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北京四中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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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我終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么遙遠。小學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時，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極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13中。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jiān)考。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嘆，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我掃了一遍考卷，沒錯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結果名落孫山，被父親臭罵一頓，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初中三年，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從初三上半學期起，在父親的壓力下，我起早貪黑，深一腳淺一腳“積極”趕路。
臨近通考，我變得越來越迷信，尤其對“四”這個數(shù)字。一天，我從學校沿大翔鳳胡同回家，閉眼走四步睜開，再閉眼走四步。走著走著，快到了柳蔭街，猛一睜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滿臉驚訝。一見我睜眼，她咯咯樂了：“我心說，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
此情可問天，我這小瞎子終于摸進天堂門。那年夏天，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父親另眼相待，親戚鄰居贊許有加，再別上�；�，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更讓人高興的是，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創(chuàng)建于1907年，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距離跟13中差不多，從家步行20分鐘。
9月1日開學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開書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著一凡去學校。由郭沫若題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門門楣石頭上，涂上紅漆。那水泥墻體和大小鐵柵欄門有些陰森，據說曾出現(xiàn)在某國產故事片中，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系錯紐扣出現(xiàn)在公眾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
開學后不久，扒拉小算盤，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語文優(yōu)勢不再，但還說得過去；
關鍵是數(shù)理化，夢魘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尤以數(shù)學為甚，一過整數(shù)我就如墜五里霧中，分不清東南西北。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該混進這數(shù)字的天堂。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著，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堿的破背心，打補丁的半新衣褲，露腳趾頭的軍用球鞋。可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什么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于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fā)出來。
班主任田傭是數(shù)學老師，只比我們大五六歲。他戴白框眼鏡，面色紅潤，精力充沛，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蹦蹦跳跳，像個孩子王。他剛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不久，每月工資56元，單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學教書，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
跟我們一起下鄉(xiāng)勞動，除了帶頭干活，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繩，親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肥肉煉油，白薯切丁，過油后用醬油一烹，香飄四溢。開飯了，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運動，重提階級斗爭。我母親調貴陽一年，參加當?shù)劂y行系統(tǒng)的“四清”。而我們下鄉(xiāng)碰上的首要難題是，和農民打招呼，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么辦？大家議論紛紛，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問村干部，發(fā)現(xiàn)這標準靠不住，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間休息，Ｋ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先是開玩笑，隨后認真起來：我不肯求饒，他就暗中使勁兒，刀尖越扎越深。我們對視，僵持了好幾分鐘。突然劇痛難忍，我一把推開他。他冷笑說，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對他敬而遠之。好勇斗狠，正伴隨著階級意識而覺醒。
1966 年春，暴風雨將臨，有種種前兆可尋，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課間休息，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好像每個人都在面對最后的考驗。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并反復排練，在想象中，周圍必是青松環(huán)繞。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越夾越緊，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認，若大刑伺候，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一凡是我的入團發(fā)展介紹人，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這給我?guī)硐Ｍ吘故歉鐐儍郝�。我試探口風，他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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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爆發(fā)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四中從此正式停課。聽到這一消息，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但自知動機不純：那正是我數(shù)理化告急的關頭——期末考試在即。老天有眼，當年把我領進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熱之中。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自5月下旬起，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去西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資產階級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與饑餓經驗有關，難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費盡口舌，還是鬧不懂為什么要罷課，為什么不做蛋糕。在辯論中，一個女學生反問我：“那你說說，蛋糕跟資產階級有什么關系？”大多數(shù)的敵意堅不可摧，我們只好撤退。
四中校黨委癱瘓，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lián)合接管。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三天兩夜沒睡覺。第三天晚上，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聲援被壓制的紅衛(wèi)兵。我精神恍惚，腳下軟綿綿的，燈光耀眼，聲浪忽近忽遠。而革命就像狂歡節(jié)，讓人熱血沸騰。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制服，腳蹬大皮靴，腰系寬皮帶，戴紅衛(wèi)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yōu)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于暴發(fā)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應運而生，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我們班同學Ｌ把它譜成歌曲，流傳甚廣。在當時的辯論中，對方頭一句話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來就是一頓臭罵或暴打。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場靠校墻一側的樹叢中，我發(fā)現(xiàn)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那是輛倒輪閘，銹跡斑斑，輻條稀少，車鈴上拴著細麻繩，一拽叮當響。觀察幾日，竟無人認領，我如獲至寶，權當借用。
騎破車的好處是，即使沒鎖，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雖說與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我感覺良好，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由速度所產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蕓蕓眾生無法體會的。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當外人，甚至產生幻覺，自認為是革命的中堅力量。后讀堂吉訶德才恍然大悟，準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
一天，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去學校，快到廠橋十字路口，順大陡坡滑行，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我渾身是傷，更倒霉的是丟人現(xiàn)眼。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車悄悄放回原處。沒過半天，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個瘋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
6月15日，全校召開女校長楊濱的斗爭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四中學生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書；
8月4日，一個冒充紅衛(wèi)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fā)現(xiàn)，被帶回學校，在操場上被活活打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被游斗，被學生們拳打腳踢；
8月25日，以四中幾個高干子弟為首，成立“首都紅衛(wèi)兵西城區(qū)糾察隊”（簡稱“西糾”），接連發(fā)布了十號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密謀正在進行，為隨后出現(xiàn)的各種派系組織留下伏筆。由于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xiàn)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yōu)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目。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班同學T的遭遇。他生性靦腆，曾在入團書面“思想匯報”中坦白了自己關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誰料到，這些懺悔的細節(jié)被大字報公布出來，成為大家的談資笑料。T被劃為反動學生，從此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到底是誰把這些玩意兒公布出來的呢？我暗自慶幸，好在沒有為入團干這類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我們一早在六部口列隊等候，被人流裹挾著涌向天安門廣場。我們雀躍高呼，踮腳仰望天安門城樓，可什么也看不見。只有幾個綠點，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熱記憶的深處，最難忘的就那么幾個綠點。
暴力隨著暑熱升級，到處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滿了血腥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紅八月”，讓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歲生日。白天家中無人，我拉上窗簾，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心緒低落到了極點。在人生轉折時刻，我試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但什么也看不見，內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親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車，經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鐵柵欄后面的白色現(xiàn)代建筑群，突然問，“你知道這是什么地方？”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線索都沒有，茫然搖搖頭�！斑@就是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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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全北京的中學只有四位特級教師，四中就占了兩位，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那都是國寶級人物。有一年，張子諤老師輔導高三物理，據說高考六道題押中四道，學生提前交卷，高呼“張老萬歲”。
教三角函數(shù)的老師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鐵青。每次上課，他提前幾分鐘到教室，在黑板上畫一道題。那對我來說如同鬼畫符——眼暈，而同學們幾乎個個胸有成竹，舉手搶答。李老師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掃視一圈，習慣性摸一下鐵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濃重的河南口音點名“趙—振—開—”，還把“開”讀成第三聲，更加勾人心魄。我一問三不知。這竟成了我永遠的心�。憾嗄旰笪�?guī)团畠鹤鲎鳂I(yè)，一聽說三角函數(shù)，第一反應是頭暈惡心。
《學習》雜志1958年�？�，部分編輯改行當老師，于是黃慶發(fā)成了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四十出頭，謝頂，一臉苦笑，好像在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讓我們寫批注。他搖頭晃腦領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huán)，心樂之�！蓖ｎD一下，念批注“當樂”，然后繼續(xù)朗讀下去。照貓畫虎，沒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賞識——孺子可教，于是讓我當眾宣讀。我美滋滋地搖頭晃腦，待讀到“心樂之”也停頓一下，接著讀我的批注——“頗為不錯”，竟把 “頗”錯讀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語教師凌石軍肥頭大耳，沒架子，但骨子里透著股傲氣。他每次上課只捏著一張小卡片，嘟嚕嘟嚕說個沒完，好像那是一種語言戲法。他出過俄語語法專著，且日文好，據說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課本自學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學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報紙，手腳不動。我俄語沒學好，倒是暗中偷學了這一手，但一不留神會灌上兩口水。
英語老師項立斜穿校園，總會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國紳士：夏天穿白色西服；
冬天穿吊帶短褲，白色長襪，锃亮的皮鞋。他上課會把全套刀叉帶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規(guī)矩。他當年在教會學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師請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這時他用錯了一個詞，女教師把蛋糕收回以示懲罰……
兩位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都是國家級籃球裁判。韓茂富個兒不高，精明強干。吳濟民人高馬大，都管他叫大吳。據說蘇聯(lián)國家女籃來京與中國女籃比賽，由韓茂富在場上主吹，大吳坐鎮(zhèn)裁判臺。臨近終場正打得難解難分，這兩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時間，被蘇聯(lián)隊發(fā)現(xiàn)提出抗議，大吳被降級成一級裁判。
女校長楊濱，延安陜北公學出身，參加革命后的重要見證人填的是葉群。解放后曾長期擔任女一中校長，1965年調到四中。據說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四中校長兩個職務之間，她選擇了后者。
副校長劉鐵嶺躊躇滿志�！拔母铩敝薪野l(fā)他在日記中的志向：二十歲當校支部委員，三十歲當區(qū)委委員，四十歲當市委委員，五十歲當中央委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文革”開始時他四十出頭，已當上了市委委員。
誰承想，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拔母铩北l(fā)后，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斗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最后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zhàn)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其中頂數(shù)副校長劉鐵嶺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軍宣隊主持的批斗會上，大吳跳出來指著校長楊濱說：“楊濱，你膽敢反對解放軍。”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軍！”愕然驚醒，意識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囁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請罪�！庇谑堑矫飨袂皬澭镫�，豆大的汗珠噼啪滾下來。
最讓我震驚的還是語文教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yè)。那天凌晨五點，在食堂后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并揪出自己的喉嚨，據說慘不忍睹。一個中年女人用這樣的方式結束生命，到底為什么？當這消息傳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我睜不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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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8月初，我搬到學校住。學生宿舍在學校東南角，與教研組小院毗鄰，由兩排相向的平房構成獨立的小院。開間不等，上下鋪，按數(shù)字排列，一律稱為“齋”。我先住十三齋，后搬進六齋，一住兩年多。學生宿舍本是為家遠的同學提供的，趁“文革”之亂，沒人管，大家紛紛搬進去。
由于頂棚相通且破敗，隔墻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傳播。每次生爐子起濃煙，鄰居跟著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點熄燈，提前十分鐘響預備鈴。宿舍小院離廁所較遠，由于是男校，毫無顧忌，住宿生紛紛沖出來，在下水池或樹旁撒尿。宿舍小院永遠飄散著濃烈的尿騷味兒。學生輔導員禹啟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點來小院檢查，一時奏效，傳為 “大禹治尿”的佳話。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愛吹牛，好色，說話幽默，是個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說剛抓來個本地流氓，關在地下室，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窺視。
那天由Z主審，兩個穿軍裝的老兵充當打手。那“流氓”光著上身，跪在地上。Z厲聲問了一句，他含糊其詞，一個打手掄起粗鐵鏈，嘩啦抽在他肩上，頓時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鐵鏈再次掄起，Z趕緊攔住……實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來了，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得意，問我觀感。我把話題岔開。由于他屬于那殘酷的一幕，我和他漸漸疏遠了。不久我從十三齋搬到六齋。
“文革”期間，學校宿舍的流動性很大。1967年春，六齋搬進來個新住戶，是前國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鋪，郁郁寡歡，平時只是回來睡覺。我們講鬼故事時，他也支著耳朵聽。一個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講鬼故事要先關燈，同時需要特殊音響效果。比如口頭音樂伴奏，并事先備好破臉盆，關鍵處扔出去，或索性推出護床板。一驚一乍，連講鬼故事的都嚇得半死。這幾乎是每天睡覺前的保留節(jié)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們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給自己做飯。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來學校的同學紛紛到六齋取暖，但要投足硬幣才給開門。他們跺腳詛咒，但冰天雪地，沒轍，只好留下買路錢。我們還到處收集書報，賣給廢品收購站。眼見著玻璃瓶的硬幣快滿了，我們摩拳擦掌，先訂菜單，再采購，大快朵頤，最后撐得走不動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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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么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
學校只有一棟二層教學樓，條件極差，冬天沒暖氣，天一冷就要安裝煤球爐。家境貧寒的子弟多自備午飯，鋁飯盒裝在網袋中，課間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鍋騰熱。有的同學圖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爐臺上，課堂上飄蕩各種混雜的香味。
再說食堂，每天伙食費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幾百號人。每桌十人，自由組合，沒椅子，直立就餐。大師傅用木杠抬著大木桶進來，引起一陣激動 ——那些年輕的胃。各桌派代表用兩個臉盆排隊。一個臉盆盛主食，一個盛菜。校長楊濱發(fā)現(xiàn)營養(yǎng)標準不夠，提出把伙食費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個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學生沒有響應，可見平均家境之貧寒。這在“文革”成了楊濱搞修正主義和挑動學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發(fā)育期，到處是帶酸味的饑餓感。有學生貼出大字報：“兩個窩頭夸好飯，一行長隊上青天。窗含師傅豐臉笑，門泊學生瘦骨寒�！�
“文革”爆發(fā)后，停課串連，食堂秩序被打亂。而學校規(guī)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費，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訴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飯票，排他前面是前國家主席的公子，為了退伙食費跟食堂管理員劉慶豐爭了幾句，居然遭斷然拒絕：“不行，開了證明再來�！迸盟婕t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絕前國家主席公子退飯票的劉慶豐，后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來，跳河自殺了。
人世滄桑，公子落難，這本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后聽說他發(fā)跡了，但愿沒忘掉當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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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個小木箱，用紅漆寫上“把毛主席的話印在腦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小木箱剛好裝進四卷毛選。隨后我到積水潭醫(yī)院去看望父親。他寫標語時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斷右手腕。我沒帶水果或營養(yǎng)品，只帶來一個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頭柜上。
由于搞到一張介紹信，我們七個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學，決定一起去全國串連。到醫(yī)院看望父親的第二天，我背著裝毛選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個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勢大變，由于對“血統(tǒng)論”的批判，徹底動搖了老紅衛(wèi)兵的統(tǒng)治地位。以平民子弟為主的各種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包括我們班成立的“紅峰”戰(zhàn)斗隊。
1967 年開春，校內造反派組織聯(lián)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學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于溫和的“四三派”。發(fā)表在《四三戰(zhàn)報》上的《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權階層”。作者張祥龍后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張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筆桿子。
由四中幾個學生辦的《中學文革報》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出身論》，是對“血統(tǒng)論”和“特權階層”最徹底的批判，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作者遇羅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審后被處死，年僅27歲。
兩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慶，據說搞得轟轟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應該慶祝什么？據說老校長劉鐵嶺在慶典儀式上致辭，想必依舊聲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個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師一起唱《鬼見愁戰(zhàn)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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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們，要是你們六齋丟了東西，就是我張育海干的�！蔽腋糁〈澳：牟Ａ蛲馔�，只見他瘦高挑兒，背著破書包，雙手插腰，幾顆青春痘隨著嘶喊在臉上跳躍。我回應說一凡不在，他這才罵咧咧走開。自打他勾上一凡，六齋從此不得安寧，大家嫌他痞，勸一凡少跟他來往。
他所在的高二（2）與我們高一（5）兩班關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屬“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齋，主要還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識，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種戲謔態(tài)度。按張育海的說法：“政治充滿了戲劇性，戲劇充滿了政治性�！�
要說他可是正牌好學生。學校曾實行免修制度，通過免修考試者可在自修室自學。期中數(shù)學考試，他用了不到一半時間就交了卷還得了滿分，除了數(shù)學還免修英文�！拔母铩逼陂g，他主持數(shù)學改革研討會，連特級教師張子鍔都來了。他反客為主，在黑板上縱橫勾連，眉飛色舞。若無社會巨變，他本來是塊當教授的料。
除了功課好，打籃球、游泳、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絕——只見他嘴唇撮圓，用兩腮每塊肌肉控制氣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問，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來一聽這曲子就會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國，因車禍多年前身亡。母親在大學圖書館工作，獨自把他們拉扯大了。
張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個有望升官的同學，“將來嘛，他會過得很殷實，不到四十歲就禿頂。”邊說他邊模仿那干部派頭：懶洋洋陷在沙發(fā)里，倆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轉動。
這高二（2）能量大，居然一下辦了兩份報紙。一份是牟志京主編的《中學文革報》，發(fā)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
另一份是張育海和幾個同學辦的《只把春來報》。這報名是他起的，用毛澤東詞句一語雙關。第二期發(fā)表了他寫的《論出身》，與遇羅克的《出身論》相呼應。相比之下，《中學文革報》影響大得多，波及全國，《只把春來報》也跟著沾光。我?guī)退麄冑u過報，沿街叫賣。人們一聽是四中辦的，又和出身有關，爭相搶購。
高二（2）辦報鬧得滿城風雨，高一（5）不甘落后，由一凡挑頭，決定為大家做一個紀念章。設計方案是馬恩列斯毛并列頭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 幾個紅字。用盡渾身解數(shù)，我們從七機部搞到最佳鋁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藝術家設計，最后到琺瑯廠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卻節(jié)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許把毛與四大領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5）和高二（2）糾集了十幾號人，前往永定門外琺瑯廠。行動總指揮是張育海。打仗先布陣——史康成和朗放守在廠門口，騎車待命；
從廠門口到車間沿途安插幾個腿腳利索的，裝成閑人。由一凡出面跟廠方交涉，張育海如影隨形。威脅利誘無效，一凡懇求管模具的劉師傅沖個樣品作紀念。劉師傅遞過樣品，張育海一把搶走模具，奪路而逃，幾經轉手傳到大門口，史康成騙腿上車，揚長而去。工人們邊追邊喊：“抓住那瘦高個兒！他是帶頭的……”張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廠方扣下仨人質，卻問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齋勝利會師，七嘴八舌，從不同角度回放驚心動魄的一刻。張育海有點兒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隊要隔離審查他，據說與一個“反革命集團案”有關。他倉促作出決定，先到云南農場落腳，然后參加緬共人民軍。臨行前他跟朋友告別時說，京城終歸容他不得，與其如此，倒不如去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活個自在。
1969年春，他跨過邊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同年夏天在戰(zhàn)斗中犧牲，年僅21歲。他從緬甸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廣為傳抄。就在死前沒幾天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們還年輕，生活的道路還長……不是沒有機會投身于歷史的潮流，而是沒有準備、缺乏鍛煉，到時候被潮流卷進去，身不由己，往往錯過……”
我有一首《星光》是這樣開始的：
“分手的時候，
你對我說：
別這樣，
我們還年輕，
生活的路還長。
你轉身走去，
牽去了一盞星光。
星光伴著你，
消失在地平線上……”
很多年，一直有個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親家。她告訴老人，她在等著張育�；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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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剛進校門，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高二（2）成了全校的重點，那里出了個反動學生牟志京。這一心理傷害有如巨大的陰影，催人早熟，使他們成為特殊的群體。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從這陰影中跨出來。他生性樂觀，思路敏捷且與眾不同。按一個朋友的說法，他是從不說套話的人。他高顴骨，寬鼻梁，專心傾聽別人說話。我去過他家。那是個溫暖和睦的家庭：父親在鐵道研究院搞翻譯，母親是繪圖員，他有個可愛的妹妹。
由于和同學交換日記看，被揭發(fā)出來作證據，于是他成了“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倒并不怎么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耙惶�，我從操場踢球回到教室，”他后來跟我們說，“很多同學圍觀墻上一張小字報，我也探過頭去，上面寫著‘牟志京是愛情至上主義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殺，因為我不能允許別人踐踏我的感情領域。當時兜里有兩塊多錢，我決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殺……”
按天性他不會自殺，再說還有很多大事等著他去干。
他頭一次聽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lián)時感到震驚，馬上到清華附中貼出批判的大字報。緊接著在中央音樂學院的辯論會上，他上臺發(fā)言批對聯(lián)，幾個女紅衛(wèi)兵沖上來搶走話筒，并朝他臉上吐唾沫，四中幾個在場的同學也上臺揭發(fā)他是反動學生。在四中組織的批判會上，他不僅不屈服，反而為另一個同學打抱不平，結果被劉輝宣打掉一顆門牙。
劉輝宣是我們班班長，因創(chuàng)作《紅衛(wèi)兵戰(zhàn)歌》而一舉成名。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每次合唱都會不斷重復“滾他媽的蛋”，如空谷回聲。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頭看到《出身論》的小字報，通過上面地址找到遇羅文，談得很投機，于是他決定辦一份鉛印小報，讓此文廣為人知。1967年 1月18日《中學文革報》創(chuàng)刊，其中《出身論》占了三個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真正作者是遇羅文的哥哥遇羅克，他成了《中學文革報》的主筆。
18歲的主編牟志京，當時并不知道《出身論》的作者是誰。他追述與遇羅克初次見面時的印象：“他相貌奇特，個子不高，背駝得厲害，臉色極蒼白，深度近視，眼鏡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聲音洪亮，機智幽默……那時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邊搭的稱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溫暖……”
《中學文革報》供不應求，不斷加印。那一陣，四中門口擠滿來自各地的人，焦慮與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們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開表態(tài)批評《出身論》。牟志京召開編輯會，說誰要是沒有準備犧牲可馬上退出。無人退縮，全體都留下來。
1968年年底遇羅克被捕。被捕前他對牟志京說：“我覺得對不起你，你這么年輕，我把你拖了進來。”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遺憾的是，此信在輾轉藏匿中遺失了。
1975年秋，我和劉羽去五臺山，路上把錢花光了。經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鐵路局當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塊錢，并在他們宿舍過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瘋狂地拉著手風琴，他瞇起眼咧開嘴，如醉如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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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京興比我低一年級，卻比我早熟得多。剛滿18歲，他已通讀過馬恩列斯全集，僅《資本論》就讀了六遍，精通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等西方經典哲學，并寫下《哲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等書稿。在隨革命退潮而興起的讀書熱中，由師大女附中同學摘抄部分書稿，油印成冊，在北京中學生中流傳。還記得初讀時我的震驚程度，雖說每個字認得，卻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這個跟我同姓的家伙讓我生氣。
趙京興出身貧寒。他父親是裁縫，平日穿緬襠褲，光脊梁，又黑又胖。在與文化毫不沾邊的家庭，居然出了這么個哲學家。
他公然反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并寫大字報貼在學校。他認為，知青下鄉(xiāng)會使農民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減少，必然加重農民負擔，把城市危機轉嫁給農民。他年輕氣盛，口無遮攔，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實驗室召開的第二次批斗會上，主持人大喝道：“趙京興，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澤東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趙京興先引用馬恩兩卷集某頁某段的一句話：“批判就是學習，批判就是革命”，接著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在四個方面發(fā)展了毛澤東思想”，并一一作了具體說明。
他的言論可謂石破驚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會矛盾的總爆發(fā)”，比如“社會主義走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步，就像火車頭一樣在那兒左右搖擺，不知道往哪兒去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伴隨著人們的地下活動，將會出現(xiàn)新的歷史舞臺�！彼凇墩谓洕鷮W對話提綱》中寫道：“要讓商品經濟打破計劃經濟”。如此大逆不道，自然會招致種種處罰。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見到趙京興的女友陶洛誦，她是師大女附中高二的學生，穿著一身不合時宜的白色連衣裙。至今還記得她說的一句話：“趙京興不反毛主席�！焙推D深的哲學筆記一起，還流傳著陶洛誦情書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著一個18歲的哲學家�！�
那年冬天，北京接連下了幾場大雪，格外寒冷。六齋越來越冷清，大多數(shù)住戶先后去插隊了。校園人跡稀少，大字報棚區(qū)空蕩蕩的，只有幾張告示。在一個小院里，有四個學生被工宣隊隔離審查。其中包括趙京興，他是公安部欽定的“要犯”。他總是笑瞇瞇的，埋頭讀書，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興趣正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
除了趙京興，還有我們班兩個同學，一個是劉輝宣，一個是史康成，正好關隔壁。他們分別因宣揚或反對“血統(tǒng)論”而在押，殊途同歸�？词厥峭瑢W，睜一眼閉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給他送書或捎口信，碰見劉輝宣也打個招呼。他們四位相處融洽，早晚籠火，互相借用火鉤子，順便交流案情或讀書心得。
1970年2月，趙京興和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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