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曲學以阿世的史學家鄧廣銘

　　鄧廣銘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畢生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教學與研究，對宋史研究尤有卓越成就。1998年1月10日，91歲的鄧廣銘先生度過了他將近一個世紀的坎坷人生，離開我們而去。凡是知道鄧先生的為人和業(yè)績的，無不感到深沉的哀悼和痛惜。

　　1957年秋天，我調到《光明日報》工作以后，很快就同鄧廣銘教授相識。當時他在北京大學授課，又兼任這個報紙專刊之一《史學》雙周刊的主編。此后十年間，曾經在業(yè)務上有過不少接觸。鄧廣銘先生的博學明辨，論必據跡，無曲學以阿世的史識與史膽，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報》作為一張為知識分子服務的報紙，根據知識分子的興趣和我國近代報紙的傳統(tǒng)，創(chuàng)辦了幾個學術性專刊。這些深受知識界歡迎的�？�，構成《光明日報》的一大特色。那時，經常出版的�？�就有《文學遺產》《史學》《哲學》《經濟學》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這些�？�分別邀請社外學術界知名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的編輯工作。

　　《史學》�？�始創(chuàng)于1953年4月4日，是《光明日報》版面上出現較早、出版最久、訂戶數目最多的�？��！妒穼W》編委會由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三方出入組成，范文瀾、翦伯贊先后曾任編委、主編，編委會委員先后有陳垣、榮孟源、鄧廣銘、向達、邵循正、楊人?、白壽彝、謝璉造、田余慶、汪?、陳振飛等。編委會的工作，經常得到郭沫若、吳晗的關注。《史學》�？�初時由三單位各出一個編委為執(zhí)行編輯：近代史所為榮孟源、北大為鄧廣銘、北師大為白壽彝。到1964年前后，謝璉造接替榮孟源，陳振飛接替白壽彝。三家執(zhí)行編輯，一家負責一個月的主要審稿和版面工作。報社收到的史學稿件，集中后送交當月執(zhí)行編輯，他們三位每周三集體研究一次。當時報社還住在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接管原《世界日報》舊址，物質條件極其困難，印報用的是從上海舊《時事新報》接管的已經用過30年的一部“老掉牙”的輪轉印報機；
辦公房屋更是簡陋，擁擠不堪。偌大一個報館，竟然無法為《史學》�？�提供一間開會、審稿用的辦公室。后來輪到由北大執(zhí)行編輯負責審稿的月份，鄧廣銘建議將辦公地點移到北大歷史系的一間辦公室里，不料他們二人都不肯來。經過范文瀾與翦伯贊商洽，《史學》的編輯工作改由北大歷史系專負其責。最后即由翦伯贊選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陳慶華、張寄謙在鄧廣銘領導下負責《史學》的編輯工作。前后十多年間，鄧廣銘自始至終參加《史學》編委會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戚本禹以“改組”《史學》�？�的名義，派了五個人進駐報社，奪了鄧先生《史學》主編的權，很快就把這個專利搞垮了。

　　鄧廣銘主編的《史學》�？�，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多次組織學術問題的討論，推動史學界的學術爭鳴。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如何正確評價曹操的討論�！半p百”方針是為促進藝術繁榮、科學發(fā)展而提出來的，是黨領導科學和藝術的正確方針。但在執(zhí)行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曾經歷了許多坎坷、曲折和磨難，未能保持它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當時由于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影響，知識界許多人心有余悸，整個學術界空氣沉悶，萬馬齊喑。1959年2月間，報社編輯部和《史學》�？�編委一起研究，首先選擇關于曹操評價問題作為突破口組織討論，作一次開展百家爭鳴的嘗試。這次討論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在學術界反應強烈。就像鄧廣銘先生說的那樣：“曹操是個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參加討論的寫稿者不僅有歷史學者，而且有各個行業(yè)的人。那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都有討論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報》，有的稿件在正版發(fā)表，大部分在《史學》刊出，可謂極‘一時之盛’�！�(本文所引鄧廣銘的話，均見其《回憶“文革”前的〈史學〉�？�》一文，載《光明日報四十年》)。這次討論沖破了學術界的沉悶空氣，并且引發(fā)了關于歷史人物評價、農民戰(zhàn)爭評價等一些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的討論，增強了報社編輯部的《史學》�？�同史學界的聯(lián)系，在讀者中有比較強烈的反響。《史學》�？�持續(xù)辦了14年，組織了多次學術討論，發(fā)表了不少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文章，對于繁榮我國學術研究，推動歷史科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不斷改進、持續(xù)出版這個�？�的過程中，鄧廣銘先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勞的。

　　鄧廣銘畢生治學，終身執(zhí)教，桃李滿天下。他在主持《史學》專刊編輯工作中，也非常重視培養(yǎng)人才�！妒穼W》�？�先后聯(lián)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細心地處理他們的來稿，鼓勵他們在參加學術討論的實踐中鍛煉，為史學界培養(yǎng)了不少年輕的專家學者。而今有些已經出名的史學專家，他們的研究工作是從《史學》�？�這塊園地上起步的，他們的科研能力也是在歷次學術討論中受到鍛煉的，他們是在《史學》�？�上嶄露頭角而后得到社會重視的�！妒穼W》�？�起到了培養(yǎng)一批史學專家的作用。鄧廣銘先生曾經深感欣慰地談到這一點：“編輯《史學》�？�，雖不是我們的專職，但我們對于外來稿件的審閱、去取，卻都是嚴肅認真的。我們決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決定稿件之采用與否。因此，有好幾位青年史學工作者，他們的第一篇論文是在《史學》�？�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學》�？�上先后發(fā)表了幾篇論文之后受到鼓舞，奮力前進，成為史學研究領域的骨干力量。這類事，也常常被我們引以自慰。”

　　我在光明日報社工作的十年間，國內外風云變幻，煙雨莽蒼，黨內風波迭起，政治運動接踵而來。自從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以后，輿論導向經常偏離正常軌道。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完，全國報刊開始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一些代表人物進行過火的批判。這個時候，學術批判搞成了政治運動，聲勢壓人代替了分析說理，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極左思潮進一步發(fā)展，不但嚴重地影響報社編輯工作，也給�？�的編輯工作造成很大困難。本來，像《史學》、《文學遺產》這樣的�？�，文章內容多與現實距離遙遠，在一些政治運動中可以超脫一些，應該允許和正版有所區(qū)別，也不應該與其他�？瘡娗笠恢�。可是，政治運動一來，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當強勁的極左思潮兇猛襲來，勢若狂風暴雨，鋪天蓋地，整個知識界“在劫難逃”，所有�？�也都陷入困境。

　　由于形勢發(fā)展迅速，瞬息萬變，輿論導向往往朝令夕改，難以捉摸。加以當時清規(guī)戒律甚多、報社編輯部與專刊編委會難以及時通氣。遇事即要求�？�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對上邊來的指示，常受“紀律”限制不能告訴�？�編委。致使�？�編委蒙在鼓里，難辨動向，造成編輯工作上的嚴重困難。鄧廣銘先生說：“盡管我們要堅決貫徹歷史研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原則，但我們同時也很同意翦老的一個意見。翦伯贊老說：史學研究要為政治服務，但不能為政策服務；
如果跟政策跟得很緊，我們的編輯工作有時將會陷于被動。事實也正是如此，《史學》是《光明日報》的�？�，是要由光明日報社最后把關的，而《光明日報》卻是不能不為政策服務的。我們經常發(fā)現，我們安排的《史學》版面，到印在報上時，有些文章位置卻有了改變。”以后在“讓步政策”的討論和批判《海瑞罷官》的時候，也都發(fā)生過類似的情況。當我讀到鄧先生這段話的時候，深感歉疚。

　　鄧先生為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鄧廣銘治史叢稿》所作的自序中，曾引章學誠所說的“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察之功”這兩句話，用以概括他畢生的學術追求。他在生前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絕不“奄然媚世為鄉(xiāng)愿”。半個世紀以來，鄧先生正是本著這種科學精神，在宋史研究中披荊斬棘，一往無前。對于宋、遼、金對峙時期的一系列存在爭議的重大問題，力排眾議，經過精細的“考察之功”，提出具有遠見卓識的“獨斷”。例如40年代后期寫的《釋“拐子馬”》、50年代寫的《論趙匡胤》，以及他的專著《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王安石——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岳飛傳》等等，都是厚積薄發(fā)、窮形盡相之作，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把這種富有創(chuàng)見、旗幟鮮明、堅持原則、毫不含糊的治學精神，也運用到專刊的編輯工作中。遇到認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茍且，不曖昧，不肯違心相從、隨波逐流。如在全國報刊上普遍開展的“清官”問題的討論，他對當時流行的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論調是不贊成的。盡管他“所聽到的‘小道消息’，仿佛有一個未見諸明文的高級指示在那里起指導作用”，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對于這場討論采取“不介入”的態(tài)度。按照他的說法：“對于這種論調，我們一直是跟不上的，因而在《史學》上便沒有刊出批清官的文章。”他在當時那樣嚴峻氣氛中這樣做，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氣的。其后如像“讓步政策”問題等一些學術討論，他對那種片面、武斷、無原則的一邊倒現象，總是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

　　及至批判《海瑞罷官》事件，鄧廣銘和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一樣，對于姚文元無限上綱，羅織誣陷的卑劣手段深惡痛絕。這時極左思潮已居全面統(tǒng)治地位，任何報刊已經難以抗拒這場來勢洶涌的風暴。再要堅持原則，獨立思考，已無可能。鄧先生說：“有一次，我們北大歷史系教師座談整理后交翦(伯贊)老去看，他認為會上的發(fā)言都是批判吳晗的，一面倒，過左了，最好不要刊出。當我們把整理稿送交報社之后，報社卻又認為發(fā)言的都在維護吳晗，太右了，也不肯采用。這次的座談會記錄終于未能見報�！睂�這一點，他在以后無限感慨地說：“在缺乏科學和民主的政治環(huán)境下，不但辦報困難，即使辦一個學術專刊，也是同樣會遭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艱難險阻的�！边@也是筆者和我們編輯部許多同志都有同感的。

　　《光明日報》的多數�？�是受讀者歡迎的。美中不足的是，多數�？瘜W院氣氛較濃，有些讀者不滿意，報社編輯部未能及時協(xié)同各編委會研究改進。到了1958年，“大躍進”一來，全國上下，熱氣騰騰，報社來稿增多，版面緊張，報社內外都有停辦�？�的意見。當時，我到報社不久，對有關情況不甚了了，對此問題也未認真研究，加以受到當時“左”傾思潮影響，是年10月，報社編委會未作慎重考慮，未與各�？�編委會協(xié)商，曾單方面決定停辦全部�？�，并于10月25日在報紙上登出《本報五種�？�停刊啟事》，宣布自11月起全部�？�。當時毛澤東主席正在鄭州開會，看到了這個啟事就說：“《光明日報》的副刊如《哲學》、《文學遺產》等，應繼續(xù)辦下去，不要�？��！边�說，他看《光明日報》就是看這些副刊。他讓吳冷西同志寫信把這些意見轉告給我。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進行了討論，認為原來匆忙作出這個決定是不慎重、不嚴肅的，因而是錯誤的。當即決定：由報社編輯部一面向各�？�編委會傳達毛主席的意見并作自我批評，同時商談專刊繼續(xù)出版的有關問題；
一面指定專人草擬一份糾正上述錯誤決定的新啟事，公告讀者。鄧廣銘先生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脾氣耿直，他對報社諸如此類的不當作法本來窩一肚子火。但他顧全大局，體諒報社的困難，繼續(xù)按期編發(fā)稿件，使《史學》�？�得以不間斷地繼續(xù)出刊。對鄧先生的熱心支持，我和報社同仁深受感動。

　　鄧廣銘教授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是治學精深嚴謹、領域寬廣的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他所撰述的一系列宋、遼、金對峙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論文與專著，都是有鮮明特色，極富創(chuàng)見的傳世之作。早在40年代，陳寅恪先生為鄧先生撰著《〈宋史·職官志〉考正》所寫的序中，就稱贊“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說“其神思之縝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倫。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薄丁此问贰ぢ毠僦尽悼颊�》和《〈宋史·刑法志〉考正》兩部著作及先生所寫其他一系列開創(chuàng)性的論著，還曾被人稱作“《宋史》成書六百年來的第一次認真清理”�；仡權噺V銘教授半個多世紀宋史研究的累累碩果，令人愈益嘆服陳寅恪先生獨具慧眼。

　　在精進不休的學術研究的同時，還撥冗熱心于傳播學術知識的學術�？�的編輯工作，這是鄧廣銘先生一生中不同于一般學者的地方。早在30年代在北大讀書時，他就參與為天津《益世報》主編《讀書周刊》；
40年代在重慶又主編過《讀書通訊》；
抗戰(zhàn)勝利后又做過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的執(zhí)行編輯；
50年代起為《光明日報》主編《史學》�？�。一個學富五車、享譽海內外的宋史權威，卻能在研究與教學之余躬身于報刊的編輯事務，這是他奉行“文以益世”古訓的最好說明；
也是他堅持學術研究為推動社會進步服務，把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教材，以報紙為陣地，向讀者傳播科學的歷史知識的具體實踐。在他為《光明日報》主編《史學》�？�的十余載中，能與他合作共事，作為一個老報人，筆者是永遠不能忘懷的。感謝他為《史學》�？�所做的一切。

　�。ā堆�黃春秋》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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