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中國經濟危機的主要受害者

　　在最近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西方國家的失業(yè)率增加了二、三個百分點，就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政府如喪考妣，忙于應付。而在中國，失業(yè)率增加了五、六個百分點，政府居然跟沒事人一樣，照樣在“兩會”上作秀、講漂亮話。其中的奧秘可以一言道破，因為中國經濟危機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被政府打入另冊的“農民工”。用新近網絡流行的話來說，“這些人算個屁呀!”

　　雖然在毛澤東著作中有許多“社會平等”的話語，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不平等被系統(tǒng)化、凝固化，導致變相的奴隸制度卷土重來。“人民群眾”與“階級敵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農業(yè)戶口與非農業(yè)戶口的不平等，城鎮(zhèn)“單位人”與“非單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職工與集體所有制職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與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黨員與非黨員的不平等，高級干部與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勝枚舉。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產黨丟了農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點到了毛澤東的痛處而被打入“冷宮”。

　　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農民被視為“工業(yè)化原始積累”的壓榨對象，從來沒有享受過公民的待遇。在選舉權上，四個農民頂一個市民的法律，公然實行了幾十年。在最起碼的生命權上，農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據(jù)文革后公布的數(shù)據(jù)，由于毛澤東親自“掛帥”領導“大躍進”，導致全國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緊農村，保大中城市”的糧食方針。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有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xiàn)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從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全國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3980億斤減少到1961年的2677億斤，減少了33%；
而國家向城鎮(zhèn)銷售的糧食，從1958－1959年度的546．82億斤減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億斤，只減少了14%，35個大中城市居民口糧定量水平，僅從28．45斤壓縮到26．83斤；
糧食減產的后果基本上是由農民承擔的。在1958—1962年期間，城里人只是嘗到了餓肚皮的滋味，農民則餓死了三千萬。筆者一代人下鄉(xiāng)插隊期間，常常聽到貧下中農一“憶苦”就控訴那幾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圖罵“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對于大饑荒的感受不像農民那么深，現(xiàn)在居然有不少“憤青”說，從來沒有聽家人提及“餓死人”的事，“大躍進”時期“餓死上千萬人”是反毛“右派”編造的謊言。

　　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曾一度把經濟領導權交給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后者為毛“擦屁股”的一個主要措施，就是拿農民工開刀，把兩千萬剛剛進城的農民重新趕回鄉(xiāng)下，讓他們在農村自生自滅，而政府則擺脫了社會保障和救濟的職能。由此看來，中共黨內的所謂“兩個司令部”，在對待農民和“農民工”的問題上，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這個方面，鄧小平時代對于毛澤東時代定下的規(guī)矩，大部分還是“蕭規(guī)曹隨”。

　　筆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為止，中國城鄉(xiāng)居民之間的身分壁壘尚未打破，二元社會也還沒有轉變?yōu)橐惑w化社會，而是暫時處于‘三元社會’的過渡狀態(tài)。這三元分別是：持有非農業(yè)戶口的市民，無戶口或持有農業(yè)戶口而長期居住在城鎮(zhèn)的準市民，以及農村居民�！薄皽适忻瘛敝械拇箢^，就是農民工。

　　僅僅十幾年前，中國還曾經有過一個“類中產階級”（社會學家孫立平語），即國營和大集體企業(yè)職工。經過幾千萬人的“下崗”高峰和幾千萬人的退休高峰，這個“類中產階級”已經基本上不復存在。根據(jù)國務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農民工在第二產業(yè)從業(yè)人員中占58％（其中建筑業(yè)占80%，加工制造業(yè)占68%），在第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員中占52％，業(yè)已成為中國城鎮(zhèn)勞動力和產業(yè)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他們的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時以上的占22.50％；
工資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間，還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
與用人單位簽訂用工合同的農民工僅占53.70％，參保率更低——在“五大社會保險”中，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shù)量的農民工參加外，養(yǎng)老保險的參保率僅為15％，醫(yī)療保險的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yè)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shù)農民工無緣。而當經濟危機來臨時，首當其沖被辭退的，就是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工。

　　政府以及為官方代言的學者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認為農民工失業(yè)不要緊，他們是有“土地保障”的，失業(yè)了還可以回去種地。最近農村問題專家秦暉和于建嶸經過調查，反駁了這種說法。首先，大部分的農民工已經無地可種（已被重新調整或主動出讓他人）；
其次，大部分的農民工從來沒有種過地或者已經不會種地了。所謂農民工回家種地，純屬對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種“忽悠”（在網上調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網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認為“農民工出路”是“從事新興農業(y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是“自主創(chuàng)業(yè)”，只有13.27%的人認為是“繼續(xù)返城打工”）。而據(jù)白南生調查，真正回家種地的只占十分之一�，F(xiàn)在地方領導一講話，就是怎么想辦法把這些農民工送回去，當作了一個負擔，對于這些社會財富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完全沒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農民工送走，他們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沒有任何責任了。秦暉指出：“這個危機一來，失業(yè)農民工的問題凸顯出來了。我們當然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像我們以前想的那樣，把他們弄回去，現(xiàn)在所有政策都是圍繞這個來轉，不許他們處置土地，不許他們如何如何。還有一個，所謂農民工失業(yè)和城市里失業(yè)，歸根結蒂其實應該是一樣的。既然你強調公共服務應該是普惠的，事實上他們很多人也回不去，當然就要逐漸解決。世界工業(yè)化的條件下都要面臨這個問題�！�

　　現(xiàn)在中國農民工的總數(shù)已經超過兩億人，但是在六億多市民和準市民中，依然是個少數(shù)，而且是沒有政治發(fā)言權的社會弱勢群體。當年梁漱溟就說過，城里的工人有工會，資本家有工商聯(lián)，農民卻沒有可以依靠的農會（農會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F(xiàn)在的農民工背后既沒有農會，也沒有工會，是無依無靠的社會孤兒。因此于建嶸說：“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間我們要看到農民的市場和農民的利益表達，我的看法是要建立農民工會，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工會，這是農民的組織，要建立這個東西�！�

　　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指出：整個近現(xiàn)代文明的歷史，是“自我調節(jié)市場”的擴展和“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共存與矛盾運動構成的社會“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s）。市場越是發(fā)展，社會就越是試圖保護自己，將市場重置于社會掌控之下。波蘭尼曾經憂心忡忡地告誡后人：社會自我保護機制失敗所導致的自我調節(jié)市場的無限擴張，最終將會導致人類文明的崩潰。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已經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場化“改革”，由于國家“鎮(zhèn)制”機器對于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超強壓迫，“老工人階級”被消滅了，“新工人階級”處于極端弱勢的地位，社會幾乎被市場力量所吞噬。波蘭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壓迫、維護尊嚴的社會斗爭中攜手合作，組織成為階級來開展集體行動，使他們成為對抗機械文明之內在危機的社會保護者。既然是“自我保護”運動，首先要靠農民工自身的覺悟、動員和奮起；
然而，社會其他階層對于農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聯(lián)合行動，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過不斷強化“社會自我保護機制”，才能減緩農民工和農民在經濟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也才能在經濟復蘇后爭取分享到更多的繁榮果實。

　　200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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