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駿飛：娛樂精神與轉基因的新聞業(yè)

　　時維七月，中國娛樂圈再次沸騰起來，新聞業(yè)也陷入一場新的狂歡。著名藝人梁朝偉和劉嘉玲大婚，媒體報道之隆重，盛況空前；
特別是連非娛樂類媒體也開始不惜重墨，推出頭條、頭版報道，甚至開辟跨版的專題報導。當娛樂壓倒一切的聲浪席卷天地之時，我們通常會注意到，那些從傳統(tǒng)的新聞價值觀的角度看更有理性價值、更具有社會意義、更具有關懷民生色彩的新聞，會有無數(shù)條僻處一隅，甚至被無情的遮蔽著。

　　那么，在這個高度娛樂化的新聞時代，新聞界在娛樂精神之上，還需要什么來統(tǒng)領自己的理念？新聞娛樂精神的本質真的是因為公眾的需要和呼喚么？在這種潮流面前，公眾該如何自處，媒體應該如何自省？這些，是我們需要直面的詰問。

　　有人說，“偉玲婚”激起那么主流媒體的連篇累牘，是因為兩位主角的傳奇經歷——從花邊新聞開始，到修成正果為止，具有藝術片般的感染力，并具有娛樂圈難得的教化意義。

　　不過，我以為，這是媒體的借口。藝術和教化，決非“偉玲婚”之類榮登各大媒體頭條的關鍵。因為，就娛樂新聞而言，明星失戀、車禍、毀容、被綁架、死亡，都能占據(jù)頭條，而且，拍拖散伙上娛樂新聞頭版的遠遠大于結婚。換句話說，“偉玲婚”洛陽紙貴，并不是因為“偉玲婚”多么神圣，而仍然只是因為它具有娛樂功能�？梢韵胍�，如果明天兩人離婚，媒體只會炒得更厲害，那條離婚新聞并不會因為童話的破滅而降低娛樂性。

　　似乎是為此作注腳，緊接著就有參加完婚禮的嘉賓李亞鵬，因不滿記者追拍愛女、發(fā)怒打人的故事發(fā)生，并且，同樣占據(jù)了新聞頭條。在這一新聞聳動人心的文本訴求的深處，不是美麗童話，也不是是非評判，而是所謂暴力娛樂。打人事件的思想內涵在于新聞倫理，可是，又有哪家娛樂著的媒體在此事件中以反思為焦點呢？充其量，還是更娛樂的娛樂罷了。

　　有人說，這是個“娛樂有理、八卦無罪”的新聞時代，公眾所需要的就是娛樂，那么媒體就應該最大限度地滿足它們的需要。

　　是的，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不能拒絕的，是娛樂。哪怕你的娛樂本身沒有太多價值，甚至你所提供的娛樂是芙蓉姐姐式的出丑，你仍然可以產生娛樂的快感。娛樂新聞中的演員和媒體，其實潛藏著同一個目標：通過娛樂使自己被“識別”；
而另一方面，觀眾也是同謀，因為他們期待通過加入娛樂派對而被時尚潮流“接受”。在這種意義上，人性是卑微的。人性卑微的好處在于，人由此可以輕易的互通款曲，達成最簡單不過的共同幸福感。如果娛樂化的后現(xiàn)代社會是萬花筒，那么這種人性就是萬花筒中最基本的玻璃片。

　　在娛樂的一片喧囂中，大眾會產生傳播學所說的“第三人效果”，也就是人們對媒介影響他人的效果的預期，會導致自己采取某種行動[1]——在這里就是對娛樂的跟風行動。每個受眾都以為，這條娛樂新聞對別人是重要的。有了這種心理預期，他會樂意追隨大眾。結果人人身臨其間，既扮演觀眾、又扮演演員、還扮演評論者，真是樂不可支；
倘若由此形成一定的狂歡規(guī)模，那就更是樂趣無窮了。

　　自然，一哄而上的不僅是大眾，在媒體內部，“第三人效果”更為顯著。一方面，媒體以滿足受眾之名行事，它們會把自己對娛樂的追逐歸結為受眾的需求——實際上，不如說是出于它們對受眾的“預期”或“觀察”。另一方面，因為媒體之間相互競爭，因為同質化競爭的加劇，媒體的新聞價值觀開始趨同，于是任何報道“偉玲婚”或是其他什么重要娛樂的媒體，都會影響到其他媒體的判斷，顯然，后來者只有更為重視該新聞，才能預期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我們可以把這種半幻覺狀態(tài)下愈演愈烈的新聞競爭的循環(huán)，看成是疊加的“第三人效果”，或者干脆稱之為“新聞預期滾雪球”：隆隆作響的雪球其實是圈內媒體相互激勵相互膨脹的結果，每一個先滾一步的媒體都為后來者的預期鋪墊了變本加厲滾雪球的理由。由此，娛樂新聞便可以在遠超其新聞價值的模式下被反復強化。

　　反之，假定新聞人物是個科學家，沒有花絮，沒有八卦，沒有娛樂，那么即使其社會價值更為重要，但公眾和媒體考慮到很多人并不以嚴肅為追捧對象，那么對受眾、對他人的沉迷的預期就會降低，于是就不太會從眾，不太會滾雪球。結果，被冷落的價值愈被冷落，被追捧的無價值愈被追捧。我曾經對此命名為：瓦釜效應，說白了，就是“黃種毀棄、瓦釜雷鳴”在這個娛樂時代找到了自己的社會心理基礎[2]。這雖然未必都會產生禍事，但顯然，也絕非好事。

　　所以，你看，傳媒以為公眾更需要娛樂，給的都是娛樂。受眾因為媒體加倍給他們娛樂，他們就以為一切娛樂都是價值。大家都認為娛樂對他人更為重要，所以都會爭相從眾，彼此交相激蕩，形成共鳴，共同走向娛樂的高潮體驗，并且還期待著下一次、再下一次。

　　大眾傳媒本身是被設計為社會公器的，但事實上，到了當下，基因已經發(fā)生了轉變。它具有企業(yè)屬性，那就必須盈利，盈利就必須受公眾歡迎，受歡迎就必須竭盡所能地迎合人，否則就失去了商業(yè)主體性。這就是某些媒體的三段論。無疑，今天的傳媒有相當一部分背叛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也不再繼承社會公器的基因了，它們是轉基因產品，不以公器自居，但也不肯自承為私器，于是只好以滿足公眾之名，行滿足私利之實。

　　自然，花園里的花朵千姿百態(tài)，媒體也應該豐富多彩，各有自己的定位。西方通常有兩種媒體：嚴肅媒體、娛樂媒體。后者通常是賣盒飯的，以繁殖速度快、種群大著稱，在新聞價值觀上，是你想吃什么就給什么，即使沒營養(yǎng)、有危害，它也照賣不誤。但另一部分嚴肅媒體，它們的新聞價值觀仍然是原教旨的，在它們的心目中，政治經濟新聞、軍事新聞、民生新聞永遠勝過娛樂新聞。即使戴安納、王菲、貝克漢姆，也未必能上嚴肅新聞的頭版頭條，更不會無限制的炒作。簡言之，《太陽報》炒作時，《泰晤士報》仍會克制；
《名利場》所渲染的，《華爾街日報》仍可能視若無睹。這種媒介生態(tài)的平衡，也是我們這個社會所需要的。

　　中國新聞界正在學習西方媒體經驗，可以肯定，其中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好的。問題是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媒介的觀點大相徑庭；
更可悲的是，有些媒介對此干脆就沒有觀點。對于西方新聞業(yè)，我們一窩蜂地學了娛樂性，可是，嚴肅新聞門可羅雀，與此同時，我們的娛樂新聞畸形發(fā)達，這就可悲了。娛樂記者搶到了“偉玲婚”的新聞、發(fā)布了李亞鵬患病幼女的照片，仿佛是為這個世界立下了不世奇功。中國娛樂新聞的狗仔隊把不少名人逼到發(fā)怒，例如近日的李亞鵬；
逼到發(fā)狂，例如前幾年的竇唯。因此，新聞界的狗仔精神趕超歐美，是確定無疑的了，甚至進化成為狼狗隊或藏獒隊，也未可知。但就嚴肅新聞的旨趣來說，貢獻微乎其微。

　　在娛樂精神上趕上了西方，我們的新聞業(yè)就很發(fā)達了么？看來不像。相當多的國內媒體日復一日，不斷卷入娛樂的新聞炒作中，導致中國真正以嚴肅新聞見長的媒介、以嚴肅報道成名的記者成為了珍稀動物。

　　我們并不排斥娛樂，娛樂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作為媒體，必須清醒意識到，自己的第一天職被設計為社會良知，而不是娛樂。部分媒體娛樂大眾就罷了，嚴肅媒體偶爾娛樂一次也無妨，但不能無時無刻都在娛樂、每個媒體都去娛樂。當媒體世界盡是一片狂歡時，那就需要反思一下了。在一片娛樂的甚囂塵上中，我們要捫心自問的是：我們離真正的新聞界還有多遠？

　　（作者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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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人效果假說”由戴維森（Davison, W. P.）在1983年提出，2003年甘瑟等人（Gunther, A.C; Storey, J.C.）在研究中提出了“假定影響模式”或“間接影響模式”（Indirect Effect Model），其內涵為：（1）受眾首先判斷其他人是否受到傳媒信息的影響；
（2）然后根據(jù)自己的判斷做出相應的行動。轉引自禹衛(wèi)華、張國良：《“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新動向》，載《新聞記者》2008年第4期。

　　[2] 杜駿飛：《大眾傳媒的瓦釜時代》，載《南方周末》，200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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