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晉官難當只因權(quán)力高于法律

　�。ㄋ问�男：四川大學學者，《新京報》、《南方周末》、《國家歷史》等媒體自由撰稿人，地震災區(qū)志愿者。）

　　提要：在法制社會，執(zhí)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權(quán)威，而非執(zhí)法者的行政權(quán)威。丁學良因此總結(jié)道，“晉官難當”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權(quán)力而輕法律權(quán)威；
重人際關系而輕規(guī)章制度。

　　去年9月，山西臨汾市“襄汾潰壩”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并直接導致時任山西省長的孟學農(nóng)去職。孟走前留下四個字：“晉官難當”。

　　對臨汾而言，此四字一語成讖。自去年9月20日臨汾原市委書記夏振貴停職檢查起，臨汾市委書記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謝海出任臨汾市委書記，才結(jié)束這一尷尬局面。

　　在礦難高發(fā)的山西省，做官猶如坐火山，三年之內(nèi)，山西就換了四任省長，以至有民謠說，“人說山西好風光，誰當領導誰心慌�！迸R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內(nèi)，換了四任市長。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2000年至今，有新聞報道的臨汾礦難至少達23起，共造成死亡失蹤712人。于是，又有民謠說，“山西省長干不干，臨汾礦難說了算�！�

　　但“晉官難當”，并非“不當晉官”的理由。在臨汾市委書記空缺199天的背后，藏著眾多官員的擔當缺失。“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了國家責任、民生疾苦，豈能因個人官位而患得患失，趨避不及？遺憾的是，我們卻看不到“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擔當，也看不到“雖萬千劫吾往矣”的擔當。

　　明末的黃宗羲以為，“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
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比缃窆賳T出仕，多數(shù)卻既非為君，也非為天下，更非為萬民，而是為一己之私。如此，自然極易導致?lián)�當缺失�?/p>

　　清人洪亮吉曾上書嘉慶，指斥當時官員的集體擔當缺失，其言利如白刃，“蓋人材至今日，銷磨殆盡矣。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取進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而這些“模棱、軟弱、鉆營、茍且之人，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
適有緩急，而欲望其奮身為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徇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洪亮吉筆下的官場模樣在今天或仍存活，與之相應的，是一段流傳于體制內(nèi)的新“佐治藥言”：“搞定就是穩(wěn)定，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妥協(xié)就是和諧”。

　　在這種為官指導思想下，自然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施政抱負，也沒有“治亂在萬民之憂樂”的悲憫情懷，有的只是趨利避禍、無能顢頇、茍且鉆營、混天過日。然而，官員可以躲貓貓一樣地躲避晉官之任，晉民卻能躲到哪里去呢？當大壩崩潰，瓦斯爆炸，窯洞水浸，礦井塌方，官員們可以因沒有赴任而免去責任，而彈冠相慶，壩下井內(nèi)的礦工們，卻要為官員們的不擔當而擔當，付出軀殘乃至身亡的代價！那些遇難礦工，注定將死部瞑目。他們一批又一批被活埋地下，卻不能換得幸存下來的兄弟們的安全保障。國際勞工組織的《礦山安全與衛(wèi)生公約》已獲中國政府承認，但專家指出，其中不少最基本的權(quán)利，中國礦工仍遠未獲得。

　　不過，官員的缺乏擔當，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們往深處看，會發(fā)現(xiàn)更刻骨的隱憂。譬如說，有擔當?shù)墓賳T，是否就一定能打破困局、改天換地？未必。請先看看明代海瑞的命運。

　　在明代，應天府的經(jīng)濟、文化最為發(fā)達，歷來又號稱“繁劇難治”，是相當棘手的任區(qū)。海瑞被派任應天府巡撫，他有擔當，沒有逃遁，而是以澄清自勉，竭盡心力，一意挫豪強，撫窮弱，整飭吏治，矯革宿弊。很快收到成效，曾受賄的官員，望風解印綬而去，而權(quán)豪勢宦，也斂手屏息，甚至移省避之。然而好景不長，不久海瑞就遭多人彈劾，被指“迂滯不諳事體”，“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等，最后竟因“志大才疏”而罷官。

　　有擔當?shù)暮Ｈ鸩荒芷凭�，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復雜的地方權(quán)力譜系，其中既有退休的高級官僚，也有當?shù)氐暮缽姶笞�，更有當軸有力者的親朋裙帶。這些政治、社會勢力的利益格局一旦被海瑞打破，自會集體反彈，而海瑞以一己之力，很難與之抗衡，最終只能接受罷官的失敗命運。

　　在山西省，官員可能同樣要面對一個復雜的地方權(quán)力譜系。誰能知道，在每一座礦山后藏著一雙多么有力的手？誰又能知道，在每一個礦洞里的水有多深？具體到臨汾，如果當?shù)睾谏�豪門企業(yè)背后那看不見的手的級別，遠高于臨汾書記、市長，后者就很難有效運用行政權(quán)力，去澄清污濁、革陳除弊，去徹查安全生產(chǎn)問題。

　　當然，“上面有人”也許只是一種猜測和幻覺，有志澄清的官員更可能面對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當?shù)乇P根錯節(jié)的大小利益集團，商人與公仆的纏綿糾結(jié)，互為奧援。實際上山西豪財們從來就是盤踞一方，維系原始且粗放的經(jīng)濟，卻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會土壤，更增加了官員有所作為的難度。然而，一旦發(fā)生礦難，地方黨政負責人，又會因“問責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職或更嚴厲的處分。在這種態(tài)勢下，“聰明人”自然會想方設法活動，避免去這種被詛咒的地方為官。

　　社會學家丁學良評論說，臨汾現(xiàn)象是中國社會過去20多年來，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進步、官員腐敗和官商勾結(jié)問題的集中反映。問責制是一種進步，可以部分緩解社會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隱憂。

　　在法制社會，執(zhí)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權(quán)威，而非執(zhí)法者的行政權(quán)威。丁學良因此總結(jié)道，“晉官難當”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權(quán)力而輕法律權(quán)威；
重人際關系而輕規(guī)章制度。

　　此種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則制度隱憂一日不能消解，而“晉官難當”及“不當晉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轉(zhuǎn)；
“晉禍難止”、“晉工難活”的悲慘圖景，也仍將不斷上演。

　　本文來源：大河網(wǎng)

相關熱詞搜索：高于 難當 只因 權(quán)力 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