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死之花——從海子到余地、余虹的綻放

　　140多年前，當夏勒·波德萊爾在巴黎讓丑惡像花一樣開放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有個叫海子的中國詩人，用比他更大的天才，在一座神秘的東方花園，讓死亡之花開放：

　　——“遠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鏡 高懸草原 映照千年歲月/我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只身打馬過草原”（《九月》）

　　——“在劈開了我的秋天/在劈開了我的骨頭的秋天/我愛你，花楸樹”（《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樹》）

　　——“一棵梨子樹。梨花陣陣/頭蓋骨龜裂——箭壺愚蠢搖動”（《馬雅可夫斯基自傳》）

　　——“桃花開放/太陽的頭蓋骨一動一動，火焰和手從頭中伸出/一群群野獸舔著火焰 刃/走向沒落的河谷盡頭/割開血口子。他們會把水變成火的美麗身軀”（《桃花時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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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子的詩里，死亡之花散發(fā)著迷人芬芳，呈現(xiàn)出繽紛色彩，有野花的五顏六色，花楸樹果的橘紅色，梨花的白色，和桃花的粉色……像波德萊爾那樣，化丑為美，超越美與丑的對立，以及自然與人為的對立，雖然很難，雖然需要包容一切的巨大精神力量；
但像海子那樣，視死如歸，超越死與生的對立，把死亡由不可逃避的宿命，轉(zhuǎn)變?yōu)橹粮邿o上的自由抉擇，則更難，更悲壯，更具有英雄氣質(zhì)，和審美價值。他不再僅僅是詞語的主宰，也是他自己的上帝。假如有某種東西在左右我們生的方向，“使我不得開心顏”，為了自由，我們可以放棄生而選擇死，正是從個意義上說，死比生有更多的美麗，更多的甜蜜：“還給我自由，還給我黑暗的蜜、空虛的蜜/孤獨一人的蜜”（《燈詩》）。

　　在海子啜飲完他從死之花上釀造的“蜜”18年之后，2007年10月4日凌晨，另一個名叫余地的詩人，在昆明家中的客廳里，用一把菜刀，收割了自己的頭顱，那是一生只結(jié)一枚的果子，它對于余地瘦弱的身軀來說，可能太大太沉重了，無法承受。兩個月之后的12月5日下午1時許，一個哲學詩人，余虹，在北京做了一回一生只做一次的行為藝術家，從自己寓所的10層樓上，把自己像一片雪花那樣放飛出去，那是一片頃刻消融的孤伶伶的雪花，死亡之花……

　　我不是小報記者，不是精神分析師，或傳記作家，不想把海子、余虹和余地對死亡的選擇與任何具體的因素相聯(lián)系。我不想知道，到底有幾個姑娘拋棄了海子，哪個詩歌編輯拒絕發(fā)表，但卻抄襲了他的詩作，不想知道，他是否幻聽到什么竊竊私語……我也不想知道，余地舉刀之前是否與妻子發(fā)生口角，是不是患癌癥妻子的呻吟，和等待做心臟手術的雙胞胎兒子的啼哭，把他逼上絕路……我還不想知道，余虹的胃病有多嚴重，是否伴隨失眠和憂郁癥，不想知道他有幾次失敗的婚姻，是否完不成什么重要報告，更不想知道為什么有人要透露余虹的遺書，說他欠了5萬元債務……

　　我想知道的是，近幾十年來，我們的生存境遇是否善待了我們民族的天才，特別是我們民族的夜鶯——詩人。在我看來，詩人和哲學家，是一個社會體內(nèi)的白細胞，當社會發(fā)生病變時，首先探測到病菌，并從腰間拔出利劍投入戰(zhàn)斗的是他們。他們大批死亡，社會就發(fā)燒。發(fā)燒，就是烽火臺上的狼煙。因此可以說，批量詩人非正常死亡，對一個社會來說，絕不是好消息，一定是生存境遇出了不小的問題。

　　讀一讀上述三個詩人的作品就知道，死亡和自殺對于他們，不是瞬間的偶然事件，而是他們長期思考和創(chuàng)作的主題。1986年，海子就寫下了組詩《死亡之詩》組詩的第一首，并寫了以死亡為意象的《九月》，此后，死亡，就成了他詩作里一座最美麗的花園。余地開始專業(yè)創(chuàng)作不久的2003年，就寫了《一個突然死去的人是殘忍的》這首詩，詩中寫道：“然后把一個死者的瞳孔不斷地放大/終于對準了我，就像一把子彈上膛的手槍/然而我的眼睛里面一無所有：一個硝煙散盡的戰(zhàn)場/剩下的只有一些殘敗的野草，以及/沾滿了鮮血的泥土”。此后，他還寫了《刀》，《活著》，《內(nèi)心：幽暗的花園》等在生存和死亡邊緣上掙扎的作品。

　　要探究余虹何時開始對自殺進行詩意想象和哲學思考，那是一個學術論題，非本文所能勝任，但就我所接觸的材料看，他出版于2005年的專著《藝術與歸家——尼采·海德格爾·福柯》，就已經(jīng)把自殺納入存在主義的“生存美學”范疇：

　　“而在�？�，希臘式的藝術就是‘生存藝術’或‘生存美學’，這種藝術絕不安居于任何‘監(jiān)獄’，絕不服從任何禁令，不自由勿寧死，自由是這種藝術鑄造的家園，那家園沒有外在的強制，它唯一的規(guī)定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包括你對自己的強制和自殺�！�

　　這就是余虹為這本書所寫的引言中的一段話，可以被看成是開放在海子詩歌中的“死之花”的哲學表達。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也譯作涂爾干)在其名著《論自殺》里認為，過高或過低的社會整合程度，都可能導致較高的自殺率：社會整合程度過高，會發(fā)生利他型自殺，自殺是為了避免成為社會負擔；
社會整合程度過低，會發(fā)生利己型自殺，自殺是為了尋求解脫。

　　他的理論十分精彩，但不一定能解釋中國的情況：翦伯贊夫婦、傅雷夫婦、老舍、鄧拓、儲安平……等人的自殺屬于什么類型？海子、顧城、余地、余虹的自殺又屬于什么類型？在我看來，個人自殺是社會自殺引起的（反對自殺的宗教社會除外）。社會可以分為自殺型社會和發(fā)展型社會。自殺型社會是扼殺個人自由的社會。扼殺個人精神自由，是精神自殺型社會；
扼殺個人經(jīng)濟自由和公平，是經(jīng)濟自殺型社會。

　　“文革”時期的中國，兩個自由都扼殺，因此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自殺率都很高；
改革開放以來，個人經(jīng)濟自由和公平得到發(fā)展，中國的自殺率降低，但精神自由滯后于身體自由的狀況，不僅使某些完美主義詩人和哲學家們不能獲得“生存美感”，還可能失去生存條件，而他們又不可能放棄精神而放大身體，剩下的路就是海子的選擇：讓精神的梨花陣陣，讓肉體的頭蓋骨龜裂。

　　“‘身體’的大寫，什么東西正在到來？”余虹這樣問道。

　　他用徹底刪除自己的身體作了回答。讓我們記住他的回答，讓海子、余地、余虹的死亡之花不要白白開放。

　　2007年12月19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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