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建構主義視角下的以色列與美國關系

　　摘要：建構主義把社會建構的假設引入安全研究理論，強調(diào)社會建構對國際安全的影響，實現(xiàn)了文化、認同和規(guī)范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回歸，創(chuàng)立了以觀念和文化為主要內(nèi)容的國際體系的社會結構理論。建構主義國際體系社會結構理論架構的形成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在我們分析與觀察以色列和美國在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略格局的相互關系中，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建構主義 安全共同體 以色列 外交策略

　　一、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簡介

　　建構主義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漸興起，至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漸形成為一派強有力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亞歷山大·溫特。建構主義理論以社會學理論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當中，重新設定了國際關系的研究議程，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開辟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新局面，對分析中東地緣格局下的以色列與美國關系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建構主義把社會建構的假設引入國際安全研究當中，強調(diào)了社會結構對國際安全的重要影響，承認知識（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環(huán)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對于改造國際結構和社會政治的重要性。建構主義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是“安全共同體”，一個是“安全文化”。

　　1、安全共同體

　　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曾經(jīng)說過“無政府狀態(tài)是國家造成的”[1]，因此在安全領域中，安全也可以是國家造成的。國家可以構建安全困境，同時也可以構建安全共同體。溫特認為國際格局中的“無政府主義”只是國家之間互動所產(chǎn)生的多種國際關系中的一種。[2] 建構主義由此認為，國際社會的結構主要取決于共享觀念而非物質(zhì)力量，國際結構能夠建構國家行為體的認同和共同利益，霸權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的國際制度固然有助于國際和平的實現(xiàn)，但是其影響多數(shù)是暫時的和強迫性的。只有當國際社會結構的構成主題的國家真正建立在互信、自律和集體認同的基礎上的時候，才是真正的估計和平，其互信與集體認同的體制也才具有最高意義的合法性。以色列作為在阿拉伯包圍下的中東國家，其對外的外交策略與安全觀念也具有十分顯著的危機意識，以色列國防部總司長阿莫斯·亞龍說“以色列很小，輸不起一場戰(zhàn)爭……如果我們要是顯示出半點軟弱，我們的鄰國就會馬上消滅我們”[3]而以色列作為二戰(zhàn)后新建立的國家，在國際安全領域需要投靠大國以獲得足夠的國際生存空間。

而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戰(zhàn)后初期為了排擠英法在中東的傳統(tǒng)勢力以及在冷戰(zhàn)期間為了對抗蘇聯(lián)在中東地區(qū)勢力的擴張而與以色列逐漸結成了戰(zhàn)略的伙伴，從1949到1991年，美國給予以色列共計530億美元的援助，占同期美國對外援助總額的13%。[4]在1976年以色列已經(jīng)成為年度接受美國援助最多的國家。當然，美國與以色列的關系演進并非一帆風順，當中經(jīng)歷了一些曲折和波瀾，但是從總體上看，兩國逐漸在中東地區(qū)的國際格局演進中形成了相當親密的關系，并致力維護中東地區(qū)現(xiàn)有的政治格局與戰(zhàn)略穩(wěn)定。

　　2、安全文化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國家的安全利益是由反映了一定文化因素的行為體來界定的，但是并不排斥物質(zhì)力量（如軍事力量等——筆者注）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在民族國家占主體的當代世界，國際關系共同體能夠幫助成員國培養(yǎng)彼此的和平性格，產(chǎn)生強烈的互信和安全預期，從而造就出一種穩(wěn)固的國際秩序。[5]建構主義并不否認霸權壓制各個國際行為體對于形成一定的國際體系的作用，但主張要深入行為體的“內(nèi)心”來進行研究。國家可以在互動的過程中產(chǎn)生新的利益、塑造新的身份，并因之對國際體系中的其他行為體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如在中東世界中，美國對以色列所擁有的“三位一體”的陸、海、空核打擊能力并不恐懼，但是對伊朗謀求核力量發(fā)展的行為卻始終保持警惕與遏制。

　　建構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人們對客體（包括其他行為體）所采取的行為能夠以客觀的態(tài)度與視角進行分析。建構主義認為國家間的利益并不是永恒不變的，也不是純粹客觀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身份所決定的。如以色列與伊朗如果能夠確定對方不再是自己生存的威脅的時候，那么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爭因素也就會下降很多。同樣的，美國在對待以色列的時候，對其國家利益的考慮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最初的時候美國對待以色列更多的是將以色列作為自己實現(xiàn)中東戰(zhàn)略利益的工具。以此保護以色列就是保護美國自己在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略利益。但是隨著美國越來越將以色列視為自己的戰(zhàn)略伙伴，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工具，美國對以色列的保護就具有了更多的本能性。如1981年以色列空軍空襲并摧毀了伊拉克的核反應堆，1982年入侵黎巴嫩，2006年以色列打擊真主黨的軍事行動等等，以色列在國際社會的輿論中遭到了批評，而美國并沒有做出實質(zhì)的反對。[6]由此可見，甚至在沙龍執(zhí)政初期對巴勒斯坦的“以暴易暴”的政策在遭到國際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時候，美國也堅定的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行動。

　　由上我們可知，建構主義考察國際政治關系側重于國際體系的構建以及國際體系行為體——國家——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彼此的認同。這對我們分析以色列對美國關系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二、以色列對美國關系演變簡介

　　1、“均衡外交”時期

　　1948年以色列在特拉維夫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圍攻。在這種情況下，謀求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承認，獲得大國的支持，就成為了以色列當時所面臨的一項重要的戰(zhàn)略任務。以色列政府在制定和大國關系的政策時候將目標定位“和一個或幾個大國結成聯(lián)盟，使自己的生存和領土完整得到牢固的國際保證�！盵7]當時國際上冷戰(zhàn)的序幕雖然已經(jīng)拉開，但冷戰(zhàn)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這為以色列進行“均衡外交”提供了活動的國際空間。在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之際，由蘇聯(lián)支持的東歐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軍火支援，解了以色列的燃眉之急。[8]美國通過聯(lián)合國達成阿以雙方�；饏f(xié)議并在1949年一次性向以色列提供一億美元的經(jīng)濟援助。[9]當然，蘇聯(lián)和美國這種援助以色列的做法更多的考慮是拉攏以色列排擠英法在中東的傳統(tǒng)勢力，但是這對以色列采取“均衡外交”的外交策略營造了較好的國際環(huán)境，“從增進它（即以色列——筆者注）的國家利益來看，這似乎也是最可取的外交路線”[10]。但是，當時的以色列外交的“均衡戰(zhàn)略”并沒有為以色列帶來絕對的安全保證。首先是當時的美國和蘇聯(lián)都只是想通過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來援助以色列進而來擠壓排擠英法在中東地區(qū)的傳統(tǒng)勢力，因此并不愿在中東因為以色列陷入中東的紛爭之中；
另一方面，以色列國當時的勢力還很弱小，美國與蘇聯(lián)都不愿因為以色列而得罪阿拉伯世界國家。

　　2、以色列與美國趨近

　　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后，美國與蘇聯(lián)對抗逐漸加劇，以色列的“中立”政策逐漸失去活動空間。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國際緊張局勢逐漸加劇，陣營分化逐漸明朗。在這種形式下，以色列國內(nèi)一些人擔心新的世界大戰(zhàn)即將爆發(fā)，如果以色列沒有可靠的盟友，將很有可能失去可靠的武器來源。因此很多人建議以色列全面倒向美國。且由于當時的蘇聯(lián)對以色列在朝鮮戰(zhàn)爭中的態(tài)度問題以及以色列對美國的不斷靠近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以色列和蘇聯(lián)兩國終于在50年代初期徹底斷交。此后，以色列更決心全面倒向美國。如1955年10月以色列總理兼外長夏里特指出“同美國簽訂一個安全條約對我們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現(xiàn)在更加重要了……”[11]這一外交政策的轉型對其后的美以關系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盡管由于阿拉伯國家等因素的制約，以色列對美國的外交轉型的短期效應并不明顯，但以色列在很多關鍵場合依舊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12]從此以后，美以關系不斷升溫，從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蘇聯(lián)在中東地區(qū)對阿拉伯國家（如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等）的軍事援助日漸增多，埃及、敘利亞等國不滿美國偏袒以色列而倒向蘇聯(lián)，伊拉克也因為國內(nèi)爆發(fā)革命導致的政權更迭而最終倒向蘇聯(lián)的懷抱，蘇聯(lián)在中東的勢力大大擴展。隨著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fā)，伊朗打出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美國在中東地區(qū)的“支柱”之一的昔日重要盟友伊朗轉眼間變成了美國的敵人。為了增強自己在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略力量與穩(wěn)定，要維持中東地區(qū)以色列的地位與力量對美國來說變得至關重要。有鑒于此，美國逐漸加強了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從肯尼迪時期到尼克松時期，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逐漸增多甚至在約翰遜總統(tǒng)時期以色列接受了美國大量的F-4鬼怪戰(zhàn)機等尖端性武器，大大增強了以色列軍隊的國防與軍隊力量。到了冷戰(zhàn)末期的1988年，兩國簽訂了《戰(zhàn)略合作諒解備忘錄》，確立了以色列作為美國的非北約盟國之一的重要地位。[13]1997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fā)布的《面向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指出“確保以色列的安全與幸�！�…為美國中東的利益所在……”美以兩國關系再次不斷強化。2001年的“9·11事件”、伊拉克戰(zhàn)爭以及伊朗核危機等國際問題的出現(xiàn)，更不斷凸顯出兩國關系不斷加強的趨勢和重要性。

　　三、建構主義對美以關系的闡釋

　　1、建構主義視角下的美以關系現(xiàn)狀

　　建構主義認為外交政策的形成是由于某種規(guī)范的情形構成了其外交主題。某種程度上講，建構主義試圖為有關行為體與規(guī)范框架之間的關系提供更清晰的論述。通過建構主義的分析視角能夠很好的揭示以色列與美國在現(xiàn)有的中東政治格局下的合作與聯(lián)合，但是我們首先要仔細分析以色列的外交的國家稟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的揭示以色列與美國的“特殊情感”的原因�！皼Q定一個國家的屬性的不是其地理位置，而是國家起源、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14] 以色列的民族精神是以色列對外決策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而以色列文化是一種以追求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文理性精神作為主要特色的現(xiàn)代性國民文化。[15]在以色列猶太教的基本信條中，“選民”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觀念，猶太人認為自己是上帝選擇出來的特等子民，肩負著上帝的使命。猶太人的這種觀念產(chǎn)生了兩個心理，一方面使以色列的國民在思想上產(chǎn)生了崇高的使命感與強烈的排他的優(yōu)越感，而正式由于這種優(yōu)越感促使猶太人在長期的離散過程中產(chǎn)生了強烈的排他性，也因為此使以色列在歷史上屢遭迫害。另一方面使猶太人產(chǎn)生了頑強的生存信念與民族意識。正式以色列民族的特殊的民族心理與歷史文化特征，使以色列在對外政策上極易因受到潛在的威脅而產(chǎn)生危機意識，進而采取激進行為。在歷史上以色列曾經(jīng)在1981年偷襲并破壞了伊拉克的核反應堆，在1982年大局進攻黎巴嫩清剿“巴解”組織力量，從2000年起在巴勒斯坦的“定點清除”，在2006年越境打擊“黎巴嫩真主黨”武裝等等，在我們看來都是具有“先發(fā)制人”的打擊策略的手段，都受到了國際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與抨擊。都這也正是以色列國民性格中的危機意識在外交安全政策中的表現(xiàn)。

　　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革命運動所產(chǎn)生的民主國家，其所具有的將“自由主義”傳播全世界的使命感在美國國民心目中具有很強的號召力。美國的歷屆總統(tǒng)都以相似的口吻強調(diào)美國作為世界上組民主的國家，有義務將美國的優(yōu)越的制度傳遍全世界。因此，美國與以色列相似的國民心理在中東國際格局的相互作用下逐漸統(tǒng)一為支持以色列與維護以色列利益的一致性，即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國家來帶動整個中東地區(qū)的“民主改造”，傳播自由的民主思想。在這一點上，美以兩國在文化上的切合點使十分重要且影響深遠的。文化上的相互理解與切合，使得兩國國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形成相互的理解與切合，這樣兩國在面臨共同的危機時能夠產(chǎn)生謀求共同的利益的需要，并能夠在安全共同體的框架下進行很好的互信合作。在2003年7月的皮尤中心調(diào)查中，總計44%的美國人表示相信上帝把現(xiàn)在以色列國土所在的那片土地給了猶太人。在2005年8月的另外一個皮尤中心調(diào)查中，22%的美國人認為，宗教信仰是他們在決定支持這個猶太國家時最大的影響因素。而在那些對以色列持同情態(tài)度的美國人當中，三分之一表示他們的同情來自于宗教信仰。[16]

　　2、建構主義視角中的以色列美國關系展望

　　建構主義認為，一種共同體能夠幫助成員國形成一種彼此互信的國際秩序，而一種秩序一旦形成，就會對雙方產(chǎn)生一種結構性的約束力量。從中東的戰(zhàn)略格局演變來講，在美以關系初期，美國也許只將以色列作為實現(xiàn)自己戰(zhàn)略目標的工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美以雙方的戰(zhàn)略決策者產(chǎn)生了一種類似“路徑依賴”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外交心理慣性”，即對待國際事務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相當?shù)闹饔^性。如在美國，大大小小的政府都將與以色列的合作視為一個保留項目并像對待自己其他的項目一樣努力的推動它。而以色列也在中東事務上更多的服從與接受美國的“大中東”戰(zhàn)略的布局并積極調(diào)整自己的戰(zhàn)略以配合美國，如在1991年的海灣戰(zhàn)爭中，以色列在遭到伊拉克的“飛毛腿”導彈打擊后，聽從美國的建議沒有對伊拉克實施報復。美國在國際輿論的反對聲中對伊拉克進行打擊的時候，以色列則站在美國的一邊。當然這些事例中雙方都有自己利益方面的考慮，但是，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略格局中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穩(wěn)固的安全共同體并已經(jīng)適應了彼此“合作”的身份定位，在這個安全共同體和“合作”、“互信”的身份定位下，雙方的戰(zhàn)略利益也因此而不斷深化與加強。而在2006年的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的軍事打擊開展后，根據(jù)《今日美國報》和蓋洛普共同公布的一項民意調(diào)查結果顯示，“高達83％的美國民眾認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軍事行動完全有理或部分有理。其中完認為完全有理的占33％，部分有理的占50％。”[17]美國同情并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從這一項最新民調(diào)結果可見一斑。

　　隨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戰(zhàn)爭泥潭，伊朗核危機又使中東地區(qū)戰(zhàn)略局勢復雜化，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的威脅促使以色列和美國更具有了相似的戰(zhàn)略利益與合作基點。在雙方的安全體系已經(jīng)完善且彼此的利益身份已經(jīng)確立的情況下，雙方的戰(zhàn)略趨同與合作將會進一步加強。因此，在我們觀察以色列與美國在中東地區(qū)事務態(tài)度，尤其是美國在巴以問題上明顯的偏袒以色列的態(tài)度的問題上，建構主義使具有較強的揭示功能的。

　　結語

　　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下觀察以色列與美國的關系的演變，我們不難看出，以色列與美國在冷戰(zhàn)時期面對共同的戰(zhàn)略利益切合點而形成的相互的“路徑影響”，使得雙方在一系列的中東地區(qū)的事務中相互支持，并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戰(zhàn)略利益共同體，并在一系列的國際事務中強化了彼此的身份定位。今后，隨著雙方在中東面臨的如恐怖主義擴散、伊朗核危機等共同的威脅不斷加深的情況下，雙方的彼此的“依賴路徑”會更加明顯。從這一點說，建構主義使我們有了以個更加深刻和新穎的觀察視角。

　　參考文獻：

　　[1]Alexandra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46),pp. 391-425.

　　[2]Alexandra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2)

　　[3]資料來源http://www.0086.it/forum_view.asp?forum_id=55&view_id=409

　　[4]謝立枕 李文俊 《以色列的外交策略》[J]《西亞北非》2006年第6期

　　[5]亞歷山大·溫特/著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譯者前言”，第25頁）[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6]參見李偉建等/著 《以色列與美國關系研究》[M] 時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06頁

　　[7]納達夫·薩弗蘭/著 《以色列的歷史和概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 第334頁

　　[8]參見孫正達等/著《以色列國》[M]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第111頁

　　[9]Herbert Druks,The Uncertain Friendship:the U.S.and Israel from Roosevelt to Kenned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p.126.

　　[10]米迦勒·巴爾——祖海爾 《現(xiàn)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傳》[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年版 第28頁

　　[11]徐向群、余崇健/主編 《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7頁

　　[12]謝立枕 李文俊 《以色列的外交策略》[J]《西亞北非》2006年第6期

　　[13]參見李偉建等/著 《以色列與美國關系研究》[M] 時事出版社 2006年版 101到102頁

　　[14]（俄）安德蘭尼克·米格拉尼揚/著 徐葵、張達楠/譯《俄羅斯現(xiàn)代化之路——為何如此曲折》[M] 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2年版

　　[15]張倩紅/著 《以色列史》[M]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部分

　　[16]數(shù)據(jù)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9/content_4891329.htm

　　[17]數(shù)據(jù)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9/content_4891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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