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義和團”與“傅滿洲博士”：20世紀初西方的“黃禍”恐慌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兩種“黃禍”，一種來自中國本土，一種就在西方。有關義和團的恐怖傳說，是西方20世紀中國形象的一個陰暗恐怖的、以地獄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紀西方輕蔑、鄙視的鴉片帝國的睡獅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個垂死僵化的帝國軀體內(nèi)，還蘊藏著一種邪惡的危險的因素，一種令人想起東方地獄與世界末日的因素�，F(xiàn)實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現(xiàn)著現(xiàn)實中西方對中國體驗到的種種欲望、焦慮與恐懼�！包S禍”恐慌在很多時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義和團是本土的中國人代表的“黃禍”，“傅滿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黃禍”。那些生活在倫敦、舊金山“唐人街”的、在西方人看來丑陋、陰險、狡猾、骯臟、冷漠而又勤奮、麻木而又殘忍的野蠻的“中國佬”。
“他們中大多是些惡棍罪犯，他們迫不得已離開中國，又沒有在西方世界謀生的本領，就只好依靠他們隨身帶來的犯罪的本事�！盵1]這是更為迫近的“黃禍”，直接威脅到西方世界的安全。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黃禍”可以體現(xiàn)在關于一個歷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體現(xiàn)在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為基礎，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國移民為基礎。我們關注在想象與現(xiàn)實之間，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證的可能。真實的義和團事件，可能用來表現(xiàn)莫須有的“黃禍”，而表現(xiàn)“黃禍”恐慌的虛構的恐怖小說，又暗示著現(xiàn)實世界意識形態(tài)與權力關系。通俗文藝與嚴肅歷史，虛構與現(xiàn)實之間的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賴。
一
20世紀開始的那年，爆發(fā)了義和團起義。這大概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又一次引起西方廣泛深切注意的事件。因為一再經(jīng)受打擊、幾乎處于癱瘓狀態(tài)的中華帝國，突然從其腹地，社會的最底層，一個神秘莫測而又危險可怕的中心，爆發(fā)了一次野蠻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黃種人在亞洲的廣闊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撲向孤島式的西方人貿(mào)易與傳教的據(jù)點。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將被這野蠻殘暴的黃色浪潮吞噬。這是西方人難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義和團的恐怖故事傳到西方，似乎證明了他們某種不祥的預感，也喚醒了他們集體無意識深處沉睡的噩夢。預感是關于“黃禍”的預感，而噩夢則是“啟示錄”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眾多的魔鬼部族，將攻占蒙愛的圣城……[2]
首先是“黃禍”傳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國戰(zhàn)敗，半個多世紀中國在一系列國際沖突中連連失敗，已接近衰亡與屈辱的極限。這一年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開始在公開場合提出“黃禍”（Die Gelbe Gefahr）說法，并命令宮廷畫家赫爾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據(jù)他想象中的黃禍景象畫一幅畫，制版印刷后送給他的親友大臣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的統(tǒng)治者們。畫名就叫“黃禍”，畫中七位天使一樣的人物分別代表德、英、法、意、奧、俄七個西方國家，她們拿著長矛與盾牌站在一處懸崖上，頭頂是一個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爾（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邊，大家面前，表情嚴肅而神圣地說：“歐洲國家聯(lián)合起來！保衛(wèi)你們的信仰與你們的家園！”在懸崖深澗、隱約的山河城廓的那一邊，半空中懸著一團奇形怪狀的烏云，烏云中心閃現(xiàn)著一團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騎在一條中國式的惡龍身上。
威廉二世聳人聽聞的黃禍幻景，雖然沒有多少人認真，甚至有人提出異議，[3]但畫家的畫卻很快流傳開來。1898年，美國也將《黃禍》作為宣傳畫印刷發(fā)行。如果說德皇的黃禍恐慌完全是捕風捉影，英國美國倒還有一些難以啟齒的理由。對英國來說，那是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與經(jīng)濟掠奪使他們在勝利的得意中也隱約感到某種恐慌，他們隱約預感到中國人總有一天會對大英國采取報復行動的。對美國而言，問題更具體，華人勞工移民在勞動力市場與種族觀念上對美國人構成威脅，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排華風潮，都是“黃禍”恐慌的現(xiàn)實與心理背景。克爾南（V. G. Kiernan）談到“黃禍”時指出：
“有可能出現(xiàn)的中國威脅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與軍事兩個方面。如果中國被迫接受現(xiàn)代工業(yè)化，那么中國難以計數(shù)的勞苦大眾就可以讓中國產(chǎn)品泛濫于世界[4]。這是一個令人想起來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認自己有一種幸免于難的欣慰，‘不管怎樣，我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痆5]當時還有人抱怨，‘在中國謀生的外國人的數(shù)量，已經(jīng)日漸減少’[6]。正是那些僑居中國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擔憂與恐怖，而他們的看法又影響家鄉(xiāng)公眾輿論的偏見。從軍事角度看，中法戰(zhàn)爭后，‘人們似乎已經(jīng)想見中國佬滿世界亂跑的景象’；
[7]20年后（作者所說的西方人的種種恐慌，都在19－20世紀之交的那幾年——引者注），這種危險可能就更加緊迫，如果有一個國家最終控制了中國，就像不列顛控制的印度那樣，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礎上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規(guī)模驚人的軍隊，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國鴉片煙鬼說，如果英國能夠占領中國，“20年內(nèi)就可以建立一支打敗全世界的軍隊”，[8]如果沙皇的軍隊可以得到中國的人力資源上永不枯竭的補充，他們就無往不勝了。有關俄國統(tǒng)治中國并使用中國統(tǒng)治世界的預言，早在19世紀中葉就可以聽到，19世紀臨近終了的時候，一個美國人曾預言：俄國將統(tǒng)治中國，然后印度——‘亞洲將開始征服歐洲’。[9]
……
在一般人的頭腦中，黃禍帶來一種模糊的驚恐，只要一想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萬涌到其他國家，人們就會不寒而栗。歐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國，對龐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對他們來說，亞洲人口泛濫，歐洲如果沒有技術上的領先，根本就無法應對。他們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貶稱中國泛濫成災的人群，該詞最早出現(xiàn)于歐洲語言，指中亞腹地洶涌而出的野蠻人，他們是些半人半獸的怪物，不知所來，也不知所向，所到之處，無不令人驚恐……[10]
克爾南想說，西方人的“黃禍”恐慌，其實既不是經(jīng)濟的，也不是軍事的，而是對龐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種“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這種恐慌可能根本沒有什么現(xiàn)實或可能的威脅，只是它那令人厭惡的、異己的存在，就讓西方人感到緊張、痛苦。麥都思曾描述過擁擠在地獄般的國土上的龐大的中國人口。并對此表示過傳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爾（Eliza R. Scidmore）沒有傳教士的同情，也毫不掩飾自己的種族主義偏見。他在《萬歲帝國》開篇道：
“從來沒有一個外族人能夠深入了解黃種人的思維方式。他們思維的起點與終點都與我們不同，是一個和我們相反或顛倒的過程，我們無法追蹤和理解�！瓕τ谒械臇|方人來說，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跟我們的差異那么大。沒有一種記憶、風俗、傳統(tǒng)、理念、詞根或是任何一種象征能夠把我們的過去和他們的過去聯(lián)系起來。這就像在盎格魯撒克遜人與中國人之間,沒有任何同情、關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們巨大的數(shù)量和相似性令人震驚，任何一個單獨的個體與他的三萬萬同胞的相象是讓人感到可怕的。在這個巨大的帝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每個人都發(fā)現(xiàn)他們擁有相同不變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黃色皮膚、堅毅的性格和刺耳、機械的語言；
相同的住房、墳墓和服裝；
相同的偏見、迷信和風俗；
相同的自私的守舊性和對于過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
這種單調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斷重復的生活，令人討厭，幾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們占據(jù)的土地上，從西伯利亞到交趾支那，無論在哪里，他們都留著卑賤的辮子、穿著毫無感覺的棉鞋；
無論在哪里，這人類最低劣的種族都墮落到骯臟、混亂之中。他們頹廢、沒落、麻木不仁，甚至對財富的喪失也無動于衷；
他們自負、自私、頹喪、懦弱和迷信，沒有想象力、感情、騎士精神或幽默感；
他們不會熱心于任何斗爭，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條件的斗爭，甚至對于誰將統(tǒng)治他們或誰將篡奪君權也漠不關心。”[11]
“黃禍”更多是一種西方文化對東方的想象中固有的幻象。龐大的異己的人口本身就給西方人造成心理壓力與恐慌。如果他們不好斗也不好動，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厭惡，世界上竟有這樣一個卑劣的種族存在而且不斷增長；
如果有一天，這么龐大的人口突然變得嗜血好戰(zhàn)，武裝到牙齒，反感或厭惡就變成了恐懼和仇恨。那將是世界最黑暗的時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爾南強調中國龐大的人口對西方造成的心理壓力。實際上“黃禍”恐慌的原因，可能更為多面更為復雜，有歷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經(jīng)濟軍事的還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滿排斥性與侵略性，異域想象賦予異域的特征，也經(jīng)常帶有想當然的排斥性與侵略性，對異域文化的想象經(jīng)常是“以已度人”的。羅伯特·杜魯斯（R.Druce）分析“黃禍”的意義時指出：“不管怎樣，某種有關‘黃禍’的觀念不斷侵擾著歐洲人的想象�！S禍’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無。它對西方本土經(jīng)濟的威脅在于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工的涌入；
對西方哲學與基督教會的威脅在于佛教的傳播；
而更大范圍中對西方勢力的直接威脅，則體現(xiàn)在中國正在與其他國家一道，爭取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自由，當然，最不堪設想的恐慌，還在于一種惡夢，黃種人像洪水一樣在全球泛濫，最終統(tǒng)治世界。”[12]
二
“黃禍”是一場惡夢，是西方文化集體無意識深處關于異域東方的恐懼。它可能找到歷史的依據(jù)與地理的方位，但本質上仍是心理的，是一種關于恐怖的想象的原型，歷史事件與地理方位，不過是將其喚醒并表現(xiàn)出來的方式。“黃禍”恐慌在西方有多種理由多種表現(xiàn)，但直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還只是一種沒有多少人當真的夢魘。義和團運動爆發(fā)，起初只是山東山西幾位傳教士遇難，教堂被燒，然后是大批的團民涌入北京，圍攻教堂使館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終于應驗了。有關義和團事件的各類報道出現(xiàn)在西方，在人們想象中勾畫出可怕的“黃禍”景象：無數(shù)丑陋兇殘的黃種人，頭上腰上纏著血腥的紅布帶，揮舞著長矛大刀，野獸般嚎叫著，蝗蟲般漫山遍野地涌來，所到之處，火光沖天，過后便是廢墟一片。這是多么可怕的、地獄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場景。西方幾乎所有有關義和團報道都在重復同一個故事，同一種恐怖的場景。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所有描述義和團事件的書信、小說、政府或教會報告，都在證明“黃禍”并非無中生有，而是歷史必然的劫難。傳教士的報告描述了他們的同伴與妻小在山西被砍頭或以其他野蠻方式折磨至死的血淋淋的場景，教士、使節(jié)、士兵、商人以各種形式介紹他們被困在北京教堂與領館的那個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這些著作報道在義和團事件及隨后的幾年中，充斥著整個西方社會，以至1906年，親身經(jīng)歷義和團事件的英國人普南·威爾（B. L. Putnam Weale）要發(fā)表自己的見聞書信時，他的朋友告訴他，僅他自己的藏書中，就有43種有關義和團事件的著作，這還僅限于英語，不算西方其他語言寫成的有關著作。[13]
“黃禍”終于成為現(xiàn)實。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黃禍”與義和團事件具有某種“互證”關系。義和團事件使“黃禍”的預言應驗；
西方人關于義和團的想象，又來自許許多多所謂親身經(jīng)歷者的“故事”，而所有這些“故事”，聽上去又是同一個恐怖的故事，即“黃禍”的故事。普南·威爾希望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以正視聽”，而他描述的“事實”依舊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個人想象。他的《北京隨筆》一開始就描述了一個處在戈壁邊緣、野蠻世界邊緣的黃塵漫天的城市——北京。這個城市在歷史上不斷被野蠻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殺戮、夷為平地，已成為上帝在這個世界上選中的、反復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臺。又一次劫難到來了。義和團像過去來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樣，涌入這個黃塵彌漫的死亡之城。他們粗野尖厲地嚎叫著，像地獄里的惡狗（Hell Hounds），他們放火焚燒房屋，火光與濃煙吞噬城市。這是普南·威爾描述的義和團進城的那個晚上：“……依舊忠于職守的帝國衛(wèi)兵剛剛關上韃靼城門，就聽到一陣嚎叫，以前我從未聽到過這么尖厲可怕的聲音也從未想象到世間能有這般恐怖的叫聲。義和團來了。義和團第一次向我們撲來，他們穿過哈德門，從東面向使館區(qū)逼近。他們已經(jīng)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了三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們這里的百十桿槍。義和團加上北京城里的那些流浪無賴，發(fā)現(xiàn)在漢人城里已經(jīng)沒有什么值得施暴的，大概又聽說他們可以隨意處置那些基督徒和歐洲人，所以他們就蜂擁向內(nèi)城。他們發(fā)瘋地嚎叫著，一陣一陣地，所有的人同時重復著兩個字：殺、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聲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聽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時的吼叫如何響徹云霄，那種聲音奇特極了，但是，還遠不如現(xiàn)在義和團嚎叫得可怕。這種叫聲聽起來讓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厲、空曠，一聲一聲地重復，幾個小時從未間斷，叫聲中包含瘋狂與邪惡�！覀冎械膵D女已經(jīng)嚇呆了，水手們咕嘟著，這不是戰(zhàn)爭，比戰(zhàn)爭更可怕，是但丁描寫的地獄。你直覺中已經(jīng)預感到，如果這些人沖進來，他們會將我們的肉一片一片地從骨架上撕下來，夜漆黑，寶塔與城墻上箭樓的影子，看上去猙獰可怖，義和團可能隨時都會沖擊來，使我們粉身碎骨�！盵14]
最恐怖的不是某種經(jīng)歷，而是關于某種經(jīng)歷的想象。普南·威爾與許多義和團事件的見證敘事者一樣，他們更多在描述自己關于恐怖的想象。這種聲色俱全的想象是最可怕的，義和團野獸般的嚎叫、血腥的紅色腰帶……一位小時候讀過有關義和團事件的書籍的美國傳教士，聽說自己將被派到中國傳教時，做了一夜惡夢[15]。義和團圍攻使館教堂，既是一次歷史事件，又是西方人想象中“黃禍”恐慌的證明，后者在想象中比前者在現(xiàn)實中的經(jīng)驗更加恐怖。后者的恐怖具有歷史與宗教文化心理的深遠背景。普南·威爾說：只有在北京這座城市，才能夠想象義和團的恐怖，因為這是個在歷史上反復被野蠻部落殺戮涂炭的地方；
從金到元，從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經(jīng)常從黃塵四起的戈壁中涌來，燒殺搶劫之后，尸體血污成泥，房屋宮殿成塵。如今又是一個塵沙蔽日的夏天，野蠻人再一次涌來。普南·威爾和他那些同伴在事變及其隨后的回憶中，總禁不住將義和團與野蠻的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聯(lián)系起來，同一種野蠻勢力，同一種野蠻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蠻人。歷史的惡夢突然復活在眼前，紀元四世紀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羅馬城市、紀元十三世紀拔哥率領的蒙古大軍橫掃多瑙河畔，進逼布達佩斯，如今這些義和團，在西方人的想象記憶中，就是阿提拉與成吉思汗的后代。這是歷史記憶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對義和團形象的塑造。還有宗教記憶，當年蒙古大軍進逼奧地利，驚恐萬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覺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圣經(jīng)·啟示錄》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應驗：鎖在無底深坑里的龍，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將“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聚集起哥革與瑪各的部族，他們的人數(shù)多如海沙……圍困圣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啟示錄》第20章）。中世紀歐洲人第一次見到中國的龍的形象，就確認魔鬼就是中國的龍�！绊^靼人” （Tartar）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來自地獄里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lian）則直接令人想起《啟示錄》中所說的魔鬼的部族哥革與瑪各(Gog和Magog)。描述義和團的西方人，既在描繪他們目前的義和團，又在描繪他們“目后”集體無意識深處的世界末日與地獄幻象。
在西方人的義和團想象中，我們既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的歷史記憶，又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的宗教記憶。義和團形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關于世界末日的幻想原型的表現(xiàn)。魔鬼部落來自東方，他們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義和團，他們以海沙般的人數(shù)圍攻基督徒的蒙愛之城，世間已沒有什么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東方魔鬼部落的降臨，就是末日。義和團不僅印證了他們的黃禍預感，也印證了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千禧末日的預感。這是同一種原型，東方、中國，蒙古人或義和團，都不過是想象地圖上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黃禍”想象在眾多的義和團事件的報道中，變成了“真實”。更讓人信服的是，畫中那七個國家[16]加上一個日本，組成了八國聯(lián)軍，迅速占領了北京，并四出追殺逃散的義和團民。這是一個恐怖的故事，但有一個“光明的”結局。早在義和拳剛剛在山東、山西出現(xiàn)，幾位傳教士遇難的時候，西方人就已表現(xiàn)出復仇的急切。義和團進京，圍攻教堂使館，美國《時代》雜志刊文稱：“中國，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已經(jīng)對我們發(fā)動了戰(zhàn)爭，北京的屠殺已經(jīng)開始而且還將進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必須武裝起來復仇。必須像對待食人生番那樣對待中國人，將北京夷為平地”。越來越多的恐怖故事從中國傳來，“白人婦女們正在遭受難以名狀的野蠻折磨，據(jù)我們所知，有些受難者竟連續(xù)幾天忍受可怕的酷刑折磨，痛苦難以細說，印度雇傭軍起義的暴行也沒有這般殘酷。”“孩子們被當著父母的面殺害，婦女被強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殘殺……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這種殘暴的屠殺，我們必須復仇……”[17]在西方敘事中，義和團事件已不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義和團驅逐殺害洋教洋人的沖突，而是野蠻對抗文明，中國對抗世界的沖突。他們在將中國等同于野蠻的同時，也將西方等同于文明。這樣，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就不是民族與國家之間，宗教之間的簡單偏狹的仇殺，而是文明征服野蠻，體現(xiàn)著歷史進步必然規(guī)律的正義行動。
所謂“中國對抗世界”的故事，終于以“世界”征服中國結束。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寫作《北京之圍：中國對抗世界》一書時，筆調是輕松的，就像他在寫給讀者的那段“前言”中開的那個玩笑，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場狩獵。[18]英國士兵尼格爾·奧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時期的《北京使館之困日記》[19]，也以同樣的結構敘述義和團恐怖殘酷的“圍困”與八國聯(lián)軍的“解放”，同樣是個光明的故事。他們的著作代表著當時絕大多數(shù)義和團著作的態(tài)度。這是一個以恐怖與邪惡開始，最終英雄戰(zhàn)勝恐怖與邪惡的老套傳奇。似乎只有少數(shù)例外，一是像法國海軍軍官，富于東方主義想象的文學家彼埃爾·洛蒂（P. Loti），他隨八國聯(lián)軍進入北京后，為北京的廢墟、死尸、搶掠所吃驚，他哀嘆世界上這個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輝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沒有美與神秘，而那些慶祝凱旋狂歡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總有一天他所見過的中國那些“樸實精壯的農(nóng)民”會掌握法國人的“現(xiàn)代的殺戮手段”，到那時后果將不堪設想。[20]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爾，他不僅描述了義和團圍攻使館與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國聯(lián)軍洗掠北京的恐怖。[21]這是同一種野蠻，似乎沒有戰(zhàn)爭是正義的。
有關義和團的故事，是西方20世紀中國形象的一個陰暗恐怖的、以地獄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紀西方輕蔑、鄙視的鴉片帝國的睡獅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個垂死僵化的帝國軀體內(nèi)，還蘊藏著一種邪惡的危險的因素，一種令人想起東方地獄與世界末日的因素。
義和團事件證實的“黃禍”恐慌，最終也只是虛驚一場。它的結局并沒有威脅到西方國家，反而導致了那個“天朝帝國”的滅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國聯(lián)軍進駐紫禁城，在慈禧的寢宮里，普南·威爾坐在“這位亞洲最有權力的女性”的床上，看著房屋一角那個華麗的銀制夜壺，盡量體會這個垂死的帝國權力中心的陳腐、乏味、永夜難眠的生活。那個用自己高超的權謀統(tǒng)治整個帝國，又幼稚到相信義和拳刀槍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從洋人給她提供的專列上走下來時，發(fā)現(xiàn)車站里有那么多她過去討厭的洋人，但她還是“按照中國婦女的禮節(jié)，向他們行禮”。[22]緊接下去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請這些西方使節(jié)、軍官的太太孩子們。美國公使的夫人代表眾夫人致辭：“……我們衷心地祝賀您和皇室的其他成員重新回到美麗的皇城……過去兩年發(fā)生的事情對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樣都是痛苦的；
但是這種悲慘經(jīng)歷的創(chuàng)痛是可以消除的……”[23]這種措辭總讓人聽起來有些別樣，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樣，鴉片戰(zhàn)爭以來歷次內(nèi)亂外患，已使這個帝國無可挽救了，崩潰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1911年少數(shù)革命黨在少數(shù)城市意外的起義成功，竟使這個近400年的天朝帝國傾刻間分崩離析。滿清滅亡了，作為一個帝國，它已不可能再威脅西方。英國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內(nèi)》一書中說，“明朝的沒落是中國歷史的一幕，而清朝的滅亡則是世界歷史上的大事”。它標志著中華帝國數(shù)千年強盛的終結，一種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這不只是災難的開始，科林斯1912年說：“這出長劇遠沒有就此結束。如果說過去中國曾災難深重，那么她注定還將遭受十倍于此的災難�！盵24]
三
中國作為一個帝國，已不可能再威脅到西方，八國聯(lián)軍的凱旋在新世紀的早晨將他們從義和團的惡夢中喚醒，但“黃禍”的恐慌即使在清天白日下，也還是無法消除。中國人巨大的數(shù)量與相似性，與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議的個性，只要一想起來，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那些難以計數(shù)的中國人，冷漠、麻木、頑強兇殘甚至詭計多端，就像一個只有一張面孔、一個頭腦，卻有無數(shù)支手腳的黃色怪物，他們才是歷劫長存的、真正的“萬歲帝國”所在。[25]最可怕的是，這些年里，他們竟不聲不響地移民海外，深入到歐洲、北美，住在倫敦或舊金山，與神經(jīng)脆弱的白人鄰室或鄰街而居，讓麥克白夫婦們經(jīng)常聽到可怕的敲門聲。帝國已經(jīng)不再可怕了，可怕的是帝國留下的無數(shù)的個人，他們正悄悄地、瘟疫一樣地流溢世界，蝗蟲一樣地吃光世界上的糧食，撤旦式地在個人的身上，突然復活帝國的魔影。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另一種黃禍，西方本土的黃禍。
義和團事件過去了，但黃禍的恐慌在西方并沒有消失。那些出現(xiàn)在他們生活中的中國移民，仍不時喚起他們的惡夢。1912年，滿清帝國剛剛滅亡，科林斯說中國的苦難才剛剛開始，這一年，英國通俗小說作家薩克斯·洛莫爾（Sax Rohmer）開始創(chuàng)作有關“傅滿州博士”的系列小說。傅滿洲的形象，一個陰險狡詐的中國人，成為20世紀西方想象中近在西方的“黃禍”的化身。
陰險狡詐的傅滿洲，成為20世紀西方大眾想象中“黃禍”的化身。洛莫爾在回憶自己最初的創(chuàng)作動機時說：“我常想為什么在此之前，我沒有這個靈感。1912年，似乎一切時機都成熟了，可以為大眾文化市場創(chuàng)造一個中國惡棍的形象。義和團暴亂引起的黃禍傳言，依舊在坊間流行，不久前倫敦貧民區(qū)發(fā)生的謀殺事件，也使公眾的注意力轉向東方”[26]洛莫爾所說的謀殺事件指1911年倫敦東頭的一樁團伙犯罪案，據(jù)說與當?shù)厝A人黑社會有關。在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傅滿洲——一個“中國惡棍”的形象誕生了，成為近一個世紀間西方最著名的“黃禍”的化身。
傅滿洲所代表的“黃禍”，或者說他所表現(xiàn)的西方大眾想象中關于黃禍的恐慌，已不是遠在地球另一邊的中國的義和團，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華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來丑陋、陰險、狡猾、骯臟、冷漠而又勤奮、麻木而又殘忍的野蠻的“中國佬”。洛莫爾曾想將中國人（Chinese）與“中國佬”（Chinaman）分開，中國人指那些依舊守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中國佬則指流竄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陰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國移民，“他們中大多是些惡棍罪犯，他們迫不得已離開中國，又沒有在西方世界謀生的本領，就只好依靠他們隨身帶來的犯罪的本事。”[27]這是更為迫近的“黃禍”，直接威脅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憐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溫暖的家里，也會不時感到驚恐萬狀。
義和團是本土的中國人代表的“黃禍”，“傅滿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黃禍”。杰羅姆·陳（J Ch’en）在《中國與西方》一書中，分別討論過不同的中國群體及其與西方人的不同關系，代表的中國形象或給西方人造成的中國印象，也不盡相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本土的中國人與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中國形象，可能不一樣，中國留學生與中國勞工，給西方人的印象也不一樣。當然，他們經(jīng)常會將唐人街的中國人當作他們想象中中國人的代表。[28]這些中國人戴著西式禮帽，腦袋后面還拖著個的長辮子，不男不女，他們雖然也穿著上衣長褲，但寬寬大大，看上去像睡衣睡褲。不倫不類。他們說著一種由刺耳的尖叫構成的古怪的語言，聊天竟像是吵架。他們把洗衣做飯當作職業(yè)，中國餐館中國洗衣店，他們聚在擁擠骯臟的唐人街，一聲不響地從事販毒、賭博、賣淫等邪惡的活動，他們沒有法律，只有黑社會……倫敦與舊金山的唐人街，留給西方對中國人的直接的印象是，那是不可思議而又危險的一群，他們以各種邪惡的手段生存，在他們那種可怕的忍耐痛苦與屈辱的沉默中，隨時都醞釀著陰謀，任何時候都可能爆發(fā)出危險。唐人街的中國人，給了洛莫爾表現(xiàn)西方人內(nèi)心恐懼的形象。洛莫爾說，他有了創(chuàng)作的念頭，讓“中國佬”當他的恐怖小說的主人公，一定會造成西方讀者想象中最恐怖的效果。一連許多夜晚，他都去倫敦的唐人街，試圖見到一個姓金（Mr. King）黑幫頭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最后，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閃開的門透出燈光，一閃而過，燈光下，他看到一張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國人的臉：
“……一個穿制服的車夫——也是個亞洲人——輕巧地跳下車來，打開車門，乘客走下車來。街對面房屋的窗戶亮起了燈光，面街的大門打開了。
一個高個頭、富有的中國人，穿著一件帶毛領的大衣戴著皮帽子，敏捷地走進門，身后跟著一個穿著灰皮披風的阿拉伯姑娘。她的形象在我眼前一閃而過，就像艾德蒙·杜拉克為《一千零一夜》所畫的插圖上的人物。
門關了。窗前的燈光也熄滅了。車夫跳上車，熟練地將車退出街口，街道窄得幾乎沒有車掉頭的余地。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從來沒有過地激動。就在開門的一剎那閃過的燈光下，我突然看到皮帽子下的那張男人的臉。在我此時此刻，我想象中的魔鬼的形象，突然活了，就是他那張臉。在我以后的小說中不斷描述的、大家都跟我一樣熟悉的那張臉……我知道我見到了傅滿洲博士，他的臉就是活靈活現(xiàn)的撒旦的臉�！盵29]
洛莫爾創(chuàng)作的“傅滿洲博士”，成為一個世紀間西方大眾文化中“黃禍”的形象代表。他瘦高、禿頭、倒豎著長眉，面目陰險猙獰，走路沒有聲音，舉手投足都暗示著陰謀與危險。在《陰險的傅滿洲博士》一書中，洛莫爾這樣描述他：“你可以想象一個人，瘦高，聳肩，像貓一樣地不聲不響，行蹤詭秘，長著莎士比亞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禿腦殼，細長眼，閃著綠光。他集所有東方人的陰謀詭計于一身，并且將它們運用發(fā)揮得爐火純青。他可以調動一個富有的政府可以調動的一切資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想象這樣一個邪惡的家伙，你的頭腦里就會出現(xiàn)傅滿洲博士的形象，這個形象是體現(xiàn)在一個人身上的‘黃禍’的形象�！盵30]
如果說義和團是體現(xiàn)在面目不清的無數(shù)黃種人身上的“黃禍”形象，傅滿洲博士則是體現(xiàn)在一個人身上的“黃禍”形象。傅滿洲代表著西方人心目中關于那些中國移民的想象，他們陰險、狡詐、兇殘，他們已經(jīng)深入西方社會，并在自己的唐人街建立了一個隨時準備顛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國。他也代表著西方人心目中中國本土的那些“滿大人”。他們同樣邪惡但卻溫文爾雅，不動聲色。他們控制著一些無惡不作的地下組織，具有超人的能力，喪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滅白人。[31]
四
西方人的“黃禍”想象，不僅是以中國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個亞洲，只不過20世紀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中國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滿洲為代表的中國人是“黃禍”的禍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間，日本人才取代中國成為“黃禍”的“禍首”。
洛莫爾在1913到1959年間，一共寫過以傅滿洲博士為主要反面人物的13部長篇小說，3部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在所有這些小說中，傅滿洲的主要活動便是施行謀殺與酷刑。他發(fā)明了各種稀奇古怪的謀殺方式，諸如利用毒蛇、蝎子、狒狒等動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制的毒藥，而所有這些謀殺手法，又都帶有明顯的所謂的“東方的野蠻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鴉片夢幻中東方也充滿著陰毒的蛇蝎、狒狒、鱷魚一樣。后者在《一個英國鴉片癮君子的懺悔》中描述噩夢般的“亞洲場景”：“我不知道別人是否可以體會到我這方面的經(jīng)驗；
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離開英國，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中國人的習俗與生活方式，中國的環(huán)境中，我一定會發(fā)瘋……那里人煙濃密，生命如草芥。亞洲龐大的帝國統(tǒng)治著龐大的人口，加上那些東方化的名字與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是超過東方其他地區(qū)，最東方甚至比東方還東方的地方。我為中國的生活方式、習俗感到恐怖，仇恨與無情將我們與中國人截然分來，我此時的感受細微而幽深，幾乎無法分析。我寧愿住在瘋人院，或者跟野獸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國人中強。所有這些，我能夠說清楚并有時間說清楚的，讀者必須自己體驗到，然后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這些東方夢幻和詭奇怪誕的神話的難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夢中，那種赤道的炎熱與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鳥怪獸，蟒蛇巨鱷，蠻花野草，可用的，可觀的，赤道地區(qū)可以出現(xiàn)的東西，一齊都出現(xiàn)了，出現(xiàn)在中國或印度的背景中……”[32]
傅滿洲小說都出自一個套路，這個套路在最初的三部小說《陰險的傅滿洲博士》，《傅滿洲博士歸來》、《傅滿洲博士之手》中已經(jīng)奠定了。以后的作品情節(jié)基本相似。傅滿洲總是在策劃各種可怕的謀殺，利用各種難以預料的手段。傅滿洲的對手也總是那個名叫丹尼斯·奈蘭——斯密（D. 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發(fā)生的場景，可以從倫敦到加勒比海，從紐約到緬甸、印度，而不管故事發(fā)生在哪里，都有一個背景中國，那里似乎是所有罪惡的來源。
洛莫爾說他的“傅滿洲”小說不是要描寫一個世界范圍內(nèi)的黑暗王國。他們擁有強大的政治、宗教、經(jīng)濟與犯罪勢力，他們在西方世界活動，一起倫敦的謀殺案，可能根源在紐約，他們與東方中國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那里可能是他們的老窩。他們不僅僅進行社會犯罪，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構成一個“超社會”(Supersociety)，“掌握顛覆政府甚至改變文明進程的力量……”。[33]洛莫爾的《傅滿洲博士之謎》（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舉成名。小說銷售了上百萬冊，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34]1929年，好萊塢也開始拍攝傅滿洲博士的恐怖電影，傳播面更加廣泛。好萊塢一共拍攝了14部傅滿洲題材的電影，最后一部《傅滿洲的陰謀》問世，已經(jīng)是1980年。在這一系列的小說、電影中，傅滿洲的計劃不斷被白人警察挫敗，而他又總能生出更奇特、更險毒的計謀。傅滿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后造成假象，大家誤認為他已經(jīng)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靈活現(xiàn)地出現(xiàn)在觀眾與讀者面前。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傅滿洲代表的“黃禍”，似乎是一種永遠也不可能徹底消滅的罪惡。就像美國80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與唐人街或華人基本無關。一位警察自發(fā)調查一樁謀殺案，兇犯是一個白人企業(yè)巨頭，調查使他不斷陷入困境，最后他絕望了，望著消遙法外的兇犯遠去的汽車，他說：“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種讓你無可奈何的罪惡。
“黃禍”似乎是一種莫名的、永遠無法消除的恐慌。它雖然不是直接指涉知識地圖上那個現(xiàn)實的中國，但的確在想象的背景上，與它有著直接的關系。傅滿洲系列的恐怖小說與電影，經(jīng)常以中國甚至亞洲的政治宗教與文化狀況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說：“我們的命運都掌握在中國人這個長不大的民族身上！一個崇拜祖先的種族，什么事都干得出來……”小說的敘述者也說：“我們經(jīng)不起任何失敗，否則黃色游牧部落就會吞噬整個白人世界�！盵35]傅滿洲故事表達了西方人的種族與文明的偏見與焦慮，傅滿洲的陰謀或者說是“帝國復興大計”，與中國20世紀初興起的民族主義建國思潮相關，冷戰(zhàn)時代，作為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工具的傅滿洲形象，又與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系起來。在1957年出版的《傅滿洲的復歸》中，傅滿洲已經(jīng)100歲了，但依舊身體健康，他在與蘇聯(lián)合作，成為紅色陣營的陰謀家。當然，冷戰(zhàn)背景下傅滿洲的角色的想象并沒有表現(xiàn)得很充分，兩年以后，洛莫爾就去世了。他去世前發(fā)表的最后一部傅滿洲系列小說《傅滿洲皇帝》（1959）中，傅滿洲形象的現(xiàn)實背景又有了新的變化，他代表的是那個永恒天幕下的東方帝國，而不是轉瞬即逝的共產(chǎn)主義政權。他開始對抗那些克里姆林宮的共產(chǎn)主義官僚們，他對一個被他綁架的英國生物學家說：“你總是把我們目標混同于那些破壞你們基督教醫(yī)院的共產(chǎn)主義傻瓜的瘋狂念頭。你總是把我的工作等同于那些竊居克里姆林宮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蠱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現(xiàn)在這個所謂的文明還不會完蛋，那么，像我所說的那些知識團體，就不可避免地要消滅那些試圖創(chuàng)造一個共產(chǎn)主義世界的只知尋歡作樂的、厚顏無恥的騙子�！盵36]洛莫爾已經(jīng)老了，他的虛構所依靠的那個現(xiàn)實世界，如此變幻莫測，幾乎比想象還要離奇。東方帝國的土地上，出現(xiàn)了一個共產(chǎn)黨政權，而那個號稱代表正統(tǒng)與傳統(tǒng)中國的國民黨，則跑到了一個小島上，與共產(chǎn)主義陣營對立。在洛莫爾想象豐富的一生的最后日子里，北京的共產(chǎn)黨政權正醞釀著與克里姆林宮的共產(chǎn)黨政權的一次徹底決裂，這次決裂將導致中國共產(chǎn)黨政權與西方世界聯(lián)合對付的蘇聯(lián)的所謂霸權。虛構能暗示什么，又能預示什么？
我們關注在想象與現(xiàn)實之間，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證的可能。真實的義和團事件，可能用來表現(xiàn)莫須有的“黃禍”，而表現(xiàn)“黃禍”恐慌的虛構的恐怖小說，又暗示著現(xiàn)實世界意識形態(tài)與權力關系。何偉亞（James Hevia）在《檔案帝國與污染恐怖——從鴉片戰(zhàn)爭到傅滿楚》一文中試圖揭示在通俗文藝與嚴肅的帝國檔案，虛構與現(xiàn)實之間的文本的相互指涉與相互依賴關系。通俗文藝作品，也是“特定意識形態(tài)的產(chǎn)物”，并“主動參與權力關系的構造”：
“傅滿楚的帝國復興大計既依賴于他們領導的被稱之為‘神秘東方的最大的謎’的秘社——思蕃[37]，同時也依賴他自己的腦袋，確切地說，是他不可思議的天分。內(nèi)蘭德·史密斯認為‘思蕃’隱匿于喇嘛教的面紗之后……源于東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ries）‘秘密儀式’。與此同時它還是一個超級間諜傅滿楚所控制的諜報機構。傅通過這一機構與不同組織陣線合謀共事，這些組織包括狂熱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私犯罪集團，傳統(tǒng)中國秘社，崇拜卡莉[38]的印度綠林和被稱之為‘Dacoits’的緬甸殺人越貨團伙等一系列反英團體……林林總總，卻都源于英國人對于英國境內(nèi)外的亞非反抗所做的豐富的想象。
……在沃德[39]的筆下，猛然覺醒的中國對英方的亞洲統(tǒng)治構成了主要威脅。當時普遍性的對于鴉片貿(mào)易與鴉片戰(zhàn)爭后可能的中國復仇的焦慮使得這種論調更為可信。同時帝國網(wǎng)絡的雙向流動，對科技知識向有色種族傳播的恐懼以及英國隨時會被卷入冷戰(zhàn)或熱戰(zhàn)的狀態(tài)，都強化了此類焦慮。在這種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難理解對于東方智慧將能夠融合古今知識的隱憂，更不難理解中國陰謀論何以能夠如此流行。也正是在這種心態(tài)之下，一個能夠領導東方與西方列強抗爭的中國誕生了：它將首先擠出大競賽的參與者，然后驅除在亞洲的所有殖民統(tǒng)治，最后將歐洲人趕回他們從前就占據(jù)的歐亞大陸的一隅�！盵40]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黃禍”可以體現(xiàn)在關于一個歷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體現(xiàn)在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為基礎，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國移民為基礎。不管怎樣，現(xiàn)實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現(xiàn)著現(xiàn)實中西方對中國體驗到的種種欲望、焦慮與恐懼。“黃禍”恐慌在很多時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這種想象可以出現(xiàn)在嚴肅的政治、宗教報告中，也可能出現(xiàn)在通俗文藝作品中，它們表達的方式不同，但原型卻是相同的。這個原型不僅決定他們感知表達的內(nèi)容，也決定他們感知表達的方式。西方有關義和團的所謂真實嚴肅的描述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特定的末日幻象，有關傅滿洲的異想天開的通俗恐怖故事中，這個幻象卻不時地指涉“真實嚴肅的現(xiàn)實”。
西方的一個時代或一種中國形象，經(jīng)常表現(xiàn)在不同類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歷史事件為素材，卻遵循著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一個更好的世界與一個更壞的世界同樣重要，因為西方文化時時刻刻需要構筑這個“他者”，確認自身存在的切實性與安全性。原型還在想象中繼續(xù)，黃禍的恐慌還會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現(xiàn)出來。薩克斯·洛莫爾的傳記《邪惡的主人》開篇第一名話就說：“虛構比事實更有生命力”（Fiction Lives Longer than fact）[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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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ter of Villainy: 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 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 Bowling Green: Ohio, 1972, P73.
[2]《啟示錄》第20章：“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里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鏈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綁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從監(jiān)牢里被釋放，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哥革和瑪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叫他們聚集征戰(zhàn)。他們的人數(shù)多如海沙。他們漫山遍野，圍困圣徒的營與蒙愛的城……”西方人的“啟示錄”想象背景，很容易將崇拜龍、人口眾多的中國人與魔鬼部落聯(lián)系起來。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人就說過，當他們見到中國的龍的形象時，才知道魔鬼原來是什么樣子。在此，“啟示錄”的末日景象又成為西方人想象義和團的背景。
[3] 有人在《每人新聞》（Daily News）上著文說：“根本無所謂黃禍，除非外族統(tǒng)治中國。所有的中國人，都只想在自己的國土上過自己的生活。他們的視先崇拜仿佛一個寬松的錨，將他們束縛在家園的土地上。德國皇帝理解或自以為理解的所謂的黃禍，完全是荒誕的，中國人的本性可以證明這一點�！鞭D引自Oriental Prospects: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Lure of the East, Edited by C.C. Barfoot and Theo D’haen, Editions Rodopi B: V. 1998, P133。
[4] 注意：這是19世紀末的觀點。原文注出處為G.E.Simon, China: Its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ife (English edn., 1887, P79. 20世紀末出現(xiàn)同樣的觀點與現(xiàn)實。
[5] A. Krausse, China in Decay (1900), P374——原注。
[6] A.Little, 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 (1910), P.204——原注。
[7] R. S. Gundry, China and her Neighbors (1893), P315——原注。
[8] A. Reid, 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 (1899), chapter 4——原注。
[9] W. D. Foulke, Slav or Saxon (znd edn., New York, 1999) P64. 55——原注。
[10]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By V. G. Kiernan, The Trinity Press, 1969, P171-172。
[11]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By Eliza R. Scidmore, Century Co., 1900, P1. 引文系姚冰所譯。
[12] Oriental Prospects, P133, 詳見Robert Druce文 “The ‘Heathen Chinee’ and the ‘Yellow Peril’ ”
[13] 參見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By B. L. Putnam Weale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22, P. 3. Foreword.
[14]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P79－80。
[15] 參見《美國的中國形象》（美）哈羅德·伊薩克斯著，于殿利、陸日宇譯，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頁。
[16] 有人認為七位天使代表七個國家分別為德、英、法、意、奧、俄、美，由于文字說明“歐洲國家聯(lián)合起來”，似乎不應包括美國，那么第七個國家就可能是西班牙。
[17] 引文轉引自Oriental Prospects, P136-139。亦可詳見該部分論述。
[18] 1900年10月，八國聯(lián)軍進駐北京后不久，美國傳教士、同文館館長、后來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回到美國，在紐約港上岸時，身上還挎著一桿長槍。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問：“你一定是從哪里打獵回來了？”“是的，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倍№t良回答�！按虻氖裁传C物？”“老虎”。丁韙良說，他實際上應該回答是“鬣狗”(hynenas)�！镑喙贰边@個詞在英語中還有另一個意思，指兇殘、陰險、貪婪的人。。
[19]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islation in Peking, By Nigel Oliphant,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1.
[20] 洛蒂的有關記述見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 （《北京的最后日子》Paris, 1914，美國漢學家Jonathan d. Spence 有詳細的論述，參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By J.D. Spence, W.W.Norton & Company, 1998, Chapter 8 “The French Exotic, P148-155.
[21] 普南·威爾用《北京隨筆》的三分之一篇幅描述八國聯(lián)軍在北京的劫掠暴行。見該書第三部分“劫掠”(Sack)，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P307-447.
[22] J.O.P.Bland與E.Backhouse在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書中描述慈禧回京的景象：“一九零二年一月六日中午，當朝官員們乘坐特別列車來到建于北京南墻旁邊的臨時車站……在車站邊上建起了幾個裝飾一新的休息室，這是專為迎接老佛爺和皇上而準備的；
休息室里有一把用金漆漆成的御座，還有一些景泰藍制成的神壇容器和許多貴重的瓷器。幾百名大城市的官員都來了，還有一處專供給洋人用的休息室。當那列超過三十節(jié)車廂的巨龍列車駛進站臺的時候，從一扇窗戶中露出了老佛爺那張敏稅、焦急地不斷審視四周的臉。和她在一起的還有年輕的皇后和公主，這時大太監(jiān)李蓮英也出現(xiàn)了。見到了皇太后威嚴的儀容，每個官員都跪了下來，這時太監(jiān)總管榮祿大聲呵斥洋人們脫下帽子（盡管事實上洋人們已經(jīng)這樣做了）。第一個從火車上下來的是李蓮英，他走在最前面是為了檢查那張長長的各省奉上的貢品的單子，車上那些堆積如山的貢品是隨著列車的起始一路累積起來，并經(jīng)過皇太后清點的。接著從車上下來的是皇上，他顯然很緊張，一見到皇太后，他就慌忙地坐到自己的寶座上，馬上又被人帶走了，前前后后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和任何一個官員寒喧幾句。他走后，皇太后終于出現(xiàn)了，站在站臺上她的一大堆行李的前面�！铱矗裉靵砹嗽S多洋人，’她說道。她按照中國婦女的禮節(jié)向他們行禮——鞠躬、高高舉起她交叉的雙手——她站在那兒，巡視著人群，與周圍的人興奮地交談著，大約有五分鐘左右，她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年輕、精神許多，直到李蓮英過來，遞給她一張貢品的清單，她仔細地查看了一遍，然后滿意地把它還給了李蓮英�！保ㄒ�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y Bland, J.O.P. London, 1921 PP.401-402，引文譯者為姚冰。）
[23] 美國公使夫人Sarah Pike Conger在Letters From China 一書中描述了慈禧太后宴請公使夫人們的過程，1912年2月1日，皇上和皇太后接待了外交軍團的女士們，外交公使的太太和孩子們。這真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日子啊！……
我們適時地在放有御座的屋子外面停住了，然后再走進去，見到皇太后時，恭恭敬敬地鞠了三次躬。她坐在一張長桌的后面，桌上放著一根象征王位的精美的珊瑚節(jié)杖。我們走近她，她微笑著向我打招呼，因為她只認得我。作為外交軍團女士們的代表，我向她致意……
“尊敬的陛下，外交軍團的女士們非常榮幸能夠受到您的邀請；
我們衷心地祝賀您和皇室其他成員重新回到美麗的皇城……
過去兩年發(fā)生的事情對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樣都是痛苦的；
但是這種悲慘經(jīng)歷的刻骨疼痛是可以消除的……通過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建立一種更完善、更開明、更互信、更友好的關系……
最近皇上發(fā)布了要給他的人民和他巨大的帝國帶來更多利益的承諾，我們急切地祈盼著上帝能夠祝�；侍蠛突噬希瑤椭樌剡_成您的承諾。”
我念完后，皇上走上御座，跪在皇太后跟前，從她手里拿過回復。然后女士和孩子們按照等級依次上前……接見以后，我們被護送到另一間大屋子，一個正式的接待儀式在那兒舉行�；侍笠呀�(jīng)先到了，當我們進屋時，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雙手握著我的手，我能感到她的體溫。當她能夠控制住她的聲音時，她說：“我非常抱歉，為發(fā)生的這些不該發(fā)生的事感到痛心。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中國從今以后要成為洋人的朋友。這樣的事將來不會再發(fā)生。洋人在中國應受到保護，我們希望將來能和洋人成為朋友�！薄拔覀兿嘈拍钦嬲\的，”我說，“通過更好的相互溝通，我們相信我們能成為朋友�！�
皇太后接著問我這里是否還有其他的女士也受到圍困。我說還有英國公使夫人和法國公使夫人。她轉向我，攤開雙手，說了幾個漢字。然后從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紋的鑲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上；
又從她的手腕上挑選了一只最好的手鐲，戴在我的手腕上�；侍蠼o了每個女士一份貴重的禮物，也沒有忘記孩子和翻譯。
從這兒我們又被護送到了宴會廳，三張長桌子上擺滿了美味的中國菜。我們被邀請入座。長桌的首位有一個空座，就在我的左邊。當皇太后進來的時候，我們都起立致意。她走到空座，拿起酒杯，我們也這樣做了。她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左手，優(yōu)雅地握著我的雙手，這樣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然后說，“聯(lián)合”。接著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給了我，又向大家舉起酒杯，我們都響應著。然后茶端了上來�；侍箅p手舉起茶杯，在我喝完自己的茶后，她把她的倒在我的茶杯里。茶點也用完后，我們?nèi)员谎埦妥��；侍竽闷鹨粔K餅干，折斷，把其中的一小塊塞進我的嘴里。她又分了一些給其他的外交使節(jié)夫人，和同一桌的其他客人……
對于夫人們接受這次邀請，外界有許多尖銳的批評。來自個人的這種批評仍然很具殺傷力，使得中外關系之間的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有拉大的危險；
但是，通過和平條款，這種國家間的分歧是可以彌補的。加深這種刺痛或者把仇恨深埋在心中，將永遠不能減少過去經(jīng)歷過的痛苦，也不能使我們獲得和平。（引文見Sarah Pike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 Chicago, A.C.M Clurg & Co. 1909, PP.217-22, 譯者為姚冰。）
[24] The Great Within, By Maurice Collin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12. P325、342.
[25] 參見Eliza R. Scidmore的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0.
[26] Master of Villainy: 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 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 Bowling Green: Ohio, 1972, P75.
[27] Master of Villainy: 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 P73.
[28] 詳見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By Jerome Ch’en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79.
[29] Master of Villainy, P.76-77. P.74. Pvii:“Foreword”.
[30] 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rchu, By Sax Rohmer, London, Methuen 1913, P17.
[31] 參見Oriental Prospects, P158-159.
[32]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By Thomas De Quincey, With Introductory Note by William Sharp, London, Walter Scott, 24 Warwick Lane, 1888, P95-96.
[33] Master of Villainy, P.76-77. P.74. Pvii:“Foreword”.
[34] Master of Villainy, P.76-77. P.74. Pvii:“Foreword”.
[35] The Return of Dr. Fu-Marchu By Sax Rohmer. New York: Pyramid 1961, P136, The Hand of Fu-Manchu, By Sax Rohmer, New York: Dyramid, 1962, P111.
[36] Emperor Fu-Manchu, London, 1959, P141-142.
[37] 原文注Sifan指吐蕃，亦作“西蕃”和“西蕃”，系中國古代對西域一帶及西部邊境地區(qū)的泛稱。
[38] 原譯者為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
[39] Arthur Ward（沃德）為作者原名，Sax Rohmer為筆名——引者注。
[40] 《視界》，第一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第104、106頁。
[41] Master of Villainy,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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