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國良：中國政黨政治三前途

　　作為黨校老師，筆者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一是很多老師真正相信的和在課堂上講的完全是兩碼事，一是很多干部開會時講的和私下里講的完全不一樣。從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上來看，許多人對共產黨的領導提出了這樣或那樣的懷疑，他們對黨和政府的專權腐敗痛心傷心絕望，共產黨還能干多久的疑問廣泛存在，一黨制不如多黨制的觀點非常盛行。

　　未來的中國政黨政治會沿著什么途徑發(fā)展下去？筆者前思后想，不外三個前途。

　　一、我國政黨制度面臨變革。

　　二戰(zhàn)以后，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政黨體制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二戰(zhàn)后，德國、意大利、日本等戰(zhàn)敗國在美英等國的壓力下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逐步確立了多黨競爭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70年代，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從歐洲南部悄然興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軍人獨裁政權垮臺，西歐最后三個獨裁專制國家建立了多黨制，實行了資本主義民主。接著，民主潮流席卷拉丁美洲，軍人獨裁者紛紛交出政權，讓位給民選政府，多黨競爭的制度逐漸形成。接著，民主潮流涌入東亞、東南亞，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和我國臺灣地區(qū)，這些地方繼實行了多黨制，建立了民主政體。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lián)和東歐各國發(fā)生劇變，一個接一個轉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當前，在非洲和中東，多黨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又發(fā)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從1974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約50多個國家由權威主義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另有20多個國家出現(xiàn)了強大的民主運動，開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在這種環(huán)境中，我國一黨領導的政黨體制必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zhàn)。

　　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這種制度形成之初總結了各國政黨制度的經驗教訓。馬、恩、列等革命前輩在實踐中逐漸感覺到，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保證人民民主專政的前提�？偨Y他們的觀點，筆者認為，共產黨領導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共產黨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性質，時刻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如果黨變質了，堅持黨的領導就失去了基礎。一是時刻保證人民群眾的選舉權、罷免權和輿論新聞等監(jiān)督權利，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廣大干部黨員為人民服務。一是堅持代表大會的最高權威，在國家政權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最高權威，在黨的活動中，黨的代表大會具有最高權威。一是堅持集體領導，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對各種事件的處理要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任何人都不能避開組織私自處理，要保證有人知道，有人商量、有人監(jiān)督。一是堅持民主集中制，民主是集中的前提，集中是效率的保障，集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民主票決，有的情況需要人民代表集體投票，有時候需要領導集體投票；
一種是領導人在集體授權的情況下分工負責，臨時決斷，處理過程和結果必須記錄在案，供人們咨詢、監(jiān)督。

　　但是，在蘇聯(lián)共產黨執(zhí)政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代表大會制、集體領導制、民主集中制、監(jiān)督制度都沒有完全落實。以毛澤東為首的國家第一領導人在建國后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感覺到，民主黨派還是保留為好，可以為共產黨執(zhí)政提提建議，可以監(jiān)督共產黨少犯錯誤，但是，其他民主黨派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和改造，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由原來的競爭關系變?yōu)楣伯a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關系。這一設想還是很有胸襟的。我們可以看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民主黨派的這些作用并沒有得到有效發(fā)揮，57年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民主黨派受到了批判，甚至被取消了存在資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多黨合作制度被恢復，但是，問題仍然不少，民主黨派的組織規(guī)模小，監(jiān)督能力有限，只講合作，不講競爭，在政府中占有一些職位，但多數(shù)有職無權，遠離核心決策層，被稱其為面子工程。

　　在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代表大會制、集體領導制、民主集中制、監(jiān)督制度落實不力的現(xiàn)象，黨的性質保障機制建立不起來，因而也出現(xiàn)了嚴重的社會腐敗問題，很多黨員背離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搞以個人利益為中心，黨員干部隊伍變質的危險大大增加，有成為特殊利益階層的傾向。如果共產黨不能保持黨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就必然會逐漸失掉民心，喪失政權。蘇聯(lián)東歐共產黨的前車之轍我們必需時刻牢記，居安思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也不斷思考著這一問題，在執(zhí)政十多年后，于2000年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黨必需時時堅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發(fā)展方向，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說明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于從保證黨的先進性和黨的性質角度解決問題的認識還是非常明確的。但是黨能不能做到則是另一回實，這要用行動證明，而不是用嘴巴證明。

　　如果中國共產黨無法保持先進性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會有什么結果？要么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的主導下，穩(wěn)中求變，逐步開放黨禁報禁，平穩(wěn)過渡到多黨制，就象韓國、東南亞各國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盡管也發(fā)生了不少波折，出現(xiàn)了很多政治事件，甚至軍事政變，但社會保持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進程保持延續(xù)。要么象俄羅斯那樣，在政治激烈變革的同時，社會激烈動蕩，人民生活水平顯著下降，綜合國力向二三流國家滑落，甚至國家分裂。

　　二、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種前途：保證黨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實現(xiàn)人民當家作主。

　　人們懷疑共產黨領導的關鍵是性質問題，是貪污腐敗問題造成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所有黨員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國政治生活中就不會出現(xiàn)貪污腐敗、吃拿卡要、好吃懶做、機構冗腫等現(xiàn)象，在公有制企業(yè)中也不會有公有資產無人代表、無人珍惜的現(xiàn)象�，F(xiàn)在，這些現(xiàn)象不是極少，而是廣泛存在，而這些現(xiàn)象所涉及的代表人物多數(shù)都是共產黨員，人們必然會懷疑整個黨的性質，懷疑黨員干部的主流。

　　革命前輩早就提出了解決之道，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zhàn)》導言中講道：“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tǒng)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

　　恩格斯又講，言論、新聞、出版自由也不能全都交給“代表”行使，要保證人民在委托其管理國家大事的同時，又可以直接運用報刊等工具對他們進行及時的、有效的批評和監(jiān)督。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夕提出：“全體公民可以自由發(fā)表一切意見”，“任何一個有一定數(shù)量的成員或有某些人簽名的公民團體”都可以辦報。（《列寧全集》，第25卷，369、370頁）

　　1945年7月，毛澤東與民盟領導人黃炎培談到共產黨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歷史周期率時，重新強調了這一思想，指出，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監(jiān)督政府，是防止腐敗現(xiàn)象發(fā)生，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根本方法。

　　革命先輩們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是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政體的，以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制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為內容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制度）。

　　因此，我國憲法和黨章都明確規(guī)定，各級領導干部由人民群眾或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問題還很多，人民代表大會被諷刺為橡皮圖章，重要的干部使用和重大決策往往是少數(shù)領導人說了算，選舉和投票表決純粹是走過場。一些干部之所以占據(jù)了重要領導職位，是派系斗爭甚至是權錢交易的惡果。一些重大決策往往是少數(shù)領導人謀取個人利益、爭奪政治權利的幌子。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笨墒�，這些自由在現(xiàn)實社會中有太多的限制。明顯的例子就是，批評的聲音很難出現(xiàn)在報紙、廣播、電視之中，越是基層的新聞單位越不敢有批評的聲音，單位的級別越高，批評的難度越大。批評者往往受到被批評者的打擊報復，在官官相護的背景下，受盡磨難，頭破血流，甚至喪失了生命。

　　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上述問題呢？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一個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民主制度，既保證了黨和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又提高了效率。然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并沒有產生于馬恩所設想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建立在一些落后的國家，如俄羅斯、中國等，在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成熟，經濟極端落后，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很低，落后的經濟水平和組織形式為封建的個人主義和專制思想提供了存在的客觀條件，表現(xiàn)為政治上極端專制。在此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具有很多先天性的不足，很多國家的共產黨由革命時期的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逐漸演變成了一個有著特殊利益的階層，成了奴役人民的黨，打著馬克思主義的幌子搞奴役百姓之實。隨著共產黨的腐化墮落，公有制也迅速演變成了官僚所有制，按勞分配演變成了按權分配，集體主義思想演變成了個人主義思想，這那里是什么社會主義？這是連資本主義都不如的封建主義。這種打著社會主義的封建主義當然是要滅亡的。

　　真正的共產黨必需從這一演化過程中走出來，時刻堅持為人民服務，根本的辦法就是全心全意的實行先輩們早已經提出的民主選舉、民主監(jiān)督，真正落實憲法規(guī)定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權力和人民群眾的各項民主權利，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只要這樣，我們就能取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民主，更高的效率，更科學的決策，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毫不客氣的說，沒有民主的集中是封建社會遺毒，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如果不能在真正的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xiàn)民主和集中的真正結合，還不如按照相互制衡原則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度。

　　三、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二種前途：穩(wěn)中求變，逐漸由一黨專政滑向多黨制。

　　相對平穩(wěn)過渡到多黨制是可能的。二戰(zhàn)以后，東北亞的韓國、東南亞一些國家以及南美的墨西哥等國家，受威權主義的影響比較大，有的是一黨長期執(zhí)政，有的是軍人長期掌權，但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都陸續(xù)的形成了多黨輪流執(zhí)政的局面，并進一步的完善了相關的制度，規(guī)范了相關的程序。與蘇聯(lián)東歐不同，它們是在較為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實現(xiàn)了多黨輪流執(zhí)政的局面，并沒有由此引發(fā)激烈的社會動蕩。以韓國為例，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在半島南半部成立，李承晚當選首任總統(tǒng)，1960年李承晚在全國性學生運動中下臺。1961年樸正熙發(fā)動軍事政變，進行了長達18年的獨裁統(tǒng)治，期間韓國經濟實現(xiàn)持續(xù)高速增長。1979年樸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煥發(fā)動政變，并于1980年出任總統(tǒng)。1987年韓國當局迫于民主運動壓力修改憲法，實行總統(tǒng)直選，同年盧泰愚當選第13屆總統(tǒng)。1998年金大中實行大選，以和平方式實現(xiàn)朝野政權更迭，多黨制逐步建立，現(xiàn)在的幾個大黨中，執(zhí)政黨開放國民黨成立于2003年11月，主要由原新千年民主黨內支持總統(tǒng)盧武鉉的議員為基礎組成。大國家黨成立于1997年11月，由新韓國黨和韓國民主黨合并而成。民主勞動黨成立于2000年1月，代表工人和平民利益。新千年民主黨，前身為金大中于1995年9月成立的新政治國民會議，2002年12月，盧武鉉作為該黨候選人在大選中獲勝，2003年9月盧武鉉退出該黨后，成為在野黨。

　　這些國家能平穩(wěn)進行政黨制度變革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政黨制度變革和政黨輪替并沒伴隨經濟制度的重大變革和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所有制、分配制度、企業(yè)運行制度基本保持了穩(wěn)定，在經濟領域也沒有重大的人事制度調整，這就在很大程度減緩了社會的動蕩程度。其次，民主運動經過了長期的積累與醞釀，全體國民在思想上對多黨制、民主選舉制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在經濟長期發(fā)展的基礎上完成的，在長期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國民不斷與西方民主國家進行著經濟、政治上的交流，在思想上有一個長期地接受過程，多數(shù)人對西方政治制度充滿向往。再次，推動多黨輪替政治變革的主要人物多數(shù)是政府高級官員，參選者或者是前政府的高官，或者是國內大資本家，政治控制能力比較強。

　　我國能穩(wěn)定推進推動多黨制改革嗎？首先，我們還存在利益重新分配的問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盡管進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但是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國有資產，截止到2002年底，國有資產總量達到11.83萬億元，15.9萬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的資產總額達18.02萬億元。而西方支持的民主派的主要觀點是反對公有制，強調全面建立私有制。在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過程中，國有企業(yè)是一塊唐僧肉，誰掌握政權，誰管理經營企業(yè)，誰就掌握了分割國有資產的主導權，誰就可以通過各種合法不合法的手法把國有財產據(jù)為己有，掌權者仍然有可能通過類似俄羅斯改革的方式，通過承擔債權債務、凈資產收購、拍賣等方式以極低的價格占有國有資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完全可能通過推動物價猛漲控制實際財產，最終取得所有權。經濟制度的重新建構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極有可能引起重大利益沖突，廣大工人農民與少數(shù)企圖以無償或較低代價謀取共有財產的人必然發(fā)生斗爭甚至全面激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不斷出現(xiàn)的群眾上訪中看出。工人和農民的反抗很可能導致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破壞，導致生產力的大幅下降，物價的飛漲，迅速實現(xiàn)社會財富的集中。企業(yè)的經營管理人員通過貸款低價購入企業(yè)的凈資產或絕大多數(shù)股份也是取得財富所有權的方法。

　　從思想上看，人民群眾在西方勢力和所謂民主勢力的蠱惑下，對民主選舉和多黨制充滿了向往，但是對政治動蕩和私有化過程中官僚富翁通過各種方式重新分配公有財富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一旦官僚和富翁們在政治改革和多黨制的旗幟下大肆掠奪公有財產之時，又肯定會不滿和反抗，社會動蕩就可能加劇。然而，由于官僚掌握著政黨和政府權力，沒有組織的普通群眾肯定會成為最后受害者，不得不承認官僚和富翁們對財富的再分配。

　　目前在我國多黨制的推動者是所謂民主派人士和西方反社會主義力量。民主派人士缺少治理國家的基本經驗，受西方敵對勢力控制，而西方敵對勢力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削弱中國，保持自己的獨霸世界優(yōu)勢。一個分裂、分治、混亂、經濟低迷的中國更符合他們的利益。

　　共產黨內部的變質掌權者也是推動多黨制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利用手中的權利謀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其目的極端卑鄙的。由他們主導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能不采取混水摸魚的態(tài)度嗎？

　　從這一系列角度看，中國要想實行資本主義多黨制困難重重，我們的老百姓對實行資本主義多黨制后如何建立一個富強的新中國還沒有理論和人才上的儲備。即使會有和平過渡，也很難伴隨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和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

　　如果當權者想要推動資本主義多黨制，想要平穩(wěn)過渡，就需要先穩(wěn)定推進公有制企業(yè)的私有化，經過較長的時間把國家企業(yè)逐步轉為少數(shù)人的資產，（當然，他們不會采取公平的態(tài)度，維護普通群眾的利益），在政治改革基本不涉及社會利益分配的情況下推動資本主義多黨制。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僅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借多黨制之名，謀個人利益之實，要在混水中摸魚，鯨吞海吃公有資產，不僅會損害普通百姓的利益，而且會中斷民族的振興歷程，絕對是國家和民族的罪人。留給中國的路也只有蘇東劇烈動蕩的前途了。

　　四、中國政黨政治中的第三種前途：社會激烈動蕩中各種勢力既斗爭又合作探索多黨制。

　　與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的政黨制度變革相比，蘇東各國的政治變革則激烈的多，動蕩的多。由于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選舉和人民監(jiān)督制度，蘇聯(lián)共產黨在建國七十多年后就嚴重脫離群眾，特權和腐敗現(xiàn)象滋生，最終為人民群眾所拋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政治多元化趨勢的迅速擴大以及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進攻，蘇聯(lián)共產黨喪失了領導權，蘇聯(lián)政黨制度也就隨之瓦解了。

　　多黨制建立了，三權分立建立了，官僚們發(fā)財了，金錢政治回來了。1991年蘇聯(lián)解體，俄羅斯全盤接受西方國家推薦的藥方，采取休克療法，全面推行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羅斯政府給每個公民發(fā)放了面值10000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在商品嚴重短缺和生產急劇萎縮的情況下開放了價格。隨后，俄羅斯出現(xiàn)了惡性通貨膨脹，當年通貨膨脹率達2500%，到1995年，物價增長近一萬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憑證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堆廢紙，而原來的管理者們則因為掌握大量實際資產，財富激增，完成了由原來官僚所有制到個人所有制的轉變，全國一半以上的財富控制在別列佐夫斯基、波塔寧、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個經濟寡頭所操縱的六大財團手中。俄羅斯整個九十年代的政策說穿了就是制造混亂，使少數(shù)人迅速聚斂個人資產的政策，據(jù)統(tǒng)計，俄羅斯70%的富翁都是前蘇聯(lián)的高級干部。與此相對應，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權分配演變成了按資分配。

　　與此相應，俄羅斯國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98年，俄羅斯的經濟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1998年，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3500億美元，而同期的美國達到10萬億美元，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如美國的軍費多，不如韓國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經濟上的二流國家。由原來與美國相對抗的超級大國變成了一個二流國家，真是可悲可嘆。近幾年，俄羅斯國民經濟有所恢復，200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只有4600億美元。

　　蘇東劇變后，一些較為貧窮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也開始實行多黨制。這些國家最初都在不同程度上照搬了蘇聯(lián)的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的模式，公開標榜走社會主義道路，甚至于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的解體，蘇聯(lián)模式的政黨制度的瓦解對他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使他們在政治體制、政黨制度的選擇上出現(xiàn)了混亂和迷茫。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大國利用各種手段，包括輿論誘導、政治和經濟上的施加壓力，促使這些國家的政黨制度紛紛瓦解，一些長期執(zhí)政的政黨被迫下臺，多黨輪流執(zhí)政的政黨制度隨之開始實行。但是這種政黨制度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福音，不少國家更加動蕩，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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