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民國的三個面相,思想文化繁盛的時代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國家歷史系列講座之三

          主講人: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時間:2008年5月28日

          地點:北京師范大學

         。ㄕ恚和趵伲

          

          民國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它的確比我們此前的明朝歷史、清朝歷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發(fā)現(xiàn)彩色歷史”的話,這個民國歷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現(xiàn)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異的面目出來,很好看,也很好玩。

          現(xiàn)在是民國熱,我曾經(jīng)做過這段歷史,翻過一些史料,翻過這段時期的大批報紙,對這段時期的歷史有點直觀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民國的三個面相:第一個是制度面相;
        第二個我要考察一個現(xiàn)代化的面相;
        第三個我要考察一個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線行進

          

          民國時期大分起來有兩個階段:一個是北洋時期,一個是國民黨時期。但是具體細分,它還有不同的階段。在北洋時期,分得比較整齊的是“四個四”,即袁世凱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國民黨時期第一階段黃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戰(zhàn)時期,內(nèi)戰(zhàn)時期。

          袁世凱時期,開始他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tǒng),是第二任臨時大總統(tǒng),但是大總統(tǒng)沒坐穩(wěn)就開始帝制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考察袁世凱這個稱帝,未必是像我們很多歷史學家講得是這個人特想當皇帝,做皇帝夢沒做成,等等。

          從制度演進的角度來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謂的君主專制去。但是我們知道,在中華民國最初的四年,就已經(jīng)發(fā)生了歷史的復辟。我們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袁世凱從做總統(tǒng)那天起就想當皇帝,所有的論證都是從后面往前推的。當時并沒有人想,也沒有人說好像他一開始就是一種專制的意圖,沒有證據(jù)。

          在袁世凱沒稱帝之前,人們還看不到這個政權(quán)有潰敗的跡象,這也是為什么袁世凱依然會稱帝的原因,但是稱帝以后不到幾個月,就潰敗了。歷史上諷刺他說是“二陳湯”送了他的命!岸悳币粋是陳宦、一個是陳樹藩、還有一個是湯薌銘。這三個人本來都挺忠于他的,后來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這是開玩笑,就說袁世凱的基本力量,確實在他稱帝之后呈現(xiàn)出土崩瓦解的態(tài)勢。

          我認為有一點,不是因為袁世凱想把中國拉回到過去,他的行為是違反了當時中國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實當時老百姓對民國很不感興趣,發(fā)現(xiàn)民國真不怎么樣。沒有皇帝的日子還不如有皇帝好過,老百姓當時其實是這樣想的。這也是后來袁世凱想當皇帝的緣故,他覺得中國沒有皇帝鎮(zhèn)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時候不抗稅,沒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稅。所以袁世凱覺得很麻煩,不光老百姓這樣想,底下那些地方勢力,尤其是地方軍人更這樣想,所以他就稱帝。這樣之后發(fā)現(xiàn)情況更糟。社會上層在清朝垮臺之后,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儒家倫理、忠孝仁義這一套崩解了。忠于誰?核心的價值沒著落了。于是西方的進化論,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就是嚴復從西方搬來的那一套,它成了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

          袁世凱稱帝觸犯了這個進化論,觸犯了當時整個社會的上層,包括多數(shù)的手握重兵的軍閥。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鍔他們有多大力量,關(guān)鍵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孫中山剛剛創(chuàng)立民國的時候,實行的是美國體制,就是總統(tǒng)直接統(tǒng)率內(nèi)閣。因為孫中山對袁世凱不放心,于是把這個制度改成了法國制,就是半總統(tǒng)制。在總統(tǒng)和內(nèi)閣之間多了個總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責任內(nèi)閣不在總統(tǒng)。

          袁世凱死后是段祺瑞執(zhí)政當家,他當?shù)氖莾?nèi)閣總理,因為是責任內(nèi)閣。袁世凱死后又重新恢復了民元時的國會。這就開始了皖系統(tǒng)治時期。

          皖系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感覺至少在國家政治運行上,很像是一個民主國家。有國會、有參眾兩院、有議案、有表決、有責任內(nèi)閣上國會述職、報告,雖然也是國會里頭墨盒亂飛,茶杯亂摔,甚至開會打起來了。那時候看起來很像一個民主體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實際掌權(quán)的段祺瑞發(fā)現(xiàn)跟國會弄不明白,跟總統(tǒng)也弄不明白,就出現(xiàn)了府院之爭。府院之爭背后實際上是責任內(nèi)閣或者說掌權(quán)的總理跟國會之間的問題。于是他就把第一屆國會廢了,宣布它到期了。國會議員覺得雖然我們時間上是到了,但是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履行職務,你應該補。段祺瑞說不能補了,于是就選了第二屆國會。從1917年開始醞釀到1918年選出第二屆國會,其中有一個叫徐樹錚的智囊,操控組織了一個安福俱樂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地方找了個大宅子,把這些頭面人物進行聯(lián)絡,里面吃喝嫖賭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錢。民元國會基本上還是選的,雖然選舉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團糟,因為中國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畢竟沒有賄選。

          到了第二屆國會,兩種方式,最普遍的一種就是賄選、買票。他們就是兩層,第一次初選出來之后再互選,把人選上去,選成國會。大量都是賄選,公開的買票。當然也有比較橫的,比如各地軍閥,他打開票箱一看選出來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馬上換票、重寫。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買賣。這樣通過買的方式,選出來一個第二屆國會,人稱“安福國會”。

          顯然,從制度層面上第二屆國會就比第一屆國會差了,但是后來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復了民元國會。按道理說這個國會不是賄選的應該好一點,但殊不知經(jīng)過這么長時間,這些國會議員早就已經(jīng)很腐敗了。當時北京有一個說法,就說逛妓院的,又說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兩院一堂”,“兩院”就是參眾兩院,“堂”就是京師大學堂,那時候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是特別喜歡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錕想當總統(tǒng)的時候,他就開始賄選,那時候總統(tǒng)是由國會議員選出來的,他不像袁世凱,袁世凱不賄選,他是派人把兩院給包圍了,說我們都是公民,你們必須把符合我們要求的總統(tǒng)選出來,要是不選出來,我們就不讓你們出去吃飯睡覺。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錕用的是軟的一手。他就說你們選吧,一人給你們發(fā)點補助,這補助就是五千大洋。當然也有便宜的,關(guān)鍵是看買賣的時候這個交易的結(jié)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時候大總統(tǒng)就開始賄選了,皖系賄選國會,直系連總統(tǒng)都是賄選的。

          到了奉系上臺的時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個臨時執(zhí)政,執(zhí)政府就在鐵獅子胡同,現(xiàn)在還在。臨時執(zhí)政就沒有國會了,然后臨時執(zhí)政的執(zhí)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沒辦法繼續(xù)了,這時候張作霖就直接出來當家,他變成了軍政府,安國軍政府,他當大元帥,軍政府就更沒有國會了。

          袁世凱時期,我們后來說他到稱帝的時候已經(jīng)是有點特務統(tǒng)治了,但實際上那個時候因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報紙還是可以抨擊他,章太炎這種人的不滿意,在底下罵還不行,還非得跑到總統(tǒng)府去大罵,砸桌子、打家具,最后無奈了才把他軟禁起來。這個軟禁可是非常優(yōu)待的軟禁,一個月給他發(fā)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當政的時候,當時報紙罵段祺瑞罵的非常難聽。但段祺瑞并沒有因為這個罵去把人家報館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沒有。直系的時候,這方面也還可以。

          到了奉系就開始實行管制了,尤其是還管大學。奉系接班的那時候我們都知道是中國比較窮的時候,老師開不出工資來,張作霖說:工資我給你們開,但你們必須聽話,不聽話就抓槍斃。這個時候開始殺記者了,當時著名的記者林白水和邵飄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槍下。

          到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情況就更糟了,對思想的控制,對文化的控制就更嚴了,這時候就開始有新聞檢查官了。至于制度,國民黨的制度雖然不是軍政府,但事實上是軍政府。它是黨國,就是以黨治國。但事實上黨組織又沒有軍隊發(fā)達,國會也沒有。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規(guī)定以國民黨的黨代會來代替國民大會,立法院實際上并不運作。

          我們看到民國這兩大階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著一個下降線在進行的。它跟整個社會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們覺得我們只有不共和,只有遠離民主才會好一點。到了國民黨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整個的民主狀況是要比北洋時期差一大塊,但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家力量有所恢復?梢哉f,好像在制度上是專制在救中國,不是民主在救中國。

          為什么在制度層面上這樣走下降線?辛亥革命以后實行的制度,從西方移植的代議制體制,中國人實行起來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連上層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們知道,代議制的核心就是三權(quán)分立,而三權(quán)分立中主要是兩權(quán),就是立法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的制約和制衡,因為司法相對來說要超脫一點,尤其是一般的政治臺面上,就是兩權(quán)在爭取。但這兩權(quán)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協(xié)調(diào)、怎么操作。掌權(quán)的人那時候是段祺瑞,一開始他真心想老老實實按西方那個規(guī)矩來運作代議制,我去做一個責任內(nèi)閣。但是他發(fā)現(xiàn),如果按照西方的規(guī)矩運行,他處處碰壁。反過來,他不玩這套,他引入軍人干政,玩弄權(quán)術(shù),縱橫捭闔,他發(fā)現(xiàn)這時候是如魚得水。就說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壞了做一路暢通。

          民主的招牌、代議制的招牌,沒人敢摘下來。包括蔣介石在鼓吹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時候,他都是在內(nèi)部講話里講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它實際上是一個軍人統(tǒng)治,或者說中國的軍閥時期。軍閥時期是掛著最先進的一個制度招牌,但實際上是軍閥。軍閥卻始終不能直接去統(tǒng)治,除了非常少的階段或者小區(qū)域,像縣,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統(tǒng)治,他必須有一個省議會。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從清末以來,尤其是從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人已經(jīng)徹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進化論才流行,《天演論》才發(fā)行,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在這個進化論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具有價值觀意義上的東西。雖然我們不了解它,眾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這個招牌沒人敢把它摘下來,摘下來就意味著復辟。人們在這個運行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開始的時候人們還真的想著去尊重它,說我們真的去操練它,操練之后發(fā)現(xiàn)不行,就開始陰奉陽違了,開始掛羊頭賣狗肉。掛的是這個招牌,我底下該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進一步就像國民黨時期有個訓政,因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們:訓,教訓,我把他們教會,然后再來實行。說實在的,就這些口號和制度運行最合適的就是訓政,就是虛偽程度還低一點。

          也正因為意識形態(tài)上有了進化論這個因素,有了制度的這種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帶的東西,比如說相對的尊重個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會里頭,相對的尊重個人自由,相對的言論自由,相對的新聞自由,一直到國民黨時期,還是有的。就說你到國民黨時期,還可以自己辦報,但他還是會查你。

          真正的政權(quán)的運行實際上是在按傳統(tǒng)的路數(shù)在進行,從帝王時代的皇權(quán)和紳權(quán)聯(lián)合統(tǒng)治,變成軍人和紳士聯(lián)合統(tǒng)治,就是加拿大學者的說法。基本的路數(shù)都是傳統(tǒng)的,只是這個傳統(tǒng)有點千瘡百孔。軍閥們也曾經(jīng)想修復這個,想祭天、想祭孔、想振興國學。不僅袁世凱想搞這個,連那個狗肉將軍,“三不知將軍”:不知自己多少錢,不知自己多少槍,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也在講經(jīng),也在印十三經(jīng),據(jù)說中國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經(jīng)就是張版的。但是他們實際上做不到,他們并沒有能夠真的去恢復傳統(tǒng),恢復不了傳統(tǒng),也摘去不了現(xiàn)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個民國的政治確實有一種吊詭,有一種玄幻的感覺。

          

          現(xiàn)代化面相:物質(zhì)現(xiàn)代化,思想專制化

          

          民國時期的一部分,就說在沿海都市,民族工業(yè)確實有很大的發(fā)展,后來的著名品牌,比如說“侯氏制堿”、“金星鋼筆”,這些都是在民國沒有關(guān)稅壁壘的情況下發(fā)展起來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業(yè)。但是這樣的民族工業(yè),在同時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們這個時期也出現(xiàn)了很多新的職業(yè),還有很多文化藝術(shù)的繁盛,大學的進步。其實我們可以說軍閥本身并不像我們很多通俗作品中講的,都是壞人,都是些搶男霸女的,毫無愛國心的惡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們可以承認,軍閥中確實有土匪。但是軍閥的主體相當一部分人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清末國家軍事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從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編練新式陸軍。新式陸軍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凱系的;
        一部分是各省練的新軍,這些人后來都成軍閥了,他們當初都是懷著一腔報國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學校學軍事。

          日本人允許中國人學軍事,但是只許你學士官這個層次,就是最基層的,他絕對不允許你往上學。日本有軍官大學,但是不讓中國人學。即使這樣,中國人還是去學,非常非常吃苦。在軍校里,不僅是要接受訓練,還要忍饑挨餓,還要受老兵的欺負。后來華北有一個著名的漢奸叫王繼堂,雖然臭名昭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清末他是唯一以進士身份到日本學軍事的,到日本之后被軍曹揍得實在不行,腿都打斷了,最后退學了。像他們這種人,那時候很多,像唐繼堯、閻錫山,還有辛亥革命三杰,他們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yè)的。都是當年一腔報國之志,學完軍事之后把中國先從軍事上強大起來。

          還有一批是國內(nèi)軍事學校畢業(yè)的,一個是保定軍校到陸軍大學,還有一個是各省的講武堂,一大批人都出來了。他們當初學軍事,并不是單純的想混個出身,很多人就是想投筆從戎,就是想以身報國。但是非常不幸,到進入民國之后,這些人統(tǒng)統(tǒng)變成了軍閥,不管他愿不愿意,要想生存,就要割地自雄。但他們并不是都沒有想法,還是想做點名堂。

          比如說直系的吳佩孚、孫傳芳,他們從個人品質(zhì)講都是很不錯的人,操守很好,不怎么貪錢,而且練兵練得非常好,軍隊紀律很嚴明,而且經(jīng)常對軍隊進行講話,就是我們說的思想政治教育。講的就是帝國主義怎么侵略我們,掛一個時局圖,講日本人怎么侵略我們,俄國人怎么欺負我們。

          還有閻錫山、唐繼堯,他們是一方的割據(jù)者,但他們都想搞一點建設,搞一點社會改造。閻錫山最明顯,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yè)的,他主要學日本,一是軍國主義,現(xiàn)在軍國主義很臭,當年確是非常好的,因為國家強盛了。再一個就是學地方自治,日本式的地方自治,警察式的社會控制,所以那時候的山西號稱是模范省,搞村治特別火。

          不能說這些軍閥都是大混蛋,他們的確是想按照現(xiàn)代化的途徑把中國變好、往上走,無論是整體上的操作,還是局部操作都是這樣。只是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走到民國的時候走向歧途了。

          軍閥的治國之道,整體上講跟制度的下降線是有關(guān)系的,他們慢慢就選擇學習比較專制的東西,學習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這兩個國家是在近代歷史上給我們造成最大傷害的國家,但是也是我們向他們學習最多的國家?梢哉f從北洋時代,甚至再往前推到清末,從甲午以后就是學日本。大量的學,尤其是要學日本的軍國主義,學他們整個的社會改造,學日本的專制統(tǒng)治,軍人統(tǒng)治,軍人至上,但中國沒有學像。在國外的研究中,他們把國民黨也稱為列寧黨。國民黨學俄國主要是學那些專制,組織控制,思想控制這一套。所以在制度層面上是在下降,在現(xiàn)代化層面上也是往那邊走?梢钥吹剑谖镔|(zhì)層面上,現(xiàn)代化的因素是越來越多了,但是整個社會思想在制度文化上越來越往專制方向走。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潰敗,它并沒有實現(xiàn)一個真的專制,或者說是一個立體的專制。而且它的過程很漫長,在這過程中,實際上它給中國的思想文化,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思想界,中國的藝術(shù)界留了特別大的空隙。所以這一時期,可以看到,確實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時期,是一個教育的繁盛時期。

          我前面講過了,其實一直到國民黨時期,蔣介石特別想進大學,特別想里頭有黨化教育,有個人崇拜,他特別想,但他就沒有做到,他窮一生精力都沒有實現(xiàn)。

          中國大學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開始算起,經(jīng)過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確后來形成了一套,雖然后來有很多野雞大學,但是人們不在意它,就像現(xiàn)在美國也有野雞大學一樣。但是在眾多野雞大學里有鶴立雞群的仙鶴,有好大學,而且也不少,這是什么原因呢?

          中國人辦大學,歷史形成的格局是開放的,從北洋時期到國民黨,甚至從清末開始就是開放的,沒有人敢對外國人說個不字,必須讓外國人進來。而且整個經(jīng)濟是二元的,在北洋時期沒有什么國有經(jīng)濟,在國民黨時期有國有經(jīng)濟了,但沒有強大到壟斷的地步。所以總是有一塊領域是政府管不到的。這樣大學就形成了三種格局: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師大,一個重要的根基就是輔仁大學,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沒有輔仁這個底子,北師大不會這么強壯。當年很厲害的就是輔仁大學。北大現(xiàn)在是鵲巢鳩占,原來是燕京大學,也是教會大學,是新教的。協(xié)和醫(yī)學院,當時確實是世界一流的醫(yī)學院,是中國西醫(yī)的開創(chuàng)者,也是教會大學。南邊的圣約翰、華西等等都是。國立的,最標準的是北大。國民黨時期還有中央大學。清華實際上是半國立,因為它始終有一筆庚子賠款在制約它。南開大學是私立的標版。

          這樣的大學確實辦的非常棒,這種開放使得大學只能這么辦。因為外面就是這樣辦的,教會是這么辦的,私人是這么辦的,受外國資本支持的大學也是這么辦的,那國立的大學就只能也這樣辦,要不這么辦就沒有競爭力。

          在民國,大學運轉(zhuǎn)的過程中都辦的像模像樣,以至于說某些軍閥要來辦大學的時候,都要比著這樣來。唐繼堯辦云南大學,當時叫東陸大學;
        張作霖辦東北大學,現(xiàn)在還在,雖然已經(jīng)不是以前那個了。曹錕也辦了個河北大學,但是現(xiàn)在河北大學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學校的董事長,每次去學校,他不敢干涉用人;
        發(fā)工資的時候,讓他的副官裝一大盤子大洋送過去,還是下跪送過去的。教育怎么辦?我們講就是學術(shù)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簡單,只要堅持這點就行。

          那時候基本上還是保持了學術(shù)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說對大學自治的一種基本尊重,于是我們就覺得民國時期的大學真好,而且教授們在抗戰(zhàn)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個好點的大學任教,就能過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來的,到一個大學,就能得到四百多塊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當時的警察一個月八塊。

          再就是思想界,大學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論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辦雜志,只要想辦就可以辦,《新青年》就是這樣自己辦起來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間自由辦起來的。

          綜合起來看民國的三個面相,它是不一樣的,但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并不是三個面相互相孤立。不是說制度的下降,或者說現(xiàn)代化的追求和思想文化的繁榮三者之間是矛盾的,也不是說社會的黑暗、國家的衰落跟思想文化是成反比的,說國家越衰落必然文化繁榮,反過來也不是說國家強盛思想文化必然繁榮,也不是這樣。

          今天,我們最應該是從民國歷史中吸取教訓。我們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實際上是翻的老帳,人們對它感興趣無非就是權(quán)術(shù)。真正應該吸取教訓的應該是我們操練西方制度,是我們追求現(xiàn)代化的一個歷史。我們怎么去操作的?我們怎么失敗的?我們?yōu)槭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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