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仍在作文 花落春仍在

　　2010年9月6日，編劇劉毅在其微博上發(fā)帖，“開學了，各地教材大換血”――他列舉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課文，比如《孔雀東南飛》、《藥》、《阿Q正傳》、《紀念劉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壯士》、《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朱德的扁擔》等。其中涉及魯迅的多篇作品，因此劉毅稱之為“魯迅大撤退”。此說一出，輿論嘩然。
　　很多網(wǎng)友為魯迅叫屈，認為刪除魯迅的大量經典作品無論對老師教學還是對學生學習都不利；認為中國教育確實需要改革，但這樣做有點矯枉過正了。但也有相當部分網(wǎng)友力挺新語文教材，認為魯迅的很多文章到現(xiàn)在確實沒有意義了，應該更換。
　　原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黃亞洲對此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魯迅的一些作品，如《裝在套子里的人》、《變形記》等都是很優(yōu)秀的作品，從隋感上來說，對刪除了的文章感到可惜：但是理性地想一想，他認為時代、人的思想觀念等都在變化，那么作為孩子的一種精神營養(yǎng)食譜的教材，也應該做些調整。他建議家長和老師可以讓孩子在課余讀些經典的文學作品。對于新語文教材加進去的課文的好與壞，他不敢妄加評論，但肯定了與時俱進是個大原則。
　　很多學生認為魯迅作品很難讀懂，文字較晦澀，半文言半白話。又拗口，背起來太痛苦。因此當新版語文教材減少了魯迅作品的消息傳出后，很多學生大聲叫好，
　　有的老師認為魯迅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中國文化不可沒有魯迅。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教材中魯迅的某些作品已經與時代脫節(jié)了，并不是很適合現(xiàn)在的學生閱讀。若一定將其視為經典，讓師生共同在課堂上“無滋無味”地誦讀，則是一種對時間和生命的浪費。所以少放一些魯迅作品，留出一定的空間給其他作家，讓學生呼吸到更多的新鮮空氣，有助于開拓學生的閱讀視野。
　　北大教授溫儒敏認為作品增減是課程結構調整的需要，也是適應現(xiàn)在中學生心理成長的需要，同時符合教材語文性的需要。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fā)展，教材的改動是正�，F(xiàn)象。魯迅的作品非常重要，只是過去在教材中占的比例過多，騰出一些位置來安排古今中外各種不同風格的名作，讓學生的讀書面更廣視野更開闊，也是件好事，這不能說是“魯迅大撤退”。
　　
　　魯迅：幾代人的情感記憶
　　
　　魯迅作品從1923年開始入選教材，到現(xiàn)在已經在中學課本中躺了將近一個世紀，數(shù)量最多時達到31篇。民國時期選入教材的多是小說、散文。1940年以后，解放區(qū)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zhàn)斗雜文”，魯迅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tài)大旗，《有聲的中國》和《野草?題辭》中的兩段話常被引用：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fā)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文革初，魯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學語文課本。自1969年形勢發(fā)生變化，魯迅雜文被全面收編，進入政治話語體系。
　　“文革”結束后，中學語文教學緩慢恢復，一些更溫和的作品被選入中學課本，而與政治緊密相連的雜文則逐步減少。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初，語文教科書中選入的魯迅作品有30篇左右。其中時代性、政治性強的雜文有所減少。魯迅那些回憶童年、緬懷師友、人情味濃的散文成為各種版本教科書的主要入選對象，新課改以來魯迅作品的總數(shù)量與以前相比有所減少，而維持在15篇左右。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七年級上冊入選的《風箏》一文，曾在民國時期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出現(xiàn)過。有趣的是，這篇描寫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我國臺灣地區(qū)新版國文教材中魯迅作品的唯一入選者。
　　魯迅的文章無疑承載著幾代人的共同記憶。
　　
　　教育部：語文教材篇目基本未變
　　
　　教育部表示，新課改以來，中學語文教材篇目基本沒有變化。教育部新聞辦提供的一份聲明表示，目前有北師大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語文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負責高中語文課標實驗教材的出版。經教育部核實，只有廣東教育出版社對5個必修模塊做了微調，其中將魯迅的《藥》更換為《祝福》。
　　此前，有媒體報道中學語文教材刪除了多篇魯迅作品，有不少之前統(tǒng)一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的課文在新的教材里沒再出現(xiàn)。
　　據(jù)了解，2001年以前，全國的中小學基礎教材所用都是“一綱一本”，即一個大綱一本教材，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教材改革后為“一綱多本”，就是一個教學大綱，可有多家出版社出教材。
　　此前蘇教版初高中語文教科書編委王棟生稱，在蘇教版語文教科書中，《雷雨》一直在必修本中，《孔雀爾南飛》、《阿Q正傳》在配套的《語文讀本》中。針對魯迅的作品數(shù)量減少的問題，王棟生也表示，蘇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科書《魯迅作品選讀》就是為專門的選修課程而編寫的，學生通過36課時的學習并經檢測獲得學分。
　　
　　傅元峰：經典應跟上時代
　　
　　(傅元峰參與江蘇教育出版社版本語文教材編寫，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
　　傅元峰在接受《新京報》的采訪時說，對新課改之后語文教材調整的爭議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xiàn)象，在編寫江蘇版教材的過程中，編寫人員沒有在傳統(tǒng)的人教社教材的基礎上設想具體的篇目，結果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篇目都有所調整，調整力度比較大。
　　對于教材版本的選擇問題，傅元峰認為最主要的爭議是在“經典”文章的是否選擇上。對此，他對“經典”做出了如下界定：教材選文要有經典品質，即在入文的內涵上應該是豐富的，作為教材應該對青少年有良?引導；在修辭和敘事上，體現(xiàn)現(xiàn)代漢語內在韻致上應有獨到之處；還應該是比較個性的，同時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不只是在那個時代被認定為經典的文章，而應該是較長時間后仍被認定為經典的文章。他認為要重新考慮什么樣的選文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值得孩子們去學習。之所以會有人提出異議，是因為他們在當時教育模式下所提出的“經典文章”是上一個時代的教材中的“經典”。這些人仍保留有以前的審美習慣，但這些傳統(tǒng)審美角度比較單調。有些對此提出質疑的人很可能缺乏對經典的判斷能力，這也是單一片面的語文教育所留下來的惡果。
　　傅元峰明確表示，對魯迅文章的調整并不是降低了魯迅的地位，也不是否定了撤換掉的那部分著作，只是要引導學生去讀魯迅的其他文章。魯迅作品可選性非常寬泛，可選擇余地很大，這樣一位經典作家有那么多經典作品，沒必要一代人兩代人一直看那么幾篇作品，適當換換口味不會損失他的地位。
　　關于《朱德的扁擔》和《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文章也被調整掉的問題，傅元峰認為：《朱德的扁擔》和《狼牙山五 壯士》長期以來已經成為精神的標簽或標志，在一些版本里沒被選入不是從思想性上否定它們。它們傳達出的英雄主義精神、愛國精神，永遠是有價值的，只因其文學性和語文性不足，沒有體現(xiàn)出漢語的美感和特質，所以可能會從中調整。
　　
　　溫儒敏：能不能別那么關心語文?
　　
　　(溫儒敏：氣人教版”高中語文新教材執(zhí)行主編)
　　溫儒敏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網(wǎng)民“聽風就是雨”說明大家還是很關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網(wǎng)上很多人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就隨意發(fā)表議論，甚至要痛快地謾罵，對此不必認真。但這輪爭議是某些媒體不經調查就捕風捉影炒作起?的。因此他呼吁媒體不要過度“關注”基礎教育的語文教學，更不要對此進行過多的炒作，
　　溫儒敏認為，課程結構變化與整個課時減少決定了魯迅作品在必修課中數(shù)目的減少，這樣做是為了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但是，在另外新加的選修課教材中，又保留甚至增加了魯迅作品的數(shù)量，所以，2004年前后人教社出版的高中語文教材，并非減少魯迅作品篇目，而是調整篇目，
　　語文教學必須培養(yǎng)學生對文化的尊嚴感，有些當代文章好讀，學生也會有興趣，但經典性不夠，或不太適合教學，就不一定選。人教版選用當代的文章并不多，但大都是名家之作。必修課5冊，共選有80篇課文，和以前版本重復選用的占60％；選文中經典名作有70多篇(含古代的30多篇)，占全部課文的85％以上。
　　魯迅先生的一些作品對于現(xiàn)在的中學生來說可能太深了，讓他們讀起來不容易懂。此次新增加另外一些名家作品，如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海明威的《老人與�！�、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講》、史蒂芬，霍金的《宇宙的未來》、巴金的《小狗包弟》等，都是新課文，是美文，各種類型、風格都有，這5年使用情況表明，師生對這些課文都是比較認可的。
　　溫儒敏說，魯迅是近百年來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獨立思考與藝術個性的偉大作家，教材編寫必須重視魯迅，但重視不等于選文越多越好。
　　過去選文過于側重思想價值，不太考慮時代“隔膜”，包括“語文要素”與可讀性等要求，加上教學受制于考試，結果魯迅作品就難教難學，甚至讓學生膩味、反感。據(jù)說中學生中流傳幾句順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彪m是玩笑話，也可見魯迅作品對孩子們來說，的確比較難。所以魯迅作品到底選多少，選哪些，以什么教學形式呈現(xiàn)，放在哪個學段，都是要認真研究的。教材改變是正常現(xiàn)象，不應僅盯著幾篇課文，選文面太窄不利于學生閱讀興趣的培養(yǎng)。
　　
　　周海嬰、周令飛：魯迅是誰?
　　
　　一
　　魯迅是我們的親人，可是現(xiàn)在卻感覺這個魯迅離我們很遙遠，好像已經不是我們家里的人了。我們背負著魯迅兒孫的重負卻幾乎不能直率地表白。當把所有魯迅遺物捐出去以后，我們從此就開始被當成了擺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家屬很疑惑，如果這種權利也被剝奪的話，這是否還符合魯迅的原意，而一個并不符合魯迅原意的社會還怎能做到理解魯迅和傳播魯迅精神呢?我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篇名為《我想觸摸活著的魯迅》的文章。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魯迅能夠真實地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讓他們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義，更能促進中國社會朝著健康文明的方向發(fā)展，假如魯迅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有理由，也有必要走下去的話，則必須給青年人廣個有血有肉的魯迅。生活中的魯迅其實是個愛開玩笑、非常幽默和藹的人。從魯迅的外貌上來說，我們想還他的是這樣一個原本的形象，說老實話，我們迫切地需要表達我們家屬對魯迅的認識。
　　事實上，對魯迅的宣傳和紀念始終都與對魯迅的認識相互聯(lián)系著。作為魯迅的家屬，我們對這一點尤為敏感。魯迅與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變革的關系是很密切的。因此，魯迅與現(xiàn)代中國革命歷史的關系也就顯得格外醒目。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時間里，魯迅受到了來自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特別重視，魯迅的革命性開始逾越他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別強調。在以往很多描述魯迅的文字中也把他刻畫成了一個喋喋不休，拿著匕首和投槍的戰(zhàn)士形象。形象是雙眉緊蹙嚴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戰(zhàn)斗化的，沒有個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這么一個殼，甚至在對這個殼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存在，離開了他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文學家這樣一個位置。我們總覺得這樣的魯迅很空洞，我們不認識這樣一個魯迅。以后，中國的現(xiàn)行教育體制也把這個特別“革命化”了的魯迅形象以知識普及的形式傳播給了一代代中國人。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中學語文課本里的魯迅形象也還保留著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特征。這個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魯迅體現(xiàn)更多的實際是一種實用價值，而他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則被大大地簡化了。
　　……
　　因此，我們的不安顯得尤為迫切。在已經存在的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中，魯迅的真實形象顯得遙遠而模糊�，F(xiàn)在我們雖然在很多地方可以聽到魯迅，魯迅也還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xiàn)著，但是這樣的魯迅并不是非常真實的。根據(jù)我們的不完全調查，現(xiàn)在青年一代已經開始淡忘魯迅了，如果你去問他們“魯迅是誰?”，他們就會說對敵人“橫眉冷對千夫指”，對人民“俯首甘為孺子牛”，這都是一個已經“階級斗爭化”了的魯迅，一個除了用“戰(zhàn)士”這個名詞來說明以外就找不到詞匯來說明的魯迅。對于魯迅在20世紀所做的工作及其對推動中國社會現(xiàn)代轉型的歷史意義，他們幾乎沒有什么了解，所有這些都令我們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讓魯迅活在2l世紀青年人的心中，這是一個需要全社會共同來關注的大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魯迅是誰?”這樣一個問題。那么，魯迅是誰呢?
　　
　　二
　　“立人為本”是魯迅精神的靈魂。實際上，魯迅從青年時代起就自覺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動中國社會向現(xiàn)代轉型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工作中去了。國族遭受凌辱的歷史困境曾使魯迅十分痛心，這激發(fā)了他對人的精神麻木，尤其對中國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覺而深入的關注。他在《吶喊?自序》里寫道：“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只有當具有個體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陂確立起來，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才是可能的�！濒斞冈谶@里講到的個體尊嚴和個體意識的覺醒就是他“立人為本”思想的精髓。
　　魯迅講的個體尊嚴，代表著現(xiàn)代人的價值理念，這種觀念表明每個個體都有充分發(fā)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權利，同時，他也完全擁有個人獨立思考的權利，這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人不應該因自己的獨立思考遭受損害，這是一種普世 價值理念。而個體意識的覺醒則意味著個體對自我的生存價值的關注與自覺。擁有這種個體意識的人會自覺地要求自己活出一個樣子來，他會活得很有尊嚴，也很有魅力。所以，一個人有了這樣的意識，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氣，就可以“橫眉冷對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擁有“一個人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樣一種坦蕩的胸懷了。所以，個體意識著重于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氣度的養(yǎng)成。
　　擁有了個體尊嚴和個體生命的自覺意識，也就擁有了魯迅所說的“自信力”。而這些擁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國的脊梁。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就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所以，魯迅接著指出：“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jù)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覺醒人的個體尊嚴，激活人的個體生命意識，這是魯迅人格與精神的首要之點，具有個體尊嚴和清醒的個體意識是他特別看重的精神品質。
　　如果說“立人為本”是魯迅思想與精神的靈魂的話，那么，獨立思考則是他的骨髓，使“立人為本”這個靈魂獲得了支撐。真正的獨立思考意味著能夠把批判精神體現(xiàn)出來。魯迅在《野草》中描寫了一個舉起投槍的戰(zhàn)士，這個戰(zhàn)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這就是說，魯迅是自覺地把批判的重擔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斗士。這里，批判的意思是一個人有勇氣面對真實的世界，并且不依賴任何外在的權威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魯迅就是一個具有這種批判精神的斗士。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魯迅的這種批判目的不是破壞、拆毀和顛覆，而是在于推動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國。他的建設性的意義是非常明顯的。應該說，魯迅對孫中山推翻千年帝制、親手創(chuàng)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他成長壯大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希望和期待，他才對那些丑惡的、腐敗的、麻木的、落后的現(xiàn)象懷抱如此深刻的憤怒。但在這憤怒后面難道不是跳動著一顆希望的心嗎?所以，我們說魯迅是一個為新文化理念去戰(zhàn)斗的人。當看到一切阻礙著新文化傳播的力量的時候，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來捍衛(wèi)新文化的；雖然有時候他使用諷刺與挖苦的筆調，但這僅僅是他的一種個人風格，是無可厚非的。
　　魯迅是一個在文化上積極主張“拿來”的思想家�！澳脕碇髁x”就好像是魯迅精神與人格的眼睛，體現(xiàn)的是他的氣度、視野和眼光。他在《拿來主義》一文中這樣寫道：“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后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于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于洋貨發(fā)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边@“送來”的歷史就是被迫、屈辱的歷史。何以打破這被迫和屈辱呢?那么，就首先需要去拿來。所以他說：“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蹦脕碇髁x體現(xiàn)的是文化的氣度、視野與眼光，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態(tài)度。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拿來主義”的立場是完全中國的。他是腳踩在中國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來的東西都是為了我們自身的自強和壯大，所以，他與崇洋媚外是勢不兩立的，也不贊同無選擇地亂拿。
　　韌性的堅守是魯迅精神的手和足，從魯迅身上我們可以看出，要做到韌性的堅守，就要面對三個東西：暴力、權力和軟暴力。應該說，魯迅對來自這三個方面的壓力是做好了足夠精神準備的。所以，他從來沒有對暴力和權力屈服過，更沒有被軟暴力所腐化和動搖，尤其是軟暴力，更有當今的現(xiàn)實意義。要知道，魯迅當年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他當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夢想；但是魯迅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擁有這樣的生活就遺忘了自己對社會的使命，他對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覺的�，F(xiàn)在社會上流行的拜金主義思想很嚴重，對青年一代影響很壞，一個孩子在家里總是養(yǎng)尊處優(yōu)、害怕困難，遇到一點點挫折就受不了，這很成問題。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軟暴力處處顯示威力的時代，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使每個生命個體發(fā)育成型，擁有健全的個體生命自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周令飛：拒絕回應語文教材“魯迅大撤退”
　　
　　針對“魯迅大撤退”的熱議，魯迅之孫周令飛給出了一個標準答案：我不是教育學家，所以對教材刪除多篇魯迅名著不發(fā)表意見。
　　周令飛在上海魯迅文化發(fā)展中心的同事告訴記者，“周先生平時私下都不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關于周令飛的真實態(tài)度也不是無跡可尋。2009年上海魯迅論壇期間，他就對此表露過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魯迅選入中小學的文章多達20篇以上，堪稱被教科書引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但許多篇目的選擇和教法值得商榷。當時他對媒體表示，不一定非要讓孩子學習那些生澀難懂的文章，就連魯迅先生生前也曾說過：“中國書籍雖然缺乏，給小孩子看的書雖然尤其缺乏，但萬想不到會輪到我的《吶喊》。”
　　周令飛目前所在的上海魯迅文化發(fā)展中心成立于2002年3月，終身理事長為魯迅獨子周海嬰，周令飛為主任委員。中心以“繼承魯迅文化遺產、保護魯迅文物遺存，捍衛(wèi)魯迅崇高形象，弘揚魯迅思想精神，發(fā)展魯迅先進文化、促進社會文明發(fā)展”為宗旨，中心每年組織一次魯迅論壇，創(chuàng)建了全國唯一經魯迅家屬授權的“魯迅青少年文學獎”。據(jù)該中心工作人員介紹，周令飛平時一個月里有半個月在中心工作，“這是目前他唯一的工作”。
　　周景欣：我對太爺爺?shù)奈恼聸]有那么強的共鳴
　　周令飛的大女兒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學二年級時曾在中國臺灣地區(qū)熱門綜藝節(jié)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鏡，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魯迅”甫一脫口，節(jié)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網(wǎng)上熱傳。
　　周景欣高中時曾經從中國臺灣地區(qū)轉學到北京，在魯迅中學念十一年。那一年她學習了《藥》一課，“人血饅頭”給了她極大的刺激，她說“那是他筆下那個時代氛圍傳遞出來的壓力，不是很愉快的東西。我是一個樂觀的人，跟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離的�！彼�很坦率，說自己讀太爺爺?shù)淖髌贰坝袎毫Α保�“他的文學作品對于我來說有一點不可思議，很沉重，他筆下描述的是一個壓抑時代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薄疤珷敔�?shù)奈恼卤容^艱深，加上時代的隔膜，我們讀起來并沒有那么強的共鳴�，F(xiàn)在生活步調很快，壓力很大，如果看書，自然想讀一些比較輕松的、能夠舒緩壓力的東西�！�
　　
　　胡適：魯迅的天才很高
　　
　　胡適對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較欣賞，評價頗高。在1922年8月的一篇日記里，胡適曾說：“周氏兄弟最可愛， 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按：魯迅)兼有賞鑒力與創(chuàng)造力，而啟明(按：周作人)的賞鑒力雖佳，創(chuàng)作較少�！焙�適這里說周作人的創(chuàng)作較少，應該是指小說之類，他的小品文，數(shù)量并不少。
　　在當年早些時候，胡適寫了一篇重要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其中幾處涉及周氏兄弟，可以一觀。在論及外國文學難以古文翻譯成功時，胡適舉了“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十幾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紓)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痹谂e了一段譯文例子后，胡適說：“這種文字，以譯書論，以文章論，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這一件故事應該使我們覺悟了。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達、雅’三個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說，――但所得終不償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敗�！�
　　說到當時新文學(胡適有時稱“白話文學”)的成績，因為起步未久，胡適的估價并不高�？删驮谶@估價中，唯獨對周氏兄弟青眼有加：“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chuàng)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chuàng)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
　　因為政見未合，魯迅與胡適后來便由少來往發(fā)展到魯迅常常地嘲諷或調侃胡適，而胡適卻幾乎沒有發(fā)一句惡聲。1929年，胡適應當時的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第二次草案”。其中“選讀名著舉例”里，除《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外，署名現(xiàn)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個“魯迅的小說集”。這樣的位置，實在顯現(xiàn)了胡適對魯迅創(chuàng)作成績的推崇。
　　
　　毛澤東：魯迅是“三家五最”
　　
　　“魯、郭、茅；巴、老、曹”，將魯迅推上現(xiàn)代文學頭把交椅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生從未與魯迅謀面的毛澤東。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為“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zhàn)友”。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fā)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中小學教材：不能忽視魯迅作品的語文教育價值
　　
　　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同時是中國近現(xiàn)代具有最強烈而深刻的現(xiàn)代意識的啟蒙主義者。他那一篇篇風格獨特的作品里包含著始終如一的以主體性為原則的啟蒙理性，與世界現(xiàn)代性思潮相通又具有中國特質。在20世紀20年代末關于“革命文學”的論爭中，在20世紀70-80年代人們對“文革政治”利用魯迅的回顧中，在新舊世紀之交國外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傳入和國內一些社會因素的刺激中，都曾有入對魯迅作品的時代意義和價值表示懷疑，直至今日，爭論仍在進行中。
　　不同時期的人們似乎都以“時代變了”作為質疑魯迅作品是否還有價值的根據(jù)。實際上，中國這樣一個承載著幾千年封建主義文化重負的國家，雖然近100多年來，在實現(xiàn)民族復興艱難而堅毅的跋涉中，“器物”和制度都取得了一定的現(xiàn)代化，但從人的現(xiàn)代性素質來看，自晚清到現(xiàn)在，我們還與魯迅同處在一個“啟蒙”之中，魯迅還是我們的同時代人，魯迅作品仍然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照見我們所存在的缺失。
　　20世紀20年代以來，魯迅作品不斷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在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學校編印的《初中國文選讀》中就收錄了《風波》、《故鄉(xiāng)》、《鴨的喜劇》、《社戲》等。由胡適、王云五、朱經農校訂的商務印書館1923年出版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1冊有魯迅翻譯俄國作家愛羅先珂的《魚的悲哀》，第4冊有《孔乙己》等，此后，國統(tǒng)區(qū)一些影響較大的教科書收入了相當數(shù)量的魯迅作品。新中國成立以前，魯迅作品共選入教科書有20多篇，如散文《秋夜》、《雪》、《風箏》等。當時，革命根據(jù)地教科書中也選入了魯迅作品，如小說《孔乙己》、《一件小事》、《鴨的喜劇》、《非攻》，散文《風箏》，雜文《林克多(蘇聯(lián)見聞錄)序》等。
　　新中國成立初期，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教科書中的比例并沒有突然增加，但隨著新中國政權對國民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整與重塑，魯迅作品受到高度的關注，如1956年《初級中學文學教學大綱(草案)》中對魯迅及其作品作了這樣的說明：魯迅的作品，在教學大綱規(guī)定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
　　此后幾十年。魯迅作品教學基本限定在這樣的闡釋體系中，魯迅作為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體的圣人形象從此在中學師生心目中樹立起來，選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的魯迅作品有3。多篇。在各種文體中，雜文數(shù)量最多。
　　魯迅以其卓越的文學業(yè)績?yōu)橹袊�新文學的現(xiàn)代化開辟了道路，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魯迅作品展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代自我意識，特別是對人的思想意識、人格感性的獨特把握上。魯迅先生在留曰生涯中就對國民性問題高度關注，據(jù)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回憶，當年在弘文學院，他們常常談到2個相連的問題：“一是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后來，魯迅又談到志愿學醫(y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
　　正像他的學名樹人所暗喻的那樣，魯迅對國民性的認識而激發(fā)出來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因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關鍵是要他們克服“麻木的神情”，使他們“改變精神”。于是，魯迅作品表現(xiàn)出一種對千人“自我意識”的急迫追尋。心理感覺層面的問題不解決，理性覺悟就是一句空話。顯然，魯迅的這種文學選擇在力倡人道主義“血和淚”的“五四”時期是極為深刻而獨特的，而這深刻和獨特應歸因于魯迅對“立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所謂“自覺至，個性張”，魯迅吁求的“自覺”更主要地體現(xiàn)在心理感知的意義上，在人與我的空間比較中確立自己的位置，這便是現(xiàn)代人起碼的現(xiàn)實感知方法，是發(fā)現(xiàn)和發(fā)展自己個性的必要前提。于是，在魯迅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都突出地體現(xiàn)著這樣靈敏的自覺�！犊袢巳沼洝防锏目袢藢ψ约旱奶幘�、前途就有著極清醒的心理自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才能真正看清狂人的心理是多么正常，他們那看似變態(tài)的精神委實是“自覺”的結果。
　　回眸百年中小學教科書，真正稱得上經典的作家作品，似乎未必能排列出一份很長的名單。然而，無論這份名單是長是短，魯迅作品永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只有教科書的啟蒙使孩子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感受到經典的不同魅力，這樣才 會讓他們獲得心靈和精神的慰藉，讓他們在品讀語言文字時，將經典中的形象、情感留下，更為重要的是，將對生活、對語文的興趣留下。
　　
　　藤井省三：所有日本學生都讀過《故鄉(xiāng)》
　　
　　在紀念魯迅逝世70周年之際，藤井省三接受了記者專訪。
　　當談到對于魯迅的評價時，藤井省三認為，對魯迅評價分“變”與“不變”兩部分，藤井省三說，《魯迅選集》1935年由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譯出版，對魯迅的文學作品在日本傳播起到很大作用。一直到現(xiàn)在，它仍對日本人產生著影響，這一點沒有變化。但解讀魯迅的方式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在中國和東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各種解讀魯迅的方法，人們從各種不同的視角解讀魯迅，使魯迅更富有魅力。這也是日本人對魯迅作品興趣不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談到受魯迅影響的日本作家時，藤井省三認為，受魯迅影響最大的當代作家應該是村上春樹。村上春樹有一篇小說，名為《失敗的Q氏》，題目中也有一個Q字，這一點和《阿Q正傳》相同。魯迅通過阿Q畫出了當時中國的國民性。村上春樹也是通過Q氏批判了日本的國民性。魯迅和村上春樹的共同點是：由于他們都經歷了政治動蕩年代，都有著失敗的政治體驗和友人死去的現(xiàn)實經歷，這使得他們的作品都體現(xiàn)出了一種非常相似的失落感。一位中國學者曾問過村上春樹讀過哪位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村上春樹回答說是魯迅，村上春樹確實讀過魯迅很多作品，而且其作品受魯迅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談到魯迅對普通日本人的影響時，藤井省三以日本的教科書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說明。他說，在日本五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學語文教科書中，都收錄了魯迅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在日本的普及有一個過程，1952年有一家出版社的教科書收錄了《故鄉(xiāng)》，后來逐漸增加，1972年中曰邦交正�；�以后，所有的教科書都收錄了這一作品。這就等于說，中曰邦交正�；�38年來，所有的日本學生都讀過魯迅的《故鄉(xiāng)》。日本高中語文教科書收錄最多的是《藤野先生》和《孔乙己》，收錄《藤野先生》是從中曰交流的角度出發(fā)，《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已是科舉制度的犧牲品，與考試有關，考試對日本高中生來說是最現(xiàn)實的問題，對《孔乙己》容易理解�！栋�Q正傳》對中學教科書來說太長，中學生和高中生理解起來也有一定困難，所以沒有收錄到中學教科書中。但從大學學習中國文學的學生論文來看，寫《阿Q正傳》和《故鄉(xiāng)》的最多。
　　關于現(xiàn)在研究魯迅的意義，藤井省三認為。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開山鼻祖，這一點不僅在中國，在東亞、在歐洲和美國都有定論。要了解中國現(xiàn)代文學必須研究魯迅。魯迅文學對國民具有引導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對現(xiàn)代中國的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他是在留日期間發(fā)現(xiàn)文學改造國民性的力量并開始文學活動的。他受日本明治時期的影響，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考慮中國國家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魯迅的思想中也反映了當時中日兩國的關系，因此，研究魯迅有助于人們認識當時中曰兩國的歷史。
　　談到日本魯迅研究，藤井省三認為最大的特點之一是日本的實證研究很強。與中國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各占一半的情況不同，日本的實證研究所占比例為70％-80％左右，理論研究只占20％-30％，這是日本魯迅研究的特點。另外，魯迅對中國的研究者來說，是本國的作家，很多中國人研究魯迅自身及其作品，不涉及比較，對日本人來說，魯迅是外國作家，因此容易把魯迅和日本作家進行比較。在日本，魯迅比較研究成果多，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研究者研究魯迅時，也有類似情況。
　　關于自己的魯迅研究，藤井省三回顧說，20世紀80年代，主要研究俄羅斯文學經由日本對魯迅發(fā)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如安特萊夫對魯迅的影響等，并與日本如何接受俄羅斯文學影響進行比較。進入20世紀90年代，研究魯迅《故鄉(xiāng)》的閱讀史，出版了《魯迅(故鄉(xiāng))的閱讀史》一書，僅從魯迅小說《故鄉(xiāng)》于1921年發(fā)表后被閱讀和評論的變遷情況，運用傳播美學和接受美學的批評方法展示20世紀現(xiàn)當代文學的空間，其中涉及了許多文學史未曾涉及的領域，與傳統(tǒng)的文學史大不相同。3年前，他把魯迅在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地區(qū)的影響加以比較，出版了《魯迅事典》一書。
　　
　　大江健三郎：極度絕望中的壯麗希望
　　
　　2009年，大江健三郎第六次來華。他此番來北京，是來領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頒發(fā)的文學獎項“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他的長篇小說《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栗早逝去》獲得了中國評委的一致好評，他提出，如果北京方面能滿足他到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參觀，看看魯迅故居以及到北大與學生們交流這兩個要求，他愿意親自到京領獎。
　　大江健三郎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說，他現(xiàn)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營造青年平等對話的空間。“我在北大演講，也在東京演講，如果哪一天，北京和東京的青年因為都聽了我的演講而快樂交流，暢談對我的演講的種種看法，我覺得我的演講起到了橋梁的作用�！�
　　大江還提到自己的母親是一位中國文學愛好者，對他走上文學之路有很大影響。他10歲開始閱讀魯迅作品，當時上小學五年級，從母親處看到了日本巖波文庫出版的《吶喊》和《野草》兩部書。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篇叫《孔乙己》的小說。他在中學階段仔細品讀了《故鄉(xiāng)》，并把“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段話工整地抄下來，以為鏡鑒，在東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在校報上發(fā)表了一篇小說《奇妙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批評家的關注，認為這篇作品表現(xiàn)出良好的現(xiàn)代意識，在傳統(tǒng)小說占主體的文壇顯得卓爾不群。他在此次北大演講中坦言，其實這篇有些“陰暗”的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魯迅《白光》的寫法。他說作品的發(fā)表和評論家的激賞給了自己極大的鼓舞，沒想到母親看后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母親說魯迅的作品有一個光明的結尾，給人以希望。而他的作品卻以絕望收篇。母親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創(chuàng)作走向，同時魯迅把大江引入絕望和希望的思想迷局中。
　　大江健三郎參觀了魯迅博物館后，說“隔著五十年的光陰往回看，我明白了母親的苦心，也明白了自己那篇作品中的絕望是‘廉價的絕望’”。并老實說“我現(xiàn)在也不能確定完全把握這段話的意義，但我會在我的有生之年繼續(xù)品讀”。他在演講中，不止一次提到“年輕人都該好好讀讀魯迅”。
　　大江的人生和創(chuàng)作也在絕望和希望的對立中掙扎。28歲時，兒子大江光誕生，頭蓋骨先天異常，腦組織外溢，語言能力停留在三歲幼兒的層次。這個打擊讓大江陷入困境。他曾有過拋棄孩子的內心掙扎，最終父親的責任占據(jù)上風，他接受了這個孩子，并力所能及地開發(fā)他的智力。大江光現(xiàn)在已經能靠作曲獲得自立。殘疾兒子不僅沒有成為大江文學事業(yè)的羈絆，反而成為一種持續(xù)不斷的動力。他據(jù)此創(chuàng)作了《個人的體驗》這部小說。魯迅寫道：“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贝蠼瓰榻^望留下希望的微光，這點微光從黑暗中掙脫出來，終于朝霞滿天。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鐵凝在《以蓄滿淚水的雙眼為耳》這篇散文中寫道：“(大江作品)的魅力來自 給人的心靈以垂直打擊的思想力量，來自作家對語言和想象力不敗的激情與敏感……來自作家精神深處極度絕望中的壯麗希望。”
　　
　　謝林海：“魯迅大撤退”，花落春仍在
　　(謝林海：碩士研究生導師、副教授)
　　
　　魯迅確實是一座大山，只是這座大山對于很多人來說意義不盡相同罷了。有的人以為魯迅是座大山，尊崇的是魯迅的人格魅力與思想高度，他們以魯迅為師，乃大山的攀登者。與此相反，2009年就有人用所謂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的怪調，把魯迅文章的艱澀與難懂當做壓在他們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時刻想著如何能從這五行山下逃脫，以重振齊天大圣的威名――其實他們頂多就算群皮膚光滑些的猴子!在這兩種人之外，還有一種人，他們則把魯迅當做一座話題大山，常以魯迅為題廣設擂臺，讓天下英雄前宋各抒己見，競先爭鋒。當然，他們在提供一個討論平臺的同時，也不忘趁機在山腳下以各種方式“開煤挖鐵、掘銀淘金”。
　　可以想象，當這三股勢力交匯在一起時，那將是多么壯觀的場面!八十年前毛主席的名句“歲歲重陽，今又重陽”在新時代的發(fā)展下，一溜煙就變成了“歲歲魯迅，今又魯迅”了。這不，因為最近各地在語文教材中再次削減魯迅文章，魯迅話題又一次在媒體上被炒得熱火朝天，差點成了一件老百姓街談巷議的“國家大事”。
　　其實這幾年關于魯迅的討論，一個緊跟其后的關鍵詞都沒離開“教材”二字。有些人以為魯迅文章是教材的脊梁，如今脊梁一根根地被抽走換掉，學生將難以抬起頭來、挺起腰來，其嚴重程度不亞于當年共工怒撞不周山，把天柱撞折，以至于天傾西北， 曰月星辰移位。其實這種觀點挺好笑的，因為它總讓我想起一個成語：杞人憂天!
　　如果將現(xiàn)在的教材與過去的教材對比，會發(fā)現(xiàn)魯迅文章之所以近年來頻頻被削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過去教材里的魯迅文章放多了。如果不適量地削減魯迅作品，又如何從篇幅有限的教材里引入另一些優(yōu)秀作者的文章呢?時代在進步，百花園里愈發(fā)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至于有人擔心魯迅文章在教材中的減少，會使得魯迅離我們越來越遠，日漸甚微。其實這種擔心有些多余。難道對于魯迅的學習，就只局限于教材里的那幾篇文章嗎?須知，教材里的魯迅文章，只是一個引子而已，真正對魯迅精神的學習與體悟，遠在教材之外。而且，只要社會一日未真正和諧，魯迅文章就依然會有市場。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俞樾參加禮部科考。當時的考題為“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在卷首首句答曰：“花落春仍在�！睂τ隰斞肝恼卤幌鳒p，也可如是觀。
　　(文字統(tǒng)籌　畢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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