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遠行——獻給蔡其矯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元月2日晚,家中來客,一起包餃子過年。電話鈴響,是《香港文學》主編陶然,他說:“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蔽翌D時呆住,妻子詢問,復述時不禁淚如泉涌。又接到蔡三強的電話,說起他父親一向打鼾,半夜鼾聲一停人就走了。他還說找到很多照片,與《今天》及“星星畫展”有關。不想掃客人的興,我步入院中。女兒隨即送來大衣,關切地盯著我,我擺擺手讓她進屋,兀自坐在暗中。

          去年7月,在香港與陶然等人相聚,席間說起關于蔡老的傳記《少女萬歲》。我要來電話號碼,當晚打過去。蔡老聽到是我,甚喜。我約他到香港相見,他長嘆道:“恐怕不行了,我88歲,老嘍。”東拉西扯,從朋友到海洋。誰成想,那竟是我們最后一次通話。

          滿天星斗連成一片,璀璨迷離?磥砜偟糜凶詈笠淮危駝t人生更輕更賤。我們都走在這路上,誰都沒有免于死亡的特權。也許重要的是,你與誰相識相伴相行,與誰分享生命苦樂,與誰共有某些重要的時刻,包括最后一次。

          

         。ㄒ唬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認識蔡其矯,那年我26歲,他57歲,正好是我現在的年齡。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倉4號,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小屋。家中陳設簡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開飯,艾青都要親自過問折疊桌是否放穩(wěn)——顛沛流離,吃頓踏實飯至關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滿滿一箱子齊白石的畫,那是艾青剛進城當中央美院軍代表時買下來的。

          那時候說串門名副其實:走動之間,把國事家事天下事都給“串”到一起了。沒電話,除非事先約好,只能撞大運——應聲而至,沏茶倒水備酒留飯,取決于友情深淺。

          那天上午,有人敲門后高聲通報:“艾青同志在家嗎?我是蔡其矯!敝灰娝活^卷發(fā),滿面春風;
        說話底氣足,南腔北調。一見面,他就夸我詩寫得好,讓我口訥而竊喜,手足無措。

          第二天蔡其矯就來我家串門。惟一的皮沙發(fā)像爛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請上床。我們背靠墻并肩而坐,腿翹到床沿外。他引導話題,從詩到政治到性。他單刀直入,問我是否有過性經驗,弄得我大紅臉。接著他坦言對愛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進,講述了失敗的愛情故事。他告訴我,他譯過惠特曼的《伐木者,醒來》和聶魯達《馬楚比楚高峰》,答應下次帶給我。

          我和蔡其矯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認識要早些,但關系很淡。他有點兒公子落難的意味,自視高,身份感強,讓人敬而遠之。蔡其矯命途多舛,卻毫不世故,喜笑怒罵,如赤子般坦蕩。

          憑借華僑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臺版文學書籍,再加上他手抄功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納鞋底一般。說來也巧,自1964年因所謂“破壞軍婚”罪鋃鐺入獄,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詩發(fā)表在《今天》創(chuàng)刊號上,其間15年,蔡其矯跟我們一樣處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說到地下文學,看來界定要寬泛得多,且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寫下的《波浪》一詩。

          在陽光普照的大墻后,有一窄門通向北京離經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兒有各式各樣的沙龍,熱鬧得很。創(chuàng)作是私下的事,大家湊到一起則變著法兒玩——聚會郊游酗酒吟唱談情說愛。我把蔡其矯領了進去,這地下世界,連帶出沒其中的漂亮女孩兒,讓他激動不已。他的老式萊卡相機,鏡頭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遠忠實于她們。大家當面恭敬,一口一個“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單位與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隨“文革”風暴遠去,行動自由的限制少了,他來北京的機會多了,后來每年像候鳥,春去秋來。而那窄門后面的北京,讓他時不時改變行程。

          我們常去的地方有圓明園、香山、櫻桃溝、溝崖、八大處、十三陵水庫、丁家灘和云水洞。便攜錄音機的出現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會應運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兒磚式錄音機細如蚊聲,動輒卷帶,但絲毫不影響眾人興致。音樂響起,只見蔡其矯獨領風騷,他腰板筆直,昂首含頜,帶著女孩兒旋轉。霎時間,節(jié)奏驟變,從舞曲轉成搖滾樂,慌亂中他踩不上點兒,于是激流勇退,繼續(xù)搞好攝影師的本職工作。這一切都寫進他詩中,諸如《雨后櫻桃溝》、《湖上黃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標題還特地注明“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別重逢,我提起當年那些女孩兒,他全都忘光了,令我驚訝。其實他記住的名字是青春,總有青春的代表進入他的生活。

          他與舒婷1975年結識。《橡樹》這首詩就是他轉抄給艾青,艾青大為贊賞,又推薦給我。在蔡其矯引薦下,我和舒婷自1977年8月開始通信,她的《這也是一切》隨意抄在信中,是對我的《一切》的答和。

          1976年是中國當代史的轉折點。“四五事件”發(fā)生時蔡其矯在福建泉州,9月18日回到北京,馬上去天安門廣場憑吊,寫下長詩《丙辰清明》:“啊,祖國!/我憂心如焚/到處在尋找你的蹤影:/那些鴿子哪兒去了?”

          那年夏天,我妹妹在湖北游泳救人時死去,我痛不欲生。10月上旬,蔡其矯約我去香山散心。霜染紅葉,如大地的血跡。我們沿后山小路攀登,在茶室小憩,憑欄望去,無限江山無限愁。

          騎車回家的路上,街有異動——中國人的嗅覺比狗還靈。拐進某大院(據他回憶是海軍大院),得到的消息難以置信。我們張著大嘴在夜色中前進,經王府井,終于得到證實。街上有人在吆喝:“賣螃蟹嘍,三公一母!”他甩出一張“大團結”,不等找錢,拎起螃蟹飛身上車說:“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

          那夜,我們喝黃酒吃螃蟹論天下事。我只記得他滿臉通紅,眼神有點兒瘋狂,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瘋狂。對,我們就是荒原狼,在長夜將盡時朝天襖嗥叫。

          我自選了二十多首詩,抄在十六開藍色筆記本上,贈給蔡其矯。在扉頁我寫下題詩:“在長風不安的歌聲中,/請免去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

          

          (二)

          

          蔡其矯在中國當代文人中絕對是個異數。

          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晉江園坂村。六歲讀私塾,八歲隨家人僑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國,在泉州教會學校初中畢業(yè),在上海讀高中參加抗日愛國運動。1938年早春,他離開印尼輾轉抵延安,先進魯藝學習,后到晉察冀邊區(qū),在華北聯(lián)大任教。1941年他開始發(fā)表詩作。1945年當隨軍記者。自1948年起從事情報研究工作。50年代初他放棄仕途,調到中央文學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個人與時代的關系。一個華僑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過救亡,通過對社會不公正的集體反抗以實現個人理想——個人與革命之間不免有互相需求與誤解的成分。應該看到,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苦難歷程中,這場基本上是農民造反運動的革命,有著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時,也伴隨著與生俱來的悲劇性。它混合著各種動機訴求與欲望,如同沒有河床的洪流,沖決一切羈絆的同時帶有自毀傾向。

          與參加革命的農民不同,蔡其矯渴望的是某種精神回報,在這一點上,至少在革命勝利以前,他如愿以償。他在2000年口述時如是說:“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間,是非常自由的……那時,上課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貼墻報是自由的,搞創(chuàng)作也是自由的……”

          奪取政權后,革命轉而成為自身的敵人。和大多數文人一樣,蔡其矯經歷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試圖隨大流跟形勢——歌功頌德,寫檢查,與各種反黨集團及思潮劃清界限。

          但最終發(fā)現,革命與他所向往的個人自由早已分道揚鑣。當人們徹底放棄自我時,他做了反向的選擇,毅然決然站起來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誰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統(tǒng)治……/波浪啊!對水藻是細語,/對巨風是抗爭,/生活正應像你這樣充滿音響,/波浪啊!”這就是他寫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斷的一代。即使有少數挑戰(zhàn)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對立的格局,成為統(tǒng)治者的鏡像——正反不同,可長得一模一樣。由于被鏡子奪去了靈魂,即使幸存下來,往往變得枯燥而無趣。

          從今年初起,我在美國印地安那州一個叫南彎(South Bend)的小鎮(zhèn)教書。這里大雪茫茫,鏟雪車到處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聲音。蔡其矯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離開這世界一個多月了。這是個潔凈的日子,充滿明亮憂傷的日子,紀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萬歲》一書中的某些章節(jié)讓我啞然失笑。“文革”期間,蔡其矯不僅不認罪,還公然貼大字報和造反派辯論。比如,說他是黃色詩人,他就舉出唐宋詩詞中的例子反駁。退一步,在某種意義上他也接受,因為他皮膚是黃色的。但接著他又說,皮膚并不能決定詩人的品質,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說他是黑色詩人……嘿,他還挺矯情。

          與此相應的是寧折不彎的剛烈。在一次批斗會上,福建作協(xié)別的頭頭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矯,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頭目一扳子砸過來,閃過去,又是一扳子,頭破血流,他連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進醫(yī)院。

          也許最讓人嘆服的還是他驚世駭俗的愛情觀:“為了一次快樂的親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縱然一生風流,蔡其矯有自己的原則。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愛情的存在不是為了使我們幸福,而是為了向我們表明在忍受上我們能有多么堅強。世界上沒有比無言的愛更高貴、更令人幸福的了。以無欲念的愛克服愁苦,也許這是迷途的愛、沉睡的愛。肉體有限度的滿足,是人的最低權利。愛情是人類精神的一種最深沉的沖動……”

          依我看,在一個“階級仇民族恨”的時代,正是愛與藝術讓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愛與藝術,才會破解權力的因果鏈條,掙脫官方話語的無形桎梏;
        才會讓人心變得柔軟,復原萬物的質感,使靈魂自由青春永駐。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壞軍婚罪”被開除黨籍,鋃鐺入獄,關了近兩年。多年后,蔡其矯和艾青在天安門廣場散步。艾青問,你為女人坐過牢,后不后悔?蔡其矯說,無悔,這里有代價,但也得教益。這個教益就是當面對一個愛你的女人時,你要勇敢。艾青說,蔡其矯,你是真正的男人……

          

          (三)

          

          1978年深秋,我著手編輯《今天》創(chuàng)刊號,在桌上攤開蔡其矯和舒婷的詩稿,逐一推敲。我發(fā)現在老一代詩人中,蔡其矯竟與我們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選了他的三首詩《風景畫》、《給——》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來是舒婷的《致橡樹》和《啊,母親》。其中那首《橡樹》,我根據上下文把題目改為《致橡樹》。為安全起見,我給蔡其矯取了個筆名“喬加”。

          我事先寫信去福建試探,他竟?jié)M口答應,還另抄了幾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這可是膽大包天的決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滿六十,本應安度晚年,卻跟我們這幫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學團體,始作俑者蔡其矯。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來到北京,與《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氣爽,蔡其矯、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長城。那天蔡老興致格外好,端著照相機沖鋒陷陣;
        舒婷膽大藝高,爬到城垛上徘徊遠眺;
        我暈高,看不得這壯舉,把頭轉開;
        艾未未還是個大男孩兒,一開口臉就紅……

        10月21日上午,《今天》在玉淵潭公園舉辦第二屆露天朗誦會,蔡其矯和舒婷也來了。以灰藍色調為主的聽眾,點綴著花花綠綠的外國人和白制服警察。風雨欲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朗誦會開得凝重悲壯。朗誦者向這兩位最早加盟《今天》的南方人致敬。與整個基調形成反差,他們的詩句讓人想到黎明時分的熱帶雨林。

          《今天》問世后我們越玩越瘋,郊游規(guī)模越來越大。蔡其矯是積極倡導者,樂此不疲。1979年深秋,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蕩蕩,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會,如慶祝勝利的狂歡節(jié)。這下可忙壞了蔡其矯——跳舞攝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見他上竄下跳,進退兩難,連那些照片都拍得氣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驚呼:“哎呀,這下糟糕了!”等大家圍過來他才說:“我的面包都破了!”原來是他帶的面包被壓碎了。一個南方人的“破”字當頭,把北方人全逗樂了。

          后來,他與《今天》漸行漸遠,但友情依舊。只要有美食美景美女,他從不拒絕。

          

         。ㄋ模

          

          1980年10月下旬,我和前妻從山東度蜜月回來。第二天一早,有人拍門大叫:“我是蔡其矯。還活著,快,快點兒生火!痹瓉硭嘀淮π贰T谂笥阎,他是頭一個來賀喜的。

          按他的話來說,天下好吃莫過于螃蟹。看他吃螃蟹是一種享受:不用任何工具,咬啃咂嘬,全靠嘴上功夫,關鍵還得牙口好。一般來說,美食家全都熱愛生活,沒聽說哪個美食家得抑郁癥自殺的。我吃螃蟹毫無耐心,很快就在殘渣余孽前投降了。他從牙縫擠出的評論準確有力:“笨,懶,浪費,可惜!

          那時候都在家待客,最多去搞點兒散裝啤酒凉菜什么的。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朋友聚在一起,粗茶淡飯,能多說說知心話。有時也爭得臉紅脖子粗,但不往心里去。

          有一天,蔡其矯云游四海歸來,我應聲而至。那時他住東單大雅寶胡同,人民美術出版社宿舍,兩間小屋昏黑,堆滿書和他收集的貝殼。他留我吃午飯,得意地展示一路上的新作。

          我對那些“旅游詩”不以為然,半開玩笑說:“你怎么跟出籠的母雞一樣,到哪兒都下個蛋?”他臉一沉嘴倒弓,下了逐客令:“飯吃好了,你該回家了。”我為自己口無遮攔后悔,晚矣,只好悻悻離去。幾天后他老人家騎車來找我,照樣樂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沒發(fā)生。

          1981年秋,在蘭州教書的“九葉派”詩人唐祈籌備“蘭州詩會”,請了舒婷、江河、楊煉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矯,聞舒婷途中被竊,趕去救援;
        舒婷敗興回家,他卻意猶未盡,直奔蘭州。我們在招待所撞見,不禁歡呼起來!疤m州詩會”后來被取消。于是我們封蔡其矯為“頭頭”,結伴而行。他將軍般威風,攤開地圖,為進軍大西北制定路線。

          我們一路窮開心。他最喜歡給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們仨就像選妃子一般,四處尋覓,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兒一網打盡。我們聲稱,這位是作家協(xié)會的老革命,為寫作收集素材,關鍵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聽說是作家兼老革命,幾乎沒碰過釘子。只見女孩子搔首弄姿,風情萬種。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評論道:“這個蠻不錯,有味道!蔽覀冮_始犯壞,專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矯照舊樂得屁顛屁顛的,殷勤備至,但多少有些保留:“還可以,馬馬虎虎!彼麥市睦锛{悶:江山依舊,可怎地,一夜間,“六宮粉黛無顏色”。

          夜宿青海湖邊。蔡其矯早起去照相,回來大罵“懶蟲”,把我們從床上趕下來。探頭窗外,青海湖碧藍如海,令人怦然心動。我們嗷嗷叫喊向湖邊沖去,蔡其矯不甘落后,跟我們一起沖啊喊啊……

          辭青海湖,過西寧,再返張掖,宿酒泉,登嘉峪關,抵敦煌。我們持私人介紹信找到敦煌研究所所長,受到特別禮遇,安排在招待所下榻,吃住便宜。在導游引領下,一連四天,參觀了幾乎所有重要的洞窟,有些從不對外開放。借助戶外微光或手電筒,那奇異的造型與色彩,把我們全都震住了,屏息凝神,神魂顛倒。最讓蔡其矯著魔的是飛天與樂伎。他認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而宗教的最高境界是美。

          最后一站柳園。三名小卒入川返京,而光桿司令繼續(xù)西行,向新疆挺進。那是蔡其矯云游四海的開端。我們在小旅社告別,為他發(fā)現更多的維族美女干杯。收拾行李時才發(fā)現,不約而同,每人都帶了一本惠特曼的《草葉集》。這影響顯然來自蔡其矯。

          

         。ㄎ澹

          

          蔡其矯第一次讀《草葉集》是1940年,在晉察冀邊區(qū)。

          他當時是華北聯(lián)大文學院教員,院長是在法國留過學的沙可夫。在一個星空燦爛的夏夜,他和沙可夫從法國作家紀德說起,探討文學藝術的自由觀。沙可夫提到惠特曼,并把從蘇聯(lián)帶回的英文版《草葉集》借給蔡其矯。

          是夜,在煤油燈下,他幾乎通讀了《草葉集》,為惠特曼的風格所懾服。那來自美洲大陸動蕩不安的聲音,好像開關,一下打開他天性中未知的暗道——那與革命緣起息息相關,但又與鐵血紀律格格不入的流浪精神。他大聲用英文朗誦著《啊,船長,我的船長》,激動不已。在華北平原,在殘酷的戰(zhàn)爭歲月,美國的惠特曼與中國的蔡其矯相遇,帶有某種宿命色彩。

          很多年后,他回首往事說:“任何企圖進入藝術王國的人,都應該有大師引路,讓自己的大師領著走進那個精神王國。沒有大師的引路是不行的。第一位引我走進詩歌王國的大師就是惠特曼,第二位是聶魯達……”

          惠特曼于蔡其矯,絕不僅僅意味著文學表達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對世界的感知方式。對惠特曼來說,性是人體的能源,是世界物質生命——男女、動物、植物——的關鍵。他認為肉體與精神同樣重要,相輔相成。從這一點出發(fā),就比較容易理解蔡其矯的感情世界和愛情觀。

          在我看來,蔡其矯的詩歌成就終究有限,說來原因很多,包括與中國現代詩歌史的短暫與斷裂有關。然而,這絲毫不影響他的重要性,因為他展現了更為寶貴的生命價值。

          在這一點上,蔡其矯比安貧樂道的惠特曼走得遠得多,他用自己一生穿越近百年中國的苦難,九死而不悔。他對任何形式的權力結構保持警惕,毫不妥協(xié),從而跨越一個個歷史陷阱:在金錢萬能的印尼,他離家出走;
        在革命走向勝利時,他棄官從文;
        在歌舞升平的時代,他書寫民眾疾苦;
        在禁欲主義的重圍下,他以身試法;
        在萬馬齊喑的歲月,他高歌自由;
        在物質主義的昏夢中,他走遍大地……

          他的反抗是個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體反抗最終必與權力結盟,任何以自由為名的造反都將走向奴役之路。1986年5月在福州召開的“蔡其矯作品討論會”上,他在發(fā)言中總結了自己的一生:“我并不重要,我自認為是一塊跳板,一層臺階,踏著它是為躍向對岸或走向高處……所有的詩人藝術家,無不歷盡坎坷,屢經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運了!生命即使是偉大而勇敢,也難以達到成功!沒有誰保護我們,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

          自1981年秋,即我們西北之行以來,他云游四海,足跡幾乎遍及中國。這一壯舉對我來說至今還是個謎。他是為了繼承徐霞客的傳統(tǒng),還是為了用腳在大地上書寫,追趕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霧?他曾在《自畫像》一詩中自問:“從黃昏到垂暮,他還能在眷戀中遠行嗎?”眷戀與遠行,方向相反,卻彼此激蕩有如持久的鐘聲。

          他是一面光芒涌動的鏡子,與黑暗對立,卻并非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們一個陰郁時刻的到來:趨炎附勢、追名逐利、男盜女娼、畫地為牢——這一切可能成為我們文化的主流。

          

         。

          

          2001年冬,因父親病重,我回到闊別13年的北京。除了盡孝,頭等大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忘年之交——歲數不饒人。我從保嘉那兒得知蔡老在京,大喜過望。

          保嘉開車帶我先去接牛漢。事先瞞著,牛漢下樓迎候時看見我,驚得竟蹦了起來。他快八十的人,仍像棵擎天老樹那么壯實。再去東堂子胡同接蔡老。他老人家性急,不斷打電話催問,早早到樓下等候。與他緊緊握手那瞬間,我的眼角濕了。他引我們回家,他夫人徐競辭很熱情,沏茶倒水。蔡老明顯見老了,但還硬朗。想當年大家就管他叫蔡老,叫了30年,終于給叫老了。他告訴我,幾年前被摩托車撞翻,脊椎骨短了一截,行動大不如從前,但他還是騎車到處跑。

          牛漢和蔡老執(zhí)意先去看望我父親,于是到我家小坐,再去附近“山水間”餐廳吃晚飯。那天給蔡老點了狗肉煲,他大贊,稱天下第一美味。倆老頭兒在一起總是斗嘴,嗓門大,還打打鬧鬧。說來他們還是通過我相識的,那是“四人幫”倒臺后不久,我?guī)Р汤习菰L牛漢。

          蔡老要去參加作代會,我請他約上舒婷和王安憶一起小聚。那晚,保嘉開車去奧林匹克飯店接上他們,來到后海河沿的“孔乙己”飯店。沒事先訂位,五個人圍住一張小桌,好像烤火取暖。我給蔡老點了只大閘蟹,他大贊,稱天下第一美味。

          臨走前,我借朋友的美意,在其屬下一家名叫“湘君府”的湖南餐廳,宴請牛漢、謝冕、邵燕祥、吳思敬和蔡其矯,由幾位同輩人作陪。所謂“總統(tǒng)套間”金碧輝煌,那華麗的裝飾和閃光燈讓人分神。蔡老坐我對面,話不多,專注于那精美的頭盤——凉拌龍蝦。我勸他多吃,最后連龍蝦頭也由他包了。在座的文學所的劉福春跟我抱怨說,他每次陪蔡老騎車,蔡老總是逆行,直沖著警察騎過去,他只好推著自行車跟在后面跑。

          酒后有點兒恍惚了:生活繼續(xù),友情依舊,只是由于我的缺席,過去與現在之間出現某種斷裂,如拼圖中缺失了某些部分。

          次年冬,又在北京見到蔡老。一切似乎又回到過去的軌道中。

          那晚,我請他和牛漢在一家大眾飯館吃涮羊肉,倆老頭兒又斗上嘴了,好像雙方為此等了一年。仔細聽去,他們提及的名字大都不在人世了。

          蔡老告訴我,他用積蓄在老家建了座花園,為了留給年輕人——讓他們談情說愛,誦讀詩文!拔夷昙o大了,得考慮身后的事了,人都有這么一天!边@話還是讓我一愣:年齡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離參數,與死亡無關。

          他還告訴我,他如今志在海洋,研究寫作均與此有關。他認為,中國的強大和航海有關。從根兒上說,他是個海洋性格的人。生于海邊,長在印尼,隨艦隊遠航,而他那自由不羈的靈魂,更是屬于大海的?磥硭诖蟮厣献呃哿耍_始尋找歸宿——想象與靈魂的歸宿。

          此刻,我坐在大學宿舍的書桌前,窗外風雪肆虐。我極力回想我們間的最后一面,卻怎么也想不起來了,沉入我關于故鄉(xiāng)的混亂駁雜的印象中;
        而早年交往的細節(jié),像雨后蟾蜍一個個蹦出來,似乎為了展示時光倒錯的意義。是的,我們自以為與時俱進,其實在不斷后退,一直退到我們出發(f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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