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敘彝：第三條道路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理論

　　內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理論的發(fā)展，主要表現在對現存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的明確認同，逐步放棄生產資料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化的主張。國家理論是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作者認為，在這一點上，第三條道路并不是超越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而是兩者的批判性綜合，因此目前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理論不可能停留在原來的一些觀點上，而是必須吸收各家理論中有利于實現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并切實可行的部分，用來指導自己的政策實踐。

　　關鍵詞　第三條道路　社會民主主義　新自由主義　國家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國家觀方面的相互趨同和差別

　　比較完整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理論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時期在原第二國際各社會黨內改良主義派別的國家觀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它的主要內容是：只要鞏固和發(fā)展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把國家的鎮(zhèn)壓職能同社會職能或管理職能區(qū)別開來，突出后者在民主共和國中的作用;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新特點的分析從經濟學角度為國家理論提供論據(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也有一部分社會黨理論家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本質，但并不因此放棄和平過渡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理論在上述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主要表現為對現存國家及其政治制度明確表示認同，逐步放棄生產資料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化主張。社會民主黨對國家的性質及其經濟和職能的理解也轉化為黨的政策，在黨的基本綱領、競選綱領、施政綱領等等中都作了詳細表述。上世紀90 年代，西歐各國的理論界和政治界盛行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傳統(tǒng)的區(qū)分左派和右派的標志已經過時，已不再適于說明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政治取向和方案。這也是目前社會民主主義方面提出第三條道路的主要論據之一。實際上，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還是自由主義方面都認為，過去代表各種派別的那些“大的”，具有象征意義的概念，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已不再能確切地表示它們之間的差別。國家理論無疑是屬于“大的”概念的，在這方面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相互趨同是很明顯的。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在國家干預經濟的職能特別是福利國家問題上既有趨同的一面，也存在著差別。20 世紀初年，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霍布豪斯提出一套完整的國家干預社會和經濟生活的理論，并主張把它與對個人自由的保證和民主制結合起來，形成“社會自由主義”或“自由社會主義”制度。凱恩斯和提出著名的“社會保障及有關服務報告”的貝弗里奇在思想上都同霍布豪斯有繼承關系，同時也受到費邊主義的影響，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英國的福利國家是費邊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和以霍布豪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共同產物。二戰(zhàn)以后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主張把市場經濟、自由發(fā)展與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結合起來，把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公正結合起來。社會民主黨方面認為這是受到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影響的結果，因此加以支持。西德的福利國家也可以說是與社會市場經濟密切結合的。

　　總之，在西歐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曾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識。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以后，西歐資本主義進入滯脹階段，福利國家的沉重財政負擔及其體制上的缺點和機構上的官僚主義不僅遭到企業(yè)界的反對，而且引起一部分納稅人的不滿，因此發(fā)展成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之間的政治斗爭和理論爭論的一個焦點。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年的新自由主義不同。后者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左翼，是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前者則是右翼，而且吸收了一些保守主義思想，是敵視社會主義的，因此有些人(如吉登斯) 寧愿稱之為新右派。新自由主義提出“最小限度的國家”的主張，但實際上并不是主張全面削弱國家的作用，而只是取消或放松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管制，讓市場自行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同時利用國家機器推行了一些對資本家有利而損害勞動人民利益的政策，如降低企業(yè)稅，壓制或削弱工會在工資談判中的權力，削弱對勞動市場上失敗者的保障和幫助，取消或降低某些社會福利待遇。新自由主義政策曾對經濟的發(fā)展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擴大了貧富差距，增加失業(yè)人數，造成社會不安定。1997 年以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西歐幾個大國相繼重新上臺執(zhí)政，這一事實突出表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政治上復興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面臨著理論上和政策上的自我革新問題， “第三條道路”和“新中派”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實踐中，福利國家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與此相應，國家理論也是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認為第三條道路并不是超越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而是二者的批判性綜合，因此目前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理論也不可能停留在原有的一些觀點上，而是必須吸收各家理論中有利于實現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并且切合實際的成分，用來指導自己的政策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國家理論上當然不可能也沒有退回到“守夜人”觀點，它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在國家干預經濟問題上的分歧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涉及政府的效率。就此而論，把所謂“最小限度的國家”理解為“小政府”更為恰當，新自由主義從第三條道路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理論這一角度對福利國家制度的批評是有合理之處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際上也接受了這一觀點，但并不像新自由主義那樣認為應當由此得出削弱政府的結論，而是認為，問題首先在于如何改造現存的政府機構。布萊爾說：“大政府意味著更好的政府的時代已經過去。重要的是政府的影響力而不是它的規(guī)模，政府在現代社會發(fā)揮作用的關鍵是它做了什么，做得怎樣，而不是它做了多少�！奔�登斯也說：“問題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還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認識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而且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 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到重建”。(我在下面還要說到這一問題)分歧的另一個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在于應當按什么方向來進行干預，這就要涉及對國家性質的理解。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是維護議會制民主的。

　　在這一前提下，雙方的國家學說都有不少流派，其中有一些觀點是彼此相近的，甚至是一致的。從目前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實踐來看，占優(yōu)勢的是多元主義和社團主義，布萊爾和吉登斯在闡述新工黨的理論政策時還提到社群主義。我目前所說的第三條道路國家觀，不可能是一種統(tǒng)一的國家觀，而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多元主義，社團主義和社群主義為主的各種方式的綜合，而且也涉及公民社會問題。所有這些流派的學說基本上都以社會分成各種群體或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和社會階級是交義存在的) 的觀點分析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從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解釋和運用這些學說時偏向哪些階級和群體可以相當明顯地看出它與新自由主義不同的立場。

　　對第三條道路國家觀的分析

　　相當長期以來，多元主義國家觀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當前的第三條道路理論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它的影響。多元主義是現代西方國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流派。社會民主黨方面提出和闡述這種觀點的主要是英國的拉斯基和柯爾。

　　美國的達爾是這一派的大師，他不是社會主義者，但是思想上接近社會民主主義。多元主義國家觀的核心是承認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政治組織(政黨和各種利益團體)對國家的決策能起重大影響，實際上分享著國家的政治權力。這一理論與社會民主主義關于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議會制民主范圍內“改善”或“馴化”資本主義的主張是相符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75 年制定的《75—85年經濟政治大綱》中關于“國家的作用”這一節(jié)相當典型地表述了多元主義觀點。1986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新綱領草案(依爾賽草案) 也作了類似的論述。

　　從這兩個綱領性文件關于國家的論述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近100 多年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社會集團和以組織形式所代表的利益的意義和影響有所擴大，并在繼續(xù)擴大，它們相互之間的競爭和沖突決定并影響著國家的行動。”

　　第二，目前的國家決不是一個“獨立地超越社會之上的不偏不倚的仲裁人”，經濟上強大的集團始終利用國家機構在損害多數人共同幸福的基礎上實現自己的特殊利益。

　　但是第三，現存國家并不是壟斷資本的代理人，并不是必然要成為經濟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的工具，它也能夠成為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向變革社會的工具，關鍵就在于各個利益集團怎樣發(fā)揮作用。

　　第四，各個利益集團可以通過選舉、通過各自的政黨向政府的提議來影響政府決策，也能通過直接壓力限制或阻礙政府的政策或計劃的實施。

　　第五，國家的政策不僅僅是各種相互對立的局部利益的調和或綜合，民主的政府應當推行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政策，反對局部利益。在民主制度中，國家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選民

　　的意向，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長期推行違背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策。

　　不難看出，這些觀點一方面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現存國家中的政治行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論證，另一方面也規(guī)定了它們所應當代表的利益。多元主義所說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企業(yè)家協(xié)會，工會，教會等等。20 世紀70、80年代以來出現的新社會運動和團體當然也包括在內。

　　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傳統(tǒng)上是和工會密切合作的。隨著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發(fā)展變化，它們逐漸把中間階層包括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范圍之內，并且自稱人民黨，最近幾年更加明確地把爭取中間階層作為主要任務，英國的“新工黨”、德國的“新中派”都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當然，傳統(tǒng)的產業(yè)工人階級盡管已經萎縮，仍舊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必須代表和依靠的社會群體。這些政黨在選舉中是否能取得勝利以及在勝利以后能否長期維持執(zhí)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的政策是否能兼顧這兩個大的社會群體的利益，也取決于它們是否能在企業(yè)主群體壓力的面前維護這兩個群體的利益。1999 年6月施羅德和布萊爾發(fā)表共同聲明以后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引起的爭論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也證明我們確實可以用多元主義觀點來說明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治行動和政策。

　　吉登斯在《第三第道路》一書中認為，應當對新自由主義貶低政治的作用的觀點進行反擊，重申政府在當代世界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他所列舉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中的前三點都與我們上面所談的有關。這三點是：為各種不同利益的體現提供途徑;提供一個對這些利益的競爭性要求進行協(xié)調的場所;創(chuàng)設和保護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在這一領域中，關于政策問題的論爭能夠不受限制地持續(xù)發(fā)展下去②。而這最后一點又與公民社會的作用有關。他在同書的“公民社會問題”一節(jié)中主張“， 國家和公民社會應當開展合作，每一方都應當同時充當另一方的協(xié)作者和監(jiān)督者”。關于公民社會也有各種流派的觀點，我在這里只采納一種從政治上理解公民社會的觀點，也就是把它理解成相對獨立于國家的民間團體的概括，這些民間團體能夠通過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有效地影響國家政策，而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就上述意義來說，公民社會理論與多元主義國家觀是一致的，它們所涉及的都是對國家權力的社會制約問題。正因如此，近年來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和政治家日益重視公民社會的問題。與此有聯系的另一種政治學說和國家觀是社團主義，它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也有很大的影響。

　　關于社團主義也有許多家學說。它主要是指各個利益集團或職業(yè)集團通過其代表機構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并協(xié)助國家貫徹這些政策。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有些學者提倡以“職能民主”補充議會制，英國柯爾主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包含這一方面，因此社團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相接近的。就它立足于利益集團和公民社會來說，社團主義與多元主義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也有差別。一般說來，在多元主義的理解中，公民社會、利益集團是獨立于國家并和國家對立的，而在社團主義的理解中，公民社會、利益集團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介機構或中介區(qū)域。

　　我認為，多元主義關于公民社會獨立于國家的說法是脫離實際的。從政黨起到各種社團無不或多或少處于國家權力的制約之下，在正常情況下它們也主要是通過常規(guī)的政治行動來參與或影響政府政策的。因此不管社團主義和多元主義在理論上有什么分歧，在實踐中二者是可以結合起來的。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就是采取政府同重大利益集團(主要是企業(yè)家協(xié)會和工會) 進行協(xié)商來貫徹自己的政策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瑞典的“哈普遜民主”，荷蘭的“瓦森納爾會議”，奧地利的“社會伙伴關系”都是社團主義的各種形式的實踐。聯邦德國各大工會與企業(yè)主之間一年一度的“工資協(xié)議”也是在政府確定的規(guī)范下進行的。社團主義理論中有一派稱為“社會社團主義”，也可以被看成是對西歐發(fā)達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這種實踐的表述。

　　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西歐一些國家占優(yōu)勢或支配地位的時候也曾努力破壞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它們所依靠的傳統(tǒng)利益集團之間的密切關系，例如英國保守黨對工會的打擊和壓制，瑞典的沃爾沃之類的大跨國公司的破壞工會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瑞典的全國范圍工資協(xié)議制度曾使集體談判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起過重要作用。但雇主在80 年代用部門工資談判代替了它，促使工會分裂成互相競爭的集團。與此同時，雇主把高額利潤的一部分用來提高一部分專業(yè)工人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金，使工資差距日益擴大，導致各工會之間相當嚴重的緊張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政府被迫向工人施加壓力，要求它們限制會員提高工資的要求，這又導致了工會運動與社會民主工人黨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其他國家也或多或少出現類似的情況，因此有一個法國左派學者在評論第三條道路時作出了悲觀的估計：“最近20 年的自由主義社會政策已經摧毀了干預的手段。社會保障體系遭到損害。

　　私有化破壞了積極的工業(yè)政策的杠桿。雇主們獲得了稅收優(yōu)惠，卻未作任何回報。戰(zhàn)后凱恩斯主義政策所依靠的勞資關系已由于取消指數工資制，由于工資的個人化、勞動時間的彈性化、工會集體談判的削弱而被打亂了�！钡�是我認為，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只要認真聽取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內外的批評意見，堅持捍衛(wèi)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群體的利益，還是能在國家理論和政策實踐上綜合各家之長，努力顯示社會民主主義的特色并且有所創(chuàng)新的。

　　首先，針對新自由主義關于最小限度國家或小政府的觀點，第三條道路仍舊堅持政府能夠并且應當起重要的作用。吉登斯提出的“政府存在的目的”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三點外還有：提供各種各樣公共物品，為公共利益而確立市場和競爭的規(guī)范，維持法律和社會治安，教育和人力資源的培養(yǎng)，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國際性和全球性的作用。吉登斯1999 年5 月回答德國《新社會/ 法蘭克福雜志》記者的問題時說：“全球化(社會民主主義方面普遍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民主主義革新和第三條道路的重要背景之一—引者) 并不要求削弱政府，而是要加強政府，這與新自由主義的正統(tǒng)觀點完全相反”。但是加強政府并不是意味著加強民族國家的、官僚主義的、等級制的政府，而是意味著“在民族國家層次上改造政府，進行跨國政府的試驗和使地方政府恢復活力�！笨傊�，問題在于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向地方分權(同時也向歐盟交出一部分主權) 和使民主制更加民主化。吉登斯還說，上述政府目的中也總是存在著與非國家行動主體相重疊的領域。但“在任何這些領域中，市場都不能取代政府，社會運動或者其他各種類型的非政府組織也不能做到這一點，不論它們變得如何重要”。在這方面，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法國社會黨1999 年5 月上臺執(zhí)政后一直強調全球化不會使國家喪失對經濟調控的力量，國家的經濟政策能對經濟發(fā)展產生強大影響。1999年9 月27 日，若斯潘在斯特拉斯堡對歐洲委員會議會的法國社會黨黨團講話中以及在1999年10 月法國社會黨向社會黨國際巴黎代表大會提交的題為“為了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的報告(所謂“若斯潘文件”) 中都闡述了這一思想。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德國總理施羅德今年4 月在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上發(fā)表文章，論述“加強和革新”公民社會問題。他認為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公民社會需要一個更好的、主動的并且能使人發(fā)揮主動性的國家。在目前條件下公民社會是實現社會參與的最重要場所。他的觀點很快得到吉登斯的響應。吉登斯表示非常贊同他的觀點，重申強大的政府不等于“大政府”，而一個公道、合理的社會要求把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這三個領域的力量均衡地結合起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托·邁爾在4 月份訪華作學術報告時也對施羅德的觀點作了詳細的解釋和發(fā)揮。由此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黨在推行第三條道路政策時也十分關心從國家理論角度進行論證。

　　第二，有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仍舊能成功地運用社團主義模式解決工資和失業(yè)等問題。最突出的例子是荷蘭的“圩田(填海造田) 模式”。根據荷蘭學者、貝克曼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安·庫潑魯斯的說法，在這種模式中，“政府、工會和業(yè)主之間的磋商居于中心位置。它是懺悔的社團主義、自由主義的市場意識、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政治和政府干預的一種結合�！� 德國社會民主黨1998 年重新執(zhí)政后提出的“為了勞動的聯盟”也可以說是一種社團主義的方案。

　　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過去的社團主義實踐主要依靠的是政府、企業(yè)主和工會這個三角關系，目前的社團主義所涉及的范圍已大大擴展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引發(fā)了許多超出傳統(tǒng)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視野之外的新問題和相應的新的利益集團、社會運動、自助運動、政治組織(如生態(tài)、動物保護、婦女和兩性平等) 。這些運動和組織為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提供公共討論的開放場所，從而能促使過去被公眾忽略的問題受到重視，它們所施加的壓力有時能迫使政府或企業(yè)改變決策(如1995 年著名的英國殼牌石油公司銷毀鉆井事件) 。有些群體和運動就本質上說是全球范圍的。因此，新社會運動、單一問題團體、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公民聯合組織能在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罢�府必須作好向它們學習、對它們提出的問題作出反應以及與它們進行談判的準備，而公司與其他商業(yè)機構也將會照此行動”。正是在這些領域，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有廣闊的用武之地。

　　第三，第三條道路還可以從其他流派的政治學說和國家觀中吸取積極因素，用以豐富自己的理論和指導自己的政治實踐。布萊爾在《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中聯系公民社會談到了社區(qū)(Conmunity)的作用。他認為，“強大的社區(qū)依賴于那些共享的價值觀念和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一種認識”;“第三條道路承認政府在社會領域的作用有限，但同時也認為，在這種有限的作用之內，政府需要與非官方部門建立新的伙伴關系。無論是在教育衛(wèi)生、社會工作、預防犯罪方面，或是在兒童看護方面，一個‘有能力的’政府加強而不是削弱了公民社會，它也有助于家庭和社區(qū)促進自己的表現�！�

　　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中論述公民社會問題時也談到美國的“小群體運動”，談到企業(yè)幫助破敗的地方社區(qū)復興，政府許可或監(jiān)督地方社區(qū)的活動，預防犯罪與社區(qū)改造的關系以及“合作式治安”等問題③。如果說，這里講到的社區(qū)更多地帶有居住地區(qū)性質的話，那么政治學界一種比較新的社群主義理論所復蓋的領域就要廣泛得多了。

　　80 年代興起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 我國也有人把它譯成“社區(qū)主義”，是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推崇個人主義的理論的。它對于公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解，對于國家干預社會和經濟生活的理解，對于所謂“強國家”與“弱國家”對立的理解，基本上與社會民主主義觀點相近，也可以和多元主義、社團主義起相輔相成的作用，因此完全可以供第三條道路借鑒。

　　當然，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發(fā)展很快的形勢下，西歐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提出民族國家職能和主權逐漸消亡以及跨國政治組織乃至世界政府的問題，但社會民主黨方面主要傾向于認為談論這一問題還為時過早，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還遠未完成，因此本文就不涉及這一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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