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國語境下的關鍵詞展開

　　隨著刑法立法觀日益轉向積極，刑法修正案不斷增加罪名、降低入刑門檻，刑事案件數(shù)量持續(xù)增長，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速裁程序試點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均以解決上述問題為出發(fā)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的“從寬”可以是三種行為的結果：認罪、認罰以及積極退贓退賠。對認罪認罰的行為人從寬處理，從內(nèi)在邏輯看有兩方面的依據(jù)：客觀上行為人通過事后行為，修補犯罪后果，降低了社會危害性；主觀上表明行為人人身危險性不大，不再有通過嚴厲刑罰實現(xiàn)矯正效果之必要。從外在價值上說，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適用，均需要被告人認罪認罰作為正當化機制，而被告人認罪認罰反過來需要以從寬處理作為動力機制。
　　隨著速裁程序的試點，我國刑事審判已形成“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三級“遞簡”格局。但這一格局存在以下問題：著眼于簡化審判程序的改革無法有效控制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總量；三種程序之間的繁簡分化程度不足；在進入法院的案件中，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適用率整體上不夠理想。
　　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涉及實體法和程序法兩個方面。在實體法方面，有關認罪認罰從寬的規(guī)定需要系統(tǒng)化、總則化。就程序法方面而言，一是不能脫離我國現(xiàn)有的程序環(huán)境，二是必須著眼于這一制度所應承載的價值和所應發(fā)揮的功能。應著力實現(xiàn)三個方面的轉變：第一，立法重心應從審判程序簡化延伸至審前分流機制的構建，以實現(xiàn)對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總量的控制。第二，進一步分化審判程序，拉開各程序之間的繁簡差距，提高程序針對性。第三，改進激勵機制，除了量刑減讓，還應構建與之并行不悖的程序激勵機制。
　�。ㄕ�自《法學研究》，2016年第4期，第79-98頁。）
　　*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教授[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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