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火蟲的詩光閃耀在霓虹燈下

　　摘 要：受朦朧派詩人影響的李強在“詩之時代”萌生詩歌理想并開始詩歌寫作。之后的時代變遷、身份和境遇的變化并沒有影響他在持續(xù)而繁雜的公務之外保持相對純粹的詩性空間，創(chuàng)造純美之詩，尋找旅途夢幻。他在生活之上構筑自己的詩意理想，并試圖通過詩歌中的直接表現(xiàn)、詩歌觀念的間接闡釋以及詩歌傳播與教育傳承等方式得以實現(xiàn)。這是一種泛理想主義的精神資源，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處境與意義，正如螢火蟲的詩光閃耀在霓虹燈下。
　　關鍵詞：詩性空間 詩意理想 泛理想主義
　　文學是文化的精神內(nèi)核，詩歌是文學的濃縮形態(tài)。無可否認，在多元化、大眾化的文化背景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今時代，詩歌正從曾經(jīng)的“發(fā)燒”、燥熱狀態(tài)回到自適自處的“恒溫”、正常狀態(tài)。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刻意追求轟動效應以排解寂寞，或是牢騷滿腹地發(fā)泄身處“邊緣”的孤獨，都不是成熟的表現(xiàn)。如今，寫詩可以是一時興趣，也可以是終身職業(yè)。寫詩、讀詩、傳播和傳承詩歌，于個人是一種自由選擇的正當愛好，進而是一種精神需求，更深者是一種修行甚至信仰；于社會和民族而言，則是記錄時代變遷、珍藏文化密碼、傳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雖然并非詩歌獨有這樣的功能，也并非詩歌獨處如此境遇，但是在喧囂的時代追求靜謐終究是一種不同的選擇。正如詩人李強在他的詩集《螢火蟲》自序中所說，在霓虹燈泛濫的今天，螢火蟲已成為珍稀物種。我們當然允許大部分人在霓虹燈的閃爍下狂歡，但也絕不能因此干擾少數(shù)人的沉思，絕不能因此否定這些人的藝術理想。在我看來，“螢火蟲”正是詩的自喻，微弱而獨特的詩的光芒比閃爍的霓虹更加耀眼。“螢火蟲”也正是作為詩人的李強的自況，供給他詩的身份、來源、使命和理想。
　　一、“詩之時代”的理想萌生
　　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李強，大約是在80年代初開始詩歌寫作的。他回憶說：“十七歲到華中工學院讀書，偶爾接觸到以北島、舒婷、顧城為代表的朦朧派詩人的作品，喜歡不已，也開始嘗試寫詩。這一寫，就再也停不下來了�！边@一心跡描述是確切的。在20世紀80年代那樣一個詩歌炙手可熱的文化氛圍中，每一個在場的文學人都很難不受到感染和影響。李強在80年代所寫的詩歌，如《給XSR》《忠告》《問風吧》《風箏》等，浪漫唯美的風格、意象化的表達、愛情的呼喚與人性的張揚，都顯示出那個特定年代的獨特之處，或多或少隱藏著對朦朧詩接近甚至化用的痕跡。這一時期的寫作激情和牛刀小試，既是其寫作史上的首次藝術實踐，也是詩人的詩歌理想萌生的現(xiàn)實源頭。
　　對于李強在自述性回憶中提到的三位詩人，我們都可以從他的詩中找到精神相遇的見證。詩人顧城自殺在當年可謂轟動中國文壇的大事件，也對無數(shù)文學青年造成過精神困惑和藝術打擊。就在顧城自殺后整整一個月即1993年11月9日，初入詩壇的文學青年李強寫下了《痛聞顧城之死》，詩的末尾直呼：“我站在人聲鼎沸的大陸/望孤島/ 望彩虹消失的地方/心中的哀痛/能向誰訴說”。如前所述，李強的詩歌寫作最初是從接觸朦朧詩人的作品開始的，朦朧詩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顧城以非正常的方式結束生命，對一個青年詩歌愛好者的心靈震撼可想而知。如果將海子與顧城的自殺作為兩個關鍵節(jié)點，再將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市場化、商品化作為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理想主義尤其是詩歌的理想主義無疑遭受著滅頂之災。所幸的是，詩歌的燈火并未完全熄滅，不少人仍然以此為職業(yè)，而對于李強這樣的“兼職詩人”來說，則仍然在詩歌中延續(xù)著未完成的理想，即便是到了新的世紀，這種理想主義的根源性糾纏仍然沒有消失。直到2016年8月在武漢詩歌節(jié)面見北島后，年過半百的李強仍然寫了一首《致敬北島》，表達對這位當年影響了自己的詩人的敬重。作為受朦朧詩影響而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的詩人，李強將“學習與致敬”兩種姿態(tài)同時置于詩中，并將其喻為一對“親兄弟”，這種相遇是一個曾經(jīng)的文學青年詩歌夢想的象征性實現(xiàn)，也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對詩歌的敬畏。與之不同的是，《也曾試探舒婷》則將這種神圣感諧趣化：1985年在松花江畔工人文化宮聽舒婷講座時，讀研究生的李強“傻乎乎提問”：“顧城永遠八歲/舒婷永遠十八歲/北島永遠二十八歲/是不是這樣？”當時的舒婷假裝沒看見，三十年后的2015年在武漢詩歌節(jié)再次提起這件事，舒婷半開玩笑地回應“想不到一本正經(jīng)的校長/當年如此調(diào)皮”。看似“傻”卻契合三位詩人突出特點的提問仍然沒有得到正面回答，然而經(jīng)過長久的醞釀和追尋，終于與引領自己走上詩歌寫作最初之路的三位詩人有了現(xiàn)實或精神的交流，這對詩人的心理象征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十七歲寫詩，從青年寫到了中年，從“早上七八點鐘”寫到了“下午三四點鐘”，“寫著寫著，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一只、兩只……101只螢火蟲飛了出來，閃閃爍爍，照亮這一方孤獨而純粹的空間”。這是詩人李強對自己創(chuàng)作道路的時間梳理，從中可以窺見其充滿毅力的創(chuàng)作歷程和藝術理想與精神價值的堅守姿態(tài)。毋庸諱言，由于種種原因，非職業(yè)化詩人李強尚未挺進中國詩壇的前沿陣地，也沒有引領一種詩歌潮流、創(chuàng)建一個詩歌流派，如果一定要對他做一個歸屬性劃分的話，將其看作一個受朦朧詩影響的中間代詩人似乎更為合適。北島、舒婷、顧城為代表的朦朧派詩人的作品成為李強的詩歌啟蒙者和寫作引路者，并隱隱約約成為其20世紀80年代詩歌寫作的一種摹寫對象。在那個特定的“詩之時代”，文學很容易成為一種簡單的信仰，文學青年李強與詩歌的第一次接觸成為一種文學結緣，那種文學理想的溫暖一直潛在地作用于他的精神記憶，使之在各種身份的轉換中始終保有一個詩人的身份。
　　二、公務之外的詩性空間
　　文學與權力的糾葛古已有之。在文學的審美性日益得到強調(diào)的現(xiàn)代社會，有人主張二者分開以保證文學的純正，也有人看重二者的融合以拓展生活體驗圈子，可以說各有各的道理。這些年，關于官員與詩歌的爭論屢見不鮮，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當然，不可否認，現(xiàn)實中確實有某些官員借詩歌附庸風雅，也有不少詩人成為官員后不再是詩人。對于一直以詩為伴并最終“落戶”教育系統(tǒng)的李強而言，我更愿意將其視為一個“寄居官場”的詩人。這樣說不是對他“官”的不尊重，而是對他“詩”的尊重。李強在詩歌的繁盛年代和人生的理想主義時期與詩歌相遇，之后一直沒有放棄；他對詩是有敬畏的，詩在他的審美空間里有著一定程度的純粹性，在他的心靈深處保有一方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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