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若:水利專家黃萬里緣何報國無門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鑒于我國水患不斷,發(fā)憤攻讀水文學,1937年獲得美國工程博士,回國后長期在長江黃河從事水利工作,具有豐富的學識和實踐經(jīng)驗,解放后任清華大學水利系主任多年。1957年不顧個人安危、力陳三門峽工程的危害,幾年后的實踐證明了他的正確。1990年代,曾為三峽工程六次上書中央,要求給他一小時時間陳述意見,結果石沉大海、回音全無。他憂國憂民幾十年,結果為什么報國無門呢?

          

          (一)

          

          黃萬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上海人。他父親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抗戰(zhàn)后期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并創(chuàng)建中國民主建國會、解放后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炎培。

          黃萬里中學畢業(yè)后,先后入無錫實業(yè)學校、唐山交通大學就讀,無論中文、英文、數(shù)學、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歲的黃萬里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yè),他的畢業(yè)論文是《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引力設計法》等三篇創(chuàng)造性的論文,當時就為學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學家茅以升作序。畢業(yè)以后黃萬里曾經(jīng)擔任過鐵路橋梁工程師。當時國內(nèi)水患頻仍,1931年長江爆發(fā)洪水,湖北云夢縣一夜沒城,淹死7萬人;
        1933年黃河多處決口,水漫千里,一片慘象。這些災難讓黃萬里極為震動,促使他下定決心、改學水利。父親黃炎培對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紹自己的學生、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與他相識。許先生鼓勵他要學好水文學,告訴他:江河大水后作過調(diào)查,中國從事水利工程建設的工程師都是土木結構專業(yè)出身的,沒有一個長于水文學。而不通水文學等于未入水利之門,只是能設計施工罷了。

          1934年元旦,22歲的黃萬里考取公費留學,遠赴美國,廣求名師,從天文、地質(zhì)、氣象、氣候等基礎學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獲康乃爾大學碩士,之后又到愛荷華大學、伊利諾斯大學攻讀博士,以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shù)學為第二副科。1937年 26歲時獲伊利諾斯大學工程博士,是該校第七個博士,也是獲得該校工程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運用氣象學、自然地理學和數(shù)學等得出通過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學方法,當時在世界上處于學科領先地位。為尋求治理江河的知識,在美國期間,他驅(qū)車45000英里,看遍了美國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納西河域治理專區(qū)Norris壩上實習了4個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該河管理機關請他坐船察看水情,直達出?凇_@次穿越?jīng)坝坎穆贸,使他對治理祖國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p>

          1937年, 26歲的黃萬里博士學成歸國。當時東北大學、北洋大學、浙江大學都來聘他任教,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還親自登門邀請他擔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輕為由婉辭。因為他當時迫切希望到江河實地進行勘察、調(diào)查,邊做實事邊積累資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戰(zhàn)爆發(fā),他又來到內(nèi)地,擔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職。

          抗戰(zhàn)勝利后黃萬里從長江走向黃河,1947年任甘肅省水利局長。他走遍了黃河兩岸的窮鄉(xiāng)僻壤,親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嚴重,也深深體會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涼。他通過不斷的勘察和思考,積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資料和知識,也進一步認識了黃河的特性和規(guī)律。這是他此后對治理黃河長江提出種種真知灼見的堅實的基礎。

          解放后,黃萬里曾一度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全國院系調(diào)整,他被調(diào)到清華大學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華將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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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來,黃河水患一直困擾著中原大地。新中國成立后,人們多次議論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認識不一,始終沒有統(tǒng)一的方略。1953年起蘇聯(lián)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開始實施,其中就有黃河治理一項。第二年蘇聯(lián)專家組應邀來華對黃河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察勘查,幾個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門峽設壩建水庫的方略。既然是蘇聯(lián)專家的主張(盡管后來蘇聯(lián)真正的泥沙專家譏諷我們請錯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綠燈,諸如在蘇聯(lián)專家指導下制定《黃河綜合利用規(guī)劃技術經(jīng)濟報告》、政務院研究同意并提請在全國人大會上舉手通過、委托蘇聯(lián)有關部門設計三門峽工程方案、有關部門審查通過方案并組織施工等等,兩年間種種過場盡皆走完。1957年4月三門峽工程就正式開工了。

          可這時黃萬里始終憂心忡忡地注視著這一切。他基于豐厚的理論學識和實際經(jīng)驗、基于對國內(nèi)外河流特別是黃河長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對國家安危人民禍福的深切關懷,極不贊同當時這套治黃方案。1956年5月他終于向黃河流域規(guī)劃委員會提交了《對于三門峽水庫現(xiàn)行規(guī)劃方法的意見》,就整個三門峽水庫規(guī)劃思想提出質(zhì)疑。

          在這份《意見書》里,他認為,筑壩雖然有調(diào)節(jié)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壞河沙的自然運行!坝袎稳f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后果。

          他認為,許多“專家”對于泥沙還有許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須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應該盡量保持在原地;

        但對于那些已經(jīng)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卻相反地要督促它們繼續(xù)隨水流下去。這才是人們了解了自然規(guī)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卻不是改變它的正確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庫內(nèi)的設計思想是錯誤而有害的。主張在支流修攔沙壩是企圖改變客觀規(guī)律的措施,是不正確的。

          他原則上反對在干流上建大水庫;
        如果非要筑壩建庫不可,必須盡量將泥沙沖刷出庫。他建議在壩底留有容量相當大的泄水洞。這是自然規(guī)律所指示的,我們必須留下這些洞,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壩里開洞。

          當時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見到“圣人出、黃河清”的人們,對黃萬里的《意見書》幾乎不屑一顧。鑒于工程界存在種種不同議論,后來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動工兩個月之后,召開了“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專家、教授70人。黃萬里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進一步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他首先批評現(xiàn)行方案的規(guī)劃思路,即一門心思的“倒推法”:
        黃河最大的問題是洪水泛濫,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渾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沒這問題了;
        怎么能又清又慢呢? 于是想像用水庫把泥沙和大水都攔。

        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庫:多大才夠呢? 于是算出壩的高度來。黃萬里說::“這不是通過全面經(jīng)濟核算的綜合水利規(guī)劃”。

          他不同意防洪只著眼于水庫這一思路。他認為不能忽略歷史上豐富的治河經(jīng)驗:“堤工、河工、水工,壩工只是其中的一種”。他認為“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以水土保持使黃河變清是歪曲客觀規(guī)律的。他指出當時這種方案,“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將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區(qū)鬧水災”,只不過“把現(xiàn)在的鬧災地區(qū)上移了幾百公里,時間錯后了一些”。他問這一方案的推動者:“三門峽以下河道你們不同意淤積,為什么同意淤在三門峽以上呢?”

          鑒于三門峽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執(zhí)意要在三門峽修水庫,建議“壩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這樣,“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災問題能解決,三門峽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下游河道沖刷問題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無能為力沒有辦法才留在水庫里面。”

          這次會上,還有一位年青的技術員溫善章力主降低壩高,建議修筑低壩。其他也有人提出種種問題,但絕大多數(shù)意見是一邊倒地詮釋蘇聯(lián)方案的正確、中央決策的英明。黃萬里基本上處于孤立的境地。這時反右運動已經(jīng)開始,他由于發(fā)表在校報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學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圍攻;
        但他完全不顧形勢的險惡,始終堅持并從容不迫地闡述了自己的正確主張。

          所謂校報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題為“花叢小語”的小說(內(nèi)容簡介附后)。清華大學時任校長蔣南翔將它呈送到最高領袖那里,最高領袖讀后忿然說:“這是什么話!”于是,《人民日報》就出現(xiàn)了一個專登“右派”言論的欄目,冠以“什么話”的欄名,“花叢小語”當然也在其中。而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反對蘇聯(lián)方案,就成了又一個重大罪狀。接踵而來的清華大學的批判會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異口同聲地聲稱,黃萬里企圖“取消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反對蘇聯(lián)專家”、“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nèi)行”,是個道地的“右派”。其實那段時間毛澤東就對黃炎培說過,“你家也分左、中、右!”兩年以后,毛澤東又在廬山會議上指著彭德懷說,你和黃萬里一樣,腦后長著反骨!足見黃萬里“右派”的欽定性質(zhì)了。不過當1958年清華大學黨委向黃萬里宣布劃他為“右派”的處分決定時,他倒是十分冷靜,而且擲地有聲地回答說:“伽里略雖然被投進監(jiān)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在轉(zhuǎn)!”

          

          (三)

          

          因言獲罪成了“右派”之后,黃萬里在政治上已劃入“敵人”陣營,盡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還縈繞心頭,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發(fā)言權。而三門峽的命運,一如他的預料,真的是越來越糟。

          1958年三門峽工程開始截流;
        1960年9月大壩建成,攔洪蓄水。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漲到332.58米(離設計高程360米尚遠)時,泥沙淤積迅速發(fā)展;
        蓄水一年半后,有15億噸泥沙積在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斷向上延伸,威脅關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鎮(zhèn)。至1963年,潼關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庫內(nèi)淤積泥沙達34億立方米,幾乎是設計庫容的一半。庫區(qū)移民上下來回遷徙,背井離鄉(xiāng),啼饑號寒,怨聲載道。為挽救危局,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對工程作了兩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實施“兩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條鋼管、增建兩個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庫淤積略有減緩,但潼關以上河床“翹尾巴”淤積仍在延續(xù)。第二次于1969年,決定打開壩底八個導流底孔。這幾個底孔是1957年專家會議上黃萬里力爭保留的,可是施工時又根據(jù)蘇聯(lián)專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這次化了八千萬元資金將它們打開,可是淤積情況已無法改變,改建后潼關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積趨勢依然無法遏制。

          三門峽水庫反復折騰之時,黃萬里教授已被發(fā)配在江西鄱陽湖邊的農(nóng)場勞動。1971年這個清華大學農(nóng)場因遭血吸蟲肆虐致人死命而停辦,黃萬里被安排到三門峽工地繼續(xù)“改造”。據(jù)他后來自述:“我上午參加‘學習班’,俯首聽批。下午掃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黃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許在別人監(jiān)視下進入潼關以下地區(qū)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河勢。他后來回憶道:“黃、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從下游移來的苦難,內(nèi)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覺得自己如此努力學習并工作,曾何補于蒼生?茫然不知怎樣去報國。”他在《傾聽華縣畢家公社主任宇東梅報告三門峽壩建成的災害》一詩中沉痛抒懷:

          聽罷畢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淚交頤。暴洪施虐知攔阻,惡堿侵農(nóng)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見,一般律定莫相違。平生積學何所用,愧對蒼生老益悲。

          出于這種憂國憂民的心懷,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補救方案和治黃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許在有關的專業(yè)會議上講述自己的主張,但也得不到重視。三門峽水庫后來只得以報廢告終。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嚴重,但卻釀成50年未遇的大災,受災人口515萬、農(nóng)田1080萬畝。時任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博士考察后坦陳:“三門峽水庫建成后,是以犧牲庫區(qū)和渭河流域為代價的,渭河變成了懸河了!钡竭@時候,連曾經(jīng)力促工程上馬的前水利部長錢正英、院士張光斗也只好參與呼吁“三門峽停止蓄水、放棄發(fā)電”。但是四十多年間它帶來的重大損失和災難,卻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

          時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們又議論在中華民族的另一條母親河——長江上攔河筑壩,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峽工程呼之欲出。此時的黃萬里已經(jīng)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經(jīng)甩進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就他“平生積學”發(fā)言,一展他造福蒼生的襟懷了?墒窃谥袊斍暗捏w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長嘆而已。關于三峽工程問題,他曾六次上書中央(直至總書記)加以阻止,并要求與學界和設計部門公開討論,但全部杳無音信、不予理睬;
        1992年全國人大討論通過三峽議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領導騰出一個小時聽他陳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書中有一段十分精煉的說明:“凡峽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兩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龔咀那樣,是可以攔河筑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利用水力發(fā)電的。盡管16年來這水庫已積滿卵石夾沙,失掉了調(diào)節(jié)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發(fā)電。但長江三峽卻不是這樣,這是黃金水道的上段,四條巨川排泄著侵蝕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進入峽谷,在水庫蓄水后這些卵石和泥沙就會堵塞住重慶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沒田地。那里水源豐富,生活著一億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這樣的地貌,決不可攔河筑壩。所以長江三峽根本不可修高壩,永遠不可修高壩!

          他在接受記者戴晴訪問時,曾經(jīng)解釋過他的觀點:“作為水利工程師,我至今也不否認以適當?shù)墓こ,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災的同時,應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運、發(fā)電的潛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眼光和襟懷,設計者本人也應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質(zhì)、地貌常識。具體到黃河和長江,我堅持認為,凡在干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比如三門峽和三峽!薄案闪鞯挠俜e河段不可修壩”,這是他積幾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結論,這個結論已被三門峽的實踐所證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執(zhí)地不予理會。

          當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執(zhí)政者已沒有五十年代的執(zhí)政者那樣的底氣、可以動輒以言問罪、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但是,他們手中有權,他們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會議、一切公共平臺,讓你出不了聲(甚至當人民代表黃順興1992年在人大會議討論三峽提案時,事前報名要發(fā)言卻不給他機會,會場上他舉起了手執(zhí)行主席卻視而不見,他站了起來拿起話筒可是擴音器卻突然不響了,他只好退出會場以示抗議)。當然,這些已不在本文敘述范圍內(nèi)了,讀者有興趣可以看看著名記者戴晴寫的有關水利的多篇深度報道,就會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開設了自己的博客,盡管一再遭到過濾和刪除,但總還有“漏網(wǎng)之魚”可尋,本文就不贅了。

          黃萬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終掛記著黃河、長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壽過后不久抱憾辭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遺囑:“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彼谶z囑中只字未提個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還是祖國的江河安危,拳拳愛國愛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附:黃萬里1957年寫的小說《花叢小語》梗概

          小說以一首題為“百花齊放頌(調(diào)寄賀新郎)”的詞開頭:

          綠盡枝頭蘗,

          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凄切?

          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處士,杳無消息。

          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

          靜悄悄,微言絕。

          忽來司命護花節(jié),

          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澈。

          人世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

          翻瀲艷,芬香洋溢。

          好鳥百花叢里舞,這當兒,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說的情節(jié)很簡單,說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詞,碰到滿頭大汗的老友甄無忌來訪。甄無忌汗涌氣喘的原因是:“我老遠特從城里來拜訪,誰知31路車只開到石油學院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這條西郊公路是哪位寶貝工程師修的?”

          接著又來了一位朋友賈有道。于是三個人開始了交談,田方生接著西郊公路的話茬說:“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鋪大碎石的路床、卻直接鋪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別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積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載重后就被壓碎!

          甄無忌就破口大罵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領導:“照你說,這是工程設計的錯誤。王八蛋!市政府誰管這種事的?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里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就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該罵哪位坐大汽車的官大爺。”

          罵過之后.甄無忌又來批評田方生的詞:“我看前半段還能反映實際,后半段,簡直是歌德派詩意,反映文人的無恥!”

          “所謂歌德派是指專事歌功頌德的那派學者。還有一種‘但丁’詩人,但知盯住領導黨員,隨聲附和,就算立場堅定,其目的就更有問題了。歌德——但丁派學者最為無恥!

          接著這位激烈的甄無忌就乘興發(fā)揮開來:“我們國內(nèi)的學者和人民代表們卻獨多歌德——但丁派詩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會還開始提些意見外,以往照例是以個人體會為歌德的內(nèi)容,這真是世界議會制的奇跡。我就不信一個政府會絕無缺點和錯誤,竟不需人民監(jiān)督。企圖掩蓋一切,但求表面統(tǒng)一,就是現(xiàn)政制的特點!

          甄無忌興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點評起自己身邊的當紅學者來:“只有他們能舍棄了自己認識了的真理,竭力靠攏組織,說得樣樣都好,才被稱為政治性強。論這些學者們的真實內(nèi)容,則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當年悶聲不響,虔誠地學習孟德爾遺傳學。一當什么所長,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學說不大時髦,于是又發(fā)表了《我的認識的三部曲》。近來赫魯曉夫又把李森科稱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樣說法。”

          于是田方生也聯(lián)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說了起來:“你看章某原來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著說:‘圣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最喜愛的人才!

          三個朋友決定“先幫助糾正修這條馬路中的錯誤!

          三人同意,當場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點:(1)這次馬路損壞究竟是必然的結果還是偶然的無法預計的災禍?(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錢,斷絕交通多少天,人民損失估計多少,公共汽車損失多少?(3)誰應負責?應怎樣處理?請求逐條解答,切勿無意或有意遺漏。

          

          ——參閱《同舟共進》2004年第3期所刊黨治國、林祥榕、丁弘等人文章,《讀書》2002年第8期曾昭奮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關黃萬里、黃順興的水利系列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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