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批判蕭軍——1948年8月

　　葉圣陶1948年8月日記（摘抄）

　　8日（星期日）看英文詹森所作《蘇聯游記》。是書為馮仲足所譯。書中吉蘇聯建國將三十年，以其制度不同，已產生一種新人。此觀點殊為扼要。書凡三百余頁，將徐徐看之。

　　11日（星期三）晨早起，與墨步行至車站，……七時開行，九時到蘇�！�…出站即登預雇之大木船，艙極寬敞�！�…十二時開宴，菜多而精。所謂船菜名手，本不多，今以生計艱困，堪此享受者越沒落，若輩早已歇手。默庵設法覓得三人，使臨時復員一天，及成此局。據謂此調恐將成《廣陵散》矣。余飲黃酒約半斤。小舟群集，兜售荷花藕蓮蓬。各買之。

　　13日（星期五）晨，彬然在曬臺上相呼，言頃見報載，佩弦于昨日上午十一時后逝世矣。嗚呼，三日來唯懼傳此消息，而今果然，默然無言。

　　16日（星期一）叔湘書來，云“倒下去的一個個倒下去了，沒有倒下的只有勉力多作一些事”。并主張佩弦所編《高級國文讀本》一二兩冊出版逾萬冊以后，酌提授價百分之二，贈佩弦家屬。友情皆可感。

　　20日（星期五）報載政府自今日起改革幣制，此是大事。其法為發(fā)行金圓券，收回法幣。金回一元抵法幣三百萬元，其總發(fā)行額為二十億元。最大之金圓券為一百元．合法幣三億元。余不明其究竟，直覺的想，此是極度之通貨膨脹耳。……以殺絕對外行觀之，此殆百無一是，竭澤而漁，益苦人民，謀國者豈宜若是耶！

　　25日（星期三）下午，觀新出版黃裳之《舊戲新談》。我店系購其現成紙版，頗有錯字，兼為校對。此書于舊劇甚為內行，而議論編劇與劇中人物，時有妙緒，余深賞之。

　　31日（星期二）夜間以疲甚早睡，然竟夕未成好眠。余于疲勞時軌覺后腦作脹，或可稱本強之感，雖不甚痛楚，而至不舒。勞甚則此感沿背脊而下，至于尾閭。于是必不成好睡。不知由醫(yī)家釋之，此是何因也。

　　1948年8月，東北軍事戰(zhàn)場處于大決戰(zhàn)前的相對沉寂狀態(tài)，文壇上卻出人意料地掀起場大論戰(zhàn)：《八月的鄉(xiāng)村》的作者蕭軍個人主編的《文化報》與中國東北局宣傳部領導的《生活報》之間，為8月15日《文化報》一篇社論，展開激烈論爭。在唇槍舌箭、交鋒正激之時，《生活報》的報頭畫上出現了一只“鐵拳”——從此，這只“鐵拳”就不斷地出現在新中國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成為一種象征物。但在當時，它的猛然出現，卻使人驚然。蕭軍當即問道：你們是不是“欲使蕭軍及《文化報》”“身為齏粉”？……

　　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讀者與研究者也會為這場“論爭”（無論如何這只是場文字、口舌之爭）從一開始就充滿如此濃厚的火藥味，而感到驚奇；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得從延安時期說起。——或者就從收在《蕭軍紀念集》里的這張照片說起吧。這是1938年3月21日蕭軍第一次來到延安時拍的；
不知為什么，每回看到這張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時期作家蘆焚筆下的那條“漢子”，他“拄著行仗，走下山來”，“那裝束一看便知道是涉過千山萬水的老行腳。但所帶行李卻萬般輕簡，肩際僅斜掛了尺把長的一個小包，其中不過是些薄衣單襪，另有一雙半舊的鞋”，“那鎖在眉宇間的，也許不妨說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許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雙眼睛，那純黑的眼睛，定住時能自己發(fā)光，若是一霎，簡直是在打閃”。這是那從歷史的深處一路走來，懷著物質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永遠跋涉著的“流浪漢”，蕭軍正是其中的一員。他來延安，是為尋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陜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與陳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國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里的酒，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云飛揚”的豪氣回蕩胸間，使蕭軍終身難忘。蕭軍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恐有關系。毛澤東也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都是“精神流浪漢”，那種不息的追求與豪放不拘的氣質，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蕭軍來到延安，自然有一種親切感。但和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他找到了延安，卻并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后“歸宿”；
對于真正的流浪漢，精神“圣地”永遠只在“遠方”（“彼岸”、“別處”）．如同魯迅《過客》里那“聲音”總在“前面”呼喚著人們一樣。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這樣．1938年蕭軍來到了延安，不久就離開了延安；
1940年又因為不堪忍受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再度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蕭軍這都是十分自然的。此番重來，開始時仍沉醉于延安自由的空氣里。于是，延安人每天早晨都可以聽到從蘭家坪山腳下傳來的歌聲．那是蕭軍和另一位畫家張汀，一個男中音，一個男高音，在一起合唱：“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那舒展自如的歌聲里仿佛有只自由的精靈在飛翔。蕭軍甚至興致勃勃地把自己打扮起來，親自設計、定做了一件俄國式的襯衣（“魯巴式克”），紫重色的，繡上白色的花邊，胸前還扎上綠樹枝的圖案，真是漂亮極了。這一切都使得蕭軍在當時的延安顯得很特別，這種特別其實是孕育著危險的，蕭軍卻毫無知覺，繼續(xù)無忌地使著他的野性子。以后成為胡風分子的劉雪葦至今也還記著一件事：一天，他從張聞天那里出來，見警衛(wèi)連的戰(zhàn)士和蕭軍吵架。近前一看，蕭軍正在甩大衣，要打架了。問起來，原來是蕭軍認為當他路過時，有戰(zhàn)士在山上諷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這回他要找那個戰(zhàn)士“決斗”。劉雪葦認為這件事表明蕭軍沒有“不屑與大老粗斗”的知識分子的優(yōu)越感，留戀于“血氣之勇”，這或許是有道理的吧，但在強調與工農相結合的延安，卻是夠“出格”的。但蕭軍卻要求入黨了，并且與當時的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有過一次意義重大、意味深長的談話。彭真問他：“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做到具體服從嗎？”蕭軍一口回絕：“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這里所展現的是集權的，秩序的，規(guī)范的要求，與“流浪漢”個體獨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之間的沖突，它幾乎決定并預示了蕭軍今后的命運。蕭軍也逐漸發(fā)現了他與延安的某些不和諧之處，并再次產生了“離去”的念頭，后在毛澤東的勸說下又留了下來。蕭軍還寫了《論同志之“愛”與“耐”》，作為“意見”交給毛澤東，其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間的“說服，教育與理解”，并強調要“隨時隨地和丑惡與不義”，包括革命隊伍內、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戰(zhàn)。此文經毛澤東審閱刪改后發(fā)表于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上；
但12年后卻成了“再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其人其文前后態(tài)度的不同，其實是更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的內在矛盾的。作為一個反叛者，一個精神探索者，毛澤東顯然是欣賞蕭軍；
但當毛澤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并要求維護這種秩序時，就很難再容忍蕭軍這樣的永遠的反叛者。蕭軍在延安時期發(fā)生的種種沖突，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這里。最初的沖突，是由于王實味事件引起的。王實味事件是毛澤東親自過問的，被認為是由誰（“黨”還是王實味這樣的“知識分子”）“掛帥”的原則問題，自有一種特殊嚴重性。蕭軍本與此事無關，是偶然跟著別人去參加批判工實味大會，看到會場上多數人圍攻王實味一個人，就當場喊了起來，在會后路上仍無顧忌地批評對王實味的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這番話被匯報上去，就成了蕭軍“破壞批判大會”的罪名。蕭軍立刻寫了說明真相、表明態(tài)度的《備忘錄》，上交毛澤東，還拿到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這就犯了“眾怒”，據說有丁玲、周揚、陳學昭等黨內外七名作家輪番上陣，與蕭軍展開了一場大舌戰(zhàn)。大會主席吳玉章站起來勸解說：“蕭軍同志是我黨的好朋友，他今天發(fā)了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們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對頭，大家以團結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評吧！”蕭軍聽了大為感動，當即表示：“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你們是不是也該考慮一下你們的百分之……”，話未說完就被丁玲頂了回去：“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蕭軍拍案大怒，說：“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依附你那個‘�！�；
你那‘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后咱們就^_^拉、蛋、倒！”喊完即拂袖而去。到1943年，蕭軍因與所住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所長的一次沖突，真的丟掉“國家干部”的身份，到延安鄉(xiāng)下當了農民，過起不受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來。后來毛澤東派自己的秘書胡喬木去看望蕭軍，他才又回到了延安。這樣，經過整風，延安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或完成）了“歸依”過程；
而蕭軍則依然故我：還是個精神流浪漢，不馴的野馬。

　　抗戰(zhàn)勝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蕭軍隨大軍回到東北老家，也算是“衣錦榮歸”吧。他在哈爾濱一地連續(xù)作了五十天群眾性演講，一天一場、兩場以至三場，受到了異乎尋常的歡迎．又在中國東北局宣傳部資助下，創(chuàng)辦了魯迅出版社及《文化報》，自任主編，報紙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發(fā)行量迅速達到每月七、八千份。對這一切，蕭軍是滿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卻不想危險已經向他逼近。也有好心的朋友曾提醒過他：在群眾中影響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雖然也是延安來的，但你不是個共產黨員��！”一語道破了實質：這是一個“黨領導一切的時代，任何獨立于黨之外的個人在群眾中的威信，都會被看作是向黨“奪權”：領導群眾之權。前述毛澤東所說的“誰掛帥”，講的就是這個原則問題：蕭軍與王實味所犯的是同一個大忌。何況蕭軍無論在演講與報紙發(fā)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傳他自己那一套：“不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至作為一個‘人’，全應有它的自尊心，不能夠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認識以至主張強加于人”等等，這都是典型的“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話語，在這個需要樹立“革命話語”的權威的時代，輕則是“不合時宜”，說嚴重點就是在爭奪話語領導權。天真的，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者的蕭軍自然不會懂得（想到）這一切，但他卻要為這“不懂”付出代價。1947年夏，哈爾濱又有一份報紙創(chuàng)刊了，名叫《生活報》。和《文化報》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報頭是紅色的，而且是用純白報紙印刷的，與《文化報》灰不灰、黃不黃的紙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當時蕭軍的感覺中，竟然有“孔雀與烏鴉相比之勢”。同時得知這家報紙是由中國東北局宣傳部主辦，以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為領導，主編則是30年代“國防文學”派的劇作家宋之的。《生活報》創(chuàng)刊號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邊框推出題為《今古王通》的短文，借著說隋末的一個“妄人”，來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幫襯自己，以嚇唬讀者”，“迷惑”“群眾”的“今之王通”：其矛頭所指是再清楚不過的，這是一次出示“黃牌”，也是蕭軍朋友所說的“反奪權”的信號。但對政治一竅不通的蕭軍卻仍然讀“不懂”向他傳來的明白無誤的信息，還是以他所熟悉的“五四”個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維去理解與處理他與《生活報》的沖突，僅僅看作是宋之的等個別人對他個人的攻擊，并立即進行反駁，希望通過正常的爭論來明辨是非；
而根本意識不到宋之的們所代表的是中國一級黨組織的意志，要求他的是無條件的服從與自我改造，而不是爭辯，和同時期的胡風犯了同一性質的“歷史性錯誤”。蕭軍既不聽招呼（盡管是由于不懂），接著來的便是無情的公開揭露與打擊：1948年8月26日，《生活報》發(fā)表社論，題目是《斥（文化報）謬論》，抓住《文化報》紀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論中的一句話（“各色帝國主義，一一首先是美帝國主義……”），同期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來而不往非理也》，文章涉及俄國僑民與當地中國居民的沖突），以及蕭軍寫于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時的舊體詩中“萁豆之煎”一語，給《文化報》及其主編蕭軍戴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zhàn)爭”的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此開始，《生活報》連續(xù)發(fā)表八篇社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大規(guī)模聲討。但蕭軍仍不覺悟，還是堅持“這不是黨的意旨，我與某某人不能完，將來到中央見了毛主席，誰是誰非一定能弄清楚”，進而以他無所顧忌的慣常態(tài)度，痛加反擊，什么“‘帽子滿天飛’主義，隨便鍛煉人罪的主義，這全是封建社會、過去偽滿、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鉗舌閉口、俯首吞聲，企圖造成一‘無聲的哈爾濱或解放區(qū)’”等等。在他的批判者們看來，這自然都是在與整個黨對抗。于是有了最后的“攤牌”：1949年5月，先由東北文藝協(xié)會作出《關于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最后是中國中央東北局發(fā)布《關于蕭軍問題的決定》，給蕭軍作出了“用言論來誹謗人民政府，誣蔑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zhàn)爭，挑撥中蘇友誼”的組織結論，并警告說：“如果蕭軍堅持他的錯誤，那么他的荒謬言論，就將成為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在被中國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從而“完全自絕于人民的文化行列”，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根據中國東北局的決定，從1949年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qū)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長達三個月的“對于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其指向已不是蕭軍一人，成了建國后無間斷的全民性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

　　這次大規(guī)模批判的具體組織者、時為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劉芝明寫有《關于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的長篇大論，算是理論上的“總結”；
后來與前述兩個“決定”、《生活報》的批判文章，并以“蕭軍在《文化報》放出的毒草”作為“附錄”，合編成《蕭軍思想批判》一書（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今人重讀爭論雙方的文章，可以明顯地看到兩種不同的“話語”的對峙，蕭軍所堅持的“五四”啟蒙主義的話語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例如，蕭軍曾這樣告誡年輕人：遇到人生的曲折，“一點不要呻吟，更不要訴苦，至于希望別人的同情，這乃是弱者的行為，我們，應該做一個強者”，這本是典型的“五四”個性主義話語；
批判者們卻認為這是在宣揚“極端個人主義”（或謂“個人英雄主義”），與一切依靠“集體（階級，人民，共產黨）”、“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人民的利益”的“集體主義”相對抗。蕭軍在《文化報》上發(fā)表一篇《偷花者》的短文，批判“損人利己的人心”，這顯然是在發(fā)揮“五四”改造國民性的思想；
批判者則說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加以擴大、丑化”，是“對解放區(qū)人民的誣蔑和攻擊”。蕭軍對“五四”人道主義精神的堅持，在批判者的筆下，成了“（宣揚）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斗爭學說”。至于蕭軍對“五四”愛國救亡主題的繼承與發(fā)揮，更是被批判者視為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如此等等。這里展開的正是一場“話語權力”的爭奪戰(zhàn)，批判者嚴厲指責蕭軍“向革命陣營中散布反動思想，企圖渙散與破壞我們的統(tǒng)一意志，混亂我們的思想戰(zhàn)線，削弱我們精神上理論上的統(tǒng)一與集中”，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其結果是爭論的一方利用自已掌握的政治經濟權力，根本剝奪了對方的話語權，以維護“精神理論”上的絕對“統(tǒng)一與集中”，樹立“革命話語”的不容置疑的權威：這樣的結局與解決方式，影響是深遠的。

　　人們在回顧這場爭論時，還會注意到中國中央東北局“決定”中的一段話：“當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所壓迫的時候，蕭軍曾經反對這種統(tǒng)治；
但當真正建立了新的統(tǒng)治，這種統(tǒng)治服從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從于蕭軍之流的個人利益的時候，蕭軍就轉而反對人民的統(tǒng)治了”。判決蕭軍“反對人民的統(tǒng)治”，顯然不符合事實；
但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實質性的，即知識分子與“新的統(tǒng)治（政權）”的關系。這在1948年是一個迫待回答的現實政治問題，無論是知識分子自身，還是新政權這一方，都是如此。這也是這場爭論的要害所在。我們由此而注意到了蕭軍與批判者的一場論戰(zhàn)：先是《生活報》在批判蕭軍對蘇聯的態(tài)度時提出：“我們必須無條件的擁護蘇聯，信仰蘇聯，尊重蘇聯”；
蕭軍則反駁說：“我們——中國人——擁護蘇聯是‘有條件’的”：“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二，蘇聯是世界上首先以平等、真正的友誼……對待被壓迫民族——首先是中華民族——的國家”；
“只有在這兩大前提條件下，中國人民，世界人民，中國共產黨，世界共產黨，才能‘無條件’擁護它，信仰它，尊重它……。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這里所說，自然不只是對蘇聯而已。它表明了蕭軍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立場與原則：他們對一切——國家，政黨，政權，學說……——的擁護、信仰、尊重都是“有條件”而非“無條件”的。具體的說，蕭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政權，無疑是擁護、信仰、尊重的，因此批判者把他視為“反黨、反人民、反新中國”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會引起他如此強烈的反感。但他的擁護、信仰、尊重又是有條件的：第一，這是因為他認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和方針、所信仰的主義”是“正確”的，“那些真正的好的共產黨員”的行為、作風、精神使他沒有任何“懷疑”：這是他獨立觀察、思考，自覺選擇的結果，即使在受到批判以后，他也因信仰的一致，對中國共產黨繼續(xù)持支持的態(tài)度。第二，他在“擁護、信仰、尊重”的同時，仍然“不滿”于“黨內個別的惡劣現象和個別不好的人”，他要保留獨立批評（以至批判）的權利，他在無端遭到批判以后，更要堅持的，也正是這樣的權利。在他看來，“擁護”與“批評（批判）”并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第三，如果擁護對象本身發(fā)生了質變，從而失去了擁護的前提，他要保留自己的必要時反對的權利。蕭軍的這一立場與態(tài)度是一貫的；
而延安時期的中國及其領導是容忍了蕭軍的這一“既擁護又保持獨立批判權利”的選擇的，因而盡管時時發(fā)生沖突，仍然與其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但現在面臨新政權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論與精神、意志，政治與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和統(tǒng)一，蕭軍這類知識分子依然要保持“獨立性”（盡管對蕭軍而言是擁護前提下的獨立性），就難以再接受與容忍了。因此，批判蕭軍所發(fā)出的“警告”不僅是針對蕭軍個人而己，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從以后的“發(fā)展”來看這一次批判，它在很多方面都是開了“先例”的。

　　比如，這次批判第一次涉及新政權下的言論自由問題。對此，前述東北文藝協(xié)會《關于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中，有一個結論：“我們認為，所謂言論自由與批評自由，是有一定的歷史內容和階級立場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凡發(fā)表對人民有益無害的言論和批評，都應當有自由，如果某種言論和所謂‘批評’直接反對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蕭軍所發(fā)表的反動言論，則不應有自由”。這又是一個“我們”體的權威判決，以后就成了無需討論的前提。其實這一前提恰恰頗為可疑甚至是危險的。因為它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言論自由”的尺度，這是一個非法律的，帶有濃重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標準，對它的解釋具有極大的彈性與主觀性，任何掌權者都可以根據這一標準所蘊含的“我說你有罪（違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邏輯，剝奪任何異己者的言論自由。蕭軍的批判者劉芝明自己在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被這同一邏輯推向了審判臺：這樣的批判者難逃被批判者的命運的悲劇，在共和國的歷史中恐怕也不是個別的。

　　東北局《決定》中最后一條是：“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面的幫助”。對于蕭軍，這一條才是真正“致命”的：正象蕭軍夫人王德芬后來的《蕭軍簡歷年表》里所描述的那樣，“紙張來源停止了，銀行貸款取消了，《文化報》各個分銷處不準代辦了，各學校單位不許訂閱了”，在“各種行政手段”的干預下，不僅《文化報》被迫�？�，連蕭軍自己也只得老老實實地按組織“安排”到撫順煤礦去“改造思想”。這正是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國家管制一切的體制下，離開了執(zhí)政者的物質支持，知識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面對強大的，無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幾乎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選擇。在這意義上，蕭軍個人主持的《文化報》的�？�，是一個象征：從此作為“自由職業(yè)者”的知識分子已不復存在，所有的知識者都成了國家的雇員，他們的精神勞動也被完全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后的8、90年代才有了新的變化。

　　對蕭軍的批判，開創(chuàng)了一種“大批判”思維與“大批判”文體，劉芝明的長篇“總結”即是一個代表作。所謂“大批判”思維是指這樣一個思維路線：先判定被批判者有罪（或者僅根據有限的材料，上綱上線，定下某個罪名），然后再四處搜集罪證，就象那懷疑鄰居是小偷的古人一樣，被批判者一言一行在批判者的眼里，都是“別有用心”，從字里行間去搜尋罪惡性動機。于是，或“張冠李戴”（把蕭軍小說中的人物的思想，甚至是作者批判的思想，當做作者本人在“放毒”），或“掐頭去尾”（如蕭軍在《新年獻辭》一文中列舉了許多錯誤傾向，表示“無論黨、政、軍、民有犯之者均在……反對之列”，批判者將“有犯之者”這一限制詞刪去，就變成對整個“黨、政、軍、民”的全盤否定與誣蔑了），或“移花接木”，甚至“偷梁換柱”（如《文化報》曾發(fā)表過一篇《丑角雜談》，文中有一句：“在丑角當權時，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隨便凌辱的‘尸丑’”，這本是泛指一種社會現象，批判者卻把“在丑角當權時”一語改裝成“共產黨盡讓那些‘丑角當權”’，然后作為作者的觀點大加討伐），如此等等。這類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滿“革命義憤”，其實是羅織罪名而無所不用其極，影響是惡劣的。

　　東北文藝協(xié)會的《結論》中的一段話也頗引人注目：“既然中國的進步文藝界還是以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居多數”，“中國的反革命勢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于進步文藝界中的某些不穩(wěn)定的分子”，據說這是“階級斗爭中的一種現象”，大概也就是后來經常說的“新動向”吧。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別警惕，及對“進步文藝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這都是不祥的預告。在一定的意義上，南方（香港）對胡風的批判與此時北方發(fā)動的對蕭軍的批判，是互相配合的。蕭軍的命運正在等待著胡風。

　　蕭軍本人對這場毫無思想準備的大批判的反應，自然是人們所關注的。東北局的《決定》曾談到蕭軍“開始作了某種承認錯誤的表示”，但又說“這種表示還只是口頭上的避重就輕的”。據說蕭軍曾拒絕在東北局的組織結論上簽名蓋章。在8、90年代，對蕭軍當年的種種表現，有許多具體而生動的回憶或追述。據說劉芝明在準備寫那篇批判長文時，需要蕭軍過去的作品當靶子，蕭軍便主動提供。劉寫好了文章給蕭看。問：“覺得怎么樣？”蕭軍搖頭笑了：“不怎么樣！”“為什么？”“若是我批判蕭軍，就不這么寫。你把蕭軍比作狼、蟲、虎、豹，還有什么老鷹、獅子等兇獸，但兇獸畢竟不是吧兒狗！你還記得吧，魯迅說過，自己的血肉寧愿喂鷹喂虎，也不給吧兒狗吃，養(yǎng)肥了癩皮狗亂鉆亂叫，可有多么討厭！”以后批判聲勢越來越大，蕭軍又對劉芝明說：“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飯，少睡一個鐘頭覺，我都佩眼你！”劉說：“你跟共產黨耍什么硬骨頭！”蕭軍反問道：“那么共產黨凈需要缺鈣質的軟骨頭嗎？”蕭軍離開沈陽去北京時還對劉芝明說：“咱倆的帳沒完！不過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倆再算。你的報紙白紙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樣，二十年后再看！”還有人回憶說，蕭軍的老友曾預言，蕭軍受批判后只有三條路，一是自殺，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寫不出東西來。蕭軍偏不服氣，在受了處分，去沈陽的火車上他照樣呼呼大睡，鼾聲如雷，后來他硬是寫出了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這些，或許都是事實，或許帶有若干“野史”的成分，是一種不可靠的敘述，但即使是后者也是反映了人們的一種情緒與愿望：歷史上大多數知識分子實在是太軟弱了。

　　最后，還有一點余文。這是蕭乾（他與蕭軍同是1948年文壇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回憶的：大批判的熱潮中，香港地下黨也組織了一個批判蕭軍的展覽，邀請在港的民主人士去參觀。蕭乾說那是他“最早看到的‘大批判專欄’”：“罪證”是用紅筆圈起來的一張《文化報》，周圍是一些“反蘇、反共、反人民”等嚇人的標語，以及怒斥蕭軍“狡辯”、“抵賴”的批判文章。他一邊看，一邊心里在發(fā)抖：盡管他此時已經“投向人民”，但仍心有余悸。這時他聽見有人在小聲議論：究竟是有新聞檢查制度好，還是沒有好。一個人說：“沒個檢查制度，你只要寫錯一個字，就能惹下滔天大禍！”而蕭乾卻暗暗決定：從此再也不要寫社論。

（文藝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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