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繼武：認知心理學之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進步及其問題*

　　[內(nèi)容提要] 心理學中認知革命的興起，導致了心理學理論研究視角的轉(zhuǎn)變，為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應(yīng)用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基于對現(xiàn)實主義解釋力的不滿和認知革命的影響，在國際關(guān)系的一些問題領(lǐng)域，如國際危機、和平與沖突解決、談判以及聯(lián)盟政治等題域中認知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得到廣泛運用。認知心理學的應(yīng)用主要集中于外交決策分析領(lǐng)域：認知因素既是自變量，又是因變量。認知研究的興起及其后社會認知研究的轉(zhuǎn)向，符合科學哲學中科學研究進步性的標準，但認知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于解決的問題。中國國際關(guān)系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shè)中，應(yīng)加強對外政策與國際關(guān)系的認知研究。

　　[關(guān)鍵詞] 認知心理學；
政治心理學；
社會認知；
國際關(guān)系研究；
理論進步

　　運用心理學理論進行政治分析，在一戰(zhàn)前后的政治學學科發(fā)展中已初見端倪[1]。然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政治心理學在國內(nèi)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層面才得以廣泛運用和發(fā)展。囿于學科的不成熟性，國際關(guān)系理論發(fā)展的動力很大程度來源于對相關(guān)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借鑒，如主流的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就是對微觀經(jīng)濟學理論的運用，國際關(guān)系心理學的核心議題則為運用政治心理學理論與方法進行國際關(guān)系分析。如此而言，國際關(guān)系心理學的理論來源于政治心理學，進一步則為心理學理論。

　　如上所述，決定國際關(guān)系心理學研究進步性的動力機制中，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革新居于核心地位。在實驗心理學發(fā)展史中，占主導地位的三種元理論視角分別為：內(nèi)省主義(introspectionism)、行為主義(behaviorism)以及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2]。20世紀五、六十年代心理學元理論興起的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不僅在心理學領(lǐng)域?qū)崿F(xiàn)了一場“范式轉(zhuǎn)變[3](paradigm shift)”，而且對政治心理學學科的誕生及國內(nèi)與國際層次的應(yīng)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有鑒于此，本文在綜述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的既有研究路徑、變量關(guān)系以及理論進展等之后，試圖對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的運用進行理論評估，明晰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從而為未來發(fā)展提供一種建設(shè)性的方向。

　　一、認知研究興起：背景與正當性

　　二戰(zhàn)前后，國際關(guān)系理論第一次大辯論以現(xiàn)實主義的全面獲勝而告終，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guān)系理論成為二戰(zhàn)后西方國際關(guān)系分析的主流范式。這是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認知理論興起與發(fā)展的理論背景。

　　1．認知研究興起的背景

　　以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學者認為，個體及個體的知覺、動機因素盡管很重要，但由于這些因素的“不可觀測”性，因而應(yīng)從他們的分析架構(gòu)中篩漏出去[4]。此外，在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所提出的關(guān)于戰(zhàn)爭起源的三意象理論中，個體層次的人性因素并不是他重點分析所在[5]。在他隨后建立的體系層次上的結(jié)構(gòu)現(xiàn)實主義理論框架中，變量關(guān)系為國際體系的結(jié)構(gòu)影響國家行為，以及國家在國際結(jié)構(gòu)中所處的位置或相對力量對國家行為或國家互動起決定性的作用。同樣，在其他的體系理論家那里，個體及知覺、個性等因素也沒有受到重視。這些體系理論家包括默頓·卡普蘭(M. A. Kaplan)、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等。總之，現(xiàn)實主義等其他體系國際關(guān)系理論并沒有給予個體及個體認知心理足夠的學術(shù)研究重視。

　　現(xiàn)實主義以及其他體系理論的主導地位一直受到質(zhì)疑。自1950年代起，國際關(guān)系學對外政策分析(FPA)子領(lǐng)域興起，并且知覺因素的作用開始受到廣泛的關(guān)注，這種研究現(xiàn)狀的出現(xiàn)主要歸因于兩方面：對傳統(tǒng)理論解釋力的質(zhì)疑以及相關(guān)學科研究進展所帶來的影響[6]。具體言之，對現(xiàn)實主義等體系理論的質(zhì)疑主要包括權(quán)力單一變量解釋力的有限、國家在特定情境中對于權(quán)力的追求偏好不一等等。其次，相關(guān)學科研究的進展主要為決策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其中，對于國際政治認知研究而言，直接相關(guān)的是認知心理學對理性假定的重新審視，以及認知心理學學科中各種理論分析范式的出現(xiàn)。

　　理性假定是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及體系理論的基本邏輯分析起點，在現(xiàn)實主義者眼中，國家與人一樣都是單一理性行為體。基于此，羅伯特·基歐漢將現(xiàn)實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統(tǒng)稱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7]。理性假定以及理性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直被奉為圭臬，為研究者的基本研究假定。理性主要包括兩個學科領(lǐng)域的定義，首先是經(jīng)濟學將理性定義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實體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其次是心理學將理性定義為行為過程的理性，即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8]。首先質(zhì)疑傳統(tǒng)理性假定的是認知心理學對理性假定的重新定義。認知心理學認為，由于人的認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在信息不充分、高度緊張壓力等外部環(huán)境下，個體在決策及問題解決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統(tǒng)一體。基于此，美國認知心理學家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9]，以此與實體理性、非理性相區(qū)分。由此，“傳統(tǒng)理性行為體的視角假定人是思想開明(open-mindedness)并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變化，但認知視角認為囿于信仰(beliefs)以及信息加工方式，人更多的是頭腦禁錮(closed-minded)因而拒絕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變化。由于人們對環(huán)境的看法不一，因此認知視角強調(diào)分析涉身于決策過程的個體的重要性�！盵10]

　　綜上，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的應(yīng)用緣起于如下背景：首先，國際關(guān)系研究的發(fā)展對占主導地位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解釋力的質(zhì)疑，從而產(chǎn)生了對外政策分析這一國際關(guān)系研究子領(lǐng)域。其次，心理學領(lǐng)域所發(fā)生的行為主義革命和認知革命，為認知心理變量的觀測和操作化提供了技術(shù)和方法基礎(chǔ)。再次，二戰(zhàn)前后的一個學術(shù)發(fā)展背景為，人類學、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領(lǐng)域都產(chǎn)生了大量探究心理因素的工作[11]。

　　2．認知研究的理論正當性

　　接下來必須探討的問題是，認知心理學應(yīng)用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是否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呢？換言之，個體層次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地位如何？知覺因素重要嗎？國際關(guān)系的認知心理學分析是否會導致方法論個體主義？等等。[12]

　　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的一個核心假定為：個體是外交決策和國家行為的重要行為者，人是理性行為體，而人的理性受認知能力和環(huán)境影響又是有限的。個體在國際關(guān)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層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的問題。新現(xiàn)實主義為代表的體系理論，強調(diào)體系結(jié)構(gòu)的作用，認為個體及國家只是“消極”的政策執(zhí)行者，并不是“積極”施動者。這種體系結(jié)構(gòu)決定或制約論，對于相同國際結(jié)構(gòu)壓力下不同國家的不同政策與戰(zhàn)略反映現(xiàn)象，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釋。由此觀之，個體并非“彈子球(billiard ball)”。因為不同的人的認知能力、知覺過程、個性特征、動機與情感因素等差異很大，在“假定相關(guān)其他變量不變(ceteris paribus)”的情況下，個體認知變量與政策行為之間具有相關(guān)關(guān)系。當然，個體層次因素的作用必須與其他層次的變量綜合考慮，才能有效地辨析其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的政策環(huán)境中，個體認知因素的作用并不相同。如官僚體系與國內(nèi)政治等環(huán)境制約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個體的認知變量所起的作用相應(yīng)減�。�
反之，個體的知覺、信念體系、個性等發(fā)揮的作用則增大。如此，我們可以得知：個體在國際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探討個體層次的生理、認知心理因素的作用必須建立在對其他變量做出相關(guān)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

　　對于知覺層次是否重要，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在其著作開篇之時就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論證[13]。實驗心理學的分析對象經(jīng)歷了從意識/潛意識、行為至認知過程分析的演變。相較于行為主義而言，認知心理學解決了同一刺激下行為不同的緣由問題，即人的知覺、信息加工過程的不同。如此而言，知覺因素構(gòu)成了個體/組織判斷和決策的基礎(chǔ)，尤其是在不確定性的環(huán)境中，由于不同的個性和情感，形成不同的知覺，從而形成不同的判斷和決策[14]。即使在房子發(fā)生大火的極端環(huán)境下，人的認知能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是極端的外部環(huán)境消解了普通個體認知能力的差別，所以大部分人表現(xiàn)出相同的行為�，F(xiàn)實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際關(guān)系理論的權(quán)力和利益等核心概念，它們在本質(zhì)上也是認知的�！罢J知——個體的信仰和推理過程是重要的，因為它們構(gòu)成了所有的政治行為的基礎(chǔ)，以及形成了權(quán)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礎(chǔ)。”[15]

　　認知心理學應(yīng)用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最常見的批評是還原論和方法論個體主義。華爾茲進行了集中的論述，他認為心理學家對于戰(zhàn)爭原因的解釋并無貢獻，“如果對一個畢生研習心理學的人問道：心理學對于人類最緊迫的問題的解決有何貢獻，他聳聳肩并說貢獻很小，那是可以理解的�！盵16]之后，他在《國際政治理論》中認為心理學解釋是一種還原論，對建構(gòu)國際關(guān)系體系理論并無益處。

　　事實上，“行動者-結(jié)構(gòu)(agents-structure)”范疇在個體層次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一范疇在個體層次的表現(xiàn)為原子論與整體論、遺傳論與環(huán)境論之爭。個體層次的“個體-體系”范疇中，也存在著何者為先的問題。在個體及群體、單位國家層次，行為的制約因素包括個體認知、行為環(huán)境（心理環(huán)境以及操作環(huán)境）等。個體行為是由自身認知屬性決定還是由行為環(huán)境決定？對此不同的回答，形成了還原論與整體論、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及整體主義的區(qū)分。個體認知理論如何化解上述矛盾，社會性因素的綜合是一個可選之途。如信念體系與社會因素的結(jié)合、社會認知理論以及社會認同理論的應(yīng)用等。

　　二、認知研究概述：變量關(guān)系與問題領(lǐng)域

　　認知理論的變量關(guān)系包括兩個層面：首先，個體的認知因素與個體的決策判斷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即認知與政治行為的關(guān)系；
其次，個體的個性(Personality)情緒/情感(emotion)、動機(motivation)與經(jīng)歷等因素以及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制度等對個體認知的影響作用。因此，認知變量既是自變量又是因變量[17]。一般而言，國際關(guān)系中的認知研究可以細化為以下幾個子變量：操作碼(operational code)、認知圖(cognitive map)、意象(image)、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以及歷史類比(analogy)等。各個子變量則可進一步進行概念的操作化，以一些具體指標反映出其來源與變化。

　　研究問題在科學研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18]。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的應(yīng)用，其基本路徑為在特定的問題領(lǐng)域進行認知心理學的理論解釋、分析與預(yù)測。這些問題領(lǐng)域集中于對外政策分析領(lǐng)域，大部分為高級政治的安全研究議題，其中包括戰(zhàn)爭原因分析、國際危機中的決策與政策選擇、沖突與和平的解決、恐怖主義[19]、聯(lián)盟政治研究等領(lǐng)域[20]。在這些問題領(lǐng)域，重點分析的相關(guān)個體層次以及組織層次決策中的認知變量的影響。以下分別闡述作為自變量的認知因素與作為因變量的認知因素。

　　1．作為自變量的認知因素

　　第一，操作碼。國際關(guān)系研究領(lǐng)域操作碼的運用始于內(nèi)森·萊特(Nathan Leites)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研究[21]，但直到1969年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對操作碼進行系統(tǒng)的闡述與概念操作化之后，才帶來廣泛的運用成果[22]。喬治的主要工作在于對操作碼進行概括化，主要目的為抽象出領(lǐng)導人對于政治和政治行動議題根本的信念。根據(jù)喬治的論述，如何確定不同的個體信仰，主要取決于對十個不同的問題的回答，即五個“哲學信仰”和五個“工具信仰”。[23]

　　哲學問題涉及對政治本質(zhì)的看法，而工具問題與正確的戰(zhàn)略與策略緊密相關(guān)。個體的操作碼與政治決策具有很強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如哲學信仰有助于對情境的判斷，而工具信仰則會影響行為選擇的可能性。在喬治所進行的操作碼研究中，最初只是對于個體認知內(nèi)容的分析，而對操作碼與政治行為之間所具有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因果關(guān)系的論證不足。因為“操作碼的研究者似乎一致認為信仰應(yīng)當對政治行為具有影響：信仰應(yīng)當影響政策選擇”[24]。在應(yīng)用層面，斯蒂芬·沃克(Stephen Walker)對美國前國務(wù)卿基辛格操作碼的分析較為經(jīng)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沃克通過對基辛格的著作分析，揭示和抽象出其操作碼，以期建立基辛格與越南政府談判行為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25]

　　第二，認知圖。1970年代開始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應(yīng)用的認知圖，主要是由羅伯特·艾克斯羅德(Robert Axelrod)等學者所推動。操作碼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方領(lǐng)導人，而認知圖一般則為對自身領(lǐng)導及團體的研究。在《決策的結(jié)構(gòu)》[26]一書中，艾克斯羅德等學者集中論述了認知圖的基本理論、建構(gòu)方法與步驟等�；�于人們面對問題時，總是尋求因果信仰的認識，認知圖理論將因果關(guān)系陳列為兩種：肯定原因和否定原因。在建構(gòu)認知圖時，一般遵循五個步驟：擴大相關(guān)的信仰變量，尋找解釋事件的已有研究，確認可能的結(jié)果，確認可能的政策選擇，最后進行政策選擇。

　　認知圖研究的應(yīng)用，建立在系列的理論進展的基礎(chǔ)之上，如決策理論、因果推理理論、心理邏輯學以及圖表理論等。認知圖通過對決策者對于某一具體問題的特定信仰的相互關(guān)系的直觀描述，具有簡明清晰的優(yōu)勢，這使得認知圖分析誕生后運用較多。如杰弗里·哈特(Jeffrey A. Hart)通過對拉美決策者認知圖的分析，認為認知圖在簡約、通用性、描述力、解釋力以及規(guī)范含義的豐富性等五個標準上得分很高[27]。但之后理論發(fā)展很少，艾克斯羅德也轉(zhuǎn)向合作研究。

　　第三，意象。關(guān)于意象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國際沖突與戰(zhàn)爭研究領(lǐng)域。一般而言，意象包括自我意象(self-image)及他者意象(other-image)以及多主體意象，實質(zhì)為個體對自我、他者以及他者對自我知覺的知覺過程。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關(guān)于意象的研究包括“敵人意象(enemy image)”以及“鏡像(the mirror image)”等。奧利·霍爾斯蒂(Ole R. Holsti)通過研究美國前國務(wù)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蘇聯(lián)的意象，說明民族意象存在固化(stereotype)現(xiàn)象，即杜勒斯對其所形成的“蘇聯(lián)邪惡”意象很難改變，而且自我證實，拒絕一些新的信息等。[28]

　　關(guān)于敵人意象的研究，進一步深入發(fā)展為一種“鏡像”理論。這種理論對于解釋美蘇敵對雙方的知覺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即雙方都存在一種“內(nèi)在邪惡的信念(inherent-bad-faith)”的知覺模式，無論對方做出何種友好舉動，都難以改變“邪惡敵人”的固有意象。[29]支持這種知覺過程的心理學理論主要為認知一致理論(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有選擇性的注意、愿意思維(wishful thinking)等。

　　第四，信息加工。認知心理學存在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而言的認知心理學其實就是信息加工理論。美國認知科學的重要代表人西蒙認為，認知心理學即信息加工心理學，“信息加工的認知模型為：接受信息、編碼和存入記憶、利用記憶材料作出決定，指導外部行動。”[30]在信息加工的連續(xù)譜上，注意、選擇、編碼、記憶和決策等連續(xù)認知活動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認知過程。這一過程中，個體的認知能力、偏好、個性、經(jīng)歷以及外部環(huán)境等都會影響信息選擇、記憶以及決策的過程。此外，個體的動機與情感也會產(chǎn)生影響作用。

　　在外交決策領(lǐng)域，信息加工模型認為要制訂有效的外交政策，必須保證在接受信息、分析信息以及提供合理的建議的過程中，遵循五個必要的步驟。其一，確保從環(huán)境中能獲得充足的信息；
其二，充分考慮影響政策的主要的價值和利益；
其三，確保搜尋盡可能寬裕的選擇以及對各種可能的后果給予評估；
其四，評估各種選擇實施可能帶來的問題；
其五，提高對政策風險的承受能力以及培養(yǎng)從經(jīng)驗中吸取教訓的能力。[31]

　　第五，歷史類比。從歷史中學習與類比的假定為歷史能重復或歷史能復制[32]。不同的個體歷史學習與類比的方式與手段不一，但他們總體而言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如通常很自信，并大肆采取各種形式運用歷史。這些直覺的歷史學家(intuitive historian)，依賴大量的歷史事實，并求助于歸納、評價、分析、推理、判斷以及解釋等各種方式改造歷史事實的方法，所有這些認知活動都依賴于編碼、儲存以及再現(xiàn)事實時有意識無意識的技術(shù)。

　　由于人的認知能力的局限，以及外在環(huán)境對人的理性的限制，如信息的不充分、時間緊迫、高度緊張的決策壓力等，歷史學習和類比存在謬誤之處。最近發(fā)生的事件對于決策者進行歷史學習的影響很大，如杜魯門、艾奇遜在朝鮮戰(zhàn)爭中，以及艾森豪威爾在印度尼西亞危機中錯誤估計了中國領(lǐng)導人的操作碼和中國的力量和能力，而隨后肯尼迪政府在老撾危機中由于吸取了前兩任政府的歷史教訓，采取了正確的戰(zhàn)略行動[33]。對于如何避免歷史類比錯誤，很多學者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議，如避免即時類比(instant analogies)、換位思考、以其他專業(yè)歷史學家做參照等[34]。

　　2．作為因變量的認知因素

　　對于第二組變量關(guān)系，實質(zhì)上為個體認知因素的來源及機制問題，即作為因變量的認知因素，其自身的變化發(fā)展的機制為何？哪些變量對個體的認知內(nèi)容和過程產(chǎn)生影響？典型的例子為：有人因為考試得了60分而愁眉苦臉，有人卻因之高呼萬歲，有人卻無動于衷，等等。在相同的認知客體面前，為什么每個人的認知過程與結(jié)果大相徑庭？

　　根據(jù)基本的層次分析法，可以將影響個體認知的變量分為個體、組織以及體系層次的因素。個體層面的動機、情感、經(jīng)歷以及個性等都對人的認知內(nèi)容與過程產(chǎn)生影響。比如，情感影響信息接受過程，由此產(chǎn)生有選擇性注意傾向。個體動機層面，如考試的目的是為了高分或由此帶來的獎勵，那60分的結(jié)果無疑是令人沮喪的，而只簡單為了及格過關(guān)的話，則無疑是件幸事。同理，“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fā)生，讓人思考著恐怖主義行動的動機的問題，他們?yōu)槭裁催@么恨美國？仇恨從何而來？仇恨對知覺有什么影響？等等。[35]從認知心理學角度而言，為什么穆斯林世界與西歐國家對美國的知覺如此不同？這種仇恨和敵視從何而來？仇恨因素在穆斯林對美國的認知中又有何影響？這種學理上的問題不闡釋清楚，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guān)系無法根本得到改善。

　　社會心理學中認知革命的興起，推動了操作碼研究的發(fā)展，總體趨向社會認知研究。關(guān)于領(lǐng)導人操作碼研究的理論演進中，第二代為個性理論，強調(diào)動機、個性風格對領(lǐng)導人的信仰的影響作用，第三代為熱認知(hot cognition)理論，突出情感在圖式(schemas)中的重要性。在組織層次，官僚體系的壓力與社會文化、制度因素對個體的認知產(chǎn)生重要的制約和塑造作用。由此觀之，在個性理論、情感理論與認知過程中間架起一座相互作用的橋梁，對于認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判斷與決策過程中，個性通過建構(gòu)一種官僚渠道，借此決策者接受或管理信息與意見，從而對認知過程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36]。某種意義而言，作為因變量的認知因素分析，核心議題為政治對個體心理學之作用關(guān)系。議題當中，還須探討政治社會化、意識形態(tài)以及官僚組織等因素。如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與斯大林同屬一類操作碼，但各自社會化所處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制度卻完全相反。

　　因此，如果不考慮個性、情感以及社會制度與文化對認知過程的作用，單純認知變量的解釋力將受到很大局限。因為相同的信仰體系經(jīng)常滋生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行為與后果，不同的信仰體系卻產(chǎn)生了相同的政治行為與后果。這種研究難題的解決，需要綜合考慮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因素。

　　三、認知研究進展：核心議題的演進

　　根據(jù)理論發(fā)展的不同，本文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的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37]，即1970年代之前為第一階段，之后至冷戰(zhàn)結(jié)束前后為第二個階段，接下來便為第三階段。關(guān)于研究進展的梳理主要為第二、三階段所進行的一些研究工作。

　　總體而言，自1980年代以降，認知理論研究中經(jīng)驗研究增多，具體表現(xiàn)為之前建立的一些基本分析范式，如操作碼、認知圖、意象等在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實證研究增多，產(chǎn)生了大量的經(jīng)驗性成果。而且，一些著作對上述幾種認知變量分析路徑進行完善和補充，如關(guān)于敵人意象的研究，之后又發(fā)展成三種意象：敵人意象產(chǎn)生一種防御性的外交政策模式、退化者意象(degenerate image)產(chǎn)生一種擴張式的外交政策模式、小孩意象(child image)產(chǎn)生一種帝國主義式的外交政策模式等[38]。冷戰(zhàn)后，關(guān)于意象的研究進一步豐富和細致，發(fā)展為五種戰(zhàn)略互動意象：敵人(enemy)、盟友(ally)、退化者(degenerate)、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和殖民地(colony)。這種超越單一敵人意象的知覺研究，對于國際關(guān)系理論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建立的接近于心理-社會-經(jīng)濟-政治理論是主流國際關(guān)系理論的補充[39]。此外，認知理論研究中的新進展表現(xiàn)為以下四個方面。

　　1．由認知一致理論到社會認知理論

　　1950年代，心理學領(lǐng)域認知一致理論興起，具體包括認知失調(diào)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認知一致理論等。這種統(tǒng)稱為尋求認知一致的理論假定人們傾向于維持自己已有的認知，當新的刺激與已有的認知不一致時，個體的認知就會產(chǎn)生失調(diào)。而個體內(nèi)在要求保持認知的平衡或一致，就會采取不同的機制維持認知一致，主要為“改變一個行為的認知元素、改變一個環(huán)境的認知元素、增加新的認知元素”等[40]。在第一階段的研究中，尋求認知一致的理論成為主要的認知理論基石，如霍爾斯蒂關(guān)于杜勒斯對蘇聯(lián)意象的研究便為代表。

　　此后不久，認知革命的風暴便影響到社會心理學領(lǐng)域，由此產(chǎn)生了認知社會心理學或社會認知理論。社會認知研究具有四個特征：信奉認知主義和研究認知過程，即認知元素如何隨時間變化而得以變化；
社會認知是介于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之間發(fā)展；
社會認知注重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應(yīng)用。[41]“認知心理學畢竟相對更多地研究關(guān)于無生命物體和抽象概念的信息加工，而社會心理學更多研究人和社會的信息加工”[42]，這種區(qū)別決定了信仰和圖式在人們認識人和物中的重要性。

　　從1980年代開始，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一種“社會轉(zhuǎn)向”，即社會認知的相關(guān)理論開始得到運用，如自我知覺理論(self-perception)、社會歸因(social attribution)理論、態(tài)度改變理論(attitude change)、社會圖式(schemas)和社會推理(social inference)理論等。1985年，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出版的《遏制的起源：一種心理學的解釋》[43]即為代表。在綜述既有的美國遏制政策起源的各種理論解說及不足的基礎(chǔ)上，她提出了綜合各種社會認知理論以及個體、組織和體系層次的因素，對遏制的起源重新給予解釋。

　　2．由認知內(nèi)容研究到認知過程研究

　　認知研究的兩種途徑為：認知內(nèi)容(cognition content)研究和認知過程(cognition process)研究。認知內(nèi)容是指個體所相信，或所確認的知識，而認知過程則指這種知識是如何有意識和無意識地使用[44]。作為自變量的各種認知因素，如操作碼、認知圖、意象等都是個體政策制訂者的認知內(nèi)容。如“操作碼強調(diào)的是政策制訂者對于政治的信仰；
他者的意象集中于政策制訂者對世界政治中相關(guān)的特定行為體的知覺與信仰；
認知圖傾向于闡述政策制訂者對于特定題域的對外政策信仰。”[45]

　　事實上，對于上述認知變量的研究，早期的成果大部分集中于對領(lǐng)導人操作碼、認知圖以及對他者意象內(nèi)容的分析，并沒有探討個體的認知過程以及認知變量與政治行為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在社會認知研究進入國際關(guān)系分析領(lǐng)域之后，關(guān)于態(tài)度與態(tài)度改變的研究，體現(xiàn)出對認知過程的追蹤[46]，具體表現(xiàn)為分析態(tài)度改變的過程，以及信息加工處理各個不同的階段的制約變量與變化等。1980年代，關(guān)于遏制起源與卡特政府決策者的信仰體系就是應(yīng)用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研究態(tài)度改變過程。由于社會認知理論在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大量應(yīng)用，其注重過程分析的特點在研究中也日漸彰顯。認知研究的總體趨勢為從靜態(tài)（內(nèi)容）到動態(tài)（過程與機制）研究，但這并不表示二者的區(qū)別涇渭分明，即在不同的研究階段，二者存在交叉與重疊之處。

　　3．由冷認知(cold cognition)研究到熱認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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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認知與熱認知研究劃分的標準之一為是否注重動機與情感相互作用并對個體認知的影響，即前文所述的第二組變量關(guān)系。大多數(shù)已有的認知理論研究，都是集中探討“什么樣的認知在什么樣的情境下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人的行為，以及國家互動及國際進程”。這種分析的一個基本假定為個體的認知是常量，而非變量。由此觀之，這是是冷認知研究的范疇。

　　社會認知理論則認為情緒既以社會認知為基礎(chǔ)，情緒也對認知和認知過程產(chǎn)生影響�！疤厥舛�言，心境影響記憶和判斷；
一般而言，情感影響認知過程”。這種研究所假設(shè)的基本過程為：如果色彩相似的材料傾向于在記憶中聯(lián)結(jié)在一起，那么激活一個積極的或消極的項目或自動地導致其它積極的或消極的項目的激活。從而，消極和積極的心境會導致決策過程的不同變化。[47]

　　具體至國際關(guān)系研究領(lǐng)域：關(guān)于熱認知的研究逐漸重視，情緒/情感與認知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成為前沿課題。[48]冷戰(zhàn)期間，杰維斯就分析了愿望思維的兩種機理：情感的和認知的[49]。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喬納森·默瑟(Jonathan Mercer)關(guān)注情緒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問題，并進行了系列的研究。[50]他集中分析仇恨與信任等情緒在國際關(guān)系的作用。根據(jù)社會認同理論，認同產(chǎn)生情緒，情緒有助于信任的建立。由此也導致了群體內(nèi)與群體外之間的差別，這是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相互競爭的來源。情緒也影響選擇，建立信任，從而有助于集體行動問題的解決。

　　4．由有限理性到理性與認知相結(jié)合

　　正如前文所述，心理學首先對社會科學研究領(lǐng)域的理性假定（經(jīng)濟學的“實體理性”假定）發(fā)起了挑戰(zhàn)，指出行為體并非始終是理性的�；�于有限理性的假定，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一直將有限理性、非理性行為，如信息不充分、高度壓力和緊張等條件下的產(chǎn)生的非理性判斷和決策行為作為自身的解釋對象。認知心理學認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行為不同，即使是在相同情境中相似的人的行為也不一。這種研究偏好從知覺研究的現(xiàn)狀略見一斑，知覺研究實質(zhì)為錯誤知覺研究，其內(nèi)容主要涉及錯誤知覺的內(nèi)容、產(chǎn)生機理以及規(guī)避措施等[51]。經(jīng)濟學領(lǐng)域的理性選擇理論與心理學學科中的有限理性論是兩種不同的理性假定：實體理性與程序理性。從經(jīng)濟學科演繹而出的理性選擇模型，在國際關(guān)系學科內(nèi)走向了結(jié)構(gòu)與體系層次理論建構(gòu)，即結(jié)構(gòu)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等。[52]

　　而新近研究的焦點逐漸轉(zhuǎn)為：理性主義是否應(yīng)從心理學研究中脫離出去(be free of psychology)？如果確認心理學只解釋錯誤行為的話，那么將導致三種結(jié)果，即理性解釋與心理學無關(guān)，心理學的解釋需要一種理性的基線(baseline)，以及心理學并不能解釋正確的決策與判斷。[53]默瑟認為神經(jīng)科學家運用情緒解釋理性行為，政治心理學家運用歸因理論解釋聲望(reputation)的形成，他則運用情緒在信任與認同中的作用，去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這種將理性主義與心理學解釋相融合的努力，表明社會認知理論對于聯(lián)盟選擇與形成的說服力[54]，同時，情緒與認知之間的相互作用，構(gòu)成了心理學理論的理性假定基石。理性主義與認知研究至少存在兩種綜合的可能：理性選擇理論假定偏好是給定和固定的，而心理學模型有助于解釋偏好和利益的形成；
在不同的問題領(lǐng)域，理性選擇與心理模型的適用性不同[55]。

　　四、認知研究評估：進步及其問題

　　科學研究進步性的評判首要的問題就是確定評價的標準。對于國際關(guān)系理論或科學研究而言，評價的標準可分為兩類：在元理論層次評價或運用科學哲學理論評價。鑒于國際關(guān)系元理論的缺失，筆者將采用科學哲學層次的評價標準對認知心理學之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的進步性和進步率進行初步評估。

　　1．科學研究進步之標準

　　筆者選擇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學進步標準和勞丹(Larry Laudan)的科學進步觀。拉卡托斯在批判吸收波普(Karl Popper)的證偽主義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一種精致的方法論證偽主義。他認為精致的證偽主義在接受規(guī)則（劃界標準）和證偽或淘汰規(guī)則兩個方面，與波普的樸素證偽主義不同。“對精致的證偽主義者來說，一個理論只有當它確證其經(jīng)驗內(nèi)容已超過其前者（或競爭者）時，即只有當它導致新事實的發(fā)現(xiàn)時，才是‘可接受的’或‘科學的’�！盵56]接著，他進一步從理論進步和經(jīng)驗進步兩個層次論述理論的進步性：

　　我們排一個系列理論，T1，T2，T3……，這里每一個后續(xù)理論都是由前一個理論加上一些輔助句子（或加上一些語義學上的重新解釋），以便調(diào)整某些反常，每一個理論都至少有如它的前者那樣多的未被駁倒的內(nèi)容。我們就說，如果每個新理論具有比它前者超量的經(jīng)驗內(nèi)容，即，如果它預(yù)言某些新的、迄今未被預(yù)見的事實的話，那么這樣一個理論系列就是理論上進步的……如果某些這種超量的經(jīng)驗內(nèi)容也被確證，即，如果每個新理論使我們導致對某個新事實的實際發(fā)現(xiàn)，那么我們說，一個理論上進步的理論系列也是經(jīng)驗上的進步……最后，如果一個問題轉(zhuǎn)換在理論上和經(jīng)驗上都是進步的，我們就稱它是進步的，如果不是這樣，就稱之為退步的。[57]

　　可見，拉卡托斯的理論進步觀主要在于是否導致新的事實的發(fā)現(xiàn)。此后，科學哲學家勞丹在波普、庫恩和拉卡托斯研究的基礎(chǔ)上，反對實證主義的累積科學進步觀及真理觀，提出科學的進步在于對經(jīng)驗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解答。勞丹認為，“一般來說，自然界中使我們感到驚奇或需要說明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構(gòu)成一個經(jīng)驗問題。”[58]而科學進步發(fā)生于理論解決經(jīng)驗問題和減少內(nèi)部的概念問題和反常。

　　經(jīng)驗問題可分為三類：“（1）未解決問題——任何理論都未能予以充分解決的經(jīng)驗問題；
（2）已解決問題——由一個理論所充分解決的經(jīng)驗問題；
（3）反常問題——某一理論雖然未能解決，但卻已為此理論的一個或多個相競爭理論解決的經(jīng)驗問題……科學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將反常問題和未解決問題轉(zhuǎn)變成為已解決問題�！盵59]從這種立場出發(fā)，勞丹提出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科學進步觀：“那么當且僅當任何領(lǐng)域中的前后相隨的科學理論表現(xiàn)出不斷增長的解題有效性時，才會發(fā)生科學進步……那么每當對一理論作出修正或以另一個理論取代它之時，并且僅當后繼理論比之先行理論是一個更有效（在上述定義的意義上）的問題解決者時，這一變化（修正或取代）才是進步的�！盵60]

　　2．認知研究的進步性

　　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和勞丹提出了兩個評價研究進步的標準：導致新的事實的產(chǎn)生、概念和經(jīng)驗問題的解決。以此為基礎(chǔ)，我們接下來對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guān)系中的應(yīng)用進行進步性評價：認知理論在整個國際關(guān)系理論演進中的進步性如何，以及認知理論研究傳統(tǒng)的內(nèi)部進步性如何。

　　首先，在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摩根索的現(xiàn)實主義六原則中，人性的假定居于首位[61]。這種個體內(nèi)部動機和認知的假定反映了國際關(guān)系認知研究的可能性。由于人性善惡的標準很難確定，以及無法證偽與觀測，華爾茲拋棄了個體層次人性的假定，最終以無政府狀態(tài)為其理論建構(gòu)的基本假定，這是新現(xiàn)實主義的重大進步之處。然而，針對國際關(guān)系研究傳統(tǒng)中所出現(xiàn)的經(jīng)驗和概念問題反常，認知研究對現(xiàn)實主義的“內(nèi)核”（理性假定）進行了修正。

　　國際關(guān)系認知研究的興起，在微觀層次上發(fā)展或“替代”了人性概念。人性善惡的假定是一種倫理標準，認知理論的研究將其發(fā)展為一種科學、可觀測的認知及過程研究，這對于微觀研究而言意義重大。認知理論在個體層次研究的有效性和減少國際關(guān)系理論內(nèi)部的概念問題和反常，符合勞丹的科學進步標準。此外，主流國際關(guān)系理論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權(quán)力與利益、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s)與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s)等，從本質(zhì)上說，都是建立在個體的認知基礎(chǔ)之上[62]。權(quán)力與利益、絕對收益與相對收益的界定并不是一種客觀的過程，而是一種主觀認知的過程，且動機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個體對于權(quán)力和利益的界定大為不同。

　　因此，在國際關(guān)系理論演進的譜系中，作為一種研究綱領(lǐng)的認知理論是一種理論和經(jīng)驗進步。認知理論立基于有限理性假定，探討個人決策者的有限理性與決策、判斷之間的關(guān)系，能夠解釋或預(yù)測傳統(tǒng)理論所無法解釋或預(yù)測的事實與經(jīng)驗問題。如理性假定下期望效用理論，無法解釋行為體的風險決策行為，而這正是認知心理學中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所解決的問題[63]。同時，在解決經(jīng)驗問題和概念問題方面，認知研究在國家對外行為與政策選擇、以及國家戰(zhàn)略互動領(lǐng)域表現(xiàn)出比現(xiàn)實主義等體系理論更大的解題有效率。

　　其次，作為一種研究傳統(tǒng)的認知研究的進步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認知研究興起至今，對于各種不同的路徑與變量的研究已歷經(jīng)了三個時期。其中，認知革命在社會心理學領(lǐng)域的廣泛影響，導致了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產(chǎn)生。認知研究中操作碼的各種理論，從認知一致理論T1，到個性認知研究T2和熱認知研究T3連續(xù)譜的演進[64]，主要的進步性表現(xiàn)為：理論解釋力增大，解釋范圍擴大，理論系列中后一理論都是對前一理論輔助假定的修正。關(guān)于知覺研究，早期的成果集中于知覺因素對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對戰(zhàn)爭等的影響[65]，此后逐漸擴大至分析預(yù)期、個性以及動機等對知覺的影響。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的研究逐漸拓展至常態(tài)決策行為分析領(lǐng)域。經(jīng)驗層次，如新近對情緒變量的研究，已指出情緒對個體正確的政治認知具有正面促進作用，此外，情緒也是正確國家行為的影響因素，從而促進行為體合作。

　　關(guān)于意象的研究，也從單一的敵人意象，擴展至對自我意象、他者意象以及多主體認知（自我關(guān)于他者對自我意象的意象等）的相結(jié)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社會認知理論中的圖式在信仰體系中逐漸運用，包括自我圖式(self schemas)、他者圖式(other schemas)、角色圖式(role schemas)和劇本(script)等四個方面。[66]這些發(fā)展，都只是對認知研究的輔助假定進行修改，并未涉及核心假定的修正。

　　3．認知研究存在的問題

　　在肯定認知理論所取得的進步的同時，我們必須承認認知理論在解釋力和范圍、分析問題領(lǐng)域以及內(nèi)部自身理論體系建構(gòu)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關(guān)于認知理論的解釋力問題。從層次分析法來看，認知理論的應(yīng)用主要集中于個體、組織以及戰(zhàn)略互動層次，而在單位國家以及國際體系層次的應(yīng)用很少。造成這種應(yīng)用局限的一個主要原因為認知變量的主體為個體，因此認知理論的主要理論假定為個體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chǔ)之上展開對個體認知因素的探討。對于不同層次之間的轉(zhuǎn)移問題，即個體的認知如何轉(zhuǎn)化為群體、組織、國家以及體系層次的認知變量，這個理論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67]且對于是否能夠?qū)嵭羞@種轉(zhuǎn)移，進一步如何實現(xiàn)這種轉(zhuǎn)移仍存在疑問。

　　所以，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仍局限于在微觀層次展開。主流國際關(guān)系理論，如結(jié)構(gòu)現(xiàn)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社會建構(gòu)主義等都是屬于國際體系理論。盡管認知理論能夠建立起整體主義的體系理論（這是“個體-體系”范疇在微觀層次的應(yīng)用）[68]，但如何在國際體系層次應(yīng)用認知理論尚未解決。默瑟對社會認同理論的研究表明，社會認同理論等認知社會心理學理論的應(yīng)用，有助于解決認知變量的分析層次的轉(zhuǎn)移身體，即認知因素與社會因素相結(jié)合，可以解決層次分析問題，也可避免本體論與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與還原論批評。

　　其次，關(guān)于認知理論應(yīng)用的問題領(lǐng)域。如前所述，既有的應(yīng)用問題領(lǐng)域大多屬于高級政治的安全研究領(lǐng)域[69]，如國際危機中的政策決策過程、戰(zhàn)略互動、國際談判、恐怖主義等。這些領(lǐng)域均為對外政策分析，其基本假定為個體在環(huán)境的壓力下，認知能力受到限制，往往形成錯誤知覺，從而導致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判斷與決策。這一基本假定導致了這種后果：即如上文所述，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只限制于研究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結(jié)果，而與理性行為無關(guān)，這似乎使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成為“非常態(tài)”心理學[70]。認知理論的應(yīng)用問題領(lǐng)域應(yīng)加以擴大，即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擴展，從有限理性行為向理性行為解釋擴展。

　　第三，關(guān)于認知理論自身理論體系建構(gòu)中的問題。從前文所述之變量關(guān)系來看，作為自變量的認知因素成為早期認知研究的主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認知革命興起并影響至社會心理學領(lǐng)域，由此產(chǎn)生了冷認知向熱認知研究的轉(zhuǎn)向[71]。從變量關(guān)系來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具體為認知因素從自變量向因變量轉(zhuǎn)化，關(guān)于動機、個性與情緒等對認知過程的影響的探討興起。但從研究現(xiàn)狀觀之，關(guān)于熱認知的研究仍較薄弱�！�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fā)生，更是彰顯了情緒與社會認知的相互作用及其國際政治實踐后果。

　　此外，尚無系統(tǒng)的認知心理學的“元理論”的研究。因為認知心理學之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的主要議題，即為運用現(xiàn)有的認知心理學成果，分析國際關(guān)系的實踐。這種現(xiàn)狀造成了認知研究理論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的遲滯，由此導致大部分工作局限于理論分析工具的借鑒與實證研究的開展。而對于個體認知的來源機制、認知過程的研究、認知與政治行為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論證等卻重視不夠[72]。所以，對于認知內(nèi)容和認知過程的基本理論探討為數(shù)不多。故要增強認知理論的發(fā)展空間與解釋力，必須加強理論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如分析個性心理特征、動機、情感以及心理環(huán)境與操作環(huán)境等是如何相互作用于認知過程，等等。

　　五、結(jié)語

　　認知心理學之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這一課題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很多有待發(fā)掘的空間。冷戰(zhàn)結(jié)束后，杰維斯認為信仰與心理過程在后冷戰(zhàn)時代更加重要，因為與冷戰(zhàn)時期相比，外在的結(jié)構(gòu)性制約因素的影響相對減小，而政策自主空間相應(yīng)增加[73]。其實，與冷戰(zhàn)后西方主流國際關(guān)系理論的“社會學轉(zhuǎn)向”相比，認知研究早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已實現(xiàn)了社會認知研究的轉(zhuǎn)向。2000年以來，認知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演進為有限理性與情緒理性相結(jié)合。

　　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研究中應(yīng)加強關(guān)注施動者偏好、信仰等因素的作用，而現(xiàn)實主義者和建構(gòu)主義者對國家安全文化的研究中，也強調(diào)了認知、信仰之于戰(zhàn)略互動過程的解釋力[74]。這表明冷戰(zhàn)后國際體系理論研究向微觀層次回歸：綜合社會認知、社會認同以及個體認知與偏好變量。當然，正如勞丹對科學研究所定義的“理論聯(lián)合體(theory complex)”一樣，國際關(guān)系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也應(yīng)綜合多個層次的變量：結(jié)構(gòu)、制度與施動者等多種變量�！翱茖W史一直是，也應(yīng)當是研究綱領(lǐng)（也叫‘范式’也未嘗不可）相互競爭的歷史，而不是，也肯定不會成為連續(xù)的常規(guī)科學的歷史：競爭開始得越早，進步就越快。‘理論多元論’比‘理論一元論’要好�！盵75]

　　* 感謝閻學通、張小勁、張清敏、唐小松、楊廣以及匿名審稿人對本文初稿的批評指正，但文責由作者自負。

　　[1] 一般認為，第一個結(jié)合政治學與心理學兩個領(lǐng)域的研究的學者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梅里安(Charles Merriam)。這一時期主要的理論為精神分析學說，具體文本可參閱：Sigmund Freud, “Why War?”, in William Ebenstein,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3rd Edition), New York: Rinehart, 1960, pp.556-565. Harold D. Lasswell, Wor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2] Bernard J. Barrs,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86, pp.6-8.

　　[3] [美]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金吾侖、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 摩根索認為：“僅僅從政治家的動機來尋求外交政策的線索既是無效的，也是自欺欺人的。無效是因為動機是心理現(xiàn)象中最難以捉摸的東西。動機受到行為體和觀察者利益和感情的扭曲，經(jīng)常是面目全非。我們是否真正知道自己的動機是什么？我們又知道別人的動機是什么嗎？”Hans J. Morgenthau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rief Edition, cGraw-Hill, Inc., 1993, p.5.

　　[5]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6] James F. Voss and Ellen Dorsey,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5-6.

　　[7]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160.

　　[8]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9, No.2 (Jun., 1985), pp.293-304.

　　[9] [美] 赫伯特·西蒙：《現(xiàn)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楊礫、徐立譯，北京：北京經(jīng)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頁。

　　[10]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Laura Neack, Jeanne Hey and Patrick Haney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p.50.

　　[11] Steve Smith, “Belief System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ichard Little and Steve Smith eds., 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p.14.

　　[12] 筆者認為，理論研究的正當性問題至關(guān)重要。換言之，假設(shè)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的學科本體地位沒有解決，其所進行的大量細致理論與實證研究工作則很難在國際關(guān)系學科中得到認同。對于國際關(guān)系心理學的理論正當性，筆者從層次分析法和“施動者-結(jié)構(gòu)”兩個視角進行過粗略的論證，請參閱：尹繼武、李江寧：《心理與國際關(guān)系——國際關(guān)系心理學的理論正當性與研究路徑》，載《歐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50-56頁。

　　[13]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3-24.

　　[14]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mos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2, No.1, 1998, p.64.

　　[16]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p.43.

　　[17] Christer Jönsson, “Introduction: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hrister Jönsson ed.,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 Limited, 1982, p.8.

　　[18]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4-19.

　　[19] 具體評介請參閱：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Chapter 5: “Behavior: Do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20] 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提出了“威脅均衡論”(balance-of-threat theory)，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其他關(guān)于心理學與聯(lián)盟研究：Dan. Reiter, “Learning, Realism, and Alliances: 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Past,” in World Politics, Vol.46, No.2, 1994, pp.490-526.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1, Winter 1997, pp.65-97.

　　[21] Nathan C.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22]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969, pp.190-222.

　　[23] 哲學信仰為：1、政治生活的本質(zhì)是什么？政治世界本質(zhì)上是和諧的還是沖突的？政敵的基本特性是什么？2、最終實現(xiàn)根本價值與愿望的前景如何？是樂觀還是悲觀？在哪些方面樂觀，在哪些方面又是悲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政治前景可預(yù)測嗎？從哪些方面以及何種程度可以預(yù)知？4、對歷史發(fā)展有多少控制力？在推動和塑造歷史朝預(yù)期方向前進，人可起什么作用？5、“機遇”在人類事務(wù)和歷史發(fā)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工具信仰：1、如何選擇最佳方案采取行動以實現(xiàn)政治目標？2、如何最有效地達到行動目的？3、如何評估、控制與應(yīng)對政治行動的風險？4、什么時候是實現(xiàn)利益的最好時機？5、實現(xiàn)利益的不同手段的效用與作用如何？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 pp.201-216.

　　[24]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3.

　　[25] Stephen G.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1, No.1, Mar. 1977, pp.129-168.

　　[26] Robert Axelrod ed., Structure of Decision: The Cognitive Maps of Political El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27] Jeffrey A. Hart, “Cognitive Maps of Three Latin American Policy Makers,” in World Politics, Vol.30, No.1, Oct. 1977, pp.115-140.

　　[28]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3, 1962, pp.244-252.

　　[29] Urie Bronfenbrenner, “The Mirror Image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16, pp. 45-56. Excerpt from Ralph K. White, Psychology and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NYU Press, 1986, pp. 71-81.

　　[30] [美] 司馬賀：《人類的認知：思維的信息加工理論》，荊其誠、張厚粲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ⅱ-ⅲ頁。

　　[31]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p.10.

　　[32] Yaacov Y. I. Vertzberg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ers as Practical-Intuitive Historians: Applied History and Its Shortcoming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2, Jun. 1986, pp. 243.

　　[33] David M. Lampton, “The U.S. Image of Peking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6, 1973, pp.28-49.

　　[34] Yaacov Y. I. Vertzberg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ers as Practical-Intuitive Historians: Applied History and Its Shortcomings,”pp.243-244. Also see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96-342.

　　[35]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

　　[36]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7] 有學者在梳理外交政策的認知視角分析時，分成三個時期：早期努力，即1930-1950年代；
第一代學術(shù)研究共同體，即1950-1970年代認知革命興起之前，之后便為第二代。見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51-54. 筆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認知研究興起應(yīng)在二戰(zhàn)后心理學界認知革命出現(xiàn)前后，即1950年代之后。而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由于國際格局的轉(zhuǎn)變，以及認知研究出現(xiàn)的一些新的努力和轉(zhuǎn)向，如進一步向社會認知、社會認同研究發(fā)展，故筆者將冷戰(zhàn)后劃為一個時期。

　　[38] Richard K. Herrmann,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in Soviet Policy, Pittsburgh, Pa.: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5. Richard K. Herrmann, “Perception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pp.25-53. 瑪莎·科塔姆(Martha L. Cottam)將意象發(fā)展為7種：敵人(enemy) 、霸主(hegemonist) 敵人的附屬國(dependent ally of the enemy)、中立(neutral)、盟友(ally)、本國的附屬國(dependent of the perceiver’s state)、 本國的傀儡(puppet of the perceiver’s state). Martha L. Cottam,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on,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6.

　　[39]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415-450. 認知研究主要集中于個體層次，但有不少學者試圖綜合個體、組織與體系等多個層次的變量，以擴大心理學路徑的解釋力，如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hilip D. Stewart, Margaret G. Hermann, Charles F. Hermann, “Modeling the 1973 Soviet Decision to Support Egypt,”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 No.1, Mar. 1989, pp.35-59. 另有學者將作為自變量的認知因素綜合分析，如Robert M. Cuter, “Unifying the Cognitive Map and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with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in Christer Jönsson ed.,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 pp.91-122.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0] [美] 利昂·費斯汀格：《認知失調(diào)理論》，鄭全全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0頁。

　　[41]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w-Hill, Inc., 1991, pp.14-20.

　　[42] Ibid., p.18.

　　[43]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44]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67.

　　[45]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60.

　　[46]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Jerel A. Rosati,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 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Jerel A. Rosati, “The Impact of Beliefs on Behavio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158-197.

　　[47]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pp.439-50.

　　[48] 關(guān)于情緒與認知變量的關(guān)系及對政治世界的影響的探討已成為2000年以來政治心理學界研究的重心與熱點，其背后的學理基礎(chǔ)為1980年代以來認知神經(jīng)學科的進展�？蓞㈤啠篋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 Vol.3;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Spring 2000.

　　[4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0-172.

　　[50]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Winter 2005, pp.77-106.

　　[51]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2]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ople’s Pow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0.

　　[53]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4] 尹繼武：《社會認知與聯(lián)盟形成：一種心理學的解釋》，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手稿。

　　[55]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6-17.

　　[56]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證偽和科學研究綱領(lǐng)方法論》，載[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主編：《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周寄中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頁。

　　[57] 同上，第153頁。

　　[58] [美] 拉瑞·勞丹：《進步及其問題》，劉新民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59] 同上，第19-20頁。

　　[60] 同上，第69-70頁。

　　[61] Hans J. Morgenthau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2]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pp.448-450.

　　[63] 關(guān)于國際政治領(lǐng)域中的風險決策分析，請參閱：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64] Stephen G. Walke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s a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A Cautionary Tale,”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265-273.

　　[65]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so see Robert Jervis, “War and Misperception,”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Spring 1988, pp.675-700.

　　[66]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pp.117-121.

　　[67] [美] 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guān)系理論》，閻學通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頁。

　　[68] 尹繼武、李江寧：《心理與國際關(guān)系——國際關(guān)系心理學的理論正當性與研究路徑》，第54-56頁。

　　[69]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61.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0]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1] Richard Herrmann, “The Empirical Challeng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Strategy for Drawing Inferences about Per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2, Jun. 1988, pp.175-203.

　　[72] 如喬治最初的工作只在于將操作碼進行一般化和操作化，但后來他在研究中，一方面將操作碼視為一種社會認知的圖式，并指出操作碼與態(tài)度的區(qū)別，另方面試圖揭示領(lǐng)導人操作碼與政治行為之間的相關(guān)性或因果性。Alexander L. George,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he ‘Operational Code’ Belief System,” in Lawrence S. 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pp.95-125.

　　[73] Robert Jervis, “Leadership, Post-Cold War Politics, and Psychology,”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December 1994, pp.769-778.

　　[74]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證偽和科學研究綱領(lǐng)方法論》，第200頁。本文并沒有對認知心理學應(yīng)用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的方法論以及團體過程、組織層次的研究，如小集團思維（group thinking）等進行評介。國際政治認知研究的方法均來源于認知心理學與政治科學，故筆者認為國際關(guān)系層次的研究應(yīng)著重解決的是對認知心理學之于國際關(guān)系研究的正當、可能與問題等的論證。關(guān)于方法論，請參閱：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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