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民族、民族問題與中國對外關系

　　【內容提要】冷戰(zhàn)結束以來，民族與民族問題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發(fā)凸顯。本文基于對中西方民族和民族問題發(fā)展演變的分析，考察了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具有的不同特點。并在對比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民族與民族問題對中國對外關系的影響。

　　【關鍵詞】民族 民族問題 中國對外關系

　　“9·11”后頻繁發(fā)生的恐怖襲擊，強化了我們觀察國際問題應該切入的視角——人類文明的視角。而在人類文明的諸多構成要素中，民族與民族問題無疑占有突出的位置。綜觀當今世界，從車臣問題到巴以問題，從形色各異的分離活動到發(fā)生于世界各地的恐怖襲擊，幾乎都與民族、民族問題難逃干系。那么究竟應該怎么看待民族與民族問題，以及如何認識中國近代民族與民族問題的發(fā)展演變，尤其是如何看待它對中國目前對外關系的影響，就顯得十分重要。同時，由于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主要以研究大戰(zhàn)略、大國關系、體系演變、理論譜系等宏觀層面為主，而在中觀、微觀層面卻不太受人重視。再者，因為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主要以研究國家間關系與國際關系為主，而對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的互動鮮有涉及，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本文也是在這些層面的一個嘗試。

　　一、民族與民族問題的相關理論

　　探討民族與民族問題對一國對外關系的影響，無疑首先應該弄清楚什么是民族與民族問題。早在古希臘時期，在著名的古希臘史籍《歷史》一書中，就有200多處用到了“民族”一詞[1]。當時人們對民族概念的認識主要與當時氏族社會的發(fā)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意識水平有關，是和“種族”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的，主要指“同一種人的共同體”[2]�？梢钥闯�，這時“民族”的主要指涉對象是具備相同血緣的人們。在此意義上使用此概念一直延續(xù)到歐洲中世紀晚期。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與民族本身發(fā)展的相對穩(wěn)定性有關；
其次，考量這一概念在19世紀前后的發(fā)展，可以看出，地理大發(fā)現前各民族在語言、生活方式、經濟活動方式，尤其是在地域上的相對固定有很大聯(lián)系；
最后，與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世紀末基本統(tǒng)一了整個基督教歐洲有關；
公元800年圣誕節(jié)，羅馬教皇把一頂金冠戴在他頭上，查理曼正式成為古羅馬帝國的合法繼承人，羅馬帝國以另外一種方式復活了。從此皇帝成了歐洲中世紀世俗國家的代表。于是，中世紀歐洲人只有皇帝觀念，卻很少有民族概念。

　　到了歐洲中世紀晚期，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們之間相互遷徙開始自由化，不同區(qū)域的人們接觸也更加頻繁。依靠基督教聯(lián)系起來的歐洲大一統(tǒng)的社會開始引起人們的思考：歐洲到底是否是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如果是，為什么有如此眾多的差異？如果不是，如何區(qū)分？何種標準區(qū)分？自然法告訴我們，人們在觀察他人時，很容易以“地域”為標準。因此，這時對人們的區(qū)分開始有了“領土”的概念。這一變化意義十分深遠。一方面，它使“民族”概念除了“血緣”因素外，也有了“領土”的內涵。另一方面，它深刻地影響了其后歐洲對國際關系的理解，甚至從根本上影響了現代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發(fā)展。這從其后歐洲發(fā)生的一系列為領土而爭霸的戰(zhàn)爭、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上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以領土為核心的主權觀”可見一斑。

　　同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西歐資產階級聚集了強大的經濟實力，開始在西歐范圍內實行資產階級革命，尼德蘭資產階級“聯(lián)省共和國”首先成立。隨后，英吉利、西班牙、意大利民族也相繼在資產階級國家統(tǒng)一中形成。尤其是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狂熱的法國人開始把微觀意義上的民族概念擴大到宏觀層次上，發(fā)起了一場“高盧化”(Gallicization)運動。當時的法國人，不顧其主體是法蘭克人和其他北歐種族的歷史事實，出于純凈其種族與強調其民族特性的目的，把自己的民族族源定位為前羅馬時代的高盧人。他們甚至把該運動擴展到他們征服的弗蘭德斯(今比利時和荷蘭)，強迫這里的居民接受“高盧化”的洗禮。這樣，現代民族國家開始誕生了，也就是從神權下恢復國家主權“最高權力”的應有面目。從此，人們開始把民族（nation）等同于現代意義上的國家（country）。這方面，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證明：其一，法國大革命后，雖然拿破侖復辟了帝制，并仍讓羅馬教皇給他“加冕”，但是，他卻是穿著便裝迎接教皇，并奪過王冠自己戴上。過去人們常以此來說明拿破侖的狂妄自大，而沒忽落了其中的象征意義——“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是最高權力”，這種屬于自己民族的權利是絕對不允許教權、神權凌駕于之上的，哪怕它是君主立憲的現代國家主權。其二，法國大革命后頒布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中明確宣布“（國家）主權的來源本質上屬于國家（nation）”。

　　也就是在此意義上，民族除了此前所內含的“血緣”、“領土”因素外，開始有了“主權”的含義。事實上，就是今天，許多關注族際政治的學者仍認為，“民族總是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政治自治”[3]�？梢钥闯觯�在西歐資產階級擺脫封建主和教會控制，由封建“王朝國家”向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過渡的過程中，國家的創(chuàng)立與民族的形成是齊頭并進，互為表里的。其后一直延續(xù)至今的國家民族化，在某種程度上既是這一內涵繼續(xù)內化的結果，同時也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一個發(fā)展前提。此后的nation在西方就有了兩層含義，微觀意義上的“民族”與宏觀意義上的“國家”。同時，該用法隨著19世紀后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與非西方國家對西方國家的反抗更加強化。

　　自從有了民族，民族問題就開始出現。那么在概念上如何界定迄今仍然存在很大爭論。有學者認為，“民族問題是和民族存在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lián)系的，表現在民族諸特征及其具體形式上的民族間的復雜的社會矛盾問題�！盵4]此意義上的“民族問題”主要指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間，由于在語言、價值觀、經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而造成的。而根據鄧小平和江澤民同志的有關論述，認為民族問題既指民族之間的問題，也包含民族內部的問題。[5]在當今國際關系領域主要從前者意義上使用該概念。而在國內問題上，仍常使用后者意義上的這一概念，例如中國要使“東西部民族共同發(fā)展”等。筆者認為由于后者的包羅萬象，有時反而會弱化其作為一個專有詞語的價值，所以應指不同民族之間。[6]

　　一般而言，民族問題的產生有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兩個方面。一方面，從民族概念來看，人們正是根據民族的基本特征，或它們在總體上的表現不同，才將世界各地生活的不同人類群體，區(qū)分為一個個民族，是為了區(qū)別而產生的。正是由于這種自然上的差異，不同血緣與地域的人們在長期的生存、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會在交往過程中出現各種磨擦、沖突和對抗。一旦有條件，這些問題就會在民族之間交往接觸過程中，成為產生民族問題最直接、最基本的誘因。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國家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失當，也很容易產生民族問題。在私有制社會，民族內部由于存在階級壓迫和剝削而導致民族之間形成對抗的關系；
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執(zhí)政黨和政府由于某些主觀認識不足或其他原因導致有關民族政策、措施不當，也會出現民族問題，如蘇聯(lián)與南聯(lián)盟的解體雖由多種因素所致，但民族問題無疑是一個起關鍵作用的深層次的因素[7]。

　　二、中國的民族與民族問題

　　相對西方，民族在中國的發(fā)展要落后很多。在中國古籍里，常使用“族”字，也常使用“民人”、“民種”、“民群”等詞。但直到二十世紀初，通過梁啟超等人的介紹，“民”、“族”才作為一個詞出現在中國的社會文本中。中西方的這種差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建社會下的歐洲，其內部是由現代意義上的不同“邦國”構成，這與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tǒng)帝國內部的社會形態(tài)、國家構成以及政府架構均存在很大區(qū)別。中國的封建社會事實上僅在秦朝之前存在了三百多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就開始用加強中央權利的郡縣制取代封建制。[8]綜觀這一時期中國民族概念的內涵，雖然從表面上和歐洲中世紀的不分民族共同忠于君主，以及和18世紀伊斯蘭教的不分民族共同忠于宗教有點類似，但東西方這種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的不同，在本質上也預示著東西方在此后的的國家結構、社會發(fā)展等方面都不可能會同向。[9]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中國開始被迫接觸西方，中國人也開始真正有思考“民族”概念的現實土壤。

　　進入20世紀，我國開始大量使用“民族”以及與民族有關的詞語（如“中華民族”、“中國民族”、“民族主義”、“民族運動”等），也開始出現專門研究民族和民族問題的文章、書籍。究其根源，是與當時中國政治、社會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也與國際的影響無法分開。[10]這一時期，中國各種形式的革命運動隨著其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的慘敗而風起云涌，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民族在中國的發(fā)展。例如，漢族的概念早已存在，但最初只是一種文化上的內涵，指認同中原文化的人，這根本不同于西方側重于血緣、地域、主權等的現代民族的概念。但由于孫中山等革命者使之成為政治觀念，把其正式滲透到機體深處，才真正具有現代意義上“民族”的內涵。因此，對于中國民族概念的發(fā)展，共同傳承的孔孟秦唐只是內因，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借鑒西方民族主義思想也僅僅是外因，而甲午戰(zhàn)爭等一系列讓“天朝中國”丟掉“夜郎自大”的幻想，并被迫與西方接觸才是真正的誘發(fā)因素。

　　1922年，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借鑒蘇聯(lián)的經驗基礎上確立了其民族政策：允許不同民族獨立，并相互聯(lián)合組成邦聯(lián)國家。1931年9·18事變后，日本為了迅速占領中國，就利用當時中共的民族政策，幫助當時的少數民族獨立，然后組成傀儡政權，進行“分而治之”。這種情況下，內蒙古、偽滿州國等相繼獨立。在此背景下，中共發(fā)表了《八一宣言》，指出各民族雖然擁有獨立的權利，但這一權利應該在其領導下進行。1938年，王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還專門區(qū)分了“日本侵略中國”與“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間的本質區(qū)別。同時，中共也看到了中國“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點與蘇聯(lián)的“小雜居、大聚居”之間存在明顯的區(qū)別，“歷史的發(fā)展使我們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與蘇聯(lián)不同的另一種形式。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發(fā)展情況，不能照抄別人的�！盵11] 因此認為中國解決民族問題應采取單一制形式，而非聯(lián)邦制。此外，各少數民族在與日本聯(lián)合后，也逐漸認清了其本質，再考慮到當時的國民黨否認民族間的差異，遂開始接受共產黨的民族政策。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qū)成立，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和分析比較，最后選擇了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形式作為處理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共同綱領》對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形成的民族政策從法律上給予了確認。但到1957，隨著“反右”開始，政府否認民族間的差異，民族政策遭到了曲折發(fā)展。1967年文革的爆發(fā)，更是把民族間的內部矛盾上升到階級矛盾，把民族間的差異絕對化，民族政策遭受到重大挫折。1976年，隨著文革的結束，民族政策開始重新邁向健康的發(fā)展軌道。

　　作為社會發(fā)展總問題的一部分，中國民族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條件下是各不相同的。新中國的成立使以往民族問題中所存在的對抗因素基本消失，但由于歷史遺留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經濟、文化發(fā)展的相對落后狀況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深化，西部民族地區(qū)同東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發(fā)展的差距又進一步拉大，這些就是構成了現階段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內容。

　　對比于西方，可以看出，中國民族與民族問題的發(fā)展有以下特點：首先，由于其是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而出于自衛(wèi)才發(fā)展起來的，因此不具備擴張性特點；
其次，相對于基督教在西方民族與民族問題發(fā)展中的影響，中國民族思潮不含有宗教成分，不是依托某種宗教傳統(tǒng)作為民族認同的凝聚力與基礎。最后，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由于政黨斗爭的加劇，民族的發(fā)展與政黨政治的發(fā)展也密切相關。

　　三、中國民族與民族問題對中國對外關系的影響

　　全球化時代，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截然二元化的邊界已經相當程度上被銷蝕，一國內部的民族與民族問題同樣也對該國的對外關系產生一定的影響。一方面，由于當今各國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國家，跨界民族[12]也很多，由于同一民族在語言、價值觀等方面的天然親近性，因此民族在促進各國間相互親近并形成較為接近的價值觀，從而在采取對話方式解決彼此爭端方面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在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民族問題不斷出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波及到民族國家就會加劇相關國家和地區(qū)間局勢的緊張程度，甚至會威脅到有關國家的領土完整；
此外，特定國家的民族問題也常會為別國干涉其內政提供契機；
具體說來，中國民族與民族問題對其對外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尋求大國對我們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理解和支持是中國的外交重點之一。以新疆為例，在其解放后，民族團結，社會經濟得到發(fā)展的同時，極個別分裂分子仍然對這種安定團結的局面構成了威脅，其中尤以“東突”為代表。目前，“東突”組織大概有50多個，僅1990年至2001年間，其在新疆境內就制造了至少36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喪生440多人受傷[13]。因此，尋求國際社會對我國解決此類問題的理解與支持，同時與負面影響做斗爭，就成了外交工作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例如，2001年10月19日，歐洲議會允許一些“東突”分子在議會大廈內舉行有關“東突”研討會，中國外交部對此立即進行了交涉。同年11月14日，外交部發(fā)言人也就反恐問題，向外國駐京記者做了重要的背景吹風。

　　眾所周知，反恐和正確解決民族問題是不同的概念，民族問題的合理解決要靠正確的民族政策，而反恐則是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而進行的斗爭。但隨著“地球村”真正意義上的形成，無論是解決民族問題還是反恐，都有必要借助國際社會的力量。事實上，近年來由于中國外交的努力，再加上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從先前的“不能把民族問題作為恐怖勢力來鎮(zhèn)壓”到把“東突”列為恐怖組織，大大緩解了三股勢力對新疆的壓力，這可以說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大勝利。

　　其次，由于中國周邊國家在民族問題上本身具有的復雜性，再加上其國家類型的多樣性，就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民族關系復雜化。因此，中國外交中一直堅持的“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重點”、“與鄰為伴，以鄰為善”等不能不說有這方面的考慮。

　　中國陸上鄰國15個，其中大多數在冷戰(zhàn)后曾因民族問題爆發(fā)過沖突，這“一度使中國周邊地區(qū)這一傳統(tǒng)安全棋盤出現了新的態(tài)勢。”[14]同時，這些鄰國中既有社會主義國家，又有資本主義國家；
既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俄羅斯，又有人口數量排世界第二，號稱民族學博物館的印度；
既有獨立歷史較長的國家，也有新獨立的國家；
既有信仰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也有信仰佛教為主的國家。這就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既涉及到大國間的關系，也涉及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關系，也涉及到世俗政權與伊斯蘭教政權間的關系。這種錯綜復雜的周邊環(huán)境，就要求我們在外交上做為“重點”來對待。

　　第三，由于我國在陸路邊境地區(qū)居住著34個跨界民族，由于共同的文化特征、地緣聯(lián)系、歷史淵源等因素，跨界民族容易產生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宗教)上的相互影響或主觀上(人為地)滲透以及邊界領土糾紛等問題，“這種現象又增加了中國邊疆地區(qū)民族問題的復雜性”[15]。為了應付這種復雜的局面，我國與主要相關國家在該地區(qū)成立了重要的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

　　對我國而言，居住在邊境線一帶的跨界少數民族，幾乎都是一個鄰國的主體民族。如：新疆的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羅斯族，分別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羅斯等國的主體民族。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第三大民族烏孜別克族既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又是鄰國塔吉克斯坦國和烏孜別克斯坦的主體民族�？缃缑褡咫m然在改善國家關系上具有先天紐帶的作用，但在少數人的煽動與國際環(huán)境變化的大氣候下，也常給相關國家的安全與穩(wěn)定帶來負面影響。能否正確地處理跨界民族問題，不僅關系到與周邊鄰國的關系和地區(qū)安全，也關系到我國和平發(fā)展戰(zhàn)略能否順利實施。尤其是在跨界非常明顯，民族問題十分復雜，宗教勢力也比較活躍的中亞地區(qū)保持政治和社會穩(wěn)定至關重要。出于此考慮，我國與相關國家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并在其共同框架下，多次共同進行了反恐軍事演習。

　　再者，各種泛民族主義思潮也影響了我國與相關國家的關系，如泛突厥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蒙古主義等。泛突厥主義極力宣揚“突厥民族至上”論，圖謀營造一個以土耳其為首的，包括新疆地區(qū)的突厥國家聯(lián)合體[16]；
“大哈薩克主義”號召世界范圍內的哈薩克人回歸哈薩克斯坦；
“泛蒙古主義”就是將蒙古國、中國的內蒙古、俄羅斯的布里亞特統(tǒng)一成“大蒙古國”；
朝、韓兩國也打出“尋根歸祖”旗號，提出“所有朝鮮族人是一個整體，不需要國家疆界”等口號，借此煽動我國朝鮮族的民族獨立情緒，以最終達到蠶食我領土的目的。

　　泛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于我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將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就要求我國在與相關國家的交往中尤其要重視該問題，如關于泛突厥主義，在雙方努力下，2000年4月，土耳其領導人強調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維族人是中國公民，也決不會去支持“東突”這樣一個反華組織。這樣，就使中土關系進入良性發(fā)展的軌道。

　　最后，由于當今世界上各熱點問題多與伊斯蘭國家有關，加上《古蘭經》教義“所有穆斯林是一家”，因此雖然我國僅有大概1800萬信仰伊斯蘭的人，但由于全世界大概有9億多伊斯蘭教徒，占信教總數的22.56%，因此中國政府目前與世界上主要的伊斯蘭國家如土耳其、伊朗、沙特、巴勒斯坦等都保持有良好的關系，顯然也是有民族問題方面的戰(zhàn)略考慮。這種情況下，至少這些國家無法公開對我國國內的極少數分裂勢力進行支持，這也就極大地減輕了打擊該勢力的國際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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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詳細請參見：《歷史》，(古希臘)希羅多德著 王嘉雋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59年版。

　　[2]同上

　　[3] 安東尼·H·里奇蒙著、馮炳昆譯：《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與社會科學的諸種規(guī)范》，載《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第5卷第1期，第4頁。

　　[4]金炳鎬，《民族理論通論》，中央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
“江澤民總書記考察新疆”，《人民日報》，1998-07-11。

　　[6] 有關“民族問題”的詳細概念請參見：徐玉圻，《民族問題概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陳永齡，《民族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版；

　　[7]相關資料請參考：果洪升：《中國和前蘇聯(lián)民族問題對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李程，“從民族角度看前蘇聯(lián)的解體”，載《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王建娥、陳建樾等：《族際政治與現代民族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8]擁有再多土地的地主，也沒有在其土地上行政、司法、警察和軍事的處置權，依然要靠行賄或勾結當地官員來保住自己的財富。該制度并不能稱為封建制度，而應是官僚政治，或稱為文官制度。

　　[9]如在國家結構上，西方多為聯(lián)邦制，而中國則為單一制；
社會形態(tài)上，西方“大社會、小政府”，而中國則“大政府、小社會”；
在“城市”的發(fā)展上，西方先“市”后“城”，彼此沒有依附關系，而中國則先“城”后“市”，后者嚴重依附于前者。

　　[10]烏小花，“再論‘民族與民族問題理論’”，《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14頁。

　　[11] 周恩來：“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政策》，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頁。

　　[12] 按照較嚴格的定義，就是以主體民族占國家總人口95%左右為標準，世界上真正的單一民族國家只有15個：日本、朝鮮、韓國、冰島、葡萄牙以及其他幾個小國。而世界上大約有1/3的國家其主要民族甚至占不到總人口的40%，這類國家可被視為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參見Walker Conner,“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omorrow’s Political Map”, in AlanC .Cairans,etal(ed),Citizenship,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p.164。

　　[1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東突”恐怖勢力的難脫罪責，人民日報，2001-11-21

　　[14]何希泉：《周邊地區(qū)民族宗教問題透視》，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15]馬大正：《20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第33—34頁。

　　[16]厲聲：“‘東突厥斯坦’迷夢”，《世界知識》，2001，(22)。

　　來源：《民族論壇》(理論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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