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大亂、大治與“大窒”

　　這些天來，國際社會極關注的，是中國官方媒體被允許報道“負面新聞”。而中國媒體似乎一點沒讓大家失望，馬上就報道了甘肅隴南市11月17-18日的騷亂事件。不過，未出現在中國官方報道里、而由國際媒體披露的細節(jié)是：該地發(fā)生拆遷戶上訪演變成萬人抗議，當地政府未及時出面協(xié)商解決問題，只得出動大批武警“鎮(zhèn)亂”，造成100多人重傷，200多人被捕，據說有人死亡。

　　在這之前不久，則有關于江西、貴州等地性質類似、規(guī)模相當的騷亂事件報道。所有這類事件，皆觸及中國治理的神經中樞：中國社會為何難以擺脫“亂—治—亂”的封閉性循環(huán)？我的觀察是：要害在于在“大亂—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

　　1949年以前的百年中國，歷經兵禍戰(zhàn)亂；
1949年后的中國，歷經政治動蕩�？梢哉f，“大亂”是無論中國的官或民均深為恐懼的局面。只有毛澤東例外，他一生最大的自信就是，他想亂就亂、想治就治，從大亂到大治，均在掌控之下。

　　從那以后，鄧越來越把穩(wěn)定看作超越一切的治理目標，所有在他看來、或由告密者打小報告說是會“影響穩(wěn)定”的改革做法，都被他制止或拋棄。鄧的這個思想，在兩次學潮后更成為一種迷信：不管用什么樣的手段，只要能保持穩(wěn)定，都是值得做的，而且要力排眾議地做。這個思想后來更發(fā)展成1990年代的官方口號：穩(wěn)定壓倒一切。

　　穩(wěn)定作為一個施政目標，并非中國所獨有。問題出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就像剛才提到的，把“好的”推向“最好”，就會出問題。當穩(wěn)定可以“壓倒一切”的時候，不管口號的提出者是何用心，哪怕出發(fā)點是好的，但在中國體制的現實條件之下，就會變成“權勢壓倒一切”。那樣，對民間尋求正義的渠道，對無權勢者抵制和抗議對他們的傷害并尋求補償的行動，就能夠無情壓制。

　　于是，“穩(wěn)定壓倒一切”在眾多場合，就成為權勢者壓倒受害者抗議的聲音、壓倒公眾對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壓倒社會公正的上方寶劍。這方面可以舉出成千上百的例子。多年來，“穩(wěn)定壓倒一切”成了地方上貪官污吏和與之勾結的惡勢力——不管惡勢力是來自經濟領域還是社會層面——最重要的擋箭牌，成為他們自保的銅墻鐵壁。

　　我說中國治理的非良性循環(huán)，要害就是在“大亂—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穩(wěn)定壓倒一切”，就窒息了中國民間釋放中小程度的怨忿不滿、社會釋放中小矛盾沖突、政府和民眾之間釋放中小緊張關系的通道。

　　所以，這個問題的悖論、或者說它的黑色幽默和悲劇在于，隨著“穩(wěn)定壓倒一切”成為不可挑戰(zhàn)的信條，成為施政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中國社會里的種種不滿和訴求在找不到釋放的常規(guī)渠道的時候，本來是中小程度的，往往演變成大的；
本來是非暴力的，往往演變成暴力的；
本來是小規(guī)模暴力的，往往變成大規(guī)模暴力的。可以舉出好多例子，包括隴南事件、甕安事件、楊佳事件等等�！胺�(wěn)定壓倒一切”，使得很多原來可以通過獨立司法渠道解決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淤積起來，累加成爆炸性的麻煩，釀造著部分人群的極端主義情緒。

　　回顧中國的改革30年，看看它從“大亂”到“大治”，再到“大窒”的過程，可以負責任地說，解開這個死結，是中國的治理走出非良性循環(huán)的唯一出路。在2000多年專制傳統(tǒng)的背景下，中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無論是皇帝、總統(tǒng)還是主席，都希望國家保持穩(wěn)定，就連毛澤東那樣喜歡“大亂”的人，也是希望通過大亂達到大治，目的還是求長期的穩(wěn)定。

　　中國當今的領導者，或未來的領導者，要想使中國的發(fā)展不遭遇大的中斷，避免中國社會里出現事與愿違的大混亂結果，就必須把“大窒”這個死結解開。惟有解開這個死結，中國才能在治理上，走出2000多年來的非良性循環(huán)。

　　確實，中國在文革前的幾次亂，都被毛控制下來了。但文革這場大亂，并未如他所愿那樣收放自如，直到他駕崩時仍未停止。文革是毛一生中最有意搞起來、也是惟一沒有被他控制住的一次大亂。鄧小平從第一次復出到第二次復出，努力做的，就是將毛的“大亂”轉向“大治”（即所謂的“安定團結”）。毛曾批評鄧，安定團結不是不講階級斗爭。1978年當鄧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者后，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大治”，他認定這乃是中國能否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若將鄧的治理目標放在中國充滿動蕩的近現代史上來考察，這一訴求無疑是合理的；
若將其放在10年文革的背景上來考察，更顯合理。鄧當時為達到“大治”所采取的很多政策，符合國家的長期發(fā)展利益，也符合當時絕大多數百姓和官員的期待。在毛時代，中國各階層都被折騰得太慘了。

　　鄧小平當時采取的最重要的“大治”措施，是廢除文革期間中國老百姓揭露批判官僚特權、貪污腐化也是互相攻擊打"派戰(zhàn)"的最基本手段——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

　　任何一個合理的舉措，只要把它推行過分，就會從正確邁向謬誤�！昂玫淖畲髷橙耸亲詈谩�，我經常引用這句話�！昂谩笔莻�相對概念，如果把好的東西推向極端，就會成為負面的東西了。

　　假如鄧在取消文革時代的“四大自由”——它們既是老百姓發(fā)泄民憤的渠道，更是毛整肅對手的武器——的同時，能夠以更大的力量來發(fā)展現代社會里民情、民怨、民意表達的合法渠道，如相對獨立的司法系統(tǒng)和相對自由的媒體，那我們今天就可以講，鄧不單取得了終止大混亂的成就，也開辟了更先進的治理機制。在鄧主政初期，對此并非全無考慮。他曾有過一些先進的設想，這方面最突出的體現，是1980年鄧的《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

　　鄧的這篇文章中有句名言：沒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可能做壞事。這個提法已接近于憲政思想的出發(fā)點，即制度的制衡遠勝過領導者個人的道德素質。只要按照這條路走下去，可以說，中國很多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就會遇到有效的制度抗衡�？上о囋谶@方面不堅定，本來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1983年"整黨"，很快遭遇一些當權者的抵制，那樣下去，會傷害手握實權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這一理念非但沒有持續(xù)下去，反而出現了針對徹底改革派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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