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公私分明又一例

　　國家公職人員，如果沒有明確的公私觀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難的，在這方面，據我個人觀察，近年來的社會風氣是最壞的。

　　新思想舊習慣

　　我平時看書，見到公私分明的故事，都很留意。在這方面我倒是沒有偏見，不論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是老共產黨員，無論左右，在個人私德方面，凡能做到公私分明者，我以為都很令人尊敬。

　　我對這個問題發(fā)生興趣，主要是因為計劃經濟時代，可能把中國傳統(tǒng)中的公私界線搞亂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私觀念極不清晰�，F在有了物權法，不知道以后是不是會好一些，但現在中國一般公職人員中，確實是沒有公私觀念。在政府人員方面，現在從高到低，招待方面的費用居高不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私不分。凡來人請客，不問公私，都是公家花錢，私人用車，更是公私一體，而且先私后公。公家的財富，在公職人員的眼中，其實不是財富，能花則花。社會上層，我不清楚，但省級以下的情況，我多少知道一點。比如現在縣級公務員的收入較低，如果按制度化的收入評價，他們的生活水準是很低的，但事實并非如此。

　　因為中國的公務員層級過多，一般公職人員，一生中正常的升遷，很難超過兩次。這兩次，如果起點在中央，至少是廳級：到省至少是處級?鴉在縣至少是科級。而且其升遷的難易程度，上下恰好是反比例關系，越往上越易，越往下越難。在中央工作退休的人員，很少不享受廳級待遇的，在省工作的基本沒有不享受處級待遇，而在縣級工作的，能享受到科級待遇者很少。因為這個現實很難依靠個人努力改變，所以公私不分就成為一種現狀，越往下越明顯，現在縣一級工作的公務人員，基本是在一種完全沒有公私界線的生活中，除了住房一項尚有界線外，其他早已公私一體了。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極高，當然主要是制度原因，但也有些是個人道德造成的，因為凡老實人吃虧，基本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鐵律，凡公家的便宜，一定要占盡。這種現象計劃經濟時代有之，但于今為烈。

　　抗戰(zhàn)時期，胡適做中國駐美大使，１９４２年秋天離任。胡適回國前，收到當時行政院長孔祥熙一信，信中說：“有何需助，務請隨時見告”。那個年代，社會清流對孔宋兩家印象都不好，胡適也不例外，他曾在一封給陳布雷的信中直接表示過。但胡適在駐美大使任上，有一件事對孔祥熙印象極好，就是因為當時向美國借款，主要靠的是銀行家陳光甫，而孔祥熙非常配合陳光甫。胡適收到孔祥熙信后，回信說：“承問需助否，至感。弟到任之日，即將公費與俸給完全分開，公費由館員二人負責開支。四年來每有不足，均實報請部補發(fā)。弟俸給所余，足敷個人生活及次兒學費。歸國川資已請部照發(fā)，乞釋念。前經管之宣傳費下，亦尚有余款，俟將未了各項結束后，當詳報�！薄吨腥A民國史料資料叢稿·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第三輯，中華書局，１９７８年）

　　一般人都明白衣食足而知廉恥的道理，但過了這個階段，為什么很多人還沒有樹立公私觀念呢？特別是國家的公職人員，如果沒有明確的公私觀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難的，在這方面，據我個人觀察，近年來的社會風氣是最壞的。

　　附：謝泳：公私分明

　　在前幾年的《讀書》雜志上，看過費孝通先生一篇回憶曾昭掄的文章，印象中有這么一個意思：費先生說，他感覺到他這一代人和他前一代的知識分子還是有不同的，什么不同呢？費先生說到了面子問題。他認為，他前一代的那些讀書人，都很要面子，這個面子不是虛榮意義上的那個“面子”，而就是要臉。所以他們做人做事，考慮最多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害。這個傳統(tǒng)，越到后來越沒有延續(xù)。

　　每個時代總有一些好習慣，我們過去要否定一個時代，總是把它的什么東西都否定掉，特別是在道德方面，總想另來一套，以為新就是好，其實事情遠不那么簡單，就說公與私的問題�，F在最頭痛的就是許多人分不清楚這二者，特別是一些官員，在他們那里，從來就沒有公私這一回事。這幾年情況稍好一些，但公私不分的現象還遍地都是。比如中國的公車制度，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改革的辦法，這與制度有關，但也與道德有關。

　　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沒有私的觀念，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明晰。不過這話看是說什么時候的事，在計劃經濟時代，或許多少還有一點道理，要是說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就不對了。據我所知，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的，是后來搞了計劃經濟，把什么都包下來，才讓人把公私混為一談。

　　中山大學的梁釗韜先生，是中國人類學界知名的教授，梁先生出身非常富有，從小養(yǎng)成了對公益事業(yè)的熱心。她妻子鄧澤民說過一件事：有一天，保姆把他們的小女孩帶到了梁釗韜的辦公室，據說，當這個三歲的孩子要一張畫畫的紙時，梁釗韜回答說；
“不行，這不是我們家的！”當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時，從不讓自己的妻子隨行，因為這樣做不對。他一年要去北京三次，但他的妻子卻從未去過北京。

　　陳寅�。保梗叮赌杲o中山大學衛(wèi)生保健室主任梁綺誠寫過一封信，說自己得的是慢性病，一時不能痊愈，而一時又不能就死，積年累月政府負擔太多，心中極為不安，所以他請求，從今以后，一切經常所需要的藥品由他全部自費，一些自己買不到的藥品，則請保健室供給，但要求全部自費。

　　這就是老知識分子的道德，或者說是他們已養(yǎng)成的道德習慣，到了以后這些好品德為別的東西取代了，譚其驤先生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初，辦公室用郵票都是公家的信和自己的信分開的，就這，到了“三反五反”的時候，還有人要找麻煩。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感，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夏衍生前多次說過，在中國所有的人中，知識分子是最愛國的。張申府在抗戰(zhàn)勝利后也說過，抗戰(zhàn)期間最不計個人利害、最體恤國家的就是知識分子。

　　計劃經濟實在是個不好的東西，它把人們本來早已養(yǎng)成的好習慣都扔掉了。上世紀５０年代初，許多知識分子聽說看病要公家花錢，第一個反應是自己看病為什么要公家花錢？不是他們不懂社會保險之類的知識，而是在他們的概念里，公私始終是有界線的，我們現在才意識到要重新培養(yǎng)這種風氣，但一兩代人恐怕是難以養(yǎng)成習慣了。中國國民性本來是極自私的，可有一段時間，偏偏選擇了公有制，特別是中國農村，搞了人民公社，歷史真是會捉弄中國人。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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