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毓朝:從李登輝、陳水扁的臺灣獨立追求到馬英九的新中間路線——臺海關系上的變數與挑戰(zhàn)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近幾年來的臺海關系就像撲朔迷離的棋局,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無論是大陸的統(tǒng)一愿望或是臺灣民進黨政府法理獨立的企圖都沒有在近期內實現的可能。但臺海關系的詭異之處更在于種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常常此起彼伏:比如一邊是繼續(xù)宣稱“一邊一國”“臺灣已經主權獨立”和鼓動“修憲建國”的踩線行為;
一邊是加緊軍事準備,并高調出臺“反分裂法”并表示必要時武力解決的強硬立場。從這上面看臺海關系明顯走向直接沖突。但同時2005年春節(jié)包機直飛和進一步的兩岸經濟整合、人員往來又將兩岸繼續(xù)拉近,而無論是陳水扁在“扁宋會”后還是胡錦濤在北京“兩會”上又都放出和解的話來。今春以來兩岸關系更是超級急轉彎,島內三反對黨領導人先后的高調大陸行和北京單方面宣布對臺善意政策,似乎一度開創(chuàng)了臺海關系的新局面。但島內掌權的泛綠陣營至今并未跟進,也沒有表現出改進臺海關系的迫切愿望,還是繼續(xù)唱著反對中共吞并的老調子。隨后國民黨百年老店選出了新的少壯領導人馬英九。而民進黨內擠位爭陳水扁接班人的大戲也開鑼了?傊畭u內政治勢力繼續(xù)重組對臺海關系將帶來新的變數。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國民黨新領導人馬英九的有關獨立/統(tǒng)一問題的聲明和陳水扁的以“中華民國四段輪”的方式繼續(xù)推動實質臺獨的宣示。
本文將就此對臺海關系,主要是圍繞臺獨和統(tǒng)一的問題前景作點探討。
首先筆者先強調一下臺灣獨立/中國統(tǒng)一問題的復雜性,特別是什么是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必須考慮的幾個重要因素。這是常識,也是觀察臺海關系的一個基本點。
第一是必須認識到臺灣大多數民眾反對在現在的條件下與大陸統(tǒng)一。所謂“寄希望于臺灣人民”如果是說寄希望臺灣民眾目前能夠誠心與大陸統(tǒng)一,顯然是句空話。如果相比“盛唐之時”的“四海來歸”的中華政權具有強大向心力時期,大陸政府和民眾倒是應該捫心自問為什么臺灣大多數民眾不愿意在現在的條件下與大陸統(tǒng)一。這里原因不少,除了人之常情的由于雙方經濟發(fā)展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而不愿意統(tǒng)一,還有深刻的歷史因素和集體心理因素。從遠的講,甲午戰(zhàn)敗后中國割讓臺灣給日本造成的“亞細亞孤兒”的心理創(chuàng)傷;
從近的講,國民黨在臺灣光復后早期的暴力統(tǒng)治所產生的惡果都影響了臺灣人民統(tǒng)一的集體意愿,也可說是一種歷史的悲情因素。另外對統(tǒng)一缺乏支持也與臺灣大部分民眾不愿接受大陸的政治制度和共產黨統(tǒng)治有關。所以無論大陸民眾還是北京執(zhí)政者面對今天的臺灣民意現實都要認真考慮為什么大陸現在的制度對臺灣缺乏吸引力,也要明白不管誰在臺灣執(zhí)政,他都會受制于臺灣主流民意而不可能接受立即統(tǒng)一和大陸所說的“一國兩制”的方案。
第二是大陸絕大多數民眾堅決反對臺灣獨立,而且認為臺灣前途應由兩岸人民來共同決定。這種集體意識的為保障國家根本利益的信念代表了一種具有很強排他性的民族認同感,有相當大的內在張力,任何性質的中國政府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的訴求。而且這種一個國內某地區(qū)分離獨立問題應有全體民眾參與決定的觀念是有法理基礎的。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在臺灣說的兩岸關系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由“兩岸人民同意并接受”是符合法理和現實的觀點。任何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解決方案都很難行得通。
總之海峽兩岸各自的強大民意壓力使臺北和北京的執(zhí)政者都不能掉以輕心,而且對雙方來說都不應該自欺欺人的忽視海峽對面不同的現實底線。
第三個眾所周知的重要因素是美國的態(tài)度,美國由于歷史上與中國政治上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基于“臺灣關系法”的承諾,也基于其在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需要不可能對臺灣問題袖手旁觀。用小布什曾經對溫家寶當面所說的-“We will be there”的例子,人們必須記住美國并非沒有思想準備為臺灣與中國這樣一個核國家發(fā)生沖突,雖然這絕對不是美國所愿。所以這個政治、軍事、戰(zhàn)略上的外部因素至關重要。但從美國的根本利益上講,美國顯然不希望看到兩岸軍事沖突的發(fā)生把美國拉入戰(zhàn)火。坦率的講,其實中美兩國在可能的臺海沖突上恐怕都處于一種“麻稈打狼,兩頭害怕”的心理困境,這也凸現了臺獨問題對中美雙邊關系的破壞力。
第四是北京政府必要時用武力處理問題的決心與準備和臺灣方面軍事抵抗的決心與準備。與美國干涉這個外部因素一樣,這也是個臺海關系發(fā)展變化的關鍵動量因素。而在這個問題上,大陸實際上占主動地位,因為除了雙方逐漸擴大的軍事力量差距外,如果大陸認為不得不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話,何時、用何種方式是由大陸來決定,臺方和美方都處于猜測的地位,沒有先手。而且中國軍事學傳統(tǒng)講究“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如果一方的軍事力量成壓倒優(yōu)勢,自然戰(zhàn)爭本身的軍事意義就降低了,戰(zhàn)爭所追求的政治內容才是重要的。所以筆者認為在臺海關系上,軍事力量對雙方來說其實都應該是一種“deterrence”。而且單純的軍事征服或是軍事防御的成功都不足以解決統(tǒng)一和獨立的問題,因為那都是一方強制性的決定。
說到底,無論是統(tǒng)一還是獨立,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考驗政治智慧、爭奪人心、以綜合力量取勝的特殊戰(zhàn)局。
這里本文想先簡單分析一下臺灣獨立推動者如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的行為。然后討論馬英九代表的臺海關系的新中間路線可能帶來的變化。
在筆者看來,就李登輝、陳水扁等人追求的臺獨目標而言,最大的死結是他們到目前為止選擇了一條歧路亡羊的方式,這樣下去的臺灣獨立幾乎是個不可實現的目標。
首先,他們選擇的追求獨立的方式表現出對大陸同胞乃至中華民族整體上的中傷和拒絕。從大規(guī)模的“去中國化”到稱中國為“敵國”,稱孫中山為“外國人”,改中國史為世界史,在軍隊中、國營企業(yè)中、甚至學校中要求大量去掉與中國有關的稱呼。這樣的追求獨立的行為非常狹隘,是在同時制造敵人,而不是爭取朋友和贏得同情。這樣的追求獨立的方式是徹底排他性的,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因此對內極容易造成臺灣島內族群分裂。對外則表現為鼓動臺獨者莫不成為反對中國的急先鋒。比如臺灣行政院長到美國公開宣稱中國政府為最大的恐怖主義政權而且是美國最大的敵人,其態(tài)度是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中美對抗從而火中取栗;
同時又與日本這樣的與中國歷史上有著侵略、占領的慘痛經歷的鄰國積極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付中國。臺灣現政權幾乎把自己塑造成在世界上最與中國作對的政府了。這種行為實際上對臺灣的前途有百害而無一利。最簡單的道理是,制造了在海峽對面十幾億敵人的獨立的臺灣將來如何存活?
其次,從李登輝開始的“出埃及”之行,臺灣獨立領路人的現實表現說得好是耍小聰明而缺乏大智慧,說得不好就是放大了陰謀政治的特質,似乎只要是為了臺獨大業(yè)一切手段都可以用上。特別是李登輝的毫不掩飾對日本的諂媚和許多臺獨大老們表現出的日本皇民心態(tài),臺聯頭面人物甚至去參拜日本的靖國神社,這一切都顯示出他們的臺獨是與日本為友以中國為敵。說這些臺獨領路人沒有大智慧還是因為他們既沒有能夠建立一個道德話語的高地,也沒有表現出崇高的領袖人格,而是用狹隘排他的心態(tài)自絕于中華民族之外。其實某個時期的中國執(zhí)政政府與中華民族是兩回事。政府會更替,不管是封建皇權還是國民黨、共產黨都不可能在中國永遠坐江山。但中華民族能存在幾千年,自有其內在原因和維系其整個文明的文化核心。拒絕一個政治制度并不等于拒絕中華民族。如果臺灣領導人能夠創(chuàng)造一個代表或幫助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形象,而不是拒絕排斥中華文化的態(tài)度,那臺北的地位就會主動的多,海外華人對臺灣的同情也會更多。所以說李登輝一類臺獨領導人狹隘的心態(tài)使其成不了建國之父的摩西,因為他們缺乏高瞻遠矚的大智慧,看來他們想的只是建立一個局促于狹小天地的仰美日鼻息的海島小國。由此來看,如果想當“建國之父”的人物不過如此,臺灣獨立的前景實在不怎么樂觀。
相形之下,暮氣沉沉的國民黨固然有自己的嚴重問題,但以前的“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自由民主統(tǒng)一中國”的宣示還算有點自己的氣勢和主張,至少不是自立于中華民族之外的一種小家子氣。仔細分析最近馬英九有關統(tǒng)一的表態(tài),如果將其看作是代表國民黨新領導人對臺海關系的基本立場,也可以看出泛藍的新中間路線正在形成。馬英九宣示的主要內容是:反共不反中,反對臺獨,一國兩區(qū),爭取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但中國大陸民主化(特別是平反六四)將是兩岸統(tǒng)一談判的前提條件。這實際上是重復李登輝時期制定的國統(tǒng)綱領的大部分內容。但在臺灣主體民意對與大陸的統(tǒng)一問題上已經偏離很遠的情況下,還是非常難得的。馬英九特別指出,兩岸問題不能采取非和平方式,單邊主義來解決,這固然意味著拒絕“反分裂法”抵抗大陸用“武統(tǒng)”的方式單方面軍事征服,但也可以看作是承認臺灣單邊行為如修憲獨立這樣的解決辦法行不通,臺海問題必須要海峽兩岸的人民來對此達成協(xié)約才能得到解決。
而大約同時,陳水扁也提出了在四段論基礎上(中華民國在大陸,中華民國到臺灣,中華民國在臺灣,中華民國是臺灣)的“中華民國是臺灣”的概念,代表了一種不得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個最大公約數的現實妥協(xié),但也顯示出民進黨政府繼續(xù)推行曲線臺獨的立場。陳水扁的新說法實際上與過去民進黨有關臺灣前途決議的三段論文(“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家主權屬于臺灣2300萬人民,臺灣前途的任何改變只有臺灣人民才有權決定”)實質上是一樣的。
說到底都是拒絕海峽對岸的人民有對臺灣前途參與決定的立場。
看來這里有兩個相連的關鍵問題必須要討論,一是除了臺灣民眾外到底誰還有權決定臺灣前途的問題,或者是有關臺灣前途中國大陸有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
進一步說,如果有,那是什么形式的參與權,如果沒有,為什么沒有。二是如果大陸有參與權,那么這個權利實體是誰,以及以何種形式來實現這個權利。我們知道,臺獨勢力以“住民自決”的原則一直拒絕中國大陸有參與決定臺灣前途的權利。但這種拒絕在法理和道德正義判斷上其實都有很大的問題。筆者曾經著文從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的角度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1我們發(fā)現其實就連臺獨的推動者也在其實際行為上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是參與決定臺灣前途的重要力量,臺灣不可能單方面對此作出決定,否則他們?yōu)槭裁床缓唵蔚膯畏矫嫘吉毩?所以說絕對拒絕中國大陸的參與,無論在法理上還是政治現實上都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說“只有臺灣2300萬人才能決定臺灣的前途”其實是句似是而非的空話。必須要指出這種排他、絕對的住民自決理論是不被國際法慣例和國際政治的現實承認的,否則任何一個國家內部的某地區(qū)的住民都可以用此理由尋求分離獨立,無論國內政治秩序還是國際政治秩序就大亂了。那么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大陸以何種方式參與,或者說如果中國大陸作為權利主體有參與權利,那什么樣的政府形式才能真正代表中國大陸的民眾呢?就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馬英九的以大陸民主化為前提條件抓住了要害問題。因為按照馬英九聲明的邏輯,如果中國大陸政府并不是通過民主形式產生的,那么因為代表性問題這個權利主體的資格就有問題,統(tǒng)一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因此國民黨才把大陸民主化與大陸對臺灣前途的參與權資格聯系在一起,反過來挑戰(zhàn)中共政權。這種挑戰(zhàn)在過去國民黨威權統(tǒng)治時期出現過但是空洞的,不過現在在臺灣已經基本實現民主轉型的情況下是真實的。
總之,馬英九的新中間路線實際上是用中國民主化的前提條件試圖掌握兩岸關系上的話語高地。這個挑戰(zhàn)其實是很有力的。這是把臺灣放在中國政治的大環(huán)境里對北京政府的挑戰(zhàn)。進一步從邏輯上說,新中間路線實際上是說臺灣問題也就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問題。這當然是個簡單化的說法,因為大陸民主化后臺灣問題也不見得就能迎刃而解。但無論如何這個新中間路線沒有拒絕九二共識,沒有以拒絕中國的形式出現,也沒有偏離島內民意的主流;
既沒有支持臺獨,也沒有簡單接受統(tǒng)一,反而將壓力轉給了北京政府,是需要大陸認真對待的。現在我們可以說馬英九的新中間路線已經把球踢到大陸一邊了。下邊就要看北京如何在無法回避的民主化挑戰(zhàn)上回應了。
臺海關系在復雜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民主主義、國家主義、國際主義等觀念碰撞中理解和變化,也在嚴酷的政治現實如外部環(huán)境影響、內部社會矛盾危機和陰謀政治中被定義、操縱和駕馭。兩岸領導人稍有不慎就可能陷臺海關系為萬劫不復之地。所以說中國大陸和臺灣現在在臺海問題上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高瞻遠矚的具備領袖人格和大智慧的政治家出現以解困局,否則臺海關系的前景依然令人堪憂。
「注釋」
1參見拙文:“國際法和國際政治中的分離主義”,國際政治科學no.22005(68-85):“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臺灣獨立?-有關臺海關系前景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研究,no.32004(97-103)。
朱毓朝/加拿大里賈納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來源: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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