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時代的倔強穿行者——重新解讀梁曉聲

        發(fā)布時間:2020-06-16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2004年,南海出版社以雄健的氣勢,推出梁曉聲的中篇小說集《弧上的舞者》五卷本,金木水火土,概括了物質(zhì)世界萬物存在本性的古典哲思范疇,正好用于形容梁曉聲近三十年的寫作歷史,足以展現(xiàn)當代人的精神生活歷史!盎∩系奈枵摺边@一說法來源于梁曉聲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他稱自己是“置身于弧上的寫作者”。在聰明的出版者對此所做的解釋中,“弧”被描述成文稿格子構(gòu)成的一種圖形,因為直到現(xiàn)在,梁曉聲還是用筆在稿紙上書寫,他是一位在稿紙上的方格子里起舞的舞者,一位不倦的永遠的舞者。顯然,“弧”是一個美麗的童話式的象征,它可以從純粹的幾何學意義上加以理解,弧是一根任意的拋物線,沒有起點,也可以沒有終點,拋向空中,這是純粹的線條,正如純粹的寫作,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為寫作而寫作。而“弧”又是一種彎曲狀態(tài),有一種巨大的的韌性,在抗擊水流沖擊和其他作用力時,弧有著無比頑強的抵抗力。它雖然彎曲,但不斷裂,不變形,始終保持優(yōu)美的姿勢。另外,民間還有“鬼畫弧”之說,兒童在啟蒙階段描紅時期經(jīng)常被大人譏諷為“鬼畫弧”。就這一意義而言,“弧上的舞者”又是對寫作的解構(gòu),是對書寫之絕對性的解構(gòu),寫作將沒有文字存在,它永不成形,拒絕成形,它是精神存在之本真象喻。

          與其把梁曉聲看成一個舞者,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個穿行者,一個穿越過時代艱難險阻的穿行者。一個從“新時期”向“后新時期”轉(zhuǎn)型的歷史空場穿行而過的穿越者。從新時期之初的知青文學,到后新時期的市場批判,梁曉聲的同代人都轉(zhuǎn)身離去,只有梁曉聲,以筆為旗,始終不渝,呼喊、堅守、沖鋒陷陣、一往無前。有時候,真讓人難以相信,面對著梁曉聲,它是那么儒雅、謙遜、寬和,講究仁愛之心;
        但他做文卻是那么激情四溢,那么銳利決不姑息。這就是他,因為他的本真,他有真正的仁義之道,他才可以那么愛憎分明,那么不留不余地。盡管人們未必都贊成梁曉聲,但他的存在,對他的言說,都會由衷地傾聽,都會讓人捫心自問,都會激起人們誠懇的爭辯。

          他從新時期走來,那時梁曉聲是多么年青,多么躊躇滿志,飽滿的時代激情,作為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梁曉聲的出現(xiàn),掃除了知青文學的感傷情調(diào)。當然,他也是借著時代之力給歷史注入昂揚的格調(diào)。80年上半期,隨著知青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特別是77級、78級已經(jīng)畢業(yè)走進社會),時代的情緒向樂觀與希望方面傾斜,這也極大地影響了知青文學處理歷史/現(xiàn)實的方式和態(tài)度。在此之前,知青文學主要書寫作為歷史失意者的個人,把對文革的反思降低為個人過去經(jīng)歷的回憶,再把回憶改變?yōu)橹匦聲鴮懽陨淼臍v史。隨著歷史前景的明朗開闊,知青文學似乎為一代人的迅速成長,而突然獲得了精神信念。知青文學從低調(diào)向高昂的轉(zhuǎn)變,也徹底把“傷痕文學”改變?yōu)椤爸辔膶W”,正如后來轉(zhuǎn)向莫須有的“文化尋根”一樣,知青文學在承前啟后的作用中,同時建構(gòu)了主體生成的歷史。

          80年代初,梁曉聲就這樣出場了,梁曉聲就這樣如期而至給時代提供了一種肯定性的正面價值,以他博大的肯定性的歷史理性,給一代人提供自我肯定的勇氣和熱情。在他的小說敘事中,這種肯定性的歷史主義態(tài)度,通過正面英雄人物,通過始終不屈服的那個正義感,對歷史后果承擔的責任,那種獻身的英勇精神表現(xiàn)出來。他給知青文學被注入了粗獷的情愫,并且涂抹上一層濃重的英雄主義色調(diào)。1982年,梁曉聲發(fā)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使梁曉聲開始成名。小說講述一支知青墾荒隊經(jīng)過危險的沼澤地,去到艱苦的荒原建立墾荒點的故事。由于自然環(huán)境惡劣加之他們經(jīng)驗不足,相繼犧牲好幾個人。梁曉聲描寫了北大荒極其艱苦危險的生存條件,但他沒有停留在對苦難的展示上,也不刻作沉得的反思,而是把艱難困苦的北大荒作為一個背景,來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奮斗的壯舉。這些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徹底拋棄過去的一切,決心與這塊土地打成一片,上海姑娘李曉燕,能歌善舞,自愿來墾荒隊,而且立誓三年不回家,并向全連女青年倡議:不照鏡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竭力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勞動者的美”。她們結(jié)果都為這塊土地獻出生命。梁曉聲的北大荒文學不同于同時期反省知青經(jīng)歷的文學的那種悲戚的幽怨之音,他用高昂的聲調(diào)去嘔歌同代人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他們無私的奉獻和面對自己歷史的無悔無恨的感情。梁曉聲的小說敘事也頗為剛健雄勁,充充沛濃烈的抒情意識與一些細致的感情的糾葛相交織,使這篇小說在激越的書寫中還不失萎婉動人的情致。

          梁曉聲的“北大荒文學”在當時激起了同代知青的極大的反響,隨后,1983年,梁曉聲發(fā)表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再次產(chǎn)生強烈的反響。小說以更加充沛的英雄主義式的豪情壯志去重寫北大荒的一代知青。小說講述1979年冬天,中國新疆北部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某團正在召開一個關(guān)系到全團八百人返城還是留場的決策會議上,團長與政委發(fā)生分歧。正當此時,扣壓在總部關(guān)于三天內(nèi)辦完返城手續(xù)的機密被泄露了,散居在方圓數(shù)十里的知青們舉著火把,駕著各種車輛涌向團部。也正在此時,北大荒特大暴風雪也席卷而至,兇猛地襲擊著騷亂的人群。于是,在這個不尋常的夜晚,各種人物按其各自的思想、心理和性格進行了充分的表現(xiàn)。梁曉聲把各種矛盾壓縮在這個暴風雪之夜,也相當尖銳地揭示了“極左”思潮在建設(shè)兵團造成的惡果和由此給青年們帶來的種種命運。不能說梁曉聲塑造的這些英勇獻身的兵團戰(zhàn)士是夸大其辭的產(chǎn)物,那時的熱血青年確實比比皆是,作為兵團戰(zhàn)士的梁曉聲,梁曉聲對這種精神背后的歷史謬誤應(yīng)該說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在那個時期,他并不去深究這個根源。正是當時的“傷痕文學”已經(jīng)形成了“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的時代共識,這也是知青文學的理想主義替代感傷主義的文學向前推進的需要。在梁曉聲的具體敘事中,塑造可歌可泣的時代英雄已經(jīng)壓抑住了揭示“極左”路線的政治反思。王蒙那時對這篇小說也是贊賞備至:“它氣勢宏偉,對比強烈,沖突尖銳,氣氛緊張,整個小說非常抓人,讀起來難于釋手,讀后心怦怦然,心潮久久難以平息……”,“它不是寫在書齋案頭,而是誕生在北大荒一望無際的暴風雪之中!碑斎唬笾袊骷沂冀K沉浸在反思性的感傷氛圍中是困難的,備受挫折的一代知青需要濃郁的精神撫慰,梁曉聲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訴求及時提供了這種需要。時代需要激情,需要更加熱切的對未來的展望,需要信念和信心,梁曉聲后來還有長篇小說《雪城》(1988)并被改編成電視連續(xù)劇,其影響之大也是空前的,這說明這個時期對“獻身”的理想主義激情保持的深厚眷戀。

          如果說80年代的“新時期”梁曉聲秉持肯定性的歷史理性主義態(tài)度,那么在90年代——在文學史敘事上被稱之為“后新時期”的階段,梁曉聲更傾向于站在平民主義立場,對現(xiàn)實展開銳利的批判,被譽為平民和弱勢群體的代言人。這個時期的梁曉聲再次站到歷史前列,姿態(tài)與立場已經(jīng)很不相同。梁曉聲批判的重心在于現(xiàn)實的貧富差距,分配不公,橫掃一切丑惡兇險的勢力,表達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人性化關(guān)切。這個時期的梁曉聲寫有大量的雜文和隨筆,他直抒胸臆表達他的態(tài)度立場,毫不掩飾也毫不留情。當然,作為小說寫作,相對而言,梁曉聲要藝術(shù)得多,也含蓄得多。其批判性與立場隱藏在對人物的刻劃與對人物命運選擇的表達之中。如果認為梁曉聲對現(xiàn)實的批判是從概念出發(fā),那就錯了。對于梁曉聲的小說寫作來說,那是他的個人直接經(jīng)驗,是與他的生活融為一體的生存經(jīng)歷。我們總是說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現(xiàn)實,但是怎么來源,生活現(xiàn)實的優(yōu)先性是如何發(fā)生的?又是如何產(chǎn)生作用的?這些難以辨析的理論問題,在梁曉聲的創(chuàng)作中可以找到非常恰當?shù)慕忉。梁曉聲的寫作都具有非常具體的親歷性,他經(jīng)常以第一稱出場,以他最真實直接的生活現(xiàn)實為場景,他把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往事,他的悲喜哀愁,他的憂慮煩擾,他的希望與關(guān)愛,這一切全都實實在在地呈現(xiàn)出來,使感受到他的真實的此時此地的此在生活。此在生活的第一性,這就使梁曉聲的對當代現(xiàn)實的書寫,是那么真切誠懇。

          對于梁曉聲來說,他所批判的那個巨大的現(xiàn)實,那個包含著貧富不均,權(quán)力尋租,道德危機等等新的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并不直接在場,并不是他花費巨大筆墨直接去描寫的現(xiàn)實怪異的景象。他傾注筆力在于描寫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他們的心理和感受。描寫出他們的存在境遇本身就是對外部現(xiàn)實的間接叩問,一種強大的生存壓迫機制使這些弱勢群體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困窘之中,寫出他們被拋棄和被損害的無助命運。在這種批判性的敘事中,梁曉生融合進了深切的同情,他總是作為直接在場者,作為小說中的一個親歷的人物,參與到故事中去。那個敘述人“我”,始終保持著悲憫之情,保持著正義感,這使梁曉聲的小說敘事,能把批判性與同情性構(gòu)成一個整體,它既有理性的批判力量,又有濃重的情感氛圍。

          在梁曉聲后來的中篇小說中,《又是中秋》無疑是一篇力作,這篇小說寫出了一個對文學滿懷熱情的人,如何被商品經(jīng)濟大潮卷走而迷失了生存方向的故事。這揭示了當代中國深刻裂變的時代,金錢如何開始支配人們的命運。從政治到金錢,這是個驚人的變化,人是如何始終無法逃離命運的異化。老隋曾經(jīng)是兵團扶持文學創(chuàng)作的干事,那時他對文學懷有神圣虔誠的熱情,集中辦創(chuàng)作班體現(xiàn)了他出色的組織能力,也顯示出他在政治運動中的品格和智慧。經(jīng)歷了兵團的改制和商品大潮沖擊,老隋從一個文化的守護神變成一個四處找項目夢想發(fā)財?shù)母F愁潦倒的人。梁曉聲通過老隋這樣堅定的文學分子的墜落和頹敗,寫出一個時代是如何被金錢至上主義所俘獲。資本對中國民眾生活的滲透是如此強大有力,它是從最初的日常生活開始,從生存的最低限度開始,進一步引導(dǎo)人們向成功,向暴富,向國際資本神話方面頂禮膜拜。老隋從北方到南方,這是一個深刻的象征。在紅色年代,北方的“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是革命理想主義成長的地方,也是培育英雄主義神話的地方,梁曉聲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中就表達過那種理想主義激情。多年過去了,老隋這個當年的熱血青年已經(jīng)不再年輕,他被資本的神話所俘獲,他已經(jīng)無法在這個激變的現(xiàn)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老隋的命運是對一個群體命運的刻畫,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揭示,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義,洞穿了這個時代的政治/資本構(gòu)成的宏大的歷史異化感。這部小說寫得細致真摯,敘述人“我”的親歷性,“我”與老隋的友情,對他的種種關(guān)切,又與對他的反思緊密滲透在一起,回憶與內(nèi)心感受的反復(fù)剖析,使這部小說非常富有生活質(zhì)感,它已經(jīng)超越了技巧,它如同是心靈流露出來的文字,如同是存在的自言自語般的文字。

          經(jīng)歷過上世紀90年代商品大潮的沖擊,梁曉聲這代理想主義者一定感到巨大的困惑,但梁曉聲沒有迷惘,沒有沉默。他看到在這樣的時代他的言說的權(quán)利和責任。過去的那種肯定性的歷史理性精神,現(xiàn)在變成批判性的在場的主體。他是以筆為旗的人,他要呼喊,要鞭撻。他當然不是一味的否定和批判,始終在場的那個敘述人“我”,依然秉持著過去的理想主義,只是現(xiàn)在變成更為隱蔽些的那種正義感、對公正的社會理念的捍衛(wèi)、對底層人群的深切同情。對歷史的肯定轉(zhuǎn)變成對自我的肯定,梁曉聲的“敘述主人公”(我)更具有個人化的特征。這個“敘述主人公”并不在激憤式的概念層面上來展開話語實踐,梁曉聲顯然以冷峻的現(xiàn)實主義筆法來融合親歷經(jīng)驗,形成他的獨特的敘事方式。它的小說始終是在個人真摯的經(jīng)驗中,在深切的情感體驗的氛圍中來展開敘事,因而梁曉聲的批判性才顯得如此入情入理,如此震撼人心而又感人至深。

          作為平民的代言人,梁曉聲幾乎把筆觸全部對準了社會弱勢人群。這些弱勢人群并不都是只是令人同情的對象,他們有他們的倔強的存在,以他們的獨特方式來與社會不公正的力量抗爭。《父親》中的父親,《母親》中的母親,梁曉聲再次以個人的直接經(jīng)驗寫出了親情氛圍中的普通人生,在貧困中承擔起的責任和義務(wù),默默忍受著生活的艱辛,用雙手養(yǎng)育家庭,這就是中國底層人民的精神品格。在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普通人沒有獲得歷史前進的好處,反而被斥之為愚昧、落后。只有梁曉聲才會如此痛楚地呼喊:

          正是他們,這在歷史進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創(chuàng)造著文明的千千萬萬,如同冰層巖一樣,一層一層地積壓著,凝固著,堅定地奠定了我們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而我們中華民族正在振興的一切事業(yè),還在靠他們的力氣和汗水實現(xiàn)著!愚昧和沒有文化不是他們的罪過,是歷史的罪過!是我們每一個對振興我們的國家我們民族缺乏熱情,缺乏責任感的人慚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的父親母親是一種象征,對于梁曉聲來說,就是生我養(yǎng)我的人民。這就是梁曉聲在后時期表達的“新人民性”。這個人民性再次強調(diào)了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但已經(jīng)不是在宏大的民族—國家以及歷史無限進步的意義上來展開的人民歷史實踐,而是默默承受著歷史的所有后果,依然生存下去的活生生的人民。對于梁曉聲來說,這就是他的父親母親,他在人性化的家庭倫理意義上認同他們,捍衛(wèi)他們存在的權(quán)力和尊嚴。

          當然,梁曉聲也會寫到他們的抗爭!睹襁x》中的翟老栓,面對韓彪的霸道,他沒有屈服。這篇小說寫出資本與權(quán)力結(jié)合的中國模式在農(nóng)村具有新型特征。過去資本與權(quán)力是尋租的方式來展開的,現(xiàn)在,新興的資本則采取了直接結(jié)合的方式,獲得資本優(yōu)勢的人,同時窺覷政治權(quán)力。它預(yù)示著在人們向往的自由的資本時代,資本向政治滲透的未來趨勢。就這點而言,梁曉聲是富有遠見的。在中國,權(quán)力依然巨大,資本始終要依附權(quán)力。資本的自由取決于對權(quán)力運作的自由,沒有權(quán)力支持的資本在中國就沒有持久生命力。面對這種現(xiàn)實,梁曉聲的批判是尖銳犀利的。他的愛憎分明,韓彪一伙被看成無惡不作,橫行鄉(xiāng)里,殺人越貨的強盜式人物。但翟老栓為代表的人民群眾也有他們頑強不屈的性格,他們在關(guān)鍵時刻還是運用了民主的武器,把韓彪選下去了。但小說最終還是以悲劇的形式結(jié)尾,被選上的村長翟學禮也沒有成功,他遭遇不測,后果難料。梁曉聲除了把希望寄托給普通民眾之外,他還寄望于青天式的省委書記和省報記者,但這個悲劇式的結(jié)尾表明梁曉聲對理想化的解決方案依然感到猶豫。作為一個穿越這個時代的人,他已經(jīng)不能象80年代那樣,站在一個立場上肯定一種明確而絕對的價值,它只能面對不同的現(xiàn)實來表達他的激昂的批判。

          《荒蕪的家園》、《貴人》、《司馬敦》等作品可能在梁曉聲這一時期的作品并不算著名,梁曉聲的批判性鋒芒甚至都有所收斂,但在其中可以看到梁曉聲更加沉郁的那種現(xiàn)實主義精神,更加冷峻的現(xiàn)實主義筆法。《荒蕪的家園》中的那個17歲的芊子,面對著村里人和全家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她已經(jīng)無法忍受在家中侍侯老母的責任,居然毒打老母并設(shè)計燒死母親。傳統(tǒng)的孝道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沖擊下已經(jīng)全面崩潰,不能說這篇作品是對當今中國農(nóng)村現(xiàn)實的全面概括,但無疑寫出某方面的真實,令人觸目驚心。小說的題目就是一篇宣言,這是對現(xiàn)代城市文明、對現(xiàn)代化的抗議,也是對中國高速進入全球資本循環(huán)所付出的代價所作的批判性反思!盎氖彙钡漠斎徊恢皇羌覉@的土地,更重要的是鄉(xiāng)土中國的倫理價值!端抉R敦》正面寫的是一個老公安的勤懇奉獻、正直善良的品格,側(cè)面寫的則是那個拐賣兒童的小女犯人楊彩鳳。這個故事寫出了當今中國底層社會黑暗,弱勢人群被人欺辱的同時,只有一種方法,用更加惡劣的手段報復(fù)社會。對于梁曉聲來說,批判社會的兇惡勢力是他始終的目標,而對于那些弱勢人群他更傾向于表達同情!顿F人》中的二個女大學生為了能夠?qū)W習下去,她們被人包養(yǎng),每月獲得一千八百元的資助,她們就與聽候男人的傳呼。梁曉聲的筆力用心在于寫她們的微妙心理,寫出她們生活的艱辛與不易,并沒有從道德上譴責她們。相反,他批判的是那些欲望橫生的男人以及金錢萬能的社會。

          盡管梁曉聲不太注重在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上的變化與探索,有時他的堅定的肯定性與激烈的批判性也會讓人心存疑慮,但梁曉聲的寫作無疑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品格,這種品格使其他的疑惑微不足道。我們看看他如此艱辛發(fā)奮走過的寫作歷程,他穿行過迥然不同的時代,為歷史作證,為善良辯護,為正義伸張,為生活承擔。他的寫作因此有一種堅不可摧的力量,它使文學與真善美的結(jié)合不再是一個夸大的想象,而是實實在在的現(xiàn)實。

          

          2004-6-20于北京萬柳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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