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化解臺海危機需要新思維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圣地亞哥出席亞太經(jīng)合組織期間,于11月20日會見了美國總統(tǒng)布什,就中美兩國的未來關系進行了會談。

          在中美兩國首腦的高峰會議上,最受人們注意的是臺獨問題。不出所料,在漂亮的外交辭令的背后,會談實際上還是各談各的。胡錦濤重申了中國反對臺獨的立場,布什則一如既往地表示“不支持臺獨”。長期以來,中美兩國立場的距離就表現(xiàn)在“反對”和“不支持”上,反對表明一種積極的堅決的立場,不支持則是消極的、袖手旁觀的態(tài)度,甚至可能還帶有樂觀其成的成分。

          這次峰會再次表明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遏制臺獨、維持臺海和平問題上,不能寄希望于美國。不錯,美國的態(tài)度是值得重視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9月30日會見我國外長李肇新后回答媒體詢問時曾表示:有關臺灣的議題,不能忽視大陸13億人民的心聲。他10月25日在北京時又表明,希望臺海兩方通過對話走向和平統(tǒng)一;
        還說:“臺灣不是獨立的,它不享有作為一個國家擁有的主權。”這些消息曾經(jīng)給人們帶來樂觀的期望。但布什在高峰會談上只是重申繼續(xù)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恪守三個中美聯(lián)合公報,不支持臺獨的一貫立場。這就說明鮑威爾最多只能說是最大限度地明確闡述了美國的一貫立場,并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

          據(jù)我觀察,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促使美國對臺施壓,遏止陳水扁的臺獨步伐。實踐證明,這種政策收效甚微。要化解臺獨危機,為和平統(tǒng)一創(chuàng)造條件,只能靠我們自己努力。

          回顧“九二會談”以后,十幾年來,我們沒有主動采取任何有助于統(tǒng)一的實際措施。1996年的“武嚇”,2000年的“文攻”,不但沒有制止臺獨的步伐,相反助長了臺獨的氣焰,幫助了李登輝、陳水扁,把一些心存觀望的臺灣同胞驅向臺獨的懷抱。近幾年來,在陳水扁的一次又一次的臺獨攻勢面前,我們只能被動地進行反擊,而且說來說去都是那么幾句老話,臺海兩岸的人都聽膩了,還能有什么好效果呢?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我們必須改弦易轍,突破老框框,尋求新思維。

          破舊立新之途,首先是要改變傳統(tǒng)的對立思維,這種思維來源于階級斗爭觀念,“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就要反對”。陳水扁的每次宣傳,都有一些欺騙性的讓步和退卻,我們的應對之策,只是揭露其欺騙性的一面,卻沒有抓住我們可以利用的一面,變被動為主動。例如陳水扁今年在“雙十講話”中表示,希望兩岸接觸會談,我們就可以積極回應,沒有必要在“九二共識”還是“九二會談”的差異上作文章。斤斤計較于這些細節(jié),恰恰中了陳水扁的小詭計。陳水扁的小聰明就在于一次又一次地耍弄這種小把戲小詭計,而我們在對立思維的支配下,總是不自覺地掉進他所設下的陷阱里。

          其次,思維的側重點要從獨與統(tǒng)的對立轉到和與戰(zhàn)的的抉擇上來。我們過去思考這個問題,總是把獨和統(tǒng)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上,從統(tǒng)獨來劃線,以促統(tǒng)拒獨為政策的出發(fā)點,卻又提不出有效的應對辦法,眼看臺獨勢力日益膨脹而束手無策,有的人便提出了“為了統(tǒng)一,不惜一戰(zhàn)”的口號。這是非常要不得的。固然,臺灣是獨立還是統(tǒng)一于祖國,是事關國家利益的最高原則。但是,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是超越國家利益的最高價值,以犧牲兩岸大量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來換取統(tǒng)一,既不明智,也不道德。因此,在兩岸的統(tǒng)一問題上,和平應當成為唯一的選擇。

          再次,擱置“一國兩制”的原則!耙粐笔潜仨殘猿值,不堅持就等于放棄爭取統(tǒng)一的努力。但是,把“一國兩制”作為統(tǒng)一的最高原則,卻不具備應有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基礎。因為它的前提和內涵都是不恰當不確切的。所謂“一國兩制”,最初是針對香港回歸提出來的。它的出發(fā)點就是: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你們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實現(xiàn)統(tǒng)一以后,你們可以保持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言外之意,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比你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優(yōu)越,五十年之后,你們也要實行我們的制度。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商榷:第一,所謂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虛假的命題。鄧小平自己就再三地說過,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搞清楚。既然還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能宣布我們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呢?我們雖然已經(jīng)實行了改革開放,但基本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卻依然是五十年代確立的專制制度。它在八十年代曾經(jīng)有所削弱,但在八九學運遭到鎮(zhèn)壓之后又大大泛濫起來。所以,兩制的差異,在宣傳上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上卻是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這就帶來第二個問題:兩個制度應當是哪個制度向哪個制度轉變?是資本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還是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變?所謂五十年不變,當然不是五十年后來一個突然的根本變化,而是五十年內就開始逐漸轉變。怎樣轉變?不言而喻,在指導思想上當然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但這個轉變在實質上卻是民主制度向專制制度轉變,是歷史的倒退。香港的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就是這種轉變的小小嘗試。它的結果已眾所周知,不但沒有實現(xiàn)立法,卻敗壞了“一國兩制”的本來就不很牢靠的聲譽,而且把一些臺灣民眾進一步推向臺獨。因此,在解決兩岸分歧時,先擱置“一國兩制”,應當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不但在“兩制”問題上,而且對于“一國”也需要有新的思維方式!耙粐钡暮x,應當是:過去是一個中國,未來也將是一個中國,而在1949年到現(xiàn)在的短暫的歷史時期里,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條件,兩岸暫時分隔成為兩個政治實體,兩個政府,分別管治著大陸和臺灣。要承認兩個不同政府的存在,放棄那種認為我是中央政府,你是一個省的地方政府的僵化思維,把對方放在平等的談判對象的地位上,不要再做那些無濟于事、只能使臺灣人民更加反感的蠢事,如不遺余力地去矮化、打壓臺灣政府之類。

          在轉變思維方式的基礎上,當務之急是抓住陳水扁提出會談的機會,做出積極的回應和會談的準備。陳水扁雖然拒絕以“一國兩制”作為會談的前提,但承認可以把它列為議題,我們就沒有必要因堅持這個前提而放棄會談的機會。我們放棄的不是“一國”的原則,而是會談的前提;
        這個原則可以不是會談的前提,卻必須是會談的內容。只要會談實現(xiàn),我們就可以化被動為主動,甚至可以做到一步主動,步步主動。例如,(1)可以提出共同發(fā)表《不獨不戰(zhàn)宣言》,公開宣稱:只要臺灣不獨,我們堅決不戰(zhàn),迫使陳水扁宣布不獨;
        即使他們拒絕,也在臺灣和全世界的人民面前取得了主動。(2)主動撤除我方設在東南沿海的導彈基地,與此相應,要求他們取消6180億臺幣的軍購計劃。(3)承認臺灣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一個獨立的政府,可以以政府的名義而不是國家的名義參加國際組織;
        承諾主動為臺灣爭取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為他們創(chuàng)造參加國際活動的機會。(4)達成開放旅游和全面“三通”的協(xié)議,商定逐步減少以至最終取消關稅的計劃。(5)在北京、臺北設立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聯(lián)合辦事處,作為兩岸的正式聯(lián)系渠道。

          但是,轉變思維方式僅僅是為了扭轉我們在應對臺獨問題上的被動局面,還不足以形成拒獨促統(tǒng)的強大攻勢。要改變臺灣民眾的臺獨趨勢,最根本的辦法是我們本身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政治體制,落實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各項自由權利,變專制制度為民主制度,變專制社會為自由社會,F(xiàn)在,我們的經(jīng)濟改革和建設的成就已經(jīng)頗具吸引力,需要努力的是使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也能對臺灣民眾具有吸引力。改革政治體制,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就可以吸引大多數(shù)臺灣民眾歸心祖國。當前不妨先從較易解決的外圍著手,消除權力腐敗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如:平反冤假錯案;
        嚴懲在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問題上侵害人民利益的違法腐敗案件;
        廢除書報檢查制度;
        改變網(wǎng)警的任務,將網(wǎng)絡控制手段用來保護網(wǎng)絡安全;
        等等。這些都是人民期望甚殷的迫切要求,也是臺灣人民所樂見的。

          目前,臺灣當局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臺獨,大陸各地民怨沸騰,許多民眾因利益被剝奪而挺身抗議,有些地方的抗議者甚至達到數(shù)萬人的規(guī)模。這種形勢更可能使陳水扁一類的臺獨分子以為有機可乘,加快臺獨進程。危機的加深迫使我們必須正視現(xiàn)實,盡快地采取積極行動,對臺抓住會談機會,對內改革政治體制。千萬不要喪失良機,成為千古罪人。(本文有刪節(jié))

          

          200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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