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亞德利：我們?yōu)槭裁磳�別人的生活感興趣？

　�。▍侨f偉 譯）

　　尼格爾·漢密爾頓（Nigel Hamilton）堅持認為在傳記這個題材短暫的歷史上，當今時代是“西方文化的前沿�！钡搅诵虑�年的轉(zhuǎn)折點，“它在人類探索、交流和學術(shù)研究的幾乎所有領(lǐng)域都有代表，實際上進入第三個千年后，除了目光短淺者外的所有人都清楚傳記已經(jīng)成為最受歡迎的題材，是西方世界廣播和出版界非小說類中引起爭議最多、爭奪最激烈的領(lǐng)域，體現(xiàn)在當今蓬勃發(fā)展的用電子方式表達個人思想和經(jīng)驗的博客，網(wǎng)絡(luò)日記等。”

　　漢密爾頓用非常自由的方式給“傳記”下定義，包含了不僅以書本的形式記錄人生經(jīng)歷的傳統(tǒng)模式，還包括許多比如電影，電視，網(wǎng)絡(luò)等非正式的生平故事�；蛟S這是應(yīng)該的，因為從自己在過去30年從事傳統(tǒng)的傳記創(chuàng)作的歷史中，我非常清楚傳統(tǒng)形式的局限性，也學習了很多非傳統(tǒng)做法。比如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和《巴頓將軍》（Patton）電視節(jié)目《吉恩·凱利生平》（Gene Kelly: Anatomy of a Dancer），舉這三個例子吧。我也很清楚其他媒體提供了文字很難完成的其他生動有趣講述生平故事的可能性。

　　當然，傳記應(yīng)該是什么，傳記作家應(yīng)該用什么方式撰寫等觀念過去一些年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多變化。毫無疑問，漢密爾頓的倉促調(diào)查說明了我們當今所理解的傳記只是表面上和在圣奧古斯�。⊿aint Augustine）或者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或者華盛頓傳記家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甚至維多利亞女王傳記家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時代人們期待的傳記相似。只是到了1683年，“戲劇家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第一次把傳記作為集體名詞”，傳記家的新職業(yè)是直到維多利亞時代才得到承認的。

　　我們?yōu)槭裁醇庇陂喿x、傾聽或觀看別人的生活故事，為什么用回憶錄或自傳的形式記錄自己的生活呢？這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是漢密爾頓（喜歡他的斜體字）指出“基本上所有早期社會和文明都試圖記錄自己的生活通過紀念特別的個人，通常是用詩歌的形式代代相傳。漢密爾頓稱為第一部文學傳記的《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 King of Ur）就是這樣的紀念。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兩千年，是以竹簡的形式被考古學家在當今伊拉克的地方發(fā)現(xiàn)的。它提出了“縈繞在今生傳記家心頭的永恒問題：事實和解釋的界限在哪里？傳記是歷史還是心理猜想？傳記的目的是慶祝名人、偉人的生活從而為其他人提供榜樣，還是把他們降低為凡人，列舉他們的缺點和毛病從而安慰我們？

　　這些問題的答案傾向于滿足當今的需要和欲望。漢密爾頓讓人吃驚地很少關(guān)注（這是難以原諒的過失）羅馬皇帝的偉大傳記家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很快推崇傳主的偉大成就，但是并不急于顯示他們的泥足。在后一個意義上，他的微型傳記其實帶有讓人驚訝的現(xiàn)代特色。正如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他的小說《羅馬帝國興亡史》（I, Claudius）和隨后在同名的英國廣播公司電視訪談中使用的做法。圣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中似乎認識到在基督徒需要一個自我謙卑的誠懇者的榜樣，但是由“牧師，和尚，托缽修會修士和修女”撰寫的其他典范性人物的當代人生活是“我們現(xiàn)在知道的集體名詞：圣徒傳記”。

　　這種偶像化傳統(tǒng)斷斷續(xù)續(xù)存在了很長時間。文藝復(fù)興期間發(fā)生了變化，當時傳記“一方面顯示向古典模式的回歸，紀念死者是為了不斷激勵后人更加道德的行為，另一方面，用考驗和磨練確認另一凡人的生命旅程，幫助現(xiàn)代人理解自我、接受自我�！钡�是在維多利亞時代，圣徒傳記報復(fù)性地回歸促使斯特雷奇總結(jié)了這個時代值得記憶的風格：

　　“那兩冊厚厚的書是我們用來紀念死者的常用方式，死者不知道里面有消化不良的眾多材料，馬馬虎虎的寫作風格，乏味透頂?shù)馁濏灴谖�，缺乏選擇、缺乏公正、缺乏規(guī)劃，真是讓人惋惜。它們就像送葬隊伍中的抬棺材者一樣熟悉，同樣的緩慢、愚昧和粗魯�！�

　　當然，同樣的話也適用于今在美國和英國出現(xiàn)的眾多學術(shù)傳記作坊里出來的玩意兒，包括對傳主采用毫不隱瞞的書（當然，漢密爾頓的《少年輕狂的肯尼迪》（JFK: Reckless Youth）是警世的例子）提醒我們古老的信念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那就是生平故事可以通過無休止的事實和記錄的堆積來完成，不管它們多么無用和不相干。斯特雷奇自己在《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中用諷刺產(chǎn)生巨大效果，傳記家對傳主直言不諱甚至冒失無禮的態(tài)度得到人們的尊重。漢密爾頓輕蔑地嘲弄他，因為“他熱衷于作家的舒服椅子而不是作為追求真理的研究者，但是忽略了更重要的內(nèi)容，也就是斯特雷奇解放了未來傳記家，至少那些愿意采取挑戰(zhàn)立場的人，更深入地探索傳主的生活和心理，而不是事實所許可的范圍，運用傳記家這個領(lǐng)域合法的猜想和辨別的工具。

　　漢密爾頓精確描述了里程碑式的最高法院案例《紐約時報》訴薩利文（1964），其中報紙發(fā)布的廣告批評亞拉巴馬公共官員“作為民權(quán)的激烈反對者”是全體一致認定的，漢密爾頓說這對傳記家來說是個轉(zhuǎn)折點，可以“自由考察、記錄、解釋健在的名人的生活不受懲罰，只要沒有明顯、惡意的背離真實�！�

　　“對于西方世界的傳記來說，這個決定將影響此后出版的每本傳記或者自傳著作，解放作者和廣播者，肖像畫家，傳記記者在合理的范圍內(nèi)，進入20世紀，來完成約翰遜把傳記作為包括美德和罪惡的記錄的主張。傳記從前作為整個一生印刷記錄的邊境哨所已經(jīng)被踢倒，藝術(shù)家，作家，電影制片，廣播員，研究家，和別人試圖在各種媒介發(fā)現(xiàn)和解釋個人生活的更多內(nèi)容，為了眾多不同的動機，從政治到個人�！�

　　這是本來無懈可擊的段落末尾處的奇怪信息。當然，有人是別有用心的動機來寫傳記，但是在我一直有天真的想法，認為傳記家來從事這個工作的目的是要尋找真相。當然，真相是讓人困惑的、不好捉摸的，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另一個人的內(nèi)心世界，但是這個嘗試是值得的。傳記書在這點上最成功、最有用，其他形式的傳記當然也有其優(yōu)越性和用途。漢密爾頓說一張林肯的照片可以顯示傳統(tǒng)傳記所不能提供的很多東西，這確實有點道理，但是新形式也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它們傾向于把傳記當作娛樂而不是嚴肅的探索。

　　這是漢密爾頓幾乎完全忽視的當今傳記的一個方面。他提到了傳記頻道，其他電影或者電臺傳記的途徑，但是他根本沒有探索文獻電視片以及傳達歷史記錄片,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肯尼迪的類似形式，但是對事實的迅速和隨意處理就是要達到娛樂效果，在斯通這個案件上就是傳遞政治上的信息。它讓漢密爾頓很開心，傳記家現(xiàn)在（多少）自由探索傳主的性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性行為確實反映人的性格，但是他好像不明白傳記已經(jīng)正在滑落到眾所周知的流言蜚語的斜坡。

　　另一方面，或許這正是它從來都處在的位置。我們閱讀傳記是理解或者從別人的生活中獲取利益嗎？還是我們想知道內(nèi)幕的丑聞？或許兩者都有吧，但是當今，電影、電視、網(wǎng)絡(luò)當然還有書籍泛濫的情況下，傳記家端上來的東西就是各種貨色。這是說明物種不可阻擋的變化趨勢未必一定走向完美的又一個例子嗎，我自己傾向于這樣認為。

　　譯自：“Why are we so fascinated by the lives of others?”By Jonathan Yardley

　　Sunday, March 25, 2007; Page BW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3/22/AR2007032201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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