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清心為治本

　　目前，為學生減負成了全社會的共識：學生階段，本是人生中最為輕松愉快的階段，可是因為家長不切實際的希望應試教育的壓力，現(xiàn)在的學生成了全社會負擔最重精神狀態(tài)最糟的一個群體。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在童年少年時代失去快樂，而只在題山試海中艱難跋涉的孩子長大后會是個健康除了學習外還關心自然關心社會的健康公民——當一株樹苗，在它成長期承載了它成長之外太多的壓力要求，我們可以斷言：它將來只會漸漸扭曲變性成為廢物。這一點，在龔自珍的《病梅館記》中有很好的說明。

　　學生作為社會一個比較敏感和前瞻的群體，他們的窘境其實折射出我們整個社會的病態(tài)——我們不妨問一下：需要減負的僅僅是這些校園里的莘莘學子么？我們的社會需不需要減負？我們社會的核心——政府——需不需要減負？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看到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之中：對GDP的盲目追捧，對巨大投資項目的狂熱崇拜。三峽工程尚未竣工，青藏鐵路已經上馬；
東氣西輸剛剛破土，南水北調緊緊跟上。又是西部大開發(fā)，又是中部大崛起；
又是東部大發(fā)展，又

　　是東北大振興……整個國家成了一個巨大的建筑工地，那些個弄好了可以流惠千秋，搞不好卻可能貽害子孫的大項目大投資此起彼伏，讓人似乎又置身于那個“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火紅歲月。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在保險領域，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參照西方國家的成例，無視中國的國情和世界的潮流，大搞保險大躍進倉促提出和推行建立中國統(tǒng)一的社會保障系統(tǒng)。以為這樣做有助于國企改革，轉移和減輕國企的社會包袱，保障社會穩(wěn)定，有助于減輕社會轉型的陣痛，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卻沒有看到這種做法的經濟動機是短期的，戰(zhàn)略目標是錯誤的，財政上無法持續(xù)的，在國際競爭中是自損國際競爭里的短視國策。在股市方面，這種急功近利的洋躍進也甚囂塵上，譬如，2004年上半年，中國股市發(fā)行的基金總規(guī)模為1436.89億份，而2001-2003年發(fā)行基金的總和只有1426.66億份。也就是說，基金業(yè)在2004年僅用半年的時間就創(chuàng)造出了相當于過去三年的發(fā)行量。速度飆升，但質量沒有跟上，基金在中國股市上的角色仿佛是一個智商低下的高個子孩子�；�金不但沒有扮演海外成熟市場上那種穩(wěn)定股指的角色，反而在暴漲暴跌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農村政策一日三變，國家法令朝三暮四等等，所有這些，都無不反映出我們整個時代的浮躁，以及這種浮躁可能給我們現(xiàn)代化事業(yè)帶來的沉重災難。

　　兩千多年前，智者老子早就指出過：“治大國如烹小鮮”——所謂“小鮮”就是小魚，

　　火上烤魚，最忌諱的就是沒完沒了無休無至地翻弄折騰；
治理大國的道理也是一樣：如果為了急于求成，不停地翻弄國民，不斷地改變計劃，其結果只能是河決魚爛，不可收拾。要說教訓，那簡直太多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批評經濟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現(xiàn)象，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zhàn)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蓖�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內鋼產量趕超英國。12月，劉少奇向全國公布了十五年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yè)產品的產量方面趕超英國的口號。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xiàn)的“大躍進”形勢，認為中國正經歷著“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時期。會議還調整了“二五”計劃的指標，鋼產量由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糧食從5000億斤上升到7000億斤。會后，“大躍進”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農業(yè)提出“以糧為綱”，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fā)展綱要規(guī)定的指標。工業(yè)提出“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這些指標又進一步夸大了2倍。隨后全國各行各業(yè)都出現(xiàn)了“浮夸風”，以及一些荒誕不經的口號。作為一場運動，“大躍進”錯誤直到1960年，其結果是一場人類罕見的“人禍”——整個中國社會為之付出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沉重代價！再比如，1978年開始的那場“洋躍進”，當年2月的五屆人大會上通過的“國民經濟十年發(fā)展規(guī)劃”出現(xiàn)這樣的一些發(fā)展目標：要建設十個鋼鐵基地、十個大油氣田等多達120個大型項目。結果是1978年前大概300-500億的外匯儲備，一個洋躍進后，沒了。中國不得不有陷入新一輪的調整整頓——實際上就是擦屁股補漏洞。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我們就不能從這些耗資巨大的“學費”中學到點什么么?

　　正面的例子也有，那就是我們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漢文帝繼位后，在政治理念上信奉稱“黃老之學”——這種學說以歷史上“成敗、存亡、禍�！钡氖吕�，主張君主“無為而治”。所謂“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強調“節(jié)賦斂，勿奪民時�！睗h初，曹參做丞相，就拜黃老學者為師，推行“清凈無為”、“與民休息”政策，對社會安定，發(fā)展生產起到了很大作用。漢文帝劉恒繼續(xù)執(zhí)行這一政策，并且大力加以貫徹。他的妻子竇皇后特別崇尚黃老之學、強令她的兒子劉啟（即漢景帝）及竇家子弟習讀。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經法》、《十大經》、是黃老之學的代表作，也可以證明當時黃老學術之盛。由于漢文帝劉恒和他的兒子漢景帝劉啟堅持“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減輕刑罰，社會生產得到恢復和發(fā)展，土地不斷得到開辟，人口持續(xù)增長，以致出現(xiàn)京師庫房里的銅錢，堆積如山，穿錢的線都朽爛了，數都數不清；
倉庫里的糧食，一年一年往上增加，庫房都裝不下了，露在外面，以致霉爛得不能吃了。倉廩充實，國泰民安。他們成功的要訣就在于尊重社會的自生能力清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科學發(fā)展觀與和諧社會概念。所謂“科學”，就是尊重客觀規(guī)律不好大喜功；
所謂“和諧”，就是敬畏自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不搞人定勝天的大躍進。其核心就是遵守客觀規(guī)律，講究水到渠成，杜絕拔苗助長。速度不是一切：慢不意味著停止發(fā)展，快也可能意味災難，我們只有在發(fā)展和穩(wěn)定，速度與效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才有可能使我們整個社會“科學”地“和諧”地向前發(fā)展。

　　要之，減負，當從我們政府做起——作為主宰政府的各級官員，應該將宋代包拯“清心為治本”作為自己施政的座右銘：這“清心”一則指清楚地認識客觀現(xiàn)實，按規(guī)律辦事。二則指杜絕急功近利的功利心，不搞形象工程，不搞政紀功臣，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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