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

　　1948年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實際上這個決定11月就已作出）。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發(fā)揚光大，奠定一個現(xiàn)代大學的基礎(chǔ)，確是難以想象的。

　　一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臺大將1945年光復(fù)之日算作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了第四次校慶。他之所以能把臺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決于他的干才，取決于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tǒng)，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shù)的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發(fā)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wù)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guān)，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shù)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wù)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于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yōu)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nèi)頓然改觀。”[1] 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為學術(shù)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shè)上，也應(yīng)該時時不忘學術(shù)的標準�！彼�說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diào)’無從談起，即此‘低調(diào)’，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huán)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shù)”，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會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做去。[2]

　　什么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quán)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極權(quán)主義的作風。”[3]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決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nèi)�！盵4]

　　當然，“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為教育、為學術(shù)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yù)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shù)研究根本難得進行�！盵5]所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為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為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云際會，組織新潮社、創(chuàng)辦《新潮》雜志，發(fā)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于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chuàng)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一套制度已經(jīng)植根于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55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lián)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lián)大校務(wù)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并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為“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lǐng)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走進臺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為傅園的傅斯年墓。有學者說：

　　“臺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chuàng)校校長，但在常規(guī)及制度之設(shè)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6]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為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wèi)者，三十年后，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學術(shù)自由、教學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作為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所以他才會驕傲地對人說：“總之，臺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tǒng)，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tǒng)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7]

　　他認為“大學的任務(wù)，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shù)研究的，三是事業(yè)建設(shè)的，三者有不可分性�！盵8]有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大學是學術(shù)機關(guān)，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shù)的立點出發(fā)，不是掉轉(zhuǎn)過來；
它的學術(shù)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fā)。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shù)為中心，而用這中心發(fā)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為中心，而從這中心發(fā)揮學術(shù)的力量。”[9]“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shù)的立點出發(fā)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并與職業(yè)教育不同，而且與�？茖W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yīng)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yè)為目的者不同�！盵10]

　　他強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yǎng)工具的搖籃，堅決擯棄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籠罩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大學，想想傅斯年當年身體力行的理想，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9月28日是他到臺大的第二個學期，發(fā)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yǎng)成性，習尚浮華者，務(wù)請不入本校之門；
既入本校之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jīng)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nèi)，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盵11]

　　對有錢人子弟，以臺大為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為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fā)給證件上學�？梢杂凶约旱囊�(guī)矩。10月12日發(fā)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2]

　　什么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于心，始終不曾忘懷的�！按髮W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3]“發(fā)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shù)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書，因為事務(wù)繁忙，終究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1949年11月，在臺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fā)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shù)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么？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shù)，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14]“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yīng)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盵15]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這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為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都是相一致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為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yǎng)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 ，因為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痹诖髮W里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fā)明更談不上�！八�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6]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huán)境，已經(jīng)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huán)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里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yè)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實在大學里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敝匾�是的是“由學術(shù)的培養(yǎng)達到人格的培養(yǎng)”，“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盵17]

　　第三是愛國，他認為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夠，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卻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陸，無論一個人的資質(zhì)怎么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盵18]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為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19]

　　二

　　為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是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面，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搖，一

　　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學生左傾嚴重，校園里扭秧歌、撒傳單時有發(fā)生，一方面他篳路藍縷，致力于營造大學的學術(shù)氛圍。

　　另一方面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線就是

　　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據(jù)陳雪屏回憶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臺大建設(shè)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松�！盵20]勞累過度成為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學生“張貼標語、散發(fā)傳

　　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將他們拘捕，并進校抓人。據(jù)包天笑日記，這一天臺北宣布戒嚴，“有幾處熱鬧區(qū)域，均斷絕交通”，一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名單上又擴大到23人之多，對此，身為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無可奈何，為了保護學生，他當時的態(tài)度很明確。4月7日，臺大行政會議上作出由校長本人向國民黨當局接洽的決定（當時省主席為陳誠），提出四點要求：

　　一、凡載在名單內(nèi)之被捕學生，迅即移送法院審訊；
二、凡不在名單內(nèi)而被捕之學生，即予釋放；
三、以后如不發(fā)生新事件，絕不再行拘捕學生；
四、準許學校派人探視被捕學生。[21]

　　傅斯年不斷地要求當局“依法處理”，也就是從法律途徑上努力，他內(nèi)心的痛苦旁人是無法體會的。當時國民黨殘余政權(quán)尚未遷臺，對學生的思想鉗制并沒有像后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nèi)戰(zhàn)、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卻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xié)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功過是非，后人自可評說。有人說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經(jīng)常向蔣介石要經(jīng)費，上一次草山（后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所以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干�！钡�他并不跟著國民黨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nèi)必須有自由的學風�！爱敃r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學生有的說：‘當時傅斯年自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就算有特務(wù)進了校園，也起不了作用�！�”[22]

　　自由學風，無論到時候都會令人向往。當年的臺大學子都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臺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謝世、錢思亮繼任后，這都是不可想象的，算得上是空前絕后。二是臺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tǒng)，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對一代青年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國民黨當局頭疼不已，因為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臺大繼續(xù)教下去，不用改變什么，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臺大，也就一切都變了。

　　傅斯年挺身保護學生的故事，在臺大更是一直傳為美談。難怪在他身后很多年，有人這樣說，讀書人應(yīng)該有一種骨氣，“這種骨氣，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后的歷任臺大校長身上找到了�！盵23]

　　傅斯年和亦師亦友的胡適一貫主張表達意見要署真名實姓，表示負責任，因為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臺大校園里出現(xiàn)了匿名的油印傳單，以極丑的詞句攻擊訓導主任，他發(fā)出布告，“須知匿名之事，即不負責任之表示；
而丑言攻擊，實非大學教育所能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總之匿名傳單，惡詞攻擊之風氣，與良好之學校風習決不相容”。[24]

　　5月20日，他發(fā)布布告，臺灣已宣布戒嚴，即進入戰(zhàn)時狀態(tài)，要學生注意：所有壁報必須由登記團體蓋章才可張貼，其中文字如發(fā)生事故，由登記人負責。不得舉行非學術(shù)性、游藝性、交際性的集會，即使是這類集會事先也要經(jīng)訓導處許可。但當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踐踏大學獨立、學術(shù)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時，他終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lián)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shù)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臺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fā)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
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臺大無法推行。

　　他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致力于維護大學獨立的原則，可以說已經(jīng)竭盡所能。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教育如無相當?shù)莫毩ⅲ�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guī)，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盵25]

　　7月11日，葉青在《民族報》發(fā)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臺大“優(yōu)待共產(chǎn)黨”，一是臺大教授李霽野突然離開，未經(jīng)系主任、院長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后到大陸。另一副教授張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xù)，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fā)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黨分子或親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異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產(chǎn)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fā)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并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wù)”、“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55年后依然有著金石般的回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wèi)。他與葉青的沖突主要就是因為如此，葉青信中一句話露出了馬腳，“對于從共區(qū)逃出來的學者專家，應(yīng)該盡量羅致”。傅斯年讀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說：“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jù)標準，依據(jù)專業(yè)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為‘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為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shè)機關(guān)，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 [26]

　　在7月20日發(fā)表的《兩件有關(guān)臺灣大學的事》中，他繼續(xù)說：“我不能一面辦大學，一面‘招賢納士’�！�招賢納士’在國家有其必要，若是一個人去辦，徒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耳。這是我所絕對不取的。一個大學，兼辦‘招賢納士’，必致弄得不成樣子，所以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為忠于職守應(yīng)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為臺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之介紹信同等效力；
如其不然，同等無效�！盵27]

　　葉青又在《民族報》上發(fā)表了一個聲明。傅斯年被迫于20日再次發(fā)表聲明反駁：“大體上我并不反對列寧之目的而反對其方法，因為他的目的還有不少人道主義，而其方法則是馬嘉維利主義。至于斯太林，則目的全是帝國主義，而其方法則是越變越利害的馬嘉維利主義。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jù)，指人為共產(chǎn)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nèi)的學術(shù)自由�！盵28] 如他后來給遠在法國的李書華信中所說：“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1）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2）弟在北大任內(nèi)，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雜牌隊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北热缢�請竺可楨、陳寅恪等都沒有成功。[29]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刪節(jié)了，他重申“總之，臺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tǒng)，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tǒng)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30]

　　當然，小到新生入學、蓋學生宿舍、學校醫(yī)院、接濟大陸來臺學生的“救濟金”、解決困難學生“申請工讀”等問題，作為校長，傅斯年也無時不牽掛在心。在他手里，臺灣大學成為第一流的大學，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huán)境下。尚能維持其應(yīng)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tǒng)）。雖然不是沒有麻煩�！盵31]在孤島當時的朝不保夕的大環(huán)境下，這已經(jīng)是了不起的成就。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長臺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shù)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shù)的黨棍子，想混進臺大，許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為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丑惡勢力對壘作戰(zhàn)。” [32]與那些巴結(jié)專制統(tǒng)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shù)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別。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島上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的一生終究只是一個讀書人，他身上有著濃厚的“中國念書人的習氣”，他的見解哪怕不對，在他也是出于至誠，完全是內(nèi)心真實想法的流露，絲毫也不作偽，因此才充滿了一種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浩然之氣。他之炮轟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難之際辦臺灣大學也是如此，用他喜歡的斯賓諾莎的話說就是“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來到孤島，他已抱定“歸骨于田橫之島”的決心，所以才會心無旁婺地辦臺灣大學，將他最后的生命都投入進去。臺灣大學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注解：

　　[20] [21] [22] 《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6、37、37—38頁。

　　[1] [2] [3][4] [5] [8][9][10][11] [12][13][14][15][16][17][18][19][24][25][27]《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8—69、70、79—80、126、95、81、84、85、301、304、89、123、124、124—125、125、126、127、249—250、13、80頁。

　　[6]《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年版，67頁。

　　[7] [26] [28] [30]《傅斯年選集》第十冊，文星書店1967年版，1664、1495—1498、1499—1500、1664頁。

　　[23]《傳記文學》第四十八卷第二期，70頁。

　　[29] [31]《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77—378、378頁。

　　[32]李泉《傅斯年學術(shù)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239頁。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宇宙 貢獻 精神 大學 傅國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