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百年困境與中國的三大思潮

　　二十世紀的困境與三大思潮

　　二十世紀是不平凡的一百年，處于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應如何看待這一百年的思想史？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一百年中國的思想界是不是有一條貫穿的線索？

　　這個問題確實促使每一個關注中國百年命運的思想史學者深思。就中國而言，二十世紀相對于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任何時代而言，都可以說是一個思想最為豐富的時代，是一個“主義”大爆炸的時代。二十世紀與春秋戰(zhàn)國時代相比，至少有三點相似，首先，是豐富的問題資源存在著巨大的社會困境與矛盾，從而為思想者為解決這些矛盾與困境進行著思想上艱難求索。其次，此前舊時代的原有的思想傳統(tǒng)又無法為解釋與解決這種困境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探求新的方式進行反思。第三，兩個時代都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事實，為人們的思考提供了廣闊的背景與內容資源。

　　思想的本質則是對解決問題提供的建議與意見。因此，當一個時代與社會存在著巨大的問題，而前人的思想與概念又無法為人們解決自己面臨的生存危機與問題得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法與選擇時，當已經發(fā)生的歷史經驗事實又進而為人們提供了思想得以解釋的例證時，思想家就會應運而生。

　　如果從這個意義來看問題，那么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的中國，由于歷史中的種種內因外緣，中國同時存在著三個最基本的困境，把握了這三大困境，研究思想史就有了憑依。二十世紀的中國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專制對個人權利的壓抑，這就促成人們對個性自由與解放的追求。第二個困境是貧富兩極分化與上層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腐敗，這就導致人們對公平理想的追求。第三個困境是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與傳統(tǒng)價值的解體所導致的脫序與失范危機。于是人們對秩序與穩(wěn)定的追求與珍視也就應運而生。

　　正是由于本世紀的中國人不斷面對上述的專制壓迫、兩極分化與社會失序這三大困境，中國人中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思想主張與選擇。這眾多的思想與主義的“大爆炸”中，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三大思想流派或思想系統(tǒng)，它們是：針對專制壓抑個人這一矛盾而激發(fā)起來的自由主義；
其次是以國家權威來實行社會分配與干預經濟的左翼的平等主義；
第三是主張回歸傳統(tǒng)文化以防止社會文化失序的新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以個人權利為核心價值，左翼平均主義以社會公正為核心價值，新保守主義以秩序為核心價值，這三大思潮彼此之間相互對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響曲。我們概括地說，本世紀以來的中國人正是持續(xù)地受這三種思潮的吸引，并以它們?yōu)橹鬏S，形成自己的政治選擇與政治運動的，而這些政治運動與政治選擇，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發(fā)展，對于尋求解決中國問題之道的知識分子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以這三大主義之間的互動、競爭與此起彼伏，來作為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運動與思想運動的主線。

　　作為世紀末的我們這一代，確實要比以往幾代人更有資格對這百年的思想演變作出這樣的概括。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比前幾代人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坐在世紀思想列車的最后一排。我們對思想列車前面就坐的乘客的活動看得更清楚。

　　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與左翼平等主義的社會生命力

　　為了解決中國二十世紀的三大困境，為什么是由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與左翼平等主義這三大主義，來各自提出對應之道。為什么正是這三大主義流派對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具有持續(xù)的吸引力？

　　這三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最大，其原因要從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的三大困境來認識。首先讓我們看看自由主義。當我們這個民族意識到專制政治的壓迫而形成的困境時，首先對這種專制政治進行批判與挑戰(zhàn)的是自由主義，早期的嚴復可以說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早代表者。正因為中國的專制政權對個體的壓抑，使國民失去主動力與自主性才導致中國應付西方挑戰(zhàn)的失敗，從而引發(fā)了嚴復在《原強》、《論世變之亟》、《辟韓》中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積極肯定。中國自由主義從西方自由主義對個體，對民間社會的自主性的提揚中，獲得了批判專制集權政治的立足點�？梢赃@樣說，在中國，自由主義是對傳統(tǒng)專制以集體的名義對個人的壓抑所產生的反向運動，是對專制政治的批判判運動。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與西方本土的自由主義不同，中國的自由主義沒有布爾喬亞階級的階級背景。中國自由主義在描繪中國的蘭圖時，恰恰是沒有西方自由主義的階級與物質基礎。這就使中國的自由派往往免不了有些“無根”與蒼白。中國早期自由主義很難進入操作實踐。盡管如此，只要存在著以家族的、宗法的國家的或者集權主義的名義來壓抑個體的主動性與自主性的情況，那么，這種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就一定會借助于西方自由主義提供的理論概念而再次出現，并以西方來源的價值坐標，成為中國人反抗專制主義的立足點。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自由主義只有在對專制壓迫特別敏感的知識分子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因為知識分子本性上更追求思想上的自由空間。他們最敏感地意識到專制或“集體”的強大禁錮對人性的摧殘。然而本世紀以來，中國的市民社會與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本身就十分弱小，沒有多少活動的空間。作為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的先天不足，也同樣使中國反專制式的自由主義難以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難以在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中具有影響力。許多政治家之所以不受自由主義的吸引，在于他們認為自由主義“陳義甚高”，然而卻“無補于實際�！碑斎唬�我這么說決不是否認中國反專制的自由主義所具有的重要的積極的意義。在一個“集體”不斷淹沒個體的自主性的社會中，它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在傳統(tǒng)專制體制內部找不到批判這種體制的參照點，從外部世界找到一個批判的參照點，無疑是必要的合理的。

　　其次，讓我們看一下新保守主義。百年中國面臨的第二大困境是現代化的斷裂所形成的失范、脫序與整合危機。為了克服這種失范型危機，就會有人主張從傳統(tǒng)文化中，從權威的秩序中，尋找出某種杠桿或支點，通過這種杠桿或支點，來重新整合政治秩序與文化秩序，并在這種秩序得以存在的條件下，漸進地推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本質，就是從傳統(tǒng)文化與權威形態(tài)中，尋找國家與民族凝聚的新的資源與整合的基礎，以此來避免社會出現“新者未立，舊者已亡”的社會脫序與政治危機。

　　總的說來，這種新保守主義是在克服文化與政治斷層的意義上來重新認識傳統(tǒng)文化與政治權威的功能作用的，其次，其基本價值走向是走向世界化與現代化的。而不是與現代化相對立的。這就是它與傳統(tǒng)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義相比的新意所在。

　　更具體地看，新保守主義內部分為在文化與政治上，存在著兩種類型，即從文化上說，是文化保守主義，在政治上則在一種開明專制主義或開明權威主義，或新權威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是后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一股相當有影響力的思潮。它主要強調的是通過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回歸來防止文化斷裂與文化失范。新儒家可以作為這種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至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在清末新政時期主要是梁啟超、楊度等人提倡的開明專制的權威主義，在民國初年則表現為提倡強人政治的強人權威主義。民國初年的嚴復本人可以算是這種新思潮的典型代表。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力求利用傳統(tǒng)的或現存的權威體制對受治者的權威整合力與鎮(zhèn)制力，來重建政治秩序，達到現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穩(wěn)定，因為只有在這種政治穩(wěn)定的條件下，新的經濟生長機制才有可能得以成長發(fā)育。新保守主義是一種對激進政治的反動而出現的，主張在保持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xù)性的基礎上漸進地推進變革的現代化思潮。嚴復說“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最集中地體現了新保守主義（包括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的價值內核。

　　第三種思想力量是左翼平等主義。其中包括中國的平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九十年代崛起的中國的新左派思潮，這種平等主義的產生也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原生態(tài)的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惡性膨脹而形成的反向運動。資本主義所形成的貧富兩極分化，使一種運用國家的力量調節(jié)社會生產，并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的，以實現人人經濟上平等的公正社會的理想得以產生。而自近代以來，中國雖然沒有資本主義所形成的工業(yè)化大生產，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本集中與兩極分化，但卻有著舊秩序瓦解而出現的失范性的兩極分化，自民國軍閥混戰(zhàn)以來，這種失范性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遠比馬克思當年批判的資本主義早期工業(yè)化時期的歐洲更嚴重得多，因而廣大下層民眾對腐敗了的經濟精英的反抗，以及傳統(tǒng)的“吃大戶”的政治訴求也強烈得多。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對平等主義的價值訴求，與西方起源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最為切合。正因為如此，左翼平等主義在中國就具有了其社會生長條件。中國最初的左翼平等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這種無政府主義具有強烈的理想色彩。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社會并不存在工業(yè)化的大生產導致的市場競爭的兩極化，那種原生態(tài)的、以反資本主義為宗旨的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一樣，并不具有生長的文化與經濟生態(tài)條件。中國的左翼平等主義乃是一種以國家為實現經濟平等價值的載體的平均主義。它的出現自然需要一種組織化的力量作為基礎。

　　這一條件到了二十年代開始出現，那就是民族主義的國家至上主義。這種民族主義認為，當民族面對生存危機時，在一盤散沙狀態(tài)上來鼓吹個體反抗集權，無疑是南轅北轍，在民族大敵當前時，只有整個民族聚合為一個整體，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才能以集體的力量抗衡列強的侵凌。換言之，由西方列強的壓迫形成的險惡生存環(huán)境，激活了的，并不是自由主義的個性至上主義，而是以國家以本位的，以集體為本位的“社會板塊化”的、凝固為團隊式的組織化的沖動。這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集體民族主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后，民族主義的集體主義與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思潮得到了結合點。原先的無政府主義作為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主義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蘇俄模式的左翼平等主義被中國人視為范式以后，這種主義中最具特色的東西是，它認定公有經濟的建立，無須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充分發(fā)展為條件。這種平等主義被視為一種可以超越經濟條件限制的良好的、放之四海皆可行的制度結構。這種思想一旦被中國人接受，它就會成為“窮過渡”理論的出發(fā)點。這一理論“基因”在當時并沒有產生產質性影響。但這一基因卻存在下來。建國以后的窮過渡實施時期，走向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只要存在著貧富兩極化與失利民眾對腐敗化的經濟精英的反抗，就會產生這種左翼平均主義的土壤。至于是否會出現平均社會主義的再次生形態(tài)，即國家主義的窮過渡社會主義，則要取決于另外一些條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廣大農民為主體的、存在著精英腐化的極大可能的社會環(huán)境，再次生態(tài)平均社會主義出現是不難理解的。

　　三大思潮在二十世紀中此起彼伏的原因

　　為什么這三種思潮在近百年中總是不斷出現，并相互沖突？難道人們爭論了近百年的問題還不能解決？人類的智能居然如此無能？

　　從邏輯上看，既然存在著這三種思潮，就應該有一種是最合理的最正確的思潮。而事實上，歷史不同于初等數學，它太復雜，充滿了太多的矛盾乃至悖論，以致于并沒有唯一的解。從一個更深的層面來分析問題，這三種思潮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具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都有其不得不己的原因。我們之所以說，各種相互對峙的思想都有其存在的權利與合理性，這與二十世紀中國生存環(huán)境中存在的許多矛盾與兩難性的悖論有關。下面，讓我們對這三大思潮分別進行分析。

　　中國的自由主義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民主主義思潮對舊體制的專制獨裁的批判是有相當的力度，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指出的，這種無經濟與市場之根的自由主義卻無法在中國找到自己的社會載體。西化的民主雖然有其示范與啟示作用，但對于市民社會還沒有出現的中國，并不是合適的藥方。在廣大小農為基礎的自然經濟社會的土地上，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以自由主義的理念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西化的議會民主政治的失敗，決不是單是袁世凱這個“壞人”破壞的結果，其實，在袁世凱集權以前，這種議會制由于先天不足已經陷入多次內閣危機，連正常政務都無法推行下去了。這就是為什么嚴復、章太炎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都會由于對議會制的失望而認定，當時中國需要的不是華盛頓與盧梭，而是克倫威爾與張居正的原因。

　　中國自由主義在批判專制獨裁有其獨特貢獻，但作為施政方法則使這個缺乏自由主義的基礎條件的社會無所措手足。西化的自由主義與議會民主主義的不切實際，反過來則會在兩個不同的方面，引起新保守主義的與左翼平均主義的反擊。一方面，新保守主義至少從傳統(tǒng)中轉化過程的新型權威中找到維系政治整合的載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政治操作性，因而在批判自由主義導致的社會不穩(wěn)定方面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一個兩極分化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的社會，某些自由主義者為保護個人自由而引用英美自由主義的經典理論，來為私有財產神圣性辯護，則無意中成為兩極分化中的得利的有產階級的義務律師，于是授左翼激進派以把柄。左派攻擊他們是“為虎作倀”。

　　其次，讓我們分析一下新保守主義的生命力。新保守主義的價值在于它比其他主義更能提出一種具有現實操作意義的穩(wěn)定秩序的杠桿，而運用這種權威作為杠桿來實現經濟發(fā)展與引入外國資本，并在經濟發(fā)展基礎上實現現代化民主所需要的利益分化與契約性的交換原則的生根，無疑是現實可行的。許多后發(fā)展國家，從日本到后來的東亞國家，均以不同的形式的新保守主義來實現了本國的現代化轉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保守主義以秩序為本位的思想，以穩(wěn)定為核心價值的觀念，可以降低現代化整合所需要的政治成本，對于民族的生存、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均具有重要貢獻。

　　然而，新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中卻找不到解決權力的監(jiān)督與防止權力的腐敗的辦法。一個受新保守主義保護的政治強人卻有可能在新保守主義提供的權威正當性的庇護下，侵占公共利益并實行個人獨裁。形成新的專制政治。另一方面，新保守主義也很難解決經濟發(fā)展中的兩極分化的問題。這是因為，權威政治下，權錢交易形成的排它性的利益集團會比正常細胞分裂的速度更快的惡性膨脹。這是新保守主義固有的兩大困境。這就同樣會引起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攻擊，自由主義攻擊新保守主義或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強人走向獨裁專制因而失去合法性。左翼社會主義則攻擊權威體制下的兩極分化造成的社會不公正。

　　最后，讓我們來分析第三種思潮，即左翼平等主義。左翼平等主義對社會公正與平等的追求，體現了人類的理想，它在抵抗自由主義對下層民眾切身利益的忽視方面，在反對權威主義造成的精英腐敗方面，具有強大的社會號召力。然而，左翼平等的政治訴求卻無法以抗衡理想主義與烏托邦理想本身的不切實際的誘惑。這種主義面臨的兩難矛盾在于，一方面，為了實際平均的資源分配，平均主義必須以國家為依托，以國家的力量來實現它所要求的公平而平均的分配，然而，另一方面，國家的公職人員或國家官僚在掌握權力在手以后，則可以利用公共的名義來化公為私，并可能從人民的公仆變?yōu)槿嗣竦闹魅�。其結果又會走向反面。成為一種新的在公共名義下的個人專制，導致對生產力的嚴重破壞與社會不公正。這一結果反過來，又引起自由主義把異化了畸變了的平均主義當作文化專制主義來批判，同時，也同樣引起了新權威主義通過確立新的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方向，來挑戰(zhàn)平均主義的左派。

　　由此可見，貫穿二十世紀的三大思潮沖突，具有極為豐富的現實內涵。三大思潮面對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與困境，現代化過程中的失范（脫序）危機、專制權力的腐敗與對人性的壓抑，以及社會分化過程中出現的兩極化、社會不公與不平等，必然引發(fā)了知識分子與思想者們從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從不同的價值關懷的角度來加以批判，并各自提出相應的解決矛盾與困境的辦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每當一種思潮主張成為主流的政治選擇由于上述種種原因而走向畸變，引發(fā)另外兩種思想選擇作為對主流思潮的批判運動而再次崛起。并主導了下一輪的政治選擇，如此互動形成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大變動與思想大變動的豐富內容。這些思潮各自提出的問題，至今仍然在當下中國繼續(xù)以各種新的形式存在。三大思潮的對峙不便沒有消逝，而且繼續(xù)給予當代中國人以深入思考與啟示。它們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思想活力。

　　三大思潮互動的歷史啟示

　　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歷史對當下中國人有什么啟示？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思想史會給予人們什么新的智慧與歷史經驗？

　　我們可以發(fā)現，只要存在著傳統(tǒng)專制主義與權威主義以集體的名義對個體的壓抑與摧殘，并使個體喪失了自主性，從而也使國家整體的活力無以為繼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就會作為對異化了的專制政治與權威主義的反叛者與批判者而出現，自由主義者力求維護個人權力與保護個體利益，來達到民族復興。這種自由主義也會有不同的變種，它的一種形態(tài)是退出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放棄個體對集體的承諾。也有的是完全的食洋不化的激進西化派，完全不顧中國的條件，純粹以西方的價值尺度批判現實，以為如此就可以解決中國復雜的問題。

　　只要存在著脫序與經濟上的強大的分化所引起的貧富不均與民眾對精英主義的逆反心理與反抗心理，左派的激進的平均主義，就會有其思想市場。這種主義主張可以通過民眾主義的方式，來對財產進行社會再分配。至于這種平均主義者是主張用國家組織化的方式，還是用過渡的方式，來實現這種分配，則取決于各種條件。只要存在著文化與政治的脫序，那么，希望從傳統(tǒng)文化資源或政治資源來尋找新的聚合力，以實現文化秩政治秩序的基本穩(wěn)定，并力求以這一條件下實現現代化導向的發(fā)展目標的人們，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新保守主義者。這些思想選擇由于各自的側重點不同，而各持一端。并彼此對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與政治史可以說，是為三種思潮彼此對立、沖突、消長與替代的歷史。

　　研究這一思潮互動的過程，理解特定思潮與社會中特定困境的對應關系，（例如，專制困境與自由主義，無序困境與新保守主義，失范條件下的社會不公與左翼平均主義的對應關系。）特定思潮與主義走向畸化的后果如何引發(fā)另一種相反的思潮崛起，并走向主流，（例如，自由主義造成無序，導致新保守主義崛起，新保守主義的權力個人化與官僚腐敗化，導致左翼激進主義的崛起，左翼平均主義的烏托邦主義導致自由主義的發(fā)難。等等。）我們就可以把握歷史變動的基本趨勢，這是因為思想史政治史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以致于我們只有把政治史放在思想史提供的框圖內，才能對其發(fā)展演變過程予以清晰的理解。

　　作者附記：

　　在本文里，我只是從價值中立的角度來分析各種思潮產生的不得不然，無寧說我是以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tài)度，來分析三大思潮的崛起是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的。這種同情的理解對于深入全面地認識中國現代思想史是絕對必要的。當我在分析其中每一種思潮或主義都具有其兩面性，都有其走向蛻變的可能時，這并不意味著我沒有自己的價值傾向性。在三大主義中，我個人較傾向于新保守主義。三害相權取其輕，新保守主義雖然可能導致權力個人化的歷史禍害，例如袁世凱的強人政治可能說是中國二十世紀第一波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相對而言，新保守主義的畸變較為易于糾正，而自由主義造成的失范危機與無序化，激進的左翼平均主義造成的烏托邦工程的歷史后果則遠為嚴重。我對激進自由主義的批判研究，以及我對新保守主義的基本肯定，可以參閱拙作《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對左翼激進主義的的批判則是本書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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