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直覺成大學問：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法

　　“五四”前后因一本書而“暴得大名”的有兩人，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后即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林同濟以前者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新時代”的代表，這新學術(shù)典范的特點是：學者們以“一種迫近機械式的實驗派方法，先標出種種個別的、零星的，以至曖昧的‘問題’，而到處搜羅其所謂有關(guān)的‘事實’或‘材料’，然后再就一大堆的亂雜事實與材料而類別之，分析之，考據(jù)之，診斷之”。而后者則是“五四”后二十年問中國“一二部杰出的例外著作”，形成了對上述新學術(shù)典范的挑戰(zhàn)。
　　其實梁漱溟治學同樣以“問題”為中心。他特別強調(diào)，真正的研究者并“不輕言問題的解決法，而深刻用心于問題的認識”。所以，“不感覺問題是麻痹，然為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亦不行。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游心于遠，從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fā)展脈絡(luò)看問題，對他而言，真正稱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復雜相關(guān)的，有所從來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背景、看環(huán)境；不能只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只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只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故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追求不放松的態(tài)度。不追求則很容易只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只有追求不已，“輾轉(zhuǎn)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才能“把握問題所在”。且“宇宙問最要緊的是那些關(guān)系，而不是一一具體事物”，人類社會尤其如此。若“不從抽象關(guān)系注意，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自己視線”，也“抓不到問題”。則研究問題又必須“能將與本問題有關(guān)系之各方面都照顧得到”，不要“注意這個，就忘去了那個”；要能“輾轉(zhuǎn)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一方面“不怕問題牽聯(lián)廣大”，同時不忘“始終還是一個球”。提倡從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但堅持問題“始終還是一個”的則不多。其實一與多的關(guān)系是辯證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從根本處進行整體探討。
　　林同濟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可能略有誤解。不過他看到了基本的時代特征，即梁漱溟的學問確與當時新興的學術(shù)典范不盡吻合。部分或也因此，梁書出版后不少人提出了批評，特別認為梁漱溟的方法有問題。這使梁先生一度對“方法”有些自覺不足，但不久他就增強了自信——一九二八年梁漱溟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就分八層詳論治學的方法。稍后他更暗示自己在方法上有獨到之處：
　　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
　　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為學問家，特記誦之學
　　耳！真學問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獨到處，不同學派即不同方法。
　　梁漱溟能這么說，當然是表明他自己并非記誦之學，而是有方法的。所以他強調(diào)：“在學問上，結(jié)論并不很重要，猶之數(shù)學上算式列對，得數(shù)并不很重要一樣�！比艏毿挠^察，梁先生對于學問，的確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卻有極好的史感，特別能看到劉咸炘所謂有形之事背后的“虛風”。下面就簡單考察他治學的這個特點（梁先生的表述有他的特點，我會盡量多用他自己的話）。
　　自己虛心以理解往昔，是治史的基本態(tài)度，也是梁漱溟特別看重的。他曾提出，“人情大抵不相遠”，故應(yīng)“深切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只有“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來，打破一切成見，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了解，才可以溝通一切而聯(lián)合一切”。重要的是記住“人當初的動機都是好的，沒有誰安心去害人”。
　　最后一語尤其重要，以前孟子主張和古人交朋友，現(xiàn)在有些年輕人喜歡學外國人，要“拷問”歷史，就不夠友善。本來你怎樣看史料，它就有怎樣的回報。你把它當朋友，它就以朋友回報你；你把他當罪犯，所得的回報也就可想而知，甚至不排除產(chǎn)生“屈打成招”的效果。且今人在庭審時還可以抗辯，已逝的過去卻只能沉默。對此梁漱溟有清楚的認識，他在討論孔子時說：
　　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他不會說話，他不會申訴。
　　如何評量，大權(quán)在我們手中�！�…我下判斷，我要負責；應(yīng)當多加考慮，不要考慮的不夠，考慮的太少。如果輕率從事，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于他無所增損，只是自己的荒唐失敗。
　　研究歷史的人，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無語”的往昔，要承擔相應(yīng)的責任。章學誠注意到，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卻被后人講壞”。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講壞”屈原的人，于屈子增損無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們要不把古人“講壞”，只有多從良善一面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這一基本點，盡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tài)度。
　　前引梁漱溟說要把“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游心于遠，從容以察事理”，同樣適用于史學。因為史學的基礎(chǔ)是史料，讀書能“從容安詳”，才“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詳悠閑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對的常課，若不能游心于遠，從容以察，實難達融會貫通之境。
　　對吸收和運用材料，梁漱溟有著仿佛與生俱來的敏銳。前引他主張順著事物的發(fā)展脈絡(luò)看問題，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可以說是專為史料解讀立論。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主張“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學問要“進得去而又出得來”，才說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對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重要程序。
　　有此認識，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例如，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也要注意史事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志。梁先生注意到，“古人之立功、立言、立德”，并非“一個人打算自己將要去立功或立言或立德”就可成事。實際上，“凡有意要去”做什么，往往“都是不行的”，成敗只能“在其人一生之后由別人來說”。這就提示我們，昔人做什么雖多半是“有意”的，實際做成的結(jié)果卻常常是“意外”的。
　　進一步的問題是，還有一些東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覺，就像宋儒所謂“獨知之地”，是“旁人進不來的地方”。我們一般都說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其實豈啞子如此，凡人統(tǒng)統(tǒng)如此”。每個人都有說不出的一面，即“獨知只是自知，旁人進不去，自己拿不出來”。或因此，一些人可能真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但還有一些人仍在試圖立言，于是有我們看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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