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振：警惕“MBO突變”災難

　　應然與實然之間往往有令人吃驚的差異，正在中國熱炒的MBO也是如此。三年之前，MBO剛在中國興起時，我曾發(fā)表過十多篇文章，大多是為MBO鼓與呼，以為找到了國企改革的應然之路。但三年之后，當筆者在我國著名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教授主持的國務院司法部“中國公司治理結構及中外比較”課題組中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回頭看看現實中上演的實然“MBO”，卻發(fā)現——

　　中國當前的一些所謂“MBO”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原種MBO”，而是發(fā)生了“基因突變”，變成了MBI、MSI、OSI等。“MBO突變”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我們只要看一看俄羅斯，就會明白一切。早在蘇聯(lián)解體之前，俄羅斯就開始了國企MBO，國有資產原來誰在管理，就歸誰占有。與西方的“原種MBO”不同，俄羅斯的MBO由于不具備完善的法治環(huán)境、社會監(jiān)督、人文觀念（主要指市場等價交換的觀念）等條件，其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MBO突變”，權力與資本交易，腐敗盛行，變成了一場“官僚瓜分國企大蛋糕”的游戲，導致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資本主義”。

　　正是由于這種“不當的MBO”，進一步加速了前蘇聯(lián)的解體。結果，它不僅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市場經濟，相反，由于國家對經濟的整體控制能力嚴重降低，從而直接動搖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民主和政治穩(wěn)定之基礎。這種由“MBO突變”所導致的“不成功的轉軌”，使俄羅斯陷于長期衰退之中，使它從一個超級強國淪落到目前的狀況。

　　以俄羅斯為戒，我國必須未雨綢繆，警惕MBO發(fā)生基因突變。MBO的典型“變種”有以下三類：

　　變種一：突變成“MBI”，利用中國股市的結構性缺陷，以超低內幕價取得控股權，損害流通股股東的利益，進而引發(fā)股市大地震，嚴重則可能拖垮整個國民經濟。

　　MBO，Management Buy-outs，中譯“管理層收購在外的股票”，簡稱“管理層收購”。它強調“O（Outs，在外的流通股）”，因為只有在外的流通股才有收購的必要，才符合MBO的美好初衷，否則，就不能稱其為MBO。

　　但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上市國企里發(fā)生的所謂MBO卻恰恰相反，管理層收購的根本不是“O”，而是“I（Ins，在內的股份，非流通股）”。他們利用了中國股市目前的一個結構性缺陷，即流通股（Outs）與非流通股（Ins）同時并存。由于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巨大價差，管理層就秘密地通過非流通股的協(xié)議轉讓（而不是公開地全面要約收購流通股），以超低的內幕價就取得了企業(yè)的控股權，在相當的程度上損害了廣大流通股股東的利益。據悉，我國上市國企的MBO案例中，很少有通過收購在外的流通股來進行的，其中貓膩不言自明。

　　我國經濟法專家劉大洪指出，2001年以來我國發(fā)生的股市大地震，深層原因之一正是MBO突變。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國上市國企里大面積進行了秘密的MBO（實際上是突變成了MBI），從而引發(fā)股市大地震，并進而波及整個國民經濟，使我國出現了改革20多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瓶頸期”！后果堪稱嚴重。

　　變種二：突變成“MSI”，一場不能達到納什均衡的弈局，通過“看守者交易”，管理層與官員“合謀”損害國家的所有者權益。

　　“原種MBO”除了強調上述的“O”之外，還強調“B（Buy，買）”字，即管理層必須按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之法則來收購企業(yè)，是收益與成本、獲利與風險、激勵與約束的同步相生。例如英國，1979年撒切爾夫人執(zhí)政后，大力推行“國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來進行，政府、公眾、管理層三方在這場博弈中都達到了“納什均衡”（效益最大化均衡），從而獲得成功。

　　但中國目前的一些國企MBO之博弈中，管理層往往并不拿出足夠的錢來（甚至根本不拿出一分錢），而是與有關的官員合謀玩“空手道”。這樣，最終的結果就是：管理層只享有收益卻不付出相應的成本、只獲取利益卻不承擔相應的風險、只產生暴富的所謂激勵卻沒有相應的約束。形象點說，就是“S（Steal，盜）”，而且是盜“I（Ins）”，這就淪為了一場“看守者交易”，是管理層“監(jiān)守自盜”，嚴重損害國家的所有者權益。如此，中國國企的MBO就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西方MBO的功能，突變成了MSI。

　　變種三：突變成“OSI”，一場淪為“大洗錢運動”的權力資本盛宴，出于“原罪”之憂慮而進行資本外逃，損害國家的公信力和民主形象。

　　MBO在西方是單純的“M（Management，企業(yè)管理層）”BO，是一種資本運作的工具和杠桿，并不負有政治意義和功能。而中國國企MBO卻不是一個簡單的資本運作工具，它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承載載體。中國目前國有企業(yè)的管理層并不象西方那樣來源于職業(yè)經理人的“市場化雇傭”，而是一種“非市場化任命”，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員。在國企MBO中，官員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因此，在目前對官員的權力濫用尚缺乏有效約束的條件下，不少MBO在一定程度上成了“O（Official，官員）”BO，再加之前述的“S（Steal，盜）”和“I（Ins）”，就成了“OSI”，成了權力資本的盛宴。

　　這樣，所謂的MBO（OSI）就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洗錢運動”，其妙處不言自明：在沒有MBO的情況下，他們撈取的大量灰色收入怎么都逃脫不了貪污腐敗的嫌疑，刑法上的一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足以使這些人站在被告席上。但現在有了MBO，他們就能“理直氣壯”地說自己的巨額財富來源于MBO的“合法途徑”。

　　然而，災難性的后果還不止于此。這些靠“OSI”而暴發(fā)的人及其后代，出于對政局動蕩以及資本“原罪”的憂慮，在得到巨額財富之后，下一步就是想方設法進行資本外逃。例如，俄羅斯每年外逃的資本為150億到200億美元，還伴隨有大量的人才流失海外，俄已成為人才流失和資本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種局面令俄羅斯政府頭痛不已，陷入兩難困境：如果嚴格追究資本“原罪”，勢必造成更不穩(wěn)定的形勢，導致資本進一步外逃；
然而如果置之不顧，國家的公信力和民主形象又何以維護？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法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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