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我們敢不敢直面歷史

　　有人說，我們青春無悔；
有人說，我們劫后輝煌；
有人說，我們是苦難與風流的一代。我要問，這一代人敢不敢正視自己的經歷與良心？

　　三十年前，近千萬學生青年自稱為（或被封為）紅衛(wèi)兵革命闖將，使神州大地燃起遍地烽煙，把錦繡山河攪得天翻地覆。在他們當仁不讓地準備分享改朝換代的勝利果實時，最高領袖發(fā)話說：現(xiàn)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他們灰頭土臉地退下政治舞臺，從此去品嘗人生百味。二十多年后，社會上又出現(xiàn)了他們的聲音，這聲音現(xiàn)在強到任何人都不能裝作聽而不聞。這一次不是以前那種沖鋒陷陣的吶喊，而是對昔日輝煌一往情深的追憶，也夾雜著命運多舛的哀怨，以及對下輩今不如昔表現(xiàn)的憤言。

　　我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這千萬人中的一員，我有這一代人的自豪，這一代人的悔恨，這一代人不甘寂寞的稟性，這一代人仍想握住歷史的野心，但我想強調，我更愿作這代人作得遠遠不夠的反思。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日，對于戰(zhàn)敗國的反省，我們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刺激，我們的情感愛憎分明。德國總理勃蘭特以無罪之軀，慨然下跪于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此舉贏得我們由衷的贊佩。而東鄰某些人的抵賴、強辯、推倭，令人鄙惡交加、義憤填膺。今年的‘二戰(zhàn)”紀念時時使我產生聯(lián)想，當年以大字報的揭發(fā)批判傷害過教師、校長心靈，以拳打腳踢虐待過“牛鬼蛇神”，唾罵過“黑五類”同學，批判過“走資派”的人，有多少向自己的受害者表示過悔恨及歉意？１９６６年夏季，中國各大城市被“紅色恐怖”的風暴卷襲，不少人被“打死活該”，更多的人被驅逐出城，當年干這些事的人，有多少后來關心過這些人的下落，去尋訪屈死者的遺囑，力所能及地作點減輕罪愆之事？

　　我曾把紅衛(wèi)兵運動比作青年納粹運動，這引起了憤慨和抗議，我現(xiàn)在并不想把當年犯了過失的紅衛(wèi)兵和戰(zhàn)爭罪犯相提并論。但是，既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又不會被索賠巨款，僅僅為了減輕一點內疚，僅僅為了使當年蒙冤受屈的人到頭來感到世間畢竟還有正義良知，當年作過惡或犯有過失的人作點表示有什么不可以？

　　也許有人說，真正該負責任的人并沒有得到懲處，憑什么追究我們這些“小蘿卜頭”？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如果歷史公正，終將會將元兇大惡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我說的不是歷史或法律責任，而是每個人的道義感。

　　也許有人會說，我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傻事，但我遭的罪更甚。確實，“文革”始終是借用一批，打擊一批，幾乎沒有始終如一的依靠對象，幾乎人人都受害，個個一肚子苦水。但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話語如此有選擇性，這種選擇的隱揚匿顯的方向如此高度一致，豈不太奇怪了？再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日本人不談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殺，只談廣島和長崎，我們是否就認為他們沒有戰(zhàn)爭責任了呢？

　　我的同齡人中，有不少現(xiàn)在是社會棟梁，乃至精神導師，當他們坐在主席臺上，亮相于電視節(jié)目中，接受榮譽稱號和頒獎時，他們是否會想到自己年輕時的魯莽、無知和過失呢？

　　我不想故作驚人之語，把每個人都說成有這樣那樣的污點，我相信，許多人確實清白，也有許多人沒有資格作惡。但我認為每個人，至少是那些在社會上吵吵嚷嚷的人，有責任如實地反映那個時代，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所作所為。當我們碟蝶不休地講述自己浩劫之后如何輝煌、自己既苦難又風流的故事時，也應顧及千百萬被貽誤終生的同齡人的情緒，也要計算一下整個民族付出的代價，盡管那場災難在客觀上既磨煉了也成全了自己。

　　我在研究“文革”和紅衛(wèi)兵，我想與同齡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我們的回憶和反省，拼構復原那一段歷史，這是改變了千百萬人命運的歷史，是改變了共和國發(fā)展方向的歷史。我在一些大城市探尋采訪，曾受到熱情而真誠的接待，聽到不少聞所未聞的故事，結交了一批朋友。但使我不安和憂慮的是，我感到這一代人中不少人正在有意無意地遺忘過去，有的是全面遺忘，有的是有選擇地遺忘。我也仔細聆聽社會上這一代中某些人的喧嘩聲，但我聽到的多半是虛飾浮夸之言，我往往不得不承認其他人——上一代及下一代，尤其是下一代——的不以為然和不耐煩是合理的。我深知許多人的憤懣，時代剝奪了我們應該享有的東西，弟妹一代不但不理解我們，而且挖苦嘲諷我們。問題是，如果你至今不明白時代如何坑害了你，如果你講不出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不活該受誤解，被可憐么？

　　有人保持沉默，既是無奈，也是高傲的沉默。他們曾經叱吒風云，指揮過千軍萬馬，與毛澤東握過手，或與周恩來合過影，與軍區(qū)司令員謀劃于密室，部長和省委書記對他們點頭哈腰。自己當年的嘍羅現(xiàn)在當了總經理，當年以瞻仰自己風采為榮的“紅小兵”現(xiàn)在當了博士出了國，他們內心很不平衡，表現(xiàn)出來卻是鄙夷不屑。他們一舉手一抬腳都要呼風喚雨，一開口就要驚世駭俗。他們絕口不談過去，等待著有一天一鳴驚人，或者堅信歷史自有公論，后世會給他們一個公道的說法。這些人決非庸碌之輩，我永遠不敢小看他們，但公正的歷史就是重現(xiàn)當年的光彩么？他們倒沒有喪失記憶，記憶是他們生活和心理的支撐，但這種記憶是一種精神性的化石，它不隨時代變遷和反思而改變，它拒絕參與公共話語。我敢斷定，私人記憶，不論多么頑強也不會變成歷史，就如當年不是個人的意識，而是集體的意識及無意識才是運動的潛流一樣。我不相信，正確的歷史只能等待某些風云人物有朝一日給我們端出來，我認為，它有待我們——不只是這一代人——共同發(fā)掘、交流與探討。

　　有人說，這一代人的遭遇和歷史，要五十年之后才說得清楚。這話有一半是對的，沒有時間距離就談不上歷史，看看現(xiàn)在大多數當事人還沒有跳出個人地位和派別偏見的回憶和評論，就知道現(xiàn)在拿出來的東西一定只能是半生不熟的議論和片面狹促的印象。但是，沒有半生不熟的東西，成熟的東西從何而來？如果記憶在我們這一代中斷，我們期望下一代怎么學歷史？最不能回避的問題是，我們能把責任給下一代嗎？

　　我曾陪一個朋友去拜訪他父親的老友，那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有才氣的詩人，他們同屬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主人家中的氣氛純潔和凄涼得令人心碎，他們大半生被摧殘，許多家庭破裂了，子女們瘋的瘋，病的病。我和主人的對話使我終生難忘。他極其傷心地告訴我，經常有年輕人聽說他們曾是“胡風分子”，就不假思索地說：“啊，反革命！”原因很簡單，當初的定性，八十年代初給他們平反的通知，并非人人知曉。社會上的種種傳言，包括同情的文章，不是令人不滿意，就是給人傷害。我問：“為什么你們自己不如實寫出這段歷史？”他吃了一驚，似乎從未想過可以這么干。他非常痛切地反復表示，希望我們了解真相。理解他們。我當時真想對他大吼：“你不告訴我們真相，我們怎么理解？你們逃避責任，對我們不了解你們有什么可抱怨的？”望著善良軟弱的、似乎已近風燭殘年的老人，我沒有作聲。我的那位朋友很愛他的父親，他是“胡風后代”中僅有（或少有）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問過他幾次，為什么不全力以赴反映父輩的遭遇和不幸。他說，他本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幸需要表達。我不認為他的遭遇可以和“胡風集團”相比，但我想他是對的，一代人的歷史，只能靠自己寫，不能指望別人幫忙。

　　中國的歷史太悠久、太豐富了，因此我們對歷史熟視無睹、沒有感情。我希望，我們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記憶，趁為時不算太晚搶救一代人的記憶。什么是歷史？無情無私的記憶，加上敢于拷問靈魂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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