● 中國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粗鄙性”，沉緬于當代學術話語可能把簡單的事情弄復雜，我們決不能自己把自己的頭腦攪昏，自欺欺人。打個比方說，西方的問題有點像工人和雇主訂合同時，爭論勞動力和資本的份額回報，以何種比例為公正；
而中國的問題是，當小偷和強盜以非法手段竊據(jù)財產時，有沒有警察。形勢甚至可能嚴峻到這個地步：當警察也開始偷和搶時，該怎么辦?當然，比喻總有局限性，未免不恰當，但我覺得還是挺貼切的。

　　○ 請您總結一下：研究當代中國問題，最應注意哪些方面？通過您對自由主義思想的研究，您怎樣回答“中國將向何處去”的問題？

　　● 認真說來，研究當代中國問題，有兩個方面應特別注意。一方面，要看到權力在適應市場化時的靈活善變，研究者要捕捉到它的新表現(xiàn)形式；
但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們必須考慮這種可能性：市場與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模式結合的可能性，它將以一種畸變形式支撐和延續(xù)這個模式。

　　看得出來，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比如沒有制約的政府權力對人民權利可能的侵犯和危害，集中的計劃經濟與人們喪失權利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清理專制殘余和流毒的啟示和思想資源，但并未提供“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甚至連可直接運用的理論也沒有提供�，F(xiàn)在人們可以讀伯克、托克維爾、哈耶克、伯林等思想家的書，但他們寫書的時代條件與當前中國的現(xiàn)實相去甚遠，因此，我們只能將大師們 (并不限于自由主義者) 的思想精華當作自己的思想養(yǎng)份，而不是指針，更不是教條。

　　○ 自由主義若要在中國生根開花，對社會起到真正建設性的作用，必須解決權力者和知識者的關系問題，而這一直是一個最為尷尬的問題――可以說，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像法治國家那樣是平等和相互信任的，而是領導和被領導的，懷疑的、敵意的、提防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的考察、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無論多么理性和切合實際，也不可能被決策者接納和實施。而如果不被接納，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就只能流于空談，那么你們這一切的研究還有什么實際價值呢？也就是說，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建設性的、以提高社會效率與合理性為目的的學說，如果不存在進行“建設”的現(xiàn)實基礎，或者說，不允許你沿著你的理性思路去“建設”，自由主義者怎么辦？或者換一個問法：一個非私有制、非法治化國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于自由主義思想必須有哪些獨特的貢獻，才能使這種思想和原則在這個國家里變成客觀實在？

　　● 如何對自由主義思想作出獨特貢獻，可能要因人而異，各人條件不同，興趣也不一樣。比如，有人可能會對當代政治哲學或政治發(fā)展和新趨勢感興趣，想多作研究、介紹，以利于借鑒，這當然是十分有益的。但總的來說，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從中國的現(xiàn)實出發(fā)，探討落實自由理念的具體方式。應該看到，自由主義誕生于西方，當代自由主義的重要學說也是產生于西方。那里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條件與中國大不相同，因此，決不可能照抄照搬某一家某一派的學說。具體來講，我們所讀到的自由主義經典著作，重點往往放在從邏輯上證明自由的價值，不自由的理由不管多么強詞奪理也是站不住腳的，從來沒有現(xiàn)成的理論，說明某種東方專制主義型的國家如何從不自由變得自由。

　　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在本世紀的發(fā)展有其獨特性，我只舉兩個方面作為例子：本世紀初有一大批信奉自由主義的先進分子，后來不少人轉了向，為什么？另外，中國當前從計劃經濟，又回過頭來搞市場經濟。對這些現(xiàn)象的任何深刻說明，都是對思想、學術的巨大貢獻。當然，目的還是中國的前途，個人的獨特貢獻倒不一定能有。

　　新世紀知識分子的使命

　　○ 在風雷激蕩的歷史之流面前，人往往感到個人的渺小和命運的無常，您是否想過，作為一名學者，怎樣才能在無情的偉力面前保持智慧的尊嚴與良知？

　　● 90年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社會心理的急劇動蕩，各種矛盾的縱橫交錯，使得知識分子的社會立場難于定位，守望良知變成一個比“要做好人”或一般地堅持道義立場遠為困難的事。良知需要智慧支撐。自學術生涯開始，古希臘晚期的一個事件、一種形象，一直是激勵我的源泉。?

　　公元前212年，羅馬軍隊在攻破敘拉古城時，偉大的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天才的發(fā)明家阿基米德正面對沙地上的一幅數(shù)學圖形凝神沉思。當羅馬士兵將劍高舉時，他只是安詳?shù)卣f：“別踩壞了我的圖形!”

　　學者并不意味著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萬一不幸處于苦難的時代、悲慘的國度，萬一偶發(fā)事件突然降臨，他會捍衛(wèi)學術的獨立與尊嚴，哪怕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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