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厚誣古人,蔑視今人——讀李國文的《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記得在《出版廣角》月刊與《中華讀書報》上，看到過章明與閔良臣批評李國文的隨筆《司馬遷之死》的文章（今查，分別是2001年第11期的《粗疏與霸氣——讀〈司馬遷之死〉》與2001年10月17日的《司馬遷是“表演”嗎》）。由于沒有讀過李作，當時便沒有細看章、閔之文，只是心中留下一點疑問。

　　最近，有幾家報刊聯(lián)手評選“2002年度中華文學人物”，李國文、韓少功跟王蒙三人入圍“文學先生”。又有報紙舉辦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李國文榮獲“2002年度散文家”獎，“年度代表作”是《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因有這樣聲勢宏大的背景，李著《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司馬遷之死》）便來到了我的桌案上，我不能不讀它一讀了。

　　李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社古典文學編輯部“編輯說明”道：“近年來，關于作家學者化的呼聲時常響起，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積極涉足學術研究領域，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為了對這種現(xiàn)象給予鼓勵和總結，我們編輯了這套叢書�！保ㄟ@套叢書的另兩位作者是王蒙與劉心武）。也就是說，李的這本新著是“作家學者化”的代表作之一。

　　光看目錄，作家李國文真夠“學者化”的：自秦朝相國李斯被腰斬，中有漢代蔡伯喈、唐代李太白、宋代王安石、明代張居正、清初金圣嘆等等，直寫到1910年小說家吳趼人客死上海，包羅宏富，不熟讀25部正史外加稗官野史焉敢下筆？

　　然而，只看第一篇《司馬遷之死》，就像啃了爛蘋果，令人反胃。這樣說，并不包含對作者借古諷今而采用古今雜糅手法的一些話語的反感和挑剔。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就有意采用了一些以今例古的筆法調侃現(xiàn)實，但那是小說，可以瞎編；
而李著既是帶學術性的隨筆，是在評論真實的歷史人物，那就得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

　　章明先生的文章已指出《司馬遷之死》的硬傷至少有三大點。一、說司馬遷“在充滿血腥味的污穢蠶室中，發(fā)憤著書”，完全是無知妄言。“蠶室”，《辭�！飞现v得明白：“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司馬遷是什么時候“發(fā)憤著書”的，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觀堂集林》卷十一，中華書局《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有節(jié)錄）講得很清楚；
若想省時間，《辭�！分小八抉R遷”條有簡明敘述（“出獄后任中書令，發(fā)憤繼續(xù)完成所著史籍”）。這“蠶室”不過是兼有行刑室、手術室、術后監(jiān)護室功能的牢房。李是當它真如江南農婦的養(yǎng)蠶室一樣可大可小可以擺放書案，還是以為漢代人寫作已有筆記本電腦而不用刻一堆竹簡？

　　二、說“司馬遷被‘宮’后，肯定下體潰敗，陰部朽壞，膿血彌漫，惡臭糜爛，他堅持完成這部《太史公書》，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偉大�！保ㄗ髡咴诘箶档谑�段又強調了“哪怕糜爛到無可再爛”）這真是一部二十五史不知從何說起！宮刑從生理上看與做太監(jiān)要完成的手術是一樣的。手術成功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惡臭糜爛到死的問題。否則，皇上后妃們還要太監(jiān)侍候？誰都知道從趙高到李蓮英，中國歷史上豈止成千上萬的太監(jiān)奔走過宮廷？李國文亦知《漢書》上說司馬遷“受刑”以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在《報任安書》里寫他隨駕出巡。李先生怎么敢信口開河再三說出“長期淌血流膿，腐臭不堪”這樣的昏話？

　　三、說“他在《孝武本紀第十二》里，對這個一輩子信神弄鬼的劉徹，不無幽默地作了個總結”，并煞有介事地統(tǒng)計了“中華書局出版的由顧頡剛分段標點的《史記》，漢武帝這篇《本紀》，共四十九個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十九段，涉及封禪祭禮者十二段，兩者相加三十一段，字數超過全文的五分之四，這位‘好神仙之道’（漢武帝內傳）的皇帝，在司馬遷的筆下，究竟是個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崩顕�文顯示自己讀過中華書局標點的《史記》，特別是這篇《孝武本紀》讀得很用功，然而他似乎沒有讀過這篇《本紀》的題解，不知題解言簡意賅論證了《孝武本紀》并非司馬遷所作的《今上本紀》，乃“后人所補也”。褚少孫補《史記》，止取《封禪書》補之，本是文史學界的常識。李國文不懂裝懂，真是丟人現(xiàn)眼。

　　李國文粗陋無學（且不管“血管里的基因”這些涉及新知的語句，不論《司馬遷之死》的標題是否文不對題，因為李國文亦知司馬遷“卒年更不詳”，應知司馬遷受宮刑后至少活了十幾年，死因不詳。他寫的其實是《司馬遷之“宮”》或《司馬遷之辱》，或竟是《司馬遷不死》。李猜想司馬遷受辱而不尋死的理由有三條，“他之不死，實際是和漢武帝比賽誰更活得長久”），然而他自我感覺特別良好。別人談“幽閉”，是“摭拾清人余唾，別無新見”，而他引清人筆記就是創(chuàng)見了！還一本正經在那里訂正魯迅先生《且介亭雜文》集里《病后雜談》一文關于宮刑與幽閉的敘述，仿佛他的學問比魯迅還高一籌。其實，是他未讀懂魯迅的文章。最善意地說，是他這樣特別喜歡用逗號的大作家，不習慣魯迅文中的那個句號。魯迅分明說：“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于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薄皩τ凇币辉~承上啟下，將“宮刑”與“幽閉”的關系說得何等清楚！李國文說“先生認為……，事實并非如此”云云，真是大言不慚。

　　李國文在大著第235頁說：“但有些文壇混混，因為無作可品；
或有作而不可品、不經品，不品則已，一品便馬腳暴露，紕漏無數，洋相迭出，笑話滿紙�！彼�有《花園街五號》等作品，肯定不能說是文壇混混，但他的文史隨筆比如這本《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肯定是不經品的，端的“笑話滿紙”。

　　以上說的是學問方面。那么史識與價值觀念方面如何呢？

　　李著有三大主題。一是文人相輕、同行相妒。他要說王允殺蔡伯喈是文人“同行嫉恨”，也許勉強說得通。說漢武帝“宮”了司馬遷，是劉徹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間，免不了計較……有權的文人，嫉妒起來，往往不擇手段�！畬m’你一下，又何妨？”這完全是信口雌黃。漢武帝哪里是隋煬帝，雖偶有詩賦，何嘗把自己當作文人了？何況司馬遷是史官并不作詩賦辭，受宮刑時《史記》還沒寫成呢！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講得很清楚，“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蓄之，流俗之所輕也�！薄爸魃稀睗h武帝會視司馬遷為“同行”嗎？李國文的新見解“新”得太離譜了！（以上觀點，經慨允采用了章明先生文中的觀點。他的表達更嚴謹、充分，轉引發(fā)揮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李著的第二大主題是：“文人的狂，常常是遭嫉致禍的根本�！保ā督鹗�嘆之死》）。

　　不能將李國文先生視同電視劇《雍正王朝》的編導。公允地說，李國文先生的“右派”沒有白當，對文化專制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還是有一定認識的。我特別注意到這本書有幾段話不能說昏昧：比如第206頁說：“很大程度上，知識分子其實做不了自己的主，這便是千古文人為之一哭的許多悲劇的由來。”第317頁說：“‘士’階層的怯懦、軟弱、茍且、偷生，也是助長這些痞子皇帝肆意妄為的因素。同樣，‘文革’期間，那些痞子先鋒所以敢如此為非作歹，也是吃準了知識分子的軟弱�！钡�183頁、第192頁、第203頁，有語句對敢于逆主流唱反調而不怕殺頭的李卓吾、金圣嘆等人持一定程度的贊賞態(tài)度。

　　然而，更多的占壓倒優(yōu)勢的調子，是說這些文人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自觸霉頭自蹈死路。比如《司馬遷之死》，說司馬遷為李陵辯解：“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嗎？但是，知識分子的通病，總是高看自己，總覺得他是人物，總是不甘寂寞，有一種表演的欲望�！薄恫滩�喈之死》說：“中國的知識分子，稍有些地位，人五人六以后，總覺得自己在權力的盛宴上，應該有一席位置”；
“屈原就吃過這虧的，他自視甚高，認為只有他才能挽救楚國……”《禰衡、孔融、崔琰、楊修之死》說禰衡：“結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經人唆使，無事挑事，沒碴找碴，站臺開罵，逼得統(tǒng)治者祭起刀來�！保ê靡粋�“逼”字，境界全出）；
“知識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點聲望之后，自我感覺馬上就特別的好起來，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熱，好到暈暈乎，不知天高地厚�！薄�…夠了，不能抄下去了，再抄有混稿費之嫌�？傊�，在李國文看來：“鬧，或太鬧，是中國文人的永遠治愈不了的痼疾�！保ǖ�184頁）。這些不肯安分安靜的中國文人之所以這么鬧，就是因為自大狂，有表演欲望，“追求所謂的不朽，幾成一種病態(tài)�！保ǖ�190頁）

　　李國文不惜用輕薄下流的筆調來奚落這些“狂妄自大”的“中國文人”�！端抉R遷之死》動輒就往褲襠里扯，X X幾下子，還謅了一首歪詩道：“彼馬（司馬相如）善拍馬，吃香又喝辣，此馬（司馬遷）講真話，只有割X X�！闭f他“為那張按捺不住的嘴，付出X X被劁的代價，真是太不劃算了�！薄督鹗�嘆之死》說：“他到玄妙觀哭廟去，是不是有點弗洛依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異性面前表演的機會，無論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這也是古今通病了�！崩顕�文對文人喜歡用全稱判斷。他似乎也染了文人的這樁“古今痛病”，以致不知老之已至，學起“下半身”派新詩人，逮住機會就要在談性上露一手。

　　在我看來，李國文的上述觀點毫不新鮮。李國文所秉承的不就是韓愈向皇帝乞憐悔過時講的“天王圣明，臣罪當誅”嗎？古代的聰明人教導人們“識時務者為俊杰”，夾起尾巴做人是本分是良策，狂個什么狂。魯迅說中國歷代只有集體的自大，而缺少個人的自大；
李國文反之，認為中國的文人太輕狂，太把自己當回事。二人誰說得更接近歷史真實呢？漢代揚雄是個有一定節(jié)操但并不張狂的人，他作《解嘲》一文，指出統(tǒng)治者用刑罰、詩書禮樂、舉士制度來束縛士人，而士人只圖仕進，依然“雷動云合，魚麟雜襲，咸營于八方�！苯Y果是庸夫充斥，奇異之士不見容，“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因此他采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處世態(tài)度。（參見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143頁）但在封建王朝，他雖“明哲”也未能保身，以致跳樓自殺未遂。“文革”中那么多罹難的知識分子，有幾個是因為張狂致禍的？不知李國文借古諷的什么今。

　　“好名，尤好身后之名；
追求所謂的不朽”又有什么不好？莊子齊萬物、一死生、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
佛教講棄世出家，當然也不好名。但消極無為能夠作為人類主流思想推動社會進步嗎？今人知道天外有天，漢字終有一天要進博物館而為拼音文字所取代，且信息爆炸，“名垂青史”對于今人毫無吸引力。然而不好名，尤其是不好身后之名，只重眼前之利與可以兌換利益的生前之名，便好么？我們的古代圣人孔夫子講“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西方今天的心理學大師不也講人有社交、贏得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的高層次精神需要嗎？李國文鄙薄人們對身后之名的追求，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未免太實利主義了吧！

　　李著的第三大主題是：“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司馬遷之死》最后歸總的一句。）李國文對這個主題一喟三嘆，三（言多，實不止之）致其意�！昂盟啦蝗缳嚮钪�的生存哲學，不但是明清之際‘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后來的知識分子在多項政治運動中的不倒之術�！保ǖ�150頁）“活著，才是一切”。（《方孝孺之死》的豹尾）為了證明他的這個生存哲學的高明和普適性，李國文睜著眼睛瞎說：“（文革）十年過后，統(tǒng)計下來，除一兩位，兩三位，實在熬不過來外，都奇跡似地挺了過來�！边@純粹是大言欺世，一派胡說八道偏要扯什么“統(tǒng)計下來”！鄧拓、老舍、傅雷……不假思索人們都能數出一長串在“文革”中自盡的文化名人。你可以不相信他們是出于“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氣節(jié)而自盡，總不能無視他們曾經擁有過的生命經歷吧？

　　我明白李國文先生想說什么，無非教人們信奉“笑到最后，才是真笑”的生存哲學，不要為黑暗所壓倒喪失生活的信心。但是，他對自己的“生存智慧”太過于自以為得計，以致鄙薄那些寧折不彎的人是“認死理”、“傻狂”。俗語說得好：“人各有志，不能勉強”。對“好死不如賴活”活命哲學捧得太高，未免有失做人的尊嚴�！安蛔杂桑�毋寧死”，“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一種人生哲學。我輩雖然做不到，心存敬意還是應該的，至少是不必視為愚蠢或矯情的。

　　我剛讀完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讓我抄幾句臺詞送給過于聰明的李國文先生吧：

　　安提戈涅相信人間法律之上還有神圣的天條，她不愿引頸受軛而要服從良知的召喚，要挑戰(zhàn)新國王的禁令去掩埋她的兄弟被示眾的尸體。其妹伊斯墨涅對她說：“既然受壓迫，我只好服從當權的人；
不量力是不聰明的�！�

　　安提戈涅答道：“你打算作什么人就作什么人吧；
我要埋葬哥哥�！薄霸谟行┤搜劾锬愫苈斆�，可是在另一些人眼里，聰明的卻是我�！�

　　在李國文眼中，似乎中國的文化人從來就沒有脊梁骨，充其量有幾個攘利搏名的狂妄分子和亡命之徒——這是厚誣先人；
他這么自負地信口開河，仿佛與他同在世上的我們這些人都是白癡——這是蔑視今人。此公學問這么差勁，居然自我感覺如此良好，還有那么些人大力捧他，真是咄咄怪事！要說他的這本書代表了“作家學者化”的成果，我看作家們不去“化”也罷。

　�。ㄔ�載杭州《鴨嘴獸》月刊200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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