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納：“十七年”女性文學的倫理學思考

　　「內容提要」文章試圖從女性社會角色、家庭角色、兩性關系、“母愛”情結四個方面探討“十七年”女性文學倫理道德觀念對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解構，旨在從倫理道德表象入手，挖掘“十七年”女性文學有別于五四時期和新時期女性文學的重要特征。

　　「關鍵詞」倫理/女性文學/女性意識

　　“倫理就是依據(jù)一套既定的道德體系來整飭屬己的生命經緯”[1]（P6），它力圖通過“探究生命感覺的個體法則和人的生活應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進而制造出一些理則，讓個人隨緣而來的性情通過教育培養(yǎng)符合這些規(guī)則”[1]（P4）。這些理則就是社會中人所遵循的倫理道德秩序。不同的時代社會總有不同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人的行為。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在積極推行諸如取消封建包辦婚姻，組織婦女走出家庭，參加社會事物等改造措施，促使當代中國婦女享有與男性同等的公民權、選舉權、同工同酬權。建立在三綱五�；�礎上的封建倫理大廈轟然倒塌�！笆�七年”女性文學便最直接、最真實地顯現(xiàn)了時代倫理道德觀念的革命性轉變。這些倫理表現(xiàn)也是“十七年”女性文學有別于五四時期和新時期女性文學的重要特征。

　　一、女性社會角色的重建與社會參與意識的膨脹

　　在中國的封建倫理體系中“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男主外，女主內”的禮教觀念根深蒂固。《白虎通德論》中就有所謂“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yǎng)饋食之間”的說法。千百年來，“女主內”所造就的卑微的社會地位使女性喪失了與男性一同參與公共事物的社會參與意識，對政治極為冷淡。即便是在以反封建為首任的五四時期，魯迅筆下的那個毅然離開家庭，尋求愛情的子君仍然在斗爭勝利后，投入到家庭的懷抱，以一日三餐、飼弄雞狗為人生的追求。

　　新中國的成立給中國婦女帶來的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廣大婦女沖破了“女主內”的思想束縛，從家庭走向社會。于是，女作家首先將自己的視野從閨室、廚房拓展到廣闊的社會生活。草明在總結描寫鋼鐵廠建設斗爭的《乘風破浪》的寫作動機時，曾激動地說“寫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多帶勁呀！寫黨的總路線受到廣大群眾熱情擁護時，有多痛快呀”[2]（P55）。在“十七年”女作家筆下，所有被頌揚的女性，無論年齡、職業(yè)、教育程度有多大的懸殊，都有著為人民服務，為國家集體做出貢獻的革命激情，她們積極地將自我改造成社會建設中的一個螺絲釘、一塊磚頭，將自身的一切完全奉獻給革命工作。于是，傳統(tǒng)社會倫理秩序中女性的道德評判標準在“十七年”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否具有毫無自私自利的精神成為了女性新的社會倫理規(guī)范準則。女性由不“言外”，變成了偉大時代的締造者。即便是普通的家庭婦女也像傳統(tǒng)社會的男性一樣“位卑不敢忘憂國”，以天下為己任。茹志鵑《如愿》中的何大媽就曾感慨道“活了50歲，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自己做好做壞，和大家，甚至和國家都有了關系”。女作家在文本中呈現(xiàn)的是女性“從一個可有可無的人”變成一個得到社會認同的主體的自我實現(xiàn)過程。隨后，《靜靜的產院》、《春暖時節(jié)》、《紅棗兒》等表現(xiàn)“女主外”凸顯強烈社會參與意識的文本相繼誕生。

　　“如果說五四女性解放是一種思想行動，注重個性意識的覺醒，因而不能對待生活的繁復重負，那么革命時代的女性解放則是在工業(yè)化建設需要大批勞動力前提下的生產者解放”[3].因此，在新的社會倫理秩序所帶來的女性的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中，我們清晰地看到，男女作家的筆下都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對女性擁有與男性同等意義上的強壯體力的頂禮膜拜。鐵姑娘、娘子軍本身就是婦女作為生產力主體的代名詞，她們有著強壯的體力，粗獷豪邁的性格，以及對新中國政權的一顆赤膽忠心。這一點在男作家李準筆下的李雙雙身上表現(xiàn)的最為鮮明透徹。李雙雙這一形象雖然不是出自女作家之筆，但她是“十七年”文化生活中最富有藝術魅力和時代影響力的人物，她的性格、形象既體現(xiàn)了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反過來又影響并約束了女性的自我道德觀念。文本中李雙雙是一個什么農活都學過，能和男人一比高低的女英雄。她跳下水抬起石頭，惹得旁邊圍觀的小伙子拍手稱贊。《靜靜的產院》中荷妹的強壯體力得到譚嬸嬸的由衷贊許。這些女性形象受到歡迎，有力地證明了在那個火熱的大生產的時代里，女性不再是小鳥依人式的被男性保護的對象，她們開始完全有信心不接受男性的垂惠、施舍，同男性同胞并肩賽跑。

　　列寧《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曾說過：“沒有廣大勞動婦女的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從一切解放的經驗來看，革命的成敗取決于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3].“十七年”女性文本中所顯現(xiàn)的女性社會參與意識的增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擁有超強體力的女英雄、鐵姑娘的推崇，表明了中國女性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已經從倫理道德和政策法規(guī)兩個層面獲得了普遍的認可。無論如何，這與同時期西方女權主義者為獲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工作機會和獲得平等的選舉權而大聲疾呼的歷史狀況相比，具有歷史的進步性。

　　二、“女英雄”對“賢妻良母”家庭角色的反叛

　　“十七年”是一個崇拜英雄的年代。英雄形象所表現(xiàn)的“熱烈地投入生產革命，一心一意忠誠于某一權威結構”的理想的人格精神和力量，在社會中發(fā)揮著“維持社會凝聚力，重建破碎世道”，[4]（P110）的作用。因此，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有著強烈的“英雄崇拜”情結，他們真誠地書寫時代英雄，特別是女英雄、鐵姑娘。然而仔細審視那些籠罩著巨大榮譽光環(huán)的女英雄，我們發(fā)現(xiàn)作家按照“女＋英雄”模式刻畫出的女英雄不過是主流社會男性話語霸權的產物和修辭策略，是為吸引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建設者行列而締造出的一個文化符號。“女”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定語，空洞的能指。于是，“十七年”文學中幾乎所有的女英雄在面對社會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矛盾中都自覺地選擇了前者，她們在緊緊攫住“社會主義締造者”這一社會角色時，永遠放逐了女性的家庭角色。

　　林道靜是“十七年”女性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女戰(zhàn)士、女英雄。作為五四時代的新女性，她為與戀人余永澤的生活中充斥著瑣細家務而苦惱，擔心日常生活會將他們的革命性淹沒、侵蝕、摧毀。在黨的教育下快速成長后，以林道靜為代表的女英雄首先在生活觀念上發(fā)生了巨大轉變，日常生活在她看來不過是享受和墮落的代名詞，是成長的誤區(qū)。于是，她們消解了日常生活的倫理價值，決然地拋棄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向女英雄的光輝方向努力�！犊嗖嘶ā分薪佔訉ε�性的家庭角色顯現(xiàn)出極為強烈的抵觸和抗拒。她甚至詛咒剛出生的孩子“都是你這個小東西，害的人守在家里，你不早死了好！”從這些作品中我們發(fā)現(xiàn)作者無論其性別如何都一致地認同，沉湎于日常生活也就意味著革命靈魂的消亡。因此，女英雄模擬男性，以男性標準要求自己時，同時代女性所面臨的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的矛盾沖突理所當然地在她們的生活視線中消失了。

　　西蒙·波伏娃說“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問題，（因為）在行動和工作上他對世界把握得越緊，他就越有男子漢氣……而女人自主的勝利卻與她女人氣質相抵觸”[5]（P221）�！笆�七年”的女英雄在新的夫權規(guī)范容許其走出家庭，邁向社會時，為了求得社會生活的成功，扼殺了女性的家庭角色，泯沒了女性的自我意識，變成了弗洛伊德所說的“閹割的男人”。因此，對女英雄來說，源自與革命姐妹的手足情遠比男性伴侶的愛戀重要。一方面，女性在男性話語的牢籠中無法建立自己的話語家園，她在背棄女性家庭角色時，卻意外地與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革命姐妹建立了深厚情誼，這應該是不幸中的偏得。另一方面，女英雄在逃離傳統(tǒng)家庭倫理秩序中“賢妻良母”角色時，卻永遠地喪失了其女性身份。這一現(xiàn)象暗含著社會倫理秩序對女性的苛求，男性可以單一的社會角色示人，而女性喪失了家庭角色，就不再是女人。于是，在家庭和事業(yè)的兩難選擇中，背負著政治使命的女英雄心甘情愿地放逐了作為女性的家庭角色，才終于在政治經濟舞臺上獲得一席之地。

　　三、建構在共同革命志向基礎上的新型兩性關系

　　在封建的性倫理關系中，男女兩性的愛情婚姻不過是“上以祠宗廟，下以繼后世”的手段，女性在兩性關系中不僅是被動的，而且淪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因此生殖對女性具有著決定家族地位的作用。五四以后，女性“性工具”論受到社會的譴責，愛的宣言和性意識的萌動成為五四新文學尤其是女性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

　　新中國建立后，當無產階級革命成為時代的主流話語和主導意識時，五四新文學中彌漫著小布爾喬亞情調的粉紅色戀情與個人自我情欲的高揚必然顯得不合時宜。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指導并制約著人們對日常生活倫理價值的判定。從情感方面來說，革命者追求的兩性關系是建立在共同革命志向基礎上，毫無個人情欲色彩的革命情、戰(zhàn)友情、同志情。順應時代洪流的作家們在創(chuàng)作時，自然也就刻意回避著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兒女戀情，他們熱衷于書寫偉大的革命同志友誼，以及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小“家”，保大“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在少數(shù)擅長對女性經驗進行私語化言說的女作家如楊沫、宗璞、柳溪的筆下，女主人公無一例外，都義無反顧地投向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懷抱，而女性與男性革命者的結合或是為了更好地從事革命建設，或是出于對革命者的景仰。因此，在性道德觀念中兩性間精神的和諧在“十七年”文學中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性的因素反而被推向幕后，不含肉欲的革命精神的息息相通才是純潔而高尚的兩性關系。

　　《青春之歌》中林道靜面對江華的愛情表白時心想“這個堅強的、她仰慕已久的同志，就將要變成她的愛人嗎？而她所深深愛著的、幾年來時�？M繞夢懷的人，可不是他呀！”這里的愛明顯屬于兩性吸引的感性范疇，但它不是革命者遵從的愛情選擇。于是林道靜迅速地否定了自己帶有小布爾喬亞色彩的情愛觀，她在心理告訴自己“真的，像江華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熱愛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絕這個早已深愛自己的人呢？”在自覺地完成了性倫理觀念的轉換后，林道靜不但選擇了革命者江華的愛，更重要的是她成為革命者的同盟軍。柳溪的《我的愛情故事》云鵬面對愛人說：“金燕！讓我們團結戰(zhàn)斗吧，沒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建設咱這美麗的故鄉(xiāng)！愛祖國的觀念不是空的。黨已經為我們制定了宏偉的目標，咱們攜起手來大干社會主義吧，有你這樣的伴侶，我多幸福！”金燕則緊緊握住云鵬發(fā)燙的大手，欽敬和愛慕地說：“二哥，你可真是一個鐵打鋼鑄的人！”這里的愛情表白顯現(xiàn)出堅定的革命斗爭精神。從林道靜和金燕身上我們看到只有愿意繼續(xù)在革命事業(yè)上共同奮斗的愛情才是崇高的，才會開花結果。在由愛情婚姻締結的兩性關系中，女性不僅不再是生育的工具，而且擺脫了像子君那樣的五四女性為愛不顧一切，喪失理性，甘愿成為愛的奴隸的窘境，女性在時代理性精神的燭照下，有了選擇和舍棄男性伴侶的權利。這對于一向逆來順受的女性而言，可謂是歷史性的進步。那些邪惡的背叛革命的男性無疑都面臨被女性拋棄的窘迫命運�！都t豆》、《幸�！分械呐�性在面對愛情與革命的沖突時，都毅然選擇了后者。共同革命志向不但成為建立新型兩性關系的基礎，還成為檢驗革命者革命意志的試金石。

　　四、“母愛”的新詮釋

　　在中國傳統(tǒng)倫理文化中，“挑燈夜補衣”式的賢良母親以其無私、偉大、崇高的母愛受到人們的世代尊敬。對母愛的歌頌成為文學史上經久不衰的主題。五四時期的女作家雖然對封建倫理秩序中非人性的、束縛人發(fā)展的部分進行了大膽的反駁，但對母愛仍然持有絕對的崇敬之情。即便在“十七年”文學中，“母愛”依然是向善的力量，被作家們歌頌著，并影響著文本中時代女英雄的成長歷程。

　　西方女性主義批評者皮爾笙和波樸曾將女英雄成長奮斗的追尋歷程分為“別離家園、國王的新衣和尋獲母親”三個階段�！暗谝浑A段家園對女英雄而言是囚籠和鏡子”，第二階段女英雄在別離家園后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認清社會父系文化的本質，“揭穿不存在的父系文化的謊言”，第三個階段女英雄重新返回家園，領悟到母親才是她渴求的目標[6].新中國“十七年”文學所締造的女英雄的奮斗歷程與西方女英雄的奮斗追尋之路完全不同，社會意識形態(tài)已經主動將“家園”和代表謊言的“國王的新衣”模糊化，消解了女性斗爭的目標。但是女戰(zhàn)士、女英雄們在締造社會主義這一最高的向善的過程中，流露出感悟“母愛”的傾向。之所以在母愛二字上加“引號”，是因為母愛是以一種隱晦的形式出現(xiàn)于“十七年”女作家的筆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十七年”左傾思想嚴重，傳統(tǒng)家庭倫理意義上的任何情感由于不具有進步的性質，被排斥在主流話語體系之外。于是，女作家只能將心中圣潔的母愛喬裝打扮，潛隱到女英雄與知心大姐的階級情、同志愛中曲折地表現(xiàn)出來。劉真的《長長的流水》、茹志鵑的《高高的白楊樹》、楊沫的《青春之歌》等小說中都有一位大姐陪伴在年輕的女革命者身邊，給她以生活的關心和政治上的指導。其中《長長的流水》正是利用故鄉(xiāng)情結與母親意象的密切聯(lián)系，體現(xiàn)“母愛的感悟”這一深層主題[7].《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在調去和老大姐劉亦豐住機關時從心理到行動上都將劉亦豐視為母親，劉也像照顧女兒一樣關照著林道靜的生活起居。在這些對母愛進行隱蔽的全新闡釋的文本中，作者機智地借助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在生活中又充滿愛心的“大姐”的形象，讓她們曲折隱晦地傳達出母愛的深廣和溫馨。這是一種在意識形態(tài)夾縫的無奈的“移位”。母親雖然沒有成為皮爾笙所認為的女英雄追尋奮斗的最終目標，卻也代表這一時代善的目標，只不過至真至善的母親不僅僅充滿母愛而且政治意識、政治立場鮮明堅定。

　　五、文化反思：女性性別意識的萎縮與消解

　　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個漫長的對傳統(tǒng)封建文化予以反駁的過程，沉重的倫理文化積淀深植于人們的內心深處，并非僅僅依靠經濟獨立、行政命令或社會結構的變動就能完成的�！耙詾榭梢酝ㄟ^政治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人的道德閑惑，讓人類最終走進一個馬克思設想的道德和諧的社會，僅是一個神龍怪獸般的幻覺”[1]（P232）。建國后“十七年”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取得重大成就，社會主義倫理道德秩序愈加符合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其歷史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傳統(tǒng)封建倫理觀念在新社會秩序下依然如幽靈般頑強的存在，社會主義新倫理規(guī)范中的某些失誤是那個共名時代的產物。特別要提出的是女性這個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艱難地浮出歷史地表的性別，如今卻失落了其確認、表達或質疑自己性別的權力與可能”[8].女性意識，即女性對自我作為與男性平等的主體存在的地位和價值的自我意識呈現(xiàn)出極度萎縮的狀態(tài)。

　　性別意識作為女性意識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在“十七年”女性文學中是非常模糊的。女性除了做與男性同樣的人以外，沒有任何女性意識、特質或特點的流露，女性取得各項權利的同時，卻意外地喪失了五四時期所獲得的討論女性自身問題的文化可能。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原動力》、《火車頭》、《工作著是美麗的》等被贊譽為“走與工農兵相結合道路的碩果”的作品中，作者無一例外地以男性化的目光審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將女性性別意識自覺地消解在由階級意識、革命意識、工農意識構成的時代意識中，成為男性倫理觀念的代言人，與男性意識同聲歌唱�！都t豆》、《百合花》等由于女性意識的流露，女性話語特質的顯現(xiàn)以及討論女性問題等原因遭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嚴厲批判和指責。社會倫理秩序要求女作家在描寫生活時將自己看作是戰(zhàn)士、革命者，而不是女性，任何在承認性別差異的前提下，對女性問題的提出與探討，都無異于一種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動。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推崇的“男女都一樣”的無性差觀念抹殺了女性性別意識，它要求女性完全向男性看齊，女性向男性的趨同成為男女平等實現(xiàn)的基礎，其實質仍然是主流社會對女性的鄙視。女性不能正視自我性別，不能關注女性自身的成長，為自己是一個女人而羞愧，則反映出女性心靈深處對自身性別的自卑與回避。因此，解放的中國婦女在這個以男性為道德文化中心的社會話語結構中，承受著新的無名、無語的重負。女性打著“人”的旗號，成為了一個空洞的能指符號，其背后隱藏著傳統(tǒng)道德對女性頑固不化的鄙視和忽略。傳統(tǒng)道德在被砸碎的同時，其女性第二性的文化內核卻被保留下來。新的倫理道德在女性的問題上顯現(xiàn)出矛盾性、沖突性和與歷史難以割舍的承繼性。

　　“十七年”建立在消除男女性別差異基礎上的兩性平等的倫理觀與西方自由女性主義有著諸多共同點。20世紀60年代，自由女性主義者強調消除性別差異和女性性別特征，以謀求兩性平等。以吉列根為代表的“關懷倫理”學者對這種觀念予以猛烈批評。吉列根在《不同的聲音》中強調，以男性價值為標準的革命是徒勞的，應該發(fā)展女性自身以關懷為本的聲音，而不是去追求做以男人為標準的“人”，從而喪失與男人有差異的女人自身的空間和聲音[9]（P41）。女性意識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因素，它與男性意識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在女性意識沒有更大獨立的社會環(huán)境中，男性意識自然也不會有更高程度的獨立性。因此，保證女性意識充分全面的發(fā)展，不僅出于女性自身的利益，實現(xiàn)女性解放，還對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發(fā)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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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3.

　　[6]宋美華。千面女英雄——《克拉麗莎》中的神話架構[J].中外文學，1986，（14）。

　　[7]陳千里。論十七年女性文學的“準女性”特色[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0，（3）。

　　[8]戴錦華。不可見的女性：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與女性的電影[J].當代電影，1994，（6）。

　　[9]西惠玲。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女作家批評[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謝納，遼寧大學文化傳播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遼寧沈陽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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