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敵：吳宓日記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不知不覺中，五四運動已經九十周年，今年應該有很多紀念活動，而被紀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場偉大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它的領導者。不過，我想到的是，那些當年站在新文化運動對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吳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紀念至少也是值得關注他們的理由？比如吳宓罷，似乎不好說他當年的反對就完全沒有道理。于是我想看看這些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們，除了在公開場合所發(fā)表的反對意見外，在私下是否還有其他的反應或者評價？自然，這方面最好找到材料的就是吳宓，因為他的一部《吳宓日記》確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20世紀中國歷史的私人記錄。雖然因種種原因缺失不少，依然可以提供很多有價值的史料，從中應該看出一個與寫文章、辦刊物反對新文化有所不同的吳宓罷。

　　我常常喜歡先從結尾看作品或者文章，所以這次也是倒著看吳宓日記的，其中和五四有關的記載確實不少，首先被我看到的是1969年那一次。那時，文革浩劫已持續(xù)數(shù)年，但暫時還沒有結束的跡象。吳宓也和無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繼續(xù)在經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而他數(shù)十年來最為佩服也最為尊重的老友陳寅恪，就在這一年被折磨致死。在那樣一個瘋狂的歲月里，吳宓盡管無比擔心陳寅恪的情況，卻無法得到任何陳寅恪的消息。這一年，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十周年。雖然是非常時期，當時的所謂“兩報一刊”還是發(fā)表了紀念性的社論。

　　也許是這個特殊的日子激起吳宓的思緒，在5月4日的日記中，他不僅記下了“兩報一刊”發(fā)表紀念性社論的消息，還閱讀了毛澤東有關五四運動的著作兩種，即《青年運動的方向》和《新民主主義論》。此外，為表示自己的政治熱情和坦白罪行的決心，吳宓還打算“撰交代材料一篇，述說宓1919年在美國對五四運動之誤解（不合于毛主席之思想）及反對‘打倒孔家店’之頑固態(tài)度，而未成�！�

　　那么，這個材料何時寫成的？據(jù)吳宓日記，其實是直到5月22日才開始寫，中間還中斷了幾天，到6月1日完成。開始僅有三頁，最后6月2日上交時為七頁，內容還算豐富�？上�，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看到這個材料的具體內容。不過，既然是吳宓對自己1919年在美國留學時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言行的批判，自然可以從其當年的日記中，先看看1919年的吳宓，對當時尚在進行的五四運動說了些什么？

　　可惜吳宓1919年5月日記已經缺失，故只能從5月之后的日記中發(fā)見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態(tài)度和意見，其比較重要者有下列幾條：

　　8月31日：
“今國中之妄談白話文學，或鼓吹女子參政者，彼非不知西國亦輕視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無所顧耳�！�

　　9月7日：
“吾國人情勢隔閡，其自命新學通人，所見適得其反。”

　　9月19日：
“林君（林語堂）人極聰敏，惟沉溺于白話文學一流，未能為同志也�！�

　　11月12日：
“近見國中所出之《新潮》等雜志，無知狂徒，妖言煽惑，聳動聽聞，淆亂人心，貽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驚擾。又其妄言‘白話文學’，少年學子，紛紛向風。于是文學益將墮落，黑白顛倒，良莠不別。棄珠玉而美糞土，流潮所趨，莫或能挽�！�

　　12月14日：
“今之盛倡白話文學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實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見，即知其謬鄙，無待喋喋辭辟，而中國舉世風靡。哀哉，吾民之無學也！”

　　12月30日：
“新文學之非是，不待詞說。一言以蔽之，曰：凡讀得幾本中國書者，皆不贊成。兼通中西學者，最不贊成。惟中西文之書，皆未多讀，不明世界實情，不顧國之興亡，而只喜自己放縱邀名者，則趨附‘新文學’焉”。……夫‘新文學’者，亂國之文學也。其所主張，其所描摹。凡國之衰亡時，皆必有之。……‘新文學’者，土匪文學也，……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為土匪。

　　以下為1920年中比較重要的幾條，因在內容上與上年有連貫性，故也摘引如下：

　　2月12日：
“陳君寅恪來，談中國白話文學及全國教育會等事。倒行逆施，貽毒召亂，益用驚心�！�

　　3月28日：
“幼涵來書，慨傷國中現(xiàn)狀，勸宓等早歸，捐錢自辦一報，以樹風聲而遏橫流。宓他年回國之日，必成此志。此間習文學諸君，學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陳之流毒禍世。張君鑫海謂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zhàn)一番。蓋胡、陳之學說，本不值識者一笑。凡稍讀書者，均知其非。乃其勢炙手可熱，舉世風靡，至于如此，實屬怪異。然亦足見今日中國人心反常，諸凡破壞之情形�！�…”

　　4月6日：
“我儕以文學為專治之業(yè)，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國流毒已遍布�！�白話文學’也，‘寫實主義’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種種牛鬼蛇神，怪象必呈�！�

　　顯而易見，吳宓與陳寅恪以及當時留學哈佛的一些中國留學生，對于新文化運動確實有異議乃至反對意見。由于是私人記錄，吳宓的語言有些甚至近于謾罵。至于吳宓的行動，自然是當時就撰寫了一些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文章以及回國后與梅光迪等創(chuàng)辦《學衡》，正式與新文化運動唱對臺戲，其反對態(tài)度應該是自始至終沒有改變。

　　對此，可從其之后的日記中找到“證據(jù)”，看每年的“五四”前后這個敏感時間，其日記中是否有些相關記載？為此我把時間段限定為每年的5月1日至5月7日，也即吳宓最有可能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發(fā)表感想和回憶往事的時間。盡管其日記殘缺，還是發(fā)現(xiàn)有九個年份的5月4日前后，其日記中有關于五四運動的內容。其中1949年之前為三次，之后為六次：

　　1940年5月4日：
“是日五四運動紀念，放假。上午精神動員會，慶祝五四。宓未往。讀沈從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1944年5月4日：
“今日五四，聯(lián)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講慶祝。宓思胡適等白話文之倡，罪重未懲，舉國昏瞀。心厭若輩所為，故終日深居簡出�！�…早寢�！�

　　1945年5月5日：“燕大上課。講封建帝國之定義，以斥葉紹鈞等五四之謬說�！�

　　上述三條內容，顯然可以說明吳宓對新文化運動的態(tài)度沒有任何改變。不過有一點要指出，吳宓盡管反對新文化運動，但與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倡導者和代表性人物的私交還算不錯，這在其日記中有記載可證。此外，吳宓對新文化運動也不是一概反對，比如對于新文學的一些創(chuàng)作成果，他一樣給予很高的評價，例如對徐志摩的新詩、茅盾的小說等，他還特意撰文給予贊美。

　　不過，吳宓的這種態(tài)度顯然在1949年后發(fā)生了微妙變化，這自然是由于五四運動在1949年之后已經被定為偉大的思想啟蒙、文化啟蒙運動和偉大的愛國運動，吳宓自然不會再公然發(fā)表什么反對意見。只是，既然是日記，則吳宓還是可以說一些在我看來已是“俗語套話”的不敬之詞。例如1958年的那個5月4日，吳宓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操場學生舉行五四運動紀念會，按如五四運動等之意義，今已全改。今后之人，無人能知歷史之真相。以身歷五四運動之人，而不許談，不能談，不敢談五四運動。歷史何在？真理何存？……”

　　這吳宓也確實“頑固”，在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初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以及反右運動后，他還是如此“執(zhí)迷不悟”！我于是想看看在1952年，那個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高潮中，吳宓對五四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結果是看到他那年5月5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晚，赴慶祝五四青年節(jié)大會，由新青團主辦�！�…某一年級女士述黨團對其教育，（簡言之，使成為無人性之堅強工具而已。）而終于對伊父（金城銀行經理之類）之檢舉及斗爭。彼韶秀其貌而虺蜴其心，是新教育最上之出產品也。后來為游藝節(jié)目，如朗誦詩、短劇、合唱等，千篇一律，并其腔調亦今昔不異。”看來那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還沒有觸及吳宓的靈魂，盡管他十分不情愿地寫了長篇檢討并在報刊上發(fā)表（拙作《國誰之國？》載《隨筆》2008年第三期對此事有詳細評述。）

　　至于吳宓在1955年5月7日之日記中，則不僅依然堅持對胡適及其美國老師杜威的攻擊，而且他還“狗膽包天”地攻擊當時的蘇聯(lián)專家，說蘇聯(lián)專家的學術著作不過是政治宣傳品而已，說在蘇聯(lián)指使下開展的批判胡適，其實不過是為了反對美國，并非真正的學術批評。

　　至此，我們可以說，吳宓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是“耿耿于懷”、“腹誹”不斷的，也就難怪他一直居于學術界和文化界的邊緣，且常常遭受批判。在1949年之前，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敵人，在1949年之后，他的角色自然不會變，但其當年的對手之一胡適，竟然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敵人，不知不覺中，他們站在了一起——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其實，吳宓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有過正面評價的，不過不是在日記里，而是在他所親自撰寫的個人年譜中。僅將有關文字引用如下：

　　本年，為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之年�！�…五四運動初起，北京學生毆打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毀其住宅，又逼勸商人抵制日貨，宓以為此系反對日本之愛國運動而已。雖其后得見五四運動成為提倡新詩、白話文、國語、打倒“孔家店”、攻擊舊禮教之新文化運動，兼及新教育、聘請杜威與羅素赴中國講學。而終不知五四運動急轉直下，六月三日已變成“六三運動”，此時即有《向導周報》雜眾刊物中出現(xiàn)，但顯然為共產主義者之機關報。演變至1949三十年后。遂有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領導下，解放了全中國，統(tǒng)治著全中國，且進而指導世界人民革命。如此豐功偉烈，豈宓當年在美國所能夢見者哉�。ā秴清底跃幠曜V》，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第193-194頁）

　　可惜的是，吳宓此段中對五四運動的贊美有些言不由衷，顯然是以后修改過的，這從其語句的前后不連貫看得十分清楚。特別是最后一句，明顯是后來添加上去的。關于吳宓修改自己的自編年譜事，已有人寫過文章，不贅。

　　最后，我忽然想到，該看看胡適在五四這樣的紀念日有些什么回憶。于是打開《胡適的日記》，見其1937年5月4日這一天是這樣寫的：“今日為五四十八周年紀念，北大同學今開會歡迎蔡先生，地點在老萬全，我去稍晚，同學簽到薄上已滿二百人。狄君武致開會詞，蔡先生演說完即辭去。我有演說，頗帶感情，最后竟哽咽不能說完�！笨磥恚�這勝利者終究是勝利者，即便是哽咽，心中恐怕也多的是高興和激動。只是不知道那時的胡適，是否預料到十幾年后，他會和吳宓一起，被置于受批判的境遇？歷史老人開起玩笑來，有時確實是不知輕重也不懂是非的，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會怪罪他也無法怪罪他的。而且，誰讓我們自己主動上臺表演的？吳宓曾經和陳寅恪相約，實在無處可去，連書也不能教時，就辭職經商去，也許中國確實少了兩個成功的企業(yè)家也說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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