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傾圮的星空

　　星宿派及其鄰人們

　　一個由詩歌、人肉和廓大的城墻搭建起來的圣城后來變得單調、乏味、愚不可及；
一個勤勞、勇敢、充滿智慧的種族之根后來潰爛、化膿并臭不可聞；
一個曾經(jīng)被盛大的氣象所感動，吐納百川、兼容并包的帝都后來變得狹隘、自私并敵視所有異質的事物。這是有朋自遠方來，對我所寄居的城市作出的普遍看法。

　　然而我們都無法成為陶潛。我和我的朋友們曾多次策劃過逃亡或者隱居，然而最終都告流滅。在這座集合了種族專制和奴隸氣息的腐朽城邦里，唯一能做的不是弄文學，而是曬太陽、抹鼻涕。

　　坐在房檐下我還時�；叵胛覀兊淖嫦�。夢見周文王炭火燒龜、追問推翻暴政的策略；
夢見西楚項羽頭戴金盔、目光如電，伸手處劍氣沖天、人頭落地；
我還夢見張楊隊伍里的好漢們馬蹄得得一路向東，一個叫蔣介石的黨魁急走如兔、小便失禁；
我還夢見我所喜愛的李白，微啟門縫，偷看貴妃出浴，被警察發(fā)現(xiàn)，帶到臨潼派出所等等。

　　這些夢起初散漫無章，以后慢慢集中于一個叫“貴族氣”的東西。這本是一個歷史的事實，那種高貴的、凜然不可侵犯的精神曾經(jīng)支撐著一個種族的優(yōu)秀分子，可隨后就在一場有關階級的戰(zhàn)爭中陷落，殺死它的是一群打著綁腿、頭戴五星帽的農(nóng)民——那時，他們正被一種烏托邦的夢想感召，口里喃喃地喊著“打土豪、分田地”。形同夢囈。

　　而歷史的可笑性在于那些已經(jīng)盛裝入殮的尸首如不被釘死棺槨則隨時都會借尸還魂。我在一個種族整個的文學復古主義潮流中，目擊到了以下一個事實：當年殺死貴族的兇手，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溜進貴族的停尸房，從一個老式的箱底摸出一件沾滿蟲蟻的燕尾服，摘下墻上的鈍劍，撣掉灰塵，外加一雙白手套，儼然走進了一個個主要由名士組成的文學陣營。

　　他們吃茶喝酒，談詩論道，練氣打拳，題詞送畫。偶爾創(chuàng)辦沙龍，但不談藝術，主要是講黃段子；
當然也寫文章，但很少說人話，主要是扯一些“花鳥蟲魚，石頭瓦塊”的淡。

　　這些講文明、講禮貌的“鄉(xiāng)紳”進城，一個子虛烏有的事件，卻引起上世紀末文壇的一陣騷亂。一場文學的仿古運動在我所寄居的城市里向世人展示了它最經(jīng)典的形貌。賈平凹披蓑戴笠，獨釣寒江，一些利祿之魚紛紛上鉤。目的是吃盡誘餌，以便在某個適當?shù)臅r刻游走或逃亡。

　　“閑人”的大規(guī)模叢生就這樣成了不可避免。他們平時為民，戰(zhàn)時為兵，相互打探隱私，唱和不絕于耳。比如幫主放屁，弟子們先是相互不語，繼而摸黑回家，連夜趕制的稿子便是第二天副刊的最佳文章：“伏惟大王，高聳尊臀，洪渲寶屁，依稀絲竹之音，仿佛蘭麝之氣”，編輯的拈須吟唱，使我們對“五四”以來的小品文發(fā)生了又一次的焦慮。

　　這種嚼飯喂人、順口接屁的架勢，使我想起了金庸的《天龍八部》。星宿老仙是江湖一怪，每遇一戰(zhàn)，弟子們便高帽與馬屁齊飛，法螺共鑼鼓同響，而全部的秘密卻被包不同說穿。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真貴族卻在一個蒹葭蒼茫的黎明乘舟遠遁。那時一個詩人就是一座凜然獨尊的佛。它高貴而堅韌的批判性曾使東漢太學生橫議朝政，明代東林黨人舍身請命，甚至先秦百家的自由心靈、魏晉諸賢的抗暴精神也由此而出。

　　而賈平凹卻注定做不了李白。一個意志坍塌的小說家不可能接近一顆散發(fā)弄舟、笑傲王侯的偉大詩魂。他甚至不是李賀，不是李商隱——那些曾在盛世的明亮過后，仍堅執(zhí)地相信春蠶、相信蠟炬、相信杜鵑啼血的痛楚心靈。司馬相如的無行、東方朔的滑稽，才是一個被我命名為“星宿派”的文人集團所特有的二重性格。

　　而人對他和他的弟子們所保有的“優(yōu)雅”風度的誤讀，在于他們擁有了一種貴族生活的外表：題詞品茗、采石篆刻、陰陽八卦、裝神弄鬼，在這里，優(yōu)雅是一個空洞的姿勢，是一場從中心向外拋離本質的運動。在這條光亮如洗的拋物線上，稻草人懸置著自己。也就是說從擺脫本質的那一刻起，人除了不是他自己而外，他可以成為任何他所不是的東西。

　　這其實是一個存在的幻覺，卻導致了一場種族的神經(jīng)錯亂：說這個人是優(yōu)雅的，因而他是自由的。這個誤讀使得“優(yōu)雅”一夜間上升為世俗生活的最高境界。星宿派的門下也由此爬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學香客：駝背青年、神經(jīng)官能病患者、退伍軍人、大談順生的學者、脖子上掛著鈴鐺的教授等等。面對極度嚴酷的生存境遇，他們說：我是貴族中的貴族，因而是優(yōu)雅的。這就是說，在所有腐朽的趣味中，他屬于那種腐朽透頂?shù)摹?/p>

　　但文學不是大出喪，不管有多少人敲鑼打鼓、燒錢化紙，過后仍是一條空街。時間之王，法輪常轉，一萬本的《鬼才賈平凹》都經(jīng)不住收廢紙的老漢一錐子地扎下去。

　　魯迅說，開國的時候，文人們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
而末世偏運來臨的時候，皇帝無事，文臣們便談談女人，談談石頭，談談用三寸金蓮盛滿酒喝時的無上妙境。前者叫幫忙，后者稱幫閑。我不想說星宿派及其眾鄰人的努力是在完成一種讖言。

　　解構的神話

　　和星宿派及其眾鄰人相比，中國還原主義的作家們，殺死了貴族，但沒有冒充貴族。因為“優(yōu)雅”從根本上講，是一場靈魂出竅的演出，它使演員們總是處于持續(xù)的緊張和被揭露的恐懼之中�？磥砀墒裁匆膊蝗菀住Ｐ≠Y產(chǎn)者的文學革命從一開始就敵視這種文學的矯飾感。他們用粗鄙反抗優(yōu)雅，用生活經(jīng)驗取代藝術經(jīng)驗，用小市民的慣常眼光嘲弄一些偽崇高下面藏著的無恥和卑下。

　　王朔的小說無疑是凸出的例證。他大模模的語詞動亂曾使中國文壇的紅色打手們發(fā)生了一次次真正的慌亂，但令他們安心的是，王朔不是金圣嘆，組織人馬在一個沒落種族的文廟前放聲慟哭，這注定不會打動他。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飛檐走壁，身手不凡，一雙小而瞇縫的眼睛，看見道德神父正以神圣的名義與尼姑交歡。于是，擠眉弄眼，咳嗽揚聲，尼姑翻墻，嫖客遠遁——存在主義的王朔俏皮而深邃。

　　同樣，我們也不用理睬一些二、三流批評家對伊沙的詩歌作出的“猥褻主義”指控。《餓死詩人》拿到北師大的出版社被指認為“有流氓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福音。他說明在最初道德家的眼睛里，避孕套是秘不示人的。

　　但這是否就是中國文學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一次緊張推進呢？由于這些先鋒作家的語詞外貌與西方某些半生不熟的嬉皮詩人的相似性，導致了一場二十世紀末期中國文藝理論界的重大誤讀。在我看來，一場人類對后工業(yè)文明及其災難性后果的反叛運動不可能誕生于一個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東方大國。恰恰相反，某些“反權威、反中心”的“后現(xiàn)代”因素出自一個古老帝國的游戲傳統(tǒng)。

　　進入游戲，是中國文化真正值得紀念的事件。他的始作俑者是一個叫莊周的漆園吏。而它最初的功能是用來欺騙老婆、欺騙暴君、欺騙暴君手下各式各樣的文化暗探。當然，同時它也用來守護自己內(nèi)心嚴正的反叛性。

　　這樣一來，王朔就成了一個可笑的人。他的小說不斷地出示給我們一些從事假游戲的標識：文本開頭的插科打諢不過是玩弄一幫沒頭腦的觀眾，小說結尾無一例外的悲劇性才是一個從事荒誕寫作的人對生命本體的真正追問。

　　急沒有用。在一場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世界杯大賽中，中國沒有參賽資格。一廂情愿式的自制球場、自訂裁判規(guī)則，除了顯示一個第三世界的窮國趕英超美的熱情以外，不能說明別的。因為后現(xiàn)代主義是現(xiàn)代主義的腸道寄生蟲，而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從來沒有落地生根，那種民主的、平等的自由精神與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根性格格不入。傷痕文學是“訴苦”和“哭鼻”的藝術稱謂。在那個時代不過是扎著羊角小辮的孩子向一個嚴厲的君父請求糖吃。反思文學是中國古代“公案戲”的延續(xù)。忠而被謗、諫而受誅，替天行道、只反貪官�；实鄄粫�錯，更沒有人敢從信仰的高度問一句，一個古老的種族怎么會突然抽瘋？改革文學是中國古代“清官戲”的繼承者，他只是顯示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權力膜拜。尋根即撒嬌，就是被嚴厲的現(xiàn)實君父趕出樂園之后的文化下鄉(xiāng)運動。目的是走回根部，認出生母，然后倒在她的懷里放聲慟哭。

　　無疑的，北島的詩、馬原的小說是當代文學的異數(shù)。它說明在一個混合著君主專制和奴隸氣息的國土上，仍然可以植出迫近“現(xiàn)代”的奇樹。

　　就是這樣。真正的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從未成為事實。當代作家?guī)资�年的努力不過是在推進著中國文學的近代化。薄迦丘時代的中世紀意識仍然是今天每一個有良知作家的最大敵人。

　　老鼠的樂園

　　在這里，我不想對嚴酷的政治箝制作過多的指責，實際上稍微懂點歷史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紀下半葉幾乎所有的文學命案都不過是“烏臺詩案”、“明代黨錮”式的爛貨。而對于今天的大多數(shù)老鼠來說，真正新鮮的恐怕是另一類夾子，即商業(yè)主義的溫情夾子，當然有時它也可能是粘鼠板。

　　這實際上是一場陰謀。是一個別有用心的集團，以“致富”為旗，吸引一些頭腦簡單、意志薄弱的傻×自投羅網(wǎng)。而在一個種族整個的商業(yè)主義抽瘋運動中，我滿意地看到中國作家多快好省、勤勞勇敢的背影。

　　市民作家無一例外地嘲笑崇高，放棄一切與嚴肅有關的精神事務。他們渾噩麻木地在世，只是為貨幣或像貨幣一樣的東西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們也寫作，但全部目的已遭到豬肉和房子的有力侵蝕；
他們有思想，但除了與女人、與股票有關的一切想象都遭到了殘酷放逐。最后，他們只能在市民敬畏的眼神里，快樂幸福，像一條摟在富婆被窩里的狗。

　　文學的頹廢就這樣成了不可避免。它注定要向小奸商下跪，注定要向政客權貴淺斟低眉，注定在廣闊的天地里無所作為。

　　我承認，市民作家有過激動人心的時分。他們曾是《國風》的口頭傳述者，他們曾滋養(yǎng)了自己的作家馮夢龍及其蕩氣回腸的經(jīng)典文本《三言》《二拍》，他們曾經(jīng)和下列輝煌姓氏緊密相連：關漢卿、王實甫、徐文長、湯顯祖、李溫陵……甚至《肉蒲園》之類的黃色小說也是社會開放、人民業(yè)余生活極大豐富的象征。

　　而不幸的是“賢士”遠去，“讒人”叢生，弓折弦斷，瓦釜雷鳴�！稄U都》中的方框使我們惡心，《土街》中的性畸戀又使我們發(fā)生長時間的胃痙攣。他們也寫吃，但不是《巨人傳》中的卡岡都亞“喝上一萬七千多匹母牛的奶”是肯定現(xiàn)世，贊美人文未來；
他們也寫性，但不是薄迦丘，他們不敢把矛頭指向權貴和僧侶；
當然更不是勞倫斯，他們不知道現(xiàn)代文明已經(jīng)式微，性本能必然要用來救贖或補偏。小市民的眼睛、小流氓的手段共同演繹著當代市民文學的二重卑賤。

　　不用跟我玩“隱私”。什么“小女人散文”、“市民自白小說”、“新生代新聞體”，你不過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裸露癖”的典型病例，渴望在新聞記者的鎂光燈下剝得一絲不掛，而后遭致大眾眼光的輪番強奸。你離揭示市民意識或潛意識深層中的冷漠、無情、自私、殘暴和被奴役的瘡傷還差得遠。

　　到這里，兄弟們，我已大致說出了我對市民作家的全部厭惡和鄙夷。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中國市民是在鄉(xiāng)村移民的基礎上培植起來的，它既保留了鄉(xiāng)村婦女干涉鄰居私密的習性，又帶有權力中心和等級制度培養(yǎng)起來的冷酷、虛偽和勢利。它們本身不可能產(chǎn)生藝術創(chuàng)作所需要的平等和自由心境。因而，遠離市民在中國就要作為一個優(yōu)秀作家的必備素質來反復申述。

　　終極關懷者

　　置身于一個終極信仰缺失的時代，價值迷亂是不可避免的。人們要么被各種簡單信仰（西方文明、儒家倫理、英雄主義、土地、生活、人民、藝術、主旋律等等）撕扯得粉碎，要么迅速逃回到低極信仰（母愛、食、色等）的巢穴之中，并在那里幸福地翻轉、打滾、做體操。我不相信神在別處，每天我只要能自由地吃食性交，這就夠了，此外沒有什么能打動我。

　　獅子的暴怒就是從此開始的。他決計用尖利的爪子、堅硬的殼、白厲厲的牙齒向一切假想中的敵人宣戰(zhàn)。他固執(zhí)地相信種族（主要是蒙古族）、相信人民（主要是回民）、相信君父的仁愛。并向一切不信者發(fā)出恫嚇的“嗚嗚”聲。

　　從這個意義上講，張承志是一個天真的嬰兒。他頭發(fā)濃密、毛孔粗大、喜歡舞槍弄棒、愛看英雄連環(huán)畫。他把自己假想成了壯士荊軻，強迫回族農(nóng)民馬志強穿上燕太子丹的古代服裝，卻找不到暴君秦始皇。于是跨上瘦馬、告別喂豬的貴婦人，向公爵的鎮(zhèn)上走去。堂吉訶德的意義十分重大。

　　然而他的全部信念都建立在一個簡單信仰的脆弱假設之上：在人之外，有一個先驗的本體：英雄。人應當為它活著，并隨時準備扮演他所不是的角色。

　　他不想也不愿知道，簡單價值本身就是一個堅固的囚室，目的在于鎖住反叛者逃亡的腳、思考的頭腦�！叭嗣瘛钡母拍钍且粋�鏡像，從它里面噴出過無數(shù)的血腥和罪孽。有信仰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把它強調到不容置疑，那么它比無信仰還要可怕。歐洲的十字軍東征，文藝復興前的燒死布魯諾，蘇聯(lián)的集中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導源于有信仰。

　　對此，我不打算向什么人再費口舌。這根本沒有必要。對著一群妄自尊大、空言救國的學術白癡，我寧愿把時間交給游戲機和黃色錄像。

　　可歷史的母親千年不毀，她躲在時間的深處，跏趺而坐、拈指微笑，鼓勵所有的孩子向她投奔。

　　余秋雨是第一個跪到蒲團上的人。

　　他用一雙慣于行走的腳，遍游東方故土，古冢、墓壙、廢墟、河流、山川、寺廟都留下了他辛勤逃奔的背影。

　　我承認，他是文化懷古的大師。在一個鍋碗瓢盆、床笫秘闈充斥的散文世界里，他獨立中天，猶如月亮之于黑夜。

　　可一雙長期“看戲”的眼睛不可能看見真實的人生。學者的驕矜、教授的虛榮使他不可能脫下有產(chǎn)者的白手套，多少不幸、眼淚、殺戮、損傷從他的筆下溜走，法官的拖延、衙門的橫征暴斂、黑幕包裹著的文化、敲骨吸髓式的壓榨和無往而不在的暴力陷阱，在他，都變成了一堆拈須吟唱的材料。

　　東方是一個騙局，即使睿智的學人有時也會五迷三道。行走在東亞大陸的腹地，你必須學會用耳朵而不是用眼睛，才能傾聽到歷史墓道里的每一聲啼哭。懷古的悠然不能代替歷史的批判；
原始罪惡層積疊嶂，即使生花妙筆，也不能渲染為子宮般的溫暖。

　　那么跨越種族的界碑，向終極信仰的高地發(fā)起一次次的總攻就成了史鐵生的使命。上帝殘廢了他的兩條腿，也許是讓他不要像余秋雨一樣的瞎跑，節(jié)省下來的利比多直接用于“腦力”而不是“腳力”。

　　對于琴槽里的藥方來說，一千根是一個騙局，一千二百根同樣也是一個騙局�？墒菍τ谘劬�來說，一千根是一道朝霞，一千二百根同樣也是一道朝霞。這無所謂真實不真實，重要的是老少兩個瞎子必須有這樣一句箴言，一個符咒，一個支撐他們翻山越嶺、吹拉彈唱的信念。這就是“終極”。

　　《宿命》是一篇至今沒有引人重視的小說。它的受冷落再度說明國人缺乏面對生命真實境地的勇氣。對于一條完整的脊髓，茄子沒有罪，熟人沒有罪，小飯館的包子沒有罪，啞然失笑的學生沒有罪，那么誰之罪？罪在上帝。“上帝說世上要有這一聲悶響，就有了這一聲悶響，上帝看這是好的，事情就這樣成了，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讀書至此，涕淚交集。

　　然而有意義的生活正是從“涕淚交集”始。不經(jīng)過絕望的洗禮，人不可能成為再生的鳳凰。

　　不錯，我反復地談論過終極信仰�？晌业摹敖K極”不是一根棍子，不會抽打朝覲別神的信客。“終極”只對我個人有意義，我主要用它來反叛歷史、反叛固有文明。它只在一個無礙無待的澄明之境里接應我的靈魂飛升。

　　從這個意義上說，終極價值只具有探索的價值，我們不能確認這種價值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但有了這種虔信，我們的生命就會擺脫庸俗，我們的作品就會超越種族、超越時代，獲得一種廣袤壯麗的輝煌品質。

　　然而自五四新文學以來，只有少數(shù)文本可以引為例證。茅盾的《子夜》是日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對現(xiàn)世生活的拙劣圖解，浮泛叫喊、淚浪滔天的《女神》只在白話詩的起始有意義，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是由批判歷史起步向終極價值的兩次緊張推進。

　　只有魯迅，這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精神長子，用《傷逝》、《孤獨者》、《在酒樓上》、《野草》等若干短篇和散文，構成了一座座碩大的精神紀念碑，供后人憑吊。可悲憫的是晚年的魯迅被群小包圍，使他不得不橫站著以應付各方來的捧殺、利誘、棒喝和暗器。他死后身上覆蓋的“民族魂”可以看作是一個陰險的種族對他自己天才的最后一次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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