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波：民本與政治民主化

　　[摘要]民本主義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流傳下來的特有思想，與西方民主思想相比較而言，兩者在歷史源流、理論構建、制度規(guī)范等方面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中，在引進和傳播現(xiàn)代民主思想的同時，必須注意清除消極的民本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民本；
民主；
民主化

　　民本主義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一種將民眾視為治國安邦之根本的政治學說，其核心是重視、承認民眾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來，對民本思想的爭論主要集中于民本思想是否即是民主思想，或者能否發(fā)展為民主思想從而與現(xiàn)代民主相銜接。本文試從歷史源流、理論構建、制度規(guī)范等方面來厘清民本與民主，并認為在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中必須提防民本主義傾向。

　　一、民本與民主：歷史源流不同

　　在原始社會解體之后，中國和歐洲的文明歷程并不盡相同，這個“不同”對后來各自的政治歷史演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與長江流域，在告別遷徙生活后，由于優(yōu)越的環(huán)境條件，中國逐步步入以定居、種植谷類作物等為特征的農(nóng)業(yè)社會。公元前2200年左右，夏朝建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國家，此后中國步入以農(nóng)立國的傳統(tǒng)社會。

　　從夏朝到春秋戰(zhàn)國的一千多年間，中國的社會發(fā)展是非常緩慢的。血緣關系的宗族統(tǒng)治和統(tǒng)治者對人與土地的爭奪是其中兩大原因。周朝“裂土分封”的一個結果是加深了統(tǒng)治者對土地與人口的依賴性，因土地和人口而發(fā)生的戰(zhàn)爭不計其數(shù)。在戰(zhàn)爭中，許多小國被滅掉，也有一些小國變成了大國。國家數(shù)目急劇減少，至春秋末期，出現(xiàn)了諸如齊、晉、楚、秦、魯、鄭等十多個大國，最終秦吞六國而統(tǒng)一中國。戰(zhàn)爭勝敗的事實說明，土地與人口的多寡決定了一國君主勢力大小。為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推行改革。以秦國的商鞅改革最為突出，其內(nèi)容主要有：推行“井田制”；
軍功行賞；
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等。統(tǒng)治者還建立了嚴密的戶籍制度，做到“四境之內(nèi)，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書.境內(nèi)》)。用戶籍把民眾的生產(chǎn)、生活嚴格地控制起來，同時實行重農(nóng)抑商政策。經(jīng)過歷代的總結與升華，形成了一整套有關控制人口與土地的理論和政策法令。民本即是意識到民眾具有強大力量的一種思想，儒家出于尊君與重民的雙重需要，將民本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孟子提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上)、“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藤文公》)，便將民本與君本的關系本質說的很透徹。

　　公元前八—七世紀之間，歐洲城邦制建立。在雅典奴隸制城邦形成初期，奴隸主貴族的統(tǒng)治十分殘酷。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刑》一書中寫道：“這時的雅典政治完全是貴族寡頭的統(tǒng)治，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女兒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被保護民和六一漢(即把產(chǎn)品的六分之五交給田主)，如果他們交不起租，那么，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淪為奴隸。”平民起而反抗，引發(fā)了一場實行奴隸制民主的改革運動。

　　公元前594年，梭倫進行改革，頒布“解負令”，廢除債務奴隸制，成立400人會議(由雅典四個部落各選出100人組成)，取代了原來屬于貴族會議的權力，還設立陪審法庭，全體公民都有資格選為陪審員，改變了貴族壟斷法庭的局面。他鼓勵發(fā)展工商業(yè)，改革幣制，獎勵外地工匠移居雅典并給予公民權，為發(fā)展雅典民主政治鋪平了道路，使工商業(yè)奴隸主成為掌權者。公元前508年，執(zhí)政官克里斯提尼又一次進行改革，主要是按照地域原則分選區(qū)，從而取代了按氏族部落劃分的舊選區(qū)，又以“五百人會議”取代“四百人會議”，這個會議有很大的權力，可以管理財政、接見外國使者，并為最高權力機關人民會議準備議案和執(zhí)行決議�？死锼固崮徇�創(chuàng)制了“貝殼放逐法”，規(guī)定人民大會有權通過投票放逐危害國家的分子�？死锼固崮岬母母�，把梭倫創(chuàng)立的雅典城邦民主形式最后確立下來。

　　如果說古希臘“廣場民主”的主要特點是訴諸集體成員之間的直接互動，通過面對面的商議而就城邦事務做出公共選擇，那么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這種直接互動和面對面的商議就面臨著現(xiàn)實障礙———在人口增多，地域擴大條件下如何實現(xiàn)民主？這就意味著在完成“主權在民”對“主權在君”的終極置換之后，還必須在人口眾多與地域寬闊的民族國家找到施行民主的新途徑。

　　洛克是第一個系統(tǒng)闡述憲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權利”的人。在《政府論》一書中，他有效地駁斥了君權神授論。洛克主張政府的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tǒng)治者擁護的基礎之上。并提出人所擁有的“自然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財產(chǎn)權。洛克還是第一個倡導對國家權力進行分割的人，認為行政與立法應當分開，而且立法機關應當高于行政機關，防止專政。法國的孟德斯鳩發(fā)展了這一思想，形成影響深遠的三權分立與制衡理論。洛克的民主政治思想對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zhàn)爭和法國革命以及各國政治制度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盧梭的“人民主權說”對國家權力的終極來源問題給出了一種劃時代的解答。但是，盧梭所強調(diào)的人民是不可“分割”、不能“代表”的，這就難以把人民主權轉化為一種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人民“如何做主”成為首要的問題。密爾則找到了在人口增加和國土擴大的民族國家內(nèi)實行民主的新途徑。直接民主制在地域狹小、人口不多的城邦可行，但在地廣人眾的民族國家卻行不通。無法設想，500萬人、5000萬人或者更多的人在同一個會場就政治問題進行辯論和表決。“既然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市鎮(zhèn)的社會里，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可得出結論說，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1]代議制民主成為近現(xiàn)代民主的主要象征，選舉制隨之確立，多數(shù)決定原則發(fā)揮作用———獲得多數(shù)票的候選人當選，在議會獲得多數(shù)通過的議案成為法律。密爾還認為代表并不是政府，而是代表人民制約政府。

　　盡管代議制民主隱含著一種貶抑大眾的精英傾向，但是按照代議制民主的運作邏輯，作為“主人”的人民，不僅給政治精英授予了“主事”的權力，而且向政治精英轉嫁了“主事”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反過來又成為人民評判政府作為的重要依據(jù)。這樣，輿論監(jiān)督、社會監(jiān)督、法律監(jiān)督，連同質詢、罷免、彈劾等問責形式一起，就像是一柄達摩克力斯之劍，始終高懸在政府的頭頂。

　　古代中西方在基本重合的時間里都發(fā)生了征戰(zhàn)與改革，但各自的內(nèi)容和方向卻大不相同。中國基本上沿著專制主義的方向走，平等觀念無以產(chǎn)生或普及，接受并崇尚民本思想。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則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達、人口的自由流動和公民的積極參政而發(fā)展�？梢�，不同的歷史條件和選擇鑄就了民本與民主在源流方向上的不同。

　　二、民本與民主：理論構建不同

　　民主的最初含義是“人民的權力”或“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民主主義是人民為保護自己所固有的自由、平等權利而發(fā)展起來的。而民本則沒有這層涵義。民本主義是與君本主義相適應的一種政治理論，是由歷代圣人和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共同完成的，其目的是通過“重民”來達到“尊君”。這兩者在理論構建上的不同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1、主權歸屬上存在主權在君與主權在民的不同。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國家主權為君主一人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乃君主一人之私產(chǎn)，即“私天下”。民是君主私產(chǎn)的組成部分，既是其統(tǒng)治的對象，也是維持統(tǒng)治的基礎。君主擁有生殺予奪的最高權力，臣民除了絕對服從王命的義務外，只享有極少數(shù)的不穩(wěn)定的權利，往往君主一句話就可以完全剝奪掉。這就決定了民本思想是在主權在君、君為主的先決條件下構建的。主權在君決定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只能產(chǎn)生“父母官”“清官”意識，而不可能產(chǎn)生“公仆”意識。

　　民主思想則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權力的代理機關，其權力是人民授予的，受人民監(jiān)督和制約。如果政府濫用權力，侵害人民的權利，人民便可收回權力，建立新的代表他們意志的政府。從該角度看，君主或國家最高領導也是萬民之一，是人民權力的代理人，而非權力所有者，是民推舉出來管理公共事務的，而不是奴役民的�！懊裰魉枷氲倪壿嬊疤崾侨嗣駬碛薪^對的權力，這種權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其它社會上的一切權力都是從這個權力中派生而來的，它們受制于這個權力并為這個權力服務。而民本思想的前提卻是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民則是君主管制的對象。在這里，君與民是對立的兩極，君不是民中的一員，而是在民之上的一個社會主體，民本思想所要求的只是，君主身在高位要念及百姓，施惠于臣民，絕不存在給人民大眾以主權的意圖�！盵2]

　　2、人性假設上存在“性善”與“性惡”的不同。長期在中國思想領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學說對人性的基本假設是“性善”，認為君主是自覺向善，施“仁政”的。臣民則應順從天命，服從王令，做順民。貴民、愛民、恤民、保民就是以“性善”作為出發(fā)點的，施行貴民、愛民、恤民、保民的主體是君主。(1)貴民。即強調(diào)“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1盡心下》)，君主做事不要違背百姓的心意。(2)愛民。強調(diào)愛民如子，時時刻刻關心人民疾苦，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3)恤民。主張施仁政，要愛惜民力，輕徭薄賦，使人民富足。荀子說：“輕田野之稅，輕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shù)，罕興力役，無奈農(nóng)時，或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富國》)。(4)保民。即在普通百姓受到強大惡勢力傷害時，要敢于為民作主，伸張正義。但在昏君庸君暴君層出不窮的歷史中，“性善”的民本主義在君本主義的強力擠壓下，只能淪為對圣君降臨的無奈祈禱。

　　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對人性基本假設是“性惡”�；舨妓瓜嘈牛�人在無止境的欲望的驅使下，人的激情常常凌駕于人的理性之上而不能自已。在“自然狀態(tài)”下，“人與人就像狼與狼一樣”，自然狀態(tài)就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zhàn)爭”。[3]人們出于對死亡的恐懼才產(chǎn)生了和平的激情，于是人類彼此放棄自我管理的權利，放棄是相互平等和毫無保留的，放棄的權利被授予一人或由一個集體來代表，于是偉大的利維坦誕生了。麥迪遜指出：“假如人人都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政府的存在了。”[4]托克維爾意識到了“多數(shù)人的暴政”問題的存在，認為應該對民主形式下的暴政——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暴政予以防范，因為其本質上同一個人或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施行暴政是一樣的。憲政設計者對人性的基本假設充滿幽暗意識，認為人人都是“無賴”。

　　3、對待法律的態(tài)度方面存在人治與法治的不同。法律是一個國家維持運行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國歷朝歷代修的法律可謂汗牛充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法家提倡運用嚴刑酷法來使社會達到“治”的境界。西漢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受到漢武帝的尊崇，宗法等級觀念在法律上得到了運用，成功地將子事父的“孝”轉化為臣事君的“忠”，為人治謀取到了合法性外衣�！巴踝臃阜�，與庶民同罪”淪為說教，“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成為條文與慣例�；实壑�言是金科玉律，天威不可違。當權力與法律發(fā)生矛盾時，權力往往高于法律。法律只是維持統(tǒng)治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已，體現(xiàn)的是一種特權思想。民權在君制法律上是得不到體現(xiàn)的。

　　在西方社會，民主與法治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的。法治即法律的統(tǒng)治，它的根本要求是人人都要遵從法律，包括皇帝。法是最高統(tǒng)治者。法治在憲政架構里的實質是通過成文或不成文的基本法，即憲法，來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公共權力。憲法實際上是人民限制公共權力的鎖鏈工具，“憲政”實為“限政”。法律是公意的化身，它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總之，是否要求并做到依法制“權”，依法而“政”，是衡量一個社會是“人治”還是“法治”的試金石。民本與民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

　　4、最高權力分配方面存在君權至上與權力制約的體制不同。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只存在唯一一個最高權力即君權。三公九卿，文臣武將，無不是從皇帝手上獲得權力，對皇帝負責�！爸袊鴤髡f時代的部落聯(lián)合體與易洛魁人以及古希臘、羅馬的部落聯(lián)盟在權力結構上的重要不同，是它沒有像后者那樣的權力結構的發(fā)展過程。它實行的始終是最高首領的一權制�！盵5]一權制存在的數(shù)千年中，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約幾乎是沒有的，至多設置諫官規(guī)勸而已。但即使賢明如唐太宗李世民，并非總是從善如流的，他甚至威脅過要殺魏征，因為魏征常使他難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見，重民與否取決于統(tǒng)治者的人格品質是否健全。這是非常危險的。

　　國家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是西方民主的重要內(nèi)容，主要是指國家政府各級官員和各級部門所被賦予的權力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均受到法定的限制。在時間上表現(xiàn)為限屆制，在空間上表現(xiàn)為分權制。國家最高權力并非為某一個人或部門所獨享是西方國家權力分立與制衡思想的本質特征。這個思想的產(chǎn)生同歐洲的兩個基本歷史特征分不開。一是歐洲歷史上很長時間內(nèi)并沒有確定國家主權原則。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定之后，才進入近代意義上的國家絕對主權階段。二是與文化上具有源流多樣性而非一脈相傳是分不開的。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等都有各自的空間，雖不乏沖突，卻沒形成某一文化獨大的局面，而是共存互促。這就為宗教勢力、公民會議、最高法院等的一者或多者同王權一起分享最高權力奠定了基礎。這在洛克與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中得到總結與升華。英、美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則將藍圖變?yōu)楝F(xiàn)實。

　　民本與民主在主權歸屬、人性假設、對待法律的態(tài)度、最高權力分配等方面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本主義’構建的是一個綱常有序、人有差等的人倫社會，其施政以人治為原則，終極關懷是‘君子安位’；
而民主主義構建的則是在一個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法理社會，其施政以法治為原則，終極關懷是自由與平等�！盵6]

　　三、民本與民主：制度規(guī)范不同

　　一種理論付諸實施，必須有一套制度規(guī)范作為支撐，使理論具有可操作性。有無制度規(guī)范及運作效果的好壞成為衡量理論優(yōu)劣的重要依據(jù)。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個鄉(xiāng)土社會或人情社會，社會的一般矛盾大多通過家族士紳的調(diào)解來解決的，訴訟是很沒面子的，對地方與宗族也是極不光彩的。而出于宗族認同的需要，人們往往接受族長士紳的調(diào)解，出現(xiàn)“無訟”的局面。同時，由于官的權力是皇帝給的，官向皇帝負責，皇帝則依靠官維持統(tǒng)治，這就決定了民的訴求完全依賴于官員個體的人性良知，道德品行是否高尚健全。因此，“擊鼓鳴冤”式權利訴求，還得寄希望于遇上為民作主的“青天”。這就不難理解，盡管有子產(chǎn)、范仲淹、包拯、海瑞等旗幟型的清官廉吏，可是更多的是假廉吏、庸官乃至酷吏。相比之下，不擾民已算是“好官”了。能為民說句公道話，做點實事的自然被捧為“青天”了。

　　西方國家則有一整套從根本上維護民眾權利的民主制度與運作規(guī)程。民主在起源上就具有平等的特征，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經(jīng)過啟蒙運動、憲章運動、人權運動，平等越來越具有普世性。如何通過一整套制度規(guī)范與程序使人民的權利得到體現(xiàn)與保護成為一大挑戰(zhàn)。圍繞這一問題的解決，西方國家逐步形成了代議制、政黨制、參與制、普選制、投票制等民主制度。歐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些制度是保護人民的利益與做主的地位所不可缺少。

　　盡管民主制度也有各種不足，相對于專制卻是顛覆性的進步，也是人類目前所能找到的較好的統(tǒng)治方式。我國在確定人民當家作主之后，必須加強制度規(guī)范建設，使人民的權利得到具體的體現(xiàn)。

　　四、民本與政治民主化

　　以上比較分析證明，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不可能誕生民主思想的。明清時期黃宗曦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唐甄提出“眾為邦本”等思想，盡管對君主專制進行猛烈的批判，但與民主思想還是有很大差距或不同的。

　　對中國來說，民主是個“舶來品”，是在近代救亡圖存的過程中從西方引進來的改造社會的利器。通過翻譯、論戰(zhàn)、組黨、革命動員、制憲等形式，民主思想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辛亥革命最終結束了皇權統(tǒng)治。但推翻了專制制度，并不能說特權思想也同時清除干凈了，君本主義和民本主義往往以變異的形式寄生于人們的頭腦當中。崇拜權力、政績工程、情高過法、輕視制度或程序、親民秀表演即是其在現(xiàn)實中的投影。

　　在當前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民本傾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方面說明在一個君本與特權傳統(tǒng)濃厚的國家，民主的移植與培育之路是異常艱辛的，每走一步都會遇到與傳統(tǒng)的調(diào)適問題，另一方面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路，即在對民主實行拿來主義的同時，對于那些傳統(tǒng)文化中非民主的東西要學會鑒別取舍。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本大可以作為政治民主化的一面鏡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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