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胡適與羅爾綱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一
羅爾綱是當代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名家之一，自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國史綱》{1}以來，在這個領(lǐng)域里一直享有崇高的名聲。例如，顧頡剛總結(jié)中國近代的史學研究著述成果，在檢討太平天國史的部份，即說此書剪裁得當，為簡單而扼要的一部太平天國全史；
費正清（J. K. Fairbank）等人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晚清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一書，在關(guān)于太平天國史單元的〈推薦書目〉（Suggested Readings）里，也評譽此書是通論專書里最好的一種{2}。向來被羅爾綱以師禮事之的胡適，收到他贈送的此書，閱讀一過{3}，盡管認為《太平天國史綱》這部書“敘事很簡潔，是一部很可讀的小史”{4}；
但是對于這部書里的若干論斷，他的評判卻很嚴厲。
例如，羅爾綱認為，太平天國的種種改革，“都給后來的辛亥革命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像是“施行太平天歷，鏟除宜忌吉兇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張刪浮文而用質(zhì)言，去古典而貴明曉，標出‘文以紀實，言貴從心’的文學革命的理論，是對風俗思想的革命”{5}。對于這般的論斷，胡適甚不以為然。他對羅爾綱說：
做書不可學時髦。此書的毛病在于不免時髦�！覀冎钡浇鼛啄晔妨习l(fā)現(xiàn)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國時代有一些社會改革。當初誰也不知道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響呢{6}？
他又說：
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jīng)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fù)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yīng)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7}。
對于胡適的批評，當時羅爾綱的態(tài)度，是謹領(lǐng)受教的，甚至反省說道：
適之師的話，叫我毛骨悚然……我這部小書不正成為“教人革命”的宣傳品了嗎！至于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一事，我可以說太平天國曾有此種提倡，但卻不能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他的影響而來。我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也就是違犯了適之師平日教我們“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jù)說三分話”的教訓{8}。
然而，羅爾綱敬領(lǐng)“師教”是一回事，他本人的歷史撰述卻能否力行“師教”，卻又是另一回事。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后，胡適與羅爾綱分道揚鑣，前者先在美洲大陸上流寓異鄉(xiāng)，再抵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羅爾綱則在廣西貴縣江邊“淌下了熱淚”迎接人民解放軍的到來{9}，隨后，他進入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調(diào)同院近代史研究所{10}。分處不同的環(huán)境，師生間的“思想”距離，亦更形遙遠了。只是，兩人之間的情誼，應(yīng)該還埋藏在彼此的心靈深處，等待著適當?shù)臋C會表白宣泄。
二
羅爾綱一九○一年一月九日生于廣西貴縣，一九三○年自上海中國公學中國文學系畢業(yè)。當時的中國公學校長正是胡適，這也是促成羅爾綱與胡適結(jié)緣的開始。然而，在此之前，他對胡適之名就已然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因為，在進入中國公學之前，羅爾綱即曾卷入一九二○年代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濤里。他回憶自己的中學歲月時說，自一九二二年初夏他就讀的貴縣中學由陳如心（勉�。⿹涡ｉL之后，該校就立即成為“宣傳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對貴縣封建勢力的堡壘”，羅爾綱也卷入了這股新思潮激蕩著舊勢力的風暴之中。在校期間，學校上演過一部由胡適編的反對封建婚姻，提倡男女自愿結(jié)合的喜劇《終身大事》{11}，他在劇里也軋上一角，男扮女妝，反串飾演田太太{12}。由此可知他對胡適之名應(yīng)該有一定的認識。后來他在寫給胡適自剖心路歷程的信里說：
在民國十二、三年的時候，正是兩廣黨化初次升騰的時代，那時候青年人最時髦的口號是“放落書包，到民間去”！我那時適從上海高中畢業(yè)回里省親，看見滿街的標語口號，好似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在那個半年中，我就給人拉了鼻子走做了許多胡涂的事{13}。
例如，他參加貴縣領(lǐng)導青年運動的組織“微熹青年社”，下鄉(xiāng)進行反帝反軍閥的宣傳{14}。足足“胡鬧了半年”，受到父親羅潤亭{15}的痛責之后，羅爾綱這才又到上海念大學，但卻選擇了“以宣傳為目的的上海大學”，進入社會學系{16}。上海大學當時是所“進步青年”麇集的學校，共產(chǎn)主義思潮澎湃{17}。然而羅爾綱自述說，他并未受到這個學校的壞處的影響，反到是受到鄭振鐸等比較好的師長的教訓，天天跑到圖書館看書{18}。在上海大學待了兩年，以婚姻之故而離校，沒想到婚后上海大學就被國府查封了。在“清黨”風潮里，羅爾綱的父親亦受波及，身心受到重重刺激的羅爾綱，竟得了重性神經(jīng)衰弱癥{19}。雖經(jīng)親人的鼓舞，卻始終無法振作起來。一直要到看見中國公學刊登在《申報》的招生廣告，廣告上校長胡適的名字，竟成了他“迷途的明燈”，仰慕著胡適道德學問的他，于是不顧所有朋友的勸阻，在一九二八年轉(zhuǎn)學到中國公學去{20}。
在中國公學就學的羅爾綱，以為“這所大學，寧靜得猶如我國古代的書院”，學生能專心向?qū)W。他認為，這是胡適治校頗得其法的結(jié)果。他也選修了胡適開的大班課程：《中國文化史》，每周一早上在禮堂上課；
一九二九年，還以成績名列全校前五名，得到了校內(nèi)的獎學金，而為胡適所知{21}。羅爾綱說，在中國公學環(huán)境的熏陶與胡適的栽培下，“一個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復(fù)活起來”，決意獻身學術(shù){22}。到了一九三○年五月初，即將畢業(yè)的前夕，他更決定“畢生獻身于歷史”，以研究史學為志業(yè)，也驚覺“無家可歸”，便寫了一封信給胡適，要求幫助，讓他有機會“在國內(nèi)的歷史研究院或者大圖書館中‘半工半讀’”{23}。胡適的回信說道：“此間并無歷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遠在北京。大圖書館此間亦甚少”，言下之意，他的志愿想要實現(xiàn)，恐怕有些困難；
但他問羅爾綱：“你每月需要多少錢？期望多少？”意欲為之籌謀{24}。羅爾綱閱信后大喜，覆函答謝說：“莫說北京不曾見其遠，為了研究學問，就是北冰洋也有勇氣去干”。只是，他也知道北京不見得去得成，“如果北京方面事情不確定的，寧請校長為學生在上海方面設(shè)法找事做”，只要“不致于與學問脫離關(guān)系的地方都很愿意”，仍請胡適伸出援手{25}。胡適接到這封來書后，乃決定邀請羅爾綱來自己家里工作，這真是讓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特地以掛號信回復(fù)感謝胡適的好意：
學生能夠到校長的家去，在一個偉大的靈魂庇蔭與指導之下去工作念書，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瓕W生是個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長家去，是要竭盡自己的所能，謹謹慎慎地跟著校長走，如果校長以為學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訓的，學生實愿畢生服侍校長，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瓄26}
胡適為什么會邀羅爾綱到他家中工作呢？據(jù)他晚年給吳相湘的信里做出的解釋，他認為羅爾綱“天資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責，所以我總想管住他一點”{27}。除了這條資料之外，我們并不清楚胡適的原始用心究竟何在{28}。獲悉胡適厚意“狂喜無既”的羅爾綱，遂于一九三○年的六月，搬進了位于滬西極司斐爾路的胡家{29}。
三
羅爾綱進入胡家后擔任的工作，據(jù)他的自述，除了每天幫助胡適的兩個兒子胡祖望、思杜讀書之外{30}，最主要的工作，是鈔錄整理胡適父親胡傳的遺稿，翌年三月鈔錄工作完成{31}。曾將其中關(guān)于胡傳于光緒十三年游歷瓊州、黎峒行程的日記一卷鈔登一過，投刊《禹貢》二卷一期{32}。在這段期間，胡適于1930年11月28日舉家搬離上海，遷居北京{33}，羅爾綱亦幫忙協(xié)助胡宅搬遷整理的工作{34}。而后，為考證《醒世姻緣》一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齡，羅爾綱又協(xié)助胡適進行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秋完成{35}。
就在這一年的四、五月時分，羅爾綱的父親寫信給他，以家庭經(jīng)濟略有困難等因素，要他返鄉(xiāng)工作。因為羅爾綱在胡家，費用概由家里提供，而且他幫胡適工作，辭謝酬勞{36}。但是羅爾綱沒有答應(yīng)父親的要求，拒絕返鄉(xiāng)。到了秋天，因嗣母生病，家里再度來信，仍要他回家，于是他始決意返家省親{37}。在辭行之前，他寫了一封長達15頁的信放在胡適的書桌上，明白敘述了自己身受胡適師教前后的變化情況{38}，孺慕之情，明顯可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羅爾綱回到家鄉(xiāng)，“除侍奉高堂之外”，起初無所事事，只期待來春再回胡府{39}。他勤于寫信給胡適請安問好，還寄贈一箱臘肉到北平去{40}。他本來計畫在一九三二年“舊歷正月十五后”啟程{41}，胡適也愿意他重來北京，還想要寄旅費給他{42}�？上б驗閼�(zhàn)爭與家庭的關(guān)系，阻擋了羅爾綱實現(xiàn)愿望的機會，他只好在縣立貴縣初級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兼班主任，教“兩班國語，四班歷史，每周二十一小時，每天忙得很”{43}。他自稱，回想起尚未進入中國公學的時候，成了“活工具、活招牌”，“被拉去喊口號，貼標語，在大會的群眾面前癲狗似的狂吠”，“簡直比一個盲目的屎蛆還不如，實在就是一只狂暴的野獸”，深感“鐫心似的痛苦”，所以他在教書的時候，要“現(xiàn)身說法，去警戒那些后起的少年們”{44}；
他在教學時，更本著胡適的思想態(tài)度指導學生；
但是教學工作繁忙，無法治學，只以準備教學內(nèi)容時，做了兩篇小小的考證文章{45}。他不僅把這兩篇文章寄給胡適，請他指正，還幫他留心考證《醒世姻緣》作者西周生確切身份與生平的資料{46}，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與《官場現(xiàn)形記》二書作者生平的材料{47}。然而，羅爾綱希望能繼續(xù)到北平隨侍胡適之心，卻未曾稍減，屢屢表露在寫給胡適的信里。
他的心愿，直至一九三四年方始實現(xiàn)，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五點，羅爾綱終于重返北平，再入胡府{48}。這回，胡適沒有給羅爾綱固定的工作，只教他自己看書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圖書館看書{49}。不過，胡適偶爾也會吩咐羅爾綱幫他做些文書工作。例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胡適應(yīng)林行規(guī)之邀游秀峰山，羅爾綱亦共行，胡適憶起前年與丁文江共游同地，各皆成詩，遂囑羅爾綱抄錄一份{50}。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羅爾綱正式展開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術(shù)歷程。
四
當羅爾綱進行太平天國史研究小有所成之際，他在這個領(lǐng)域里卻一度彷徨無已。他回憶說，在二進胡宅之后，胡適沒有給他一個固定的工作，他不愿不勞而坐受胡家的款待，所以要求胡適幫忙介紹一份工作。胡適先要他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擔任文書，甚至對羅爾綱說，若他愿進清華大學讀英文，胡適愿意每月送他一百元。羅爾綱的志愿卻是想到研究單位做事，所以拒絕了這份工作，也婉拒他的好意。于是胡適再要他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當助理，整理金石拓本，羅爾綱以為這是一件研究的工作，所以答應(yīng)了。也就因為即將擔任的是整理金石文字的工作，羅爾綱決意擱下太平天國史的探究，一意在新崗位上下工夫。而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因為妻小來到北平，他就搬出了胡家，在外賃屋。但因為與妻小同居，北大的薪水入不敷出，經(jīng)濟上發(fā)生困難，他只好重拾起研究太平天國的工作，靠賣稿增加收入，以維家計{51}。
恰以來到北平之后沒多久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羅爾綱被吳晗拉去參加由一群年輕的史學工作者，如湯象龍、谷霽光、梁方仲等人組成的史學研究會。這個小團體得到了主編天津《益世報·史學》與南京《中央日報·史學》的機會，于是，羅爾綱得以在這些刊物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換取稿費；
一班好友如吳晗，又常幫他跑腿送稿，乃至預(yù)約稿費，解決他的生活問題。甚至于當羅爾綱完成〈洪大全考〉一文后，估計可得一百多元的稿費，幾乎等于他兩個月的薪資，吳晗幫他送交《燕京學報》，沒想到因羅爾綱此文駁斥了俞大綱以洪大全確有其人的講法，該刊編輯以俞氏為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小舅子，怕得罪傅斯年而拒刊，吳晗跑去鬧了一場，仍無法刊出，吳晗遂轉(zhuǎn)交清大新刊的《社會科學》，這才順利刊出。至于《太平天國史綱》一書同樣也是在經(jīng)濟的壓力下，于一九三五年底至翌年春，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完成的作品{52}。
在羅爾綱坐困愁城，發(fā)生經(jīng)濟危機得賣稿維生的時候，因為他不愿開口求援，胡適完全不知道這檔子事。但是稿子寫多了，終不免給胡適看到了，竟受到嚴厲的譴責。
羅爾綱自述，自一九三五年春到翌年夏天，他寫了近四十萬字，除了太平天國史的文章之外，還有其它主題的文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例如，他曾幫胡適進行�？逼阉升g《聊齋文集》各種版本的工作，對這部書還算熟悉，就寫了一篇〈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說《聊齋文集》各文“只有〈述劉氏行實〉一文是篇好文章”；
胡適看到之后，訓了他一頓，認為他對《聊齋文集》的概括之論要不得，太過武斷，因為“〈述劉氏行實〉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好的文章還有不少哩”{53}。后來，羅爾綱接受了胡適的教訓，改正了這段議論{54}。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55}，引伸管同、郭嵩燾的議論，大做文章。這篇文章給胡適看到之后，又寫信痛責羅爾綱一頓。胡適認為：
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他們是舊式文人，可以“西漢務(wù)利，東漢務(wù)名；
唐人務(wù)利，宋人務(wù)名”一類的胡說。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西漢務(wù)利，有何根據(jù)？東漢務(wù)名，有何根據(jù)？前人但見東漢有黨錮清議等風氣，就妄下斷語以為東漢重氣節(jié)。然賣官鬻爵之制，東漢何嘗沒有？“銅臭”故事豈就忘之？……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shè)，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jù)的概論也。
相對于這般嚴厲的批評口氣，胡適對羅爾綱以筆名“幼梧”寫的〈金石唐碑粹編補訂偶記〉{56}一文卻頗致勉勵之意，以為“此種文字可以做，作此種文字就是訓練”{57}。
從胡適“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學觀點來說，羅爾綱既不能證明清代士大夫“好利”而不好名甚之歷代，也不能證明清代所有或多數(shù)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甚至也無法建立“好利”、“好名”的嚴格標準，而各代士大夫或有“好名”者，亦或有“好利”者，所以，放言高論“清代士大夫好利”，在胡適看來當然是個不能成立的題目{58}。惟在《太平天國史綱》一書里敘述太平天國起事的政治背景時，羅爾綱分析說：“清代風氣，士大夫公然言利，不以貪污為可恥。這種風氣的由來，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一、由于朝廷的提倡；
二、由于賣官鬻爵；
三、由于清初酬勞功臣的分贓制度”，這段話與〈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一文完全一致{59}；
胡適后來批評此書里有為他所責怪的“明人好名，清人好利”的議論{60}，當是指此一段而論的。既批評〈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羅爾綱此書的其它論斷受胡適之斥責，其來有自。
反之，〈金石唐碑粹編補訂偶記〉一文，則是羅爾綱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整理金石拓本，依據(jù)更精審的拓本原樣，考對前人的題跋文字，釋證其中正誤而寫成的。用胡適的話來說，這種文章就是以“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的方法與態(tài)度寫成的。相較之下，胡適鼓勵羅爾綱寫〈金石唐碑粹編補訂偶記〉這樣的文章，與他的方法論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羅爾綱并未遵從胡適的勉勵，成為金石學專家；
反而，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研治太平天國史或清代軍制史的幾部重要著作，在在皆顯示出他和胡適考證之學漸行漸遠的態(tài)勢。他的論點與關(guān)懷的層面，研討的主要取向，同胡適完全兩樣。在《太平天國史綱》一書里，有不少胡適視為片面之見的論斷，也有不符合“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的論點。至于羅爾綱本人雖自稱《湘軍新志》及《綠營兵志》這兩部書之實質(zhì)，無異于兩篇考證，是對“湘軍以前，兵為國有；
湘軍以后，兵為將有”這一個假設(shè)“進行正反兩面的求證”{61}，和胡適的考證文章，在題材處理的形式上彷若相當一致，但其論證之實質(zhì)，以胡適慣用的內(nèi)證方式，或是假借�？敝畬W以為論證之資，卻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胡適對于應(yīng)如何研討晚清兵制的意見，更未表現(xiàn)在《湘軍新志》及《綠營兵志》二書里。整體來說，羅爾綱的這幾部論著，都充分地表現(xiàn)他在重建史實，分析史事時，相當重視政治／社會／經(jīng)濟等層面的相互作用及與歷史態(tài)勢發(fā)展之關(guān)聯(lián)何在的用心，這正是胡適向未措意之處，亦非胡適之考證學所能處理的問題，更可以說是胡適治學最大的闕限所在。治學之途始自胡適之門的羅爾綱，他的這幾部論著在在皆顯示自己的治學方向，已同恩師道分南北了。
五
胡適與羅爾綱之治學方向雖已頗相徑庭，而在一九四九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秋以前{62}，胡適與羅爾綱的師生之誼仍甚佳。為師的胡適仍相當關(guān)心羅爾綱的一切；
羅爾綱則對胡適執(zhí)弟子禮甚恭，不論是問學就業(yè)，不時請益。
羅爾綱在北大任職，久未升遷，朋友都甚感不平，就幫他另謀門路。約在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63}，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南下任官，原由他任教的《中國近代史》課程，吳晗推薦羅爾綱去接。但是胡適卻不同意。胡適此舉，惹火了羅爾綱的一群年輕朋友。除了幫他再想辦法，另辟門路之外，甚至竟不準他像往常一樣，每周日到胡家走動向胡適夫婦問安道好。如谷霽光介紹他到南開大學任教，湯象龍則推薦他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而要到兩個單位都答應(yīng)聘請他去工作之后，才讓他到胡家向胡適報告。
不論哪個單位邀約羅爾綱去工作，胡適都一樣不以為然。在胡適看來，他不同意羅爾綱到清華教書的主要理由有兩點：《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的范圍很廣，羅爾綱只對太平天國史有專門的研究，如何能教？況且蔣廷黻是名教授，羅爾綱初執(zhí)教鞭，如何接得下他的課？胡適又以為，不論到南開大學或中研院，羅爾綱恐怕也難得到賞識，不如還是留在北大好。羅爾綱接受了他的勸告。后來，身為北大文學院長兼文科研究所所長的胡適決定，升羅爾綱當助教，加薪二十元，并同意他接受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津貼，研究清代軍制{64}。
未幾，中日戰(zhàn)起，胡適受命使美；
羅爾綱于北平淪陷后，得到胡適夫人江冬秀借給南下旅費，始得南歸{65}，并經(jīng)湯象龍之介，正式離開北大，進入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jīng)濟史組任職{66}。師生一別，竟至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始有緣再見{67}。其間人世變化雖眾，二人師弟之誼仍篤。
戰(zhàn)時飄泊轉(zhuǎn)徙于西南的羅爾綱，始終惦記著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適。自己的著作《湘軍新志》方甫出版，便寄呈遠在美國的胡適教正，自稱這部書與《太平天國史綱》“殊不可同日而語”{68}；
寫成于戰(zhàn)爭期間的《師門辱教記》（后由胡適易名為《師門五年記》）一書，即是羅爾綱感念師誼而寫成的一本小冊子，全書充滿了他對胡適的感謝之意{69}。
到了戰(zhàn)后，羅爾綱面對自己的出處，不時向胡適求援，也得到老師的善意響應(yīng)。方胡適受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羅爾綱得到消息，即致函胡適表示欲離開中研院，重返北大{70}；
他并函傅斯年，得傅允代向胡適說情{71}。蓋他自覺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當推薦人湯象龍離開后，“人事頓覺麻煩”，故以南昌中正大學歷史系主任谷霽光約聘羅爾綱至該校任教，他便先打算應(yīng)聘，然此一決定與可能有機會回北大之間，該如何選擇？他即征求胡適的意見{72}。后來他接受胡適的意見，未至該校任教，把寄來的旅費和薪水都退了回去，繼續(xù)留在復(fù)員到南京的中研院{73}�？墒�，“南京居，大不易”，經(jīng)濟因素與家累問題，使羅爾綱想到香港大學或嶺南大學任教{74}，故當陳序經(jīng)出長嶺南大學，羅爾綱便請胡適推薦，也得到允諾{75}�？上�，一番陰錯陽差，這件事竟未能成功{76}。后來羅爾綱終于應(yīng)聘為南京中央大學兼任教授，講授《太平天國史研究》課程，他即向胡適報告此事，也將自己的授課計劃呈請胡適指教，更向他報告任教后的上課情況與心得{77}。
這時的胡適，除了指點協(xié)助羅爾綱的進退出處之外，也不忘彼此情誼。如羅爾綱身染瘧疾的老毛病，胡適即修書南京中央醫(yī)院院長請為治療{78}；
南下時分，如機緣合宜，也愿與老學生暢談闊論，如他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晨抵南京{79}，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即于翌日與羅爾綱見面，兩人竟談了一個多小時，讓羅爾綱深感機緣難得，“春風桃李，說不盡的依慕”{80}。這是兩人最后一次見面，此后便各路分東西，不復(fù)參商了。
有趣的是，羅爾綱從來不曾意識到自己的治學方向與成果表現(xiàn)，同胡適已然有相當大的差異，還不斷地把胡適的考證學當成治學南針，甚至發(fā)愿說要寫一部《胡適之先生考證學》，以展現(xiàn)胡適的考證學“融通中西之長，而獨創(chuàng)典范，乃萬世不朽的準則”{81}。他向胡適報告計劃在講授《太平天國史研究》課程的同時，撰寫一部《太平天國史考證學》，也說自己的考證學方法完全得力于胡適的師教，所以送請胡適指正{82}。胡適對他的計劃有什么樣的意見，文獻難征，不得而知。但是，胡適對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工作，恐怕無法再提供正面的意見，卻是相當明顯的。畢竟，治學方向的歧異，不是靠師生情誼便可彌補的。
六
一九四九年之后，滯留于中國大陸的羅爾綱，對自己前此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取向，有著相當強烈的自我批判。特別是對采取胡適式的考證學方法進行考證、研究他稱之為“舊考據(jù)方法”以及在經(jīng)過思想改造后，懂得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進行考證他稱之為“新考據(jù)方法”兩者之間，對考據(jù)史料真?zhèn)危泻蔚鹊牟町�，對辨正史事真�(zhèn)�，有何不同，他都以相當犀利的文字提出了自我批評{83}。
所以，當年胡適批評《太平天國史綱》專表揚太平天國，卻沒有寫出太平天國對中國的影響，是帶有主觀意見而不夠客觀，未能全盤道出事實真相的作法，羅爾綱本是謹領(lǐng)受教的，此際則轉(zhuǎn)口說依據(jù)胡適強調(diào)的客觀立場寫作，是中了他的“毒”，是不站在階級斗爭的觀點寫歷史{84}；
早先寫《湘軍新志》時，自以為站在客觀立場，后來才知道，因為沒有“階級觀點”，此書其實是為“地主階級曾國藩”辯護而不自知{85}；
在《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稿本里，羅爾綱以六項因素分析太平天國革命的原因，于檢討時，則自我批評說不懂得“階級斗爭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決定原因”的道理，所以不能全面地、聯(lián)系地探討促成太平天國革命的決定性原因，以致見樹不見林{86}；
考證黃畹即是王韜，本是羅爾綱早期在胡適考據(jù)學方法影響下完成的重要論著；
而至此時，他轉(zhuǎn)向批判自己早先只能考證黃畹即是王韜，卻不能考斷他上書太平天國軍的原因；
要到學習馬克思主義之后，才可以對個中原由提出解釋：論斷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理由在于保護自己的家庭，甚至說他是受了“英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指使，為了要拖延太平軍進攻上海的時機而假意上書{87}。
這樣的轉(zhuǎn)變，可以說是相當劇烈的。其間轉(zhuǎn)變的心路歷程，在私人文獻猶未問世之前，尚難探知；
但是，從羅爾綱本人研治太平天國史的過程來看，不論是側(cè)重的層面亦或是研討的取向，卻早已超逸胡適治學的范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揚棄胡適式的“舊考據(jù)方法”，并不是要到他經(jīng)過以馬克思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才開始的，而是在他早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陸續(xù)發(fā)表的論著里便已現(xiàn)端倪。
從一九五四年起，羅爾綱更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與立場，重新改寫、整理自己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舊稿與新撰述的論著，并結(jié)集成書，洋洋七巨冊{88}，以做為檢討自己“所用的舊考據(jù)方法的局限”與展示如何“從一個舊方法訓練的歷史工作者改造成一個新的科學的歷史工作者”的成果{89}。在他治學取向轉(zhuǎn)變?yōu)榉铖R克思主義為宗之后，如何以之作為繼續(xù)考證太平天國史其它問題的南針，并具體運用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撰述太平天國史{90}，更是和胡適全無關(guān)聯(lián)的歷程了，反倒毋寧是吾人考察當代中國史學研究者，如何由一位一般意義下的史學家，轉(zhuǎn)變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Marxist historian）的一個絕佳范例。
七
就在羅爾綱繳出自己經(jīng)過“思想改造”的成果的同時，胡適則正在美國埋頭校注《水經(jīng)注》，仍在考據(jù)之學的園地里繼續(xù)他的學術(shù)事業(yè)。師弟相隔萬里，治學之途早已分道而行，這個時候的差異更為明顯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國大陸“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之際，羅爾綱發(fā)表了〈兩個人生〉一文，“譴責”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適“反動學術(shù)思想的毒”，在“解放”之后，經(jīng)過各種改造，終于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而告別了“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個“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zhàn)斗人生”{91}。他力圖借著自我批判，呈現(xiàn)出自己在思想改造后如何痛下決心，無論是在政治或?qū)W術(shù)上，都和胡適一刀兩斷的信念，言語仿若相當激越。在連篇累牘的“批胡”文獻里，較諸其它動輒痛斥胡適為“帝國主義走狗”，冠以“洋奴”、“文化買辦”之銜的文章，羅爾綱的文章在遣字用辭方面，還算客氣，頂多加以“反動”一辭———似乎還顧念著往昔的師生之情，沒有亂戴帽子。
這時候的胡適卻正隔岸冷眼旁觀各方人物包括過去的好友、門生———對他的嚴峻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胡適讀了之后，對唐德剛表示，完全不相信羅爾綱會這樣激烈批判他{92}。胡適曾表示，此時大陸知識分子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對于正風潮洶涌的“批胡”行動，胡適的觀點是，老友朱光潛、顧頡剛等人對他的批評，都不是出于他們的自由意志{93}。顯然地，胡適認為，羅爾綱的批判，也不會是自由意志下的產(chǎn)物。彷佛看見自己思想的幽靈，仍在那一片大陸上盤旋不去的胡適，就在這一年，動筆撰寫〈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fù)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chǎn)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94}一文（但未完稿）。胡適很樂觀地估計：當年他參與的“中國文藝復(fù)興運動”，或是由他命名為“新思潮運動”{95}，或是名之曰“新文化運動”的運動歷程，所遺留下來的思想遺產(chǎn)，“一個治學運思的方法”，在中國大陸上仍是薪火相傳，不乏后繼之力，對中共的統(tǒng)治還能起抗暴消毒的作用，所以中共得發(fā)起這般大規(guī)模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來消滅這筆思想遺產(chǎn)。
顯然，胡適對自己一直提倡的思想方法，依舊滿懷信心，認為并不是中共享政治力量所能消滅得了的，這場批判運動，在他看來，不過只是一幕喜劇。羅爾綱的這篇文章，似乎只是這一幕劇中一闕串場用的詠嘆調(diào)。
所以，胡適不但不相信羅爾綱會出乎自由意志而批判他，似乎也不能忘懷與羅爾綱的情誼。最明顯的證據(jù)，就是他自費重新刊行《師門五年記》一書，送給各方親朋好友{96}。即令他在給吳相湘的信里略曾批評了羅爾綱，說他一直教羅爾綱要以不茍且的態(tài)度立身治學，要自覺地監(jiān)督自己，但他似乎不能做到，因此會有“明人好名，清人務(wù)利”這樣浮泛空洞的論議。然而，他也自責說，自己實在太忙，沒有功夫監(jiān)督他{97}，依舊是情深誼厚之語。直到去世半年多前，他和何勇仁見面，還談到羅爾綱：
何勇仁先生……曾在民十三、四年間在廣西任交涉員，他當時組織了一個學社，以南寧師范學校為中心，給一些有志學生講談“新文化”……何君給我的信上說：“當時有作為的學生……均到上海升學……其中有一個貴縣姓羅的學生，……”。我今天對他說：那個貴縣姓羅的學生，是羅爾綱，毫無可疑（他的原名大概不是爾綱）。我曾見爾綱的自白書，———題作‘兩個世界’（？）———他說他曾進上海大學……又曾回到廣西去參加各種“革命”工作。清黨以后他逃到澳門，又逃到上海。那時上海大學已被封閉了，他自己也經(jīng)過了一種思想上大變化，才“轉(zhuǎn)”到了中國公學去上學。爾綱的自白書見于《胡適思想批判》的第二輯。今天我同何君長談，很多感慨……{98}。
目前所能看到的胡適的最后一份提及羅爾綱的文獻資料，正是胡適于1961年8月16日寫給何勇仁的信：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罷{99}？
想來當胡適和何勇仁暢談之際，羅爾綱的身影與兩人之間的師生情誼，又浮現(xiàn)在他的腦海里罷！
至于身處中國大陸的羅爾綱，飽經(jīng)政治風霜，自己更和胡適一樣，成為被公開批判的靶子{100}。正是在這樣的現(xiàn)實背景下，直到一九八○年代，他在回述自己的治學歷程時，卻還不公開地提起胡適的名字，未直接指名道姓提及胡適對自己的幫助{101}，不免令人稍許遺憾。在胡適家里消磨過一段青年歲月的羅爾綱，即使從來不曾喪失這段生活經(jīng)驗的記憶{102}，私下也從來不會忘懷于這一段師生情緣{103}；
但對于已走入歷史的胡適，在公開回顧自己的歷史的時候，卻仿佛竟被他遺忘了{104}。所幸，大江總是不舍日夜向海奔流的，當胡適這個名字不再是禁忌，在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羅爾綱終于開始公開談起胡適了，他不做任何褒貶，只向讀者敘述了自己與胡適結(jié)緣的點點滴滴。不論是在胡適當校長、他當學生的中國公學里的校園生活，還是胡家搬家的情況，或是他在胡府里親眼觀察到的胡適、江冬秀的夫妻感情，娓娓道來，讀來令人如歷其境{105}。這一段不能再追回了的生活，聯(lián)同和胡適的師生情誼，兼及胡適的諄諄師教，都鐫刻在他的記憶深處。他不再忌諱向公眾表白自己是胡適的學生，熱烈地向世人宣告自己身受師教的感念{106}，為這段歲月留下書面回憶，成為他撒手人寰之前的最后一項工作，只可惜，壯志未酬{107}。
綜觀胡適與羅爾綱之間的這一段師生姻緣，在私人的人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里，一個是一直盼望學生做出一番事業(yè)的老師；
一個是恭謹領(lǐng)受師教，念茲在茲，努力以赴但求不違師教的學生。所以，學生寫了在老師看來大有問題的文章，老師毫不客氣的嚴加批評，學生更會將老師的教訓引以為誡；
學生在開展自己的事業(yè)途里碰上困境，也總是向老師請教，把老師的意見當成引領(lǐng)方向的南針。雖然，末了在現(xiàn)實政治力的作用下，師生的情誼被迫中斷，甚至不免顯示了師生反目的趨向，但是，這段師生佳話，卻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殺的。
然而，師生各自開展各有貢獻的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初期，老師固然有引路之功與助益之力，學生的治學表現(xiàn)也顯示確實深受師教的影響，文章論證的風格深得師教神蘊；
但就當學生自己披荊斬棘，在這方亟待深耕易耨的園地里生產(chǎn)了自己的果實之后，就已超越老師治學的樊籬，在學術(shù)上走出自己的路來。此際，老師當能捻須含笑，問學有先后，術(shù)業(yè)有專攻，焉知后之不如己也？雖然，這顯示了老師本人治學領(lǐng)域的局限，畢竟也算得上是一段學術(shù)佳話。
但是，政治力量總讓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胡適與羅爾綱師生情誼雖厚，問學之途或有歧異，兩人最后竟也有著不同的政治選擇。胡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猝死臺灣，歸骨于“田橫之島”。羅爾綱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歷經(jīng)政治浩劫，猶能幸免于難，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五日在北京逝世之際，以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代宗師”身份，為學界同欽共仰�，F(xiàn)今臺北中央研究院建有胡適紀念館，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設(shè)有“羅爾綱史學館”。胡、羅師生之名，永為世人同懷長憶；
他們的師生姻緣，則早已在歷史上畫下句點。
*本文初撰于1993年夏，是呈繳給劉廣京教授于是年春在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開授《晚清史研究》課程的報告。先后經(jīng)劉廣京教授與業(yè)師張忠棟教授指正，刊于《文史哲學報》第42期（臺北：臺灣大學，1995年3月）�？龊螅虮本┲袊缈圃航费芯克⒃浦窘淌谡堃�，并請將拙稿代為轉(zhuǎn)呈時仍健在的羅爾綱教授指教（故本文原刊本篇末寫道：“羅爾綱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而今耄耋之年矣，據(jù)云仍生活在北京，那個他展開學術(shù)事業(yè)起點的地方”；
并注明消息來源是“據(jù)中研院近史所呂實強教授面告”），惜未能獲得響應(yīng)（或是羅爾綱教授根本不曾看過拙稿？不得而詳）。方筆者撰稿之時，所能寓目的材料有限（特別是羅爾綱寫給胡適的信函，斯時猶未完全公開，筆者主要使用收錄于《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版，1983〕里的7封信）。十載寒暑，瞬間即過，現(xiàn)下關(guān)于胡適的文獻資料大量出土問世，“胡適研究”的成果更是花開滿園，如羅爾綱寫給胡適的29通信函，均已刊布在耿云志教授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41冊），更可補正本文原刊本的闕誤，并為細筆描摹胡、羅的師生情誼，添加素材。至若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已與其它回憶胡適的相關(guān)文字結(jié)為一集：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
并有增補本：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與本文題旨相關(guān)的研究，筆者寓目所及，至少有以下兩篇文章：李先富，〈試論胡適對羅爾綱史學研究的影響〉，《近代中國》期135（臺北：2000年2月），頁6-15；
李先富，〈胡適對羅爾綱史學研究的影響〉，《歷史月刊》期148（臺北：2000年5月），頁62-67。承李又寧教授雅意，擬重刊此文，隆誼厚愛，莫敢忘懷。筆者不敢悔其少作，惟既已得見新刊文獻，理應(yīng)自行改錯糾謬，乃依據(jù)新見資料詳為修改，更正原刊本的誤失；
如得蒙學界先進同好引用，請以本文為準。潘光哲謹志。2003年夏于臺北。
�。ň幷咦ⅲ罕疚慕�(jīng)作者授權(quán)，略有刪節(jié)。由于篇幅所限，所有注釋略去，讀者可參閱我刊網(wǎng)站之全文。）
潘光哲：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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