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東發(fā)：北大燕南園的名人故居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談起北大，首先想到的是中國最頂尖的高校，其次是其園林般的校園風光。傳統(tǒng)的園林式的校園，還有博雅塔和未名湖，湖光塔影，相互掩映，構成了北大校園最有代表性、最醒目的一景。然而這些只是表面風光而已，真正代表北大風范的是在年輪置換間，這里走出的萬千學子。而像慈母一樣孕育培養(yǎng)萬千學子的許多學術大師都曾居住在燕南園。因此，真正意義上代表北大精神的恐怕還得要數燕南園。
要講燕南園的由來則要追溯到北大的歷史。1919年，由美國教會在清末創(chuàng)辦的北京匯文大學、通州協和大學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三校合并成立一所新的大學，聘任正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的“中國通”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長，新大學被命名為“燕京大學”。
當時的燕大校舍在北平崇文門內盔甲廠（男校）和燈市口佟府夾道（女校）。司徒雷登到任后，感到城里的校舍既小又簡陋，考慮到今后燕大的發(fā)展，他決定選擇一處新校址。
幾經勘察，司徒雷登選定海甸（今海淀的舊稱）西郊的一塊地方，那里本是明代勺園和清代淑春園的舊址，清末民初時曾為睿親王的后代所有，早已殘敗不堪了，此時又轉歸陜西督軍陳樹藩。陳樹藩被司徒校長的游說所打動，于1920年11月8日與燕大簽訂了契約，以4萬銀元的象征性價格將這塊土地永久租給燕大。
深諳中國文化的司徒校長和副校長哈利·魯斯博士(Dr. Harry Luce)聘請美國建筑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擔任新校園的總設計師。亨利·墨菲拿出了一個中西結合、古今融會的園林式的設計方案。不幾年，一所美輪美奐的新校舍便拔地而起了。
燕南園因位于燕園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畝，主要作為燕大外籍教師的住宅，按照當時所有中外教師住宅的編號順序，燕南園的住宅被定為51號到66號，這一編號從燕大到北大，一直沒有變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門口，還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門牌，無言笑視著歲月的滄桑。曾經居住在這里的中國教授對中國的政治、歷史、科學、哲學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史學家洪業(yè)、翦伯贊，數學家江澤涵，物理學家周培源、饒毓泰、褚圣麟，經濟學家馬寅初、陳岱孫，哲學家馮友蘭、湯用彤、馮定，化學家張龍翔、黃子卿，語言學家王力、林燾，美學家朱光潛，生物學家沈同，文學家林庚，歷史學家侯仁之，作家冰心和社會學家吳文藻夫婦等都曾生活在燕南園。
學貫中西的史學巨擘洪業(yè)教授就曾住在燕南園54號。洪先生名業(yè)，號煨蓮，早年留學美國，獲得多個學位，曾在美國為燕大籌款�；貒髶窝啻蟮闹匾I導職務，并主持燕大歷史系，后出任飲譽中外的學術機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的北平辦事處總干事，主持“引得”(Index)編纂處，他所編纂的引得，為后來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洪先生很喜歡他的54號，名之為“健齋”，又稱“無善本書屋”，因為他讀書只為做學問，不為收藏。
洪先生為人淡泊，溫文爾雅又談吐幽默，喜歡叼著煙斗，微微地笑著。洪先生經常不定期地在家召開歷史學會的會議，邀請在學問上互相琢磨的數位老師同學一邊品茗或飲咖啡，一邊切磋學問。大家在一起討論，時而舒緩，時而激昂，時而辯論，時而開懷暢笑。天氣好的初夏時，花開如瀉。時淡時濃的花香、茶香、咖啡香彌漫在院子里，和著高談闊論，和著爽朗的笑聲，飄蕩在燕南園里。但是，“文革”中，54號門前的藤蘿因有“資產階級情調”而被斫毀！
洪先生十分善于發(fā)現和培養(yǎng)人才，并結合他們的特長和興趣為之確定研究方向。后來也住燕南園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就是洪先生的弟子。
1926年夏季，冰心從美國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取得文學碩士學位，應聘回母校燕京大學任教。那時，她已出版了《繁星》、《超人》、《寄小讀者》等幾本書，已是名滿神州的作家了。
冰心先住在朗潤園的一間單身宿舍里。她的未婚夫吳文藻于1928年冬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并榮獲了哥大頒發(fā)的“最近十年內最優(yōu)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他應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之聘，于1929年初回到北京。燕大對這兩位從美國歸來的青年學人特別予以款待，把燕南園正在興建中的一幢二層小樓撥給他們居住。那就是西式的燕南園66號住宅。
冰心在自己的許多文章里細致地描述過自己住過的那幢小樓，就是在這里，他先后寫下了《往事》、《南歸》等小說、散文作品。
抗戰(zhàn)勝利后，燕大復校。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燕京大學改為國立，外籍教師回國，燕南園漸漸空了下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并入北京大學，北大自北京城內遷入燕園。按照國家的教育調整規(guī)劃，北大要建成一個以文理為主的綜合性大學，國內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及理科專業(yè)被調整到北大，而北大和燕大的法科、新聞、農、工、醫(yī)科等專業(yè)則被分散到別的高校，一時間北大名師云聚。在這個背景下，一些知名學者被安排到了燕南園居住，因為燕南園環(huán)境幽靜，離教學區(qū)和生活區(qū)的位置適中，適合工作和學習。自那時起，燕園里就流傳著這么一句話：知名學者不一定住燕南園，住燕南園的一定是知名學者。
由于學者們是陸續(xù)遷入的，并且住戶較多，燕南園便不再像燕大時期那樣一家一個院落了，而是依建筑面積的大小，將每個院落分隔供兩家到三家居住。
往日比較安靜的燕南園，由于突然增加了許多新住戶，一下子熱鬧了許多。北大遷來燕園后，不論怎么改變校園的格局，都要避開燕南園�，F在燕南園許多房子上鑲的門牌還是燕大最初裝上去的。
61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這是一座西式的兩層小樓，掩映在一片深綠的樹叢中，旁邊又是一叢翠竹，望之蔚然而深秀。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紀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學，至今在燕園已70年了，自1950年搬入燕南園，至今也已50多年了。歲月滄桑，侯先生已年逾髦耋，回憶起燕園歲月的點點滴滴，總是充滿著深情。
在以人文大師薈萃而聞名的燕南園里，周培源先生是為數寥寥的數理大師之一。飲譽世界的理論物理流體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進燕南園的，他曾是燕南園56號的主人。周先生在美國求學期間曾參加愛因斯坦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并進行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周先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門生弟子為中國國防科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周培源是愛花之人，56號曾遍植櫻花，春來如雪，人稱“周家花園”。
55號和57號從方位上看呈對角而立。有趣的是，它們的主人也因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特殊背景而有著某種“對峙”的關系。
原北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馮定在55號住過多年。在燕南園眾多居住者中，馮定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因為他是唯一一位由毛澤東親定到北大教書的學者。
那時候，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沒有徹底完成，黨要在哲學領域“占領”仍由舊知識分子“控制”的陣地。馮定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其名作《平凡的真理》曾引導許多人正確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特別看重馮定，點名調他到北大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他的唯物主義哲學與馮友蘭的唯心主義哲學“搞爭鳴”、“唱對臺戲”。
然而在60年代的政治環(huán)境里，由于馮定堅持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從不趨炎附勢，他在政治運動中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當報刊上連續(xù)發(fā)表批判馮定的文章時，有人勸他做個檢討算了，他不肯屈服：“我不愿做檢討的英雄�！�
從那時起到“文革”時期馮定一直頂著“假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挨批斗。“文革”中，北大哲學系成立了“批判馮定、馮友蘭聯絡站”。“對臺戲”沒唱成，哲學系這兩位最有名的教授雙雙被推上了受批斗的臺子。與馮定“唱對臺戲”的馮友蘭就住在燕南園57號。
1952年院系調整后，馮友蘭從清華園遷到燕南園，并終老于57號。生活在20世紀這個中西文化沖突交融的時代，馮友蘭早年就以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而蜚聲學界，他構建的哲學體系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曾有人評價他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文化巨人”，他對中國文化向現代化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馮友蘭遷入燕南園的50年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長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過程中，馮友蘭基本上失落了自我。這位思想自成體系的哲學家放棄了獨立思考，這于他于中國社會于那個時代都是十分深刻的教訓。
“文革”結束后，馮友蘭真誠地解剖自我，指出自己以前不能“修辭立其”，決心今后“只寫我自己……不再依傍旁人”。從此以后，馮友蘭堅決拋開“文革”前就已出版的兩本《新編》，以85歲的高齡從頭開始撰寫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他不再依傍旁人，而是作出自己的結論，所以《新編》七冊中新的見解層出不窮，往往會與流行的論點相違背。他越寫越感到自由，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斬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界。晚年的馮先生就是在57號院里歷時10年，用口述的方式寫下了《新編》七冊，實現了從失落自我到回歸自我的轉變！
說起“三松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馮友蘭先生的居所，但問到具體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為《三松堂全集》，表明了他對57號的眷愛。馮友蘭曾在《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說起“三松堂”得名的緣由：“……庭中有三松，撫而盤桓，較淵明猶多其二焉……”
如今三松堂的大門前立起了一排綠竹盆景，似乎是要隔絕外界的喧囂與浮躁。
與燕南園同樣飽經滄桑的是63號院。這里原是燕大的美籍音樂教授范天祥自費修建的住宅，當時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稱為“范莊”。范天祥任燕大音樂系主任，夫婦二人才華橫溢而又誨人不倦，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音樂人才。范天祥教授還是虔誠的基督徒，對中國圣詩的曲調貢獻很大。
本來這所房子在園內沒有院墻，只用柏墻與其他院落相隔�？墒潜贝筮w來燕園后，考慮到校長馬寅初在新中國成立前由于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被蔣介石逮捕監(jiān)禁而身心俱疲，需要一個幽靜的環(huán)境工作休養(yǎng)，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63號院，并把柏墻換成了磚墻。
馬老是經濟學大家，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建設的大好形勢鼓舞他關心國計民生，經過認真地調查和研究，就是在這座院子里，馬老開始思考中國的人口問題。
1957年，馬老發(fā)表了《新人口論》，建議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重視人口問題，合理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國的政治氣候乍暖乍寒，帽子“大躍進”的狂熱時期。在這種“左”傾跋扈的歲月中，馬老的真知灼見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馬爾薩斯思想的“罪證”。全國上下，一時間群情洶洶，群起而討之，北大校內的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聲討馬老，連63號院子的圍墻上、大門上都貼滿了大字報。但是馬老沒有被這滔天的陣勢所壓倒，悲壯而豪邁地堅稱：“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彼米约旱牧贾质刂胬�。
馬老遭到錯誤批判后，辭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被迫離開了燕南園63號，搬入城內。63號院一度作為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辦公之用。
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過了全面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吧接暧麃盹L滿樓”，政治嗅覺“靈敏”的人物知道運動的大好時機來了。5月25日，由北大哲學系黨支部書記聶元梓聯合系里其他教員共7人聯署的大字報《宋平、陸平、彭珮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出現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墻上，這張大字報的威力是眾所周知的，北大開始卷入“文革”的狂潮中。
聶元梓等人開始在北大“全面奪權”，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原來的校領導則被全部打倒，成為“黑幫”編戶，打入“牛棚”。聶元梓儼然以“老佛爺”自居，搬入63號院辦公，開始在北大呼風喚雨，并在這里接待了中央文革的頭面人物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人，一時間，63號院門庭若市，眾多謀劃出自這個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國造成一場又一場的政治“地震”。
聶元梓失勢倒臺以后，63號院空了一段時間。70年代初，北大副校長魏建功搬入此院。魏建功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音韻學大師，是我國現代語言學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的奠基人。他積極推行國語運動，抗戰(zhàn)勝利后赴臺灣推行國語，把日本人殖民統(tǒng)治50年強制推行奴化教育的日文日語的影響從臺灣語言中齊根鏟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現了中華民族語言的純潔、規(guī)范和統(tǒng)一，為祖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績。新中國成立后，他還為國家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編纂的《新華字典》，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影響最為廣泛的一部大眾化的現代漢語字典�？上合壬�80年代初就故世了。
現在的63號院成了一個大雜院，正房旁邊低矮的小房子里住著一些工人和家屬，靠南的正房是北大老干部活動中心，時常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工在這里活動，靠北的正房為北大的一個公司所有。面對此情此景，哲學家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玄先生說：“也許是因為63號的經歷太坎坷了吧，現在誰也不愿住在那兒了！”
“文革”期間發(fā)生了許多事情，幾乎一夜之間就改變了燕南園里這些知名學者的命運。
51號的饒毓泰先生是較早遷入燕南園的學者之一。饒先生是物理系教授，在1948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饒先生學問精深，為人更是謙恭有禮，每當他在路上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他必會恭敬地鞠躬還禮。誰知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奪去了饒先生的生命，他在住所投繯身亡。
不久，住在64號的翦伯贊夫婦也雙雙自盡。翦老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尤其專于秦漢史。在“文革”中，他因為被“欽定”為專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受盡了折磨摧殘，后來由于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翦老才從小黑屋中遷進了燕南園64號，但這并不能挽救他，在專案組無休止的審訊下，1968年12月的一天深夜，翦伯贊夫婦二人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
翦老留下的紙條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么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紙上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文革”期間，燕南園里突然擠進了許多外來人口，有造反派、工宣隊、革命教師各色人等，那些已淪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學者大師們或把自己的居所分給他們共住，或是被擠走。
“文革”之后，燕南園里的老先生們直到80年代才重新得到了莫大的尊重，他們重新被人們視為生活優(yōu)裕的一類人。自那時起，燕南園漸漸找回了昔日的寧靜，園子里的學者們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生活上，都重新煥發(fā)出活力。園內的林木也都郁郁蔥蔥地長了起來。
一代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自1956年起就居住在燕南園60號。這是一所獨立的西式兩層小樓，位于整個燕南園的中央，小樓周圍沒有圍墻，參差的冬青和柏墻將它圍在中間。春天院中遍開二月花，花開如海。這里環(huán)境恬淡幽美，很適合做學問。王力先生在此先后寫作了《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史》等大量著作和論文。晚年在目障的情況下還傾力完成了《古代漢語字典》。1986年大師仙逝。
歲月不饒人！燕南園里的老先生們相繼謝世了，如今這園子里只有3位老先生依然健在，他們分別是法學家芮沐先生、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和語音學家林燾先生。
仙逝的老先生們把房子留給了他們的子女，比如馮友蘭先生的女兒宗璞、王力先生的女兒王濟慈、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玄以及周培源先生的孩子、朱光潛先生的女兒等等，這些后代們有的也在北大任職。
校方對燕南園里的房屋的政策到目前為止依然采取默認的“世襲”原則，即老一輩人過世了，房子就由下一代人居住。有的房子由于歷史原因被分成了數家，如64號院，到如今已然變成一處大雜院，有的人家還在老房子的外面加蓋了磚房。
與此同時，有的老先生過世后把房子交給了自己所在的系、所，這些房子就被派上了新用途。
80年代中期陳岱孫先生搬入55號，陳先生是經濟學界一代宗師，也是著名教育家，他執(zhí)著事業(yè)，終身未娶。陳先生過世后，學校在他居住的55號院內為他立了一尊銅像。不久前，55號院煥然一新，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先生即將入住。李先生的到來必會給這空寂的院子帶來生機和活力。
2001年7月，北大燕南園建筑群被劃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校方也開始整理保護包括燕南園在內的近代建筑。
盡管現在學校并沒有對燕南園今后的發(fā)展明確表態(tài)，但是從51號和55號的用途變遷來看，學校有意保持燕南園“大師薈萃之地”的性質。希望后來的人們不要忘記燕南園的歷史、她的輝煌和她的滄桑。這就像是學問的薪火相傳，燕南園也將在這延續(xù)中得到永新！
從51號到66號，這就是簡單的燕南園，屋舍與花木依舊，滄桑與風流并存。一代學人，從燕大到北大，從風雨如磐的舊中國到急遽變遷的新時代，他們的持守，他們的退卻，他們的學問，他們的人生，豈如這園子一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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