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上方為什么有人攔_進京上訪，千百年來路相似

　　太原市日前下令，將進京上訪一棍子打人違法犯罪之列，大手獨攬地將上訪推到了另類遏制的一面。這一地方政府的行政通令實在獨出心裁，有悖常理，目無國家法律法規(guī)，罔顧民間冤情疾苦，居然想只手遮天，要一舉扭轉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無怪乎一時間惹起全社會的公憤。
　　無論如何，進京上訪都是一種被逼無奈的行動。雖然它與舊時代的進京趕考一樣前景叵測，卻有著迥然不同的心態(tài)。如果說，進京趕考還可能抱有一種春風得意的野心，甚至治國平天下的豪情；那么進京上訪卻是將一腔憤懣無可奈何地托付給了上蒼，幾乎抱定了撞大運的念頭，即使無處發(fā)泄也需要尋找一種說法，重拾自己的尊嚴。可見，兩者幾乎分屬于兩個階層，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管治與被管治簡直就是天壤之別。實際上，也的確如此。
　　
　　地方上的群體沖突
　　
　　1985年起，國務院推進財稅改革，確定地方政府從此實行財政大包干。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據(jù)稱當時的意圖是為了調(diào)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除了上繳中央財政的收入，地方財政自負盈虧，包干的辦法五花八門。財政包干之后，縣鄉(xiāng)政府收取稅費的熱情的確猛然商漲，任務也分解到了個人，獎勵提成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包干的惡行弊端也逐一暴露，引發(fā)民憤。鄉(xiāng)鎮(zhèn)官員協(xié)同稅務工商人員下鄉(xiāng)進村，稅費名目憑空生造，令人眼花繚亂，收費、攤派、罰款、集資之手都伸向了農(nóng)民。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江西、湖南、湖北個別地方久旱無雨，糧食歉收，而亂收費亂攤派仍照常征收，牽牛趕豬，拆房扒屋，毆打村民，靠天吃飯的農(nóng)民被逼無奈，聚眾之下砸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這種群體性的沖突不見報端，只見內(nèi)參。中央政府的減免政策不是被地方政府隱瞞不報，就是被束之高閣，不當一回事。
　　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教授2007年底出版了《當代中國農(nóng)民的維權抗爭一湖南衡陽考察》。他深入鄉(xiāng)間基層，以田野調(diào)查還原了90年代至今10余年湖南衡陽縣農(nóng)民為維護自身權益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官員的周旋與抗爭。稅費層層加碼成了沉重的農(nóng)民負擔，而中央政策號令減輕農(nóng)民負擔的文件無法下達到基層民眾。維權代表對于鄉(xiāng)鎮(zhèn)官員的暴虐之舉深惡痛絕，只能向上陳情，越級上訪。，一級政府不行，再向上一級政府，最后被迫進京上訪，進京上訪竟然成了一種考驗意志力的行動。為了維權，私下籌建農(nóng)民協(xié)會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論理抗爭，學者們說，這仍然是一種體制內(nèi)的政治參與，而非暴力抗爭。但是，如果進京上訪都被地方政府圍追堵截的話，那么就會滑向暴力抗爭的邊緣。
　　海外研究農(nóng)民抗爭的學者說，農(nóng)民向索取自己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基層官員反抗，最原始的也只是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縱火、怠工而已，這就是“弱者的武器”。農(nóng)民是“理性的農(nóng)民”，僅僅靠革命的共同利益不足以動員他們參加革命，他們的最佳選擇就像搭便車一樣坐享其成，除非是他們權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此外，他們還有以政策為依據(jù)向地方政府官員發(fā)起的抗爭，所謂依法抗爭。不可否認，他們的抗爭是因為自己的生存已被逼到了絕境。
　　除了農(nóng)村稅改造成的問題外，近幾年來，東南沿海一帶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隨意放低要求，或非法征地，或強行征地，或低價征地，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憑政府一句話就收歸國有，農(nóng)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要么一夜之間失去，要么就是得到的補償極為微薄，農(nóng)民控告的是市縣政府；而中部地區(qū)主要是對農(nóng)民土地承包權的侵犯，農(nóng)民控告的是鄉(xiāng)鎮(zhèn)與村級組織。
　　“近十年來，稅費爭議導致了農(nóng)民負擔的加重，導致了各地的群體性事件；而國家法律和中央政策雖然一再為減輕農(nóng)民負擔下發(fā)文件，地方政府卻置若罔聞。最近幾年，土地糾紛已取代了稅費爭議，成為農(nóng)民維權抗爭的焦點”，于建嶸教授總結說，　“由于土地的利益巨大，雙方爭議無法協(xié)調(diào)，地方政府動用規(guī)模警力對待失地維權的農(nóng)民已是常事�！�
　　稅費與土地固然是群體性沖突的焦點，然而除了罕見的冤情申訴無門、需要討取公道之外，農(nóng)民自身的生活困境也不容忽視。2008年9月7日，湖南農(nóng)村一位69歲的老人來到北京，轉悠了一天之后持刀在北京站廣場搶劫路人。刀既不是那種寒氣逼人的大砍刀，也不是靈巧的小飛刀，而是一把小小的水果刀。搶劫完了他待在原地也沒有逃跑的意思，而是等著束手就擒。他向警察坦白說，搶劫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進監(jiān)獄，希望不愁吃穿，在那里養(yǎng)老。追蹤此事的記者報道說，老人原本是一位老實木訥的農(nóng)民，他對看守所的生活十分知足，說“我來這兒這么長時間，挺好的，剛來的時候才45公斤，現(xiàn)在已經(jīng)胖了10斤�！�
　　老人一直獨自生活，沒有結婚，以加工烤煙絲維生，　“一天掙兩三毛錢，能養(yǎng)活自己就夠了。不愿麻煩別人。”直到2003年才知道有政府補助，一開始一年300元，后來漲到現(xiàn)在600塊錢，平均下來一天也不足一塊六。他也試著收廢品，但干了幾天一無所獲，實在是養(yǎng)活不了自己。他搶劫的原因是改變一下目前的狀況，或能讓警察向上反映一下情況――他把搶劫看作是上訪的一個渠道了。
　　
　　歷史上的擊鼓鳴冤
　　
　　進京上訪一直就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所謂的“告御狀”是也。相傳上古時的堯和舜為了能聽到民間的意見，就在宮外懸掛了“諫鼓”，民眾可去擊鼓，堯舜會讓百姓上朝面諫。此外，還在宮外大道兩旁設立“謗木”，可供民眾隨意在上面書寫意見。朝廷有專人負責將木柱上的意見抄錄，再呈給帝王審閱。至今，謗木演變成了裝飾性極強的政治圖騰――華表。
　　西周時執(zhí)政者仍然延續(xù)了“路鼓”――即在王宮外豎著一面大鼓，供冤屈者擂響，另有“立肺石”，即放置一塊通紅如人肺狀的石頭，供有冤屈者立于其上。這也是執(zhí)政者格外開恩，為鳴冤叫屈的草頭小民特別提供的一條直達于王的申訴之路。
　　雖然自秦始皇時代開始，與郡縣制一起推行全國的還有監(jiān)察制，但官吏的監(jiān)督一向都只是掌握在官府的權力系統(tǒng)之內(nèi)，除了中央監(jiān)督地方、政令下達之外，基層民情無法上傳。既然是在權力內(nèi)部的監(jiān)督，那官官相護總是理所當然的事。此外，地方官吏與當?shù)睾缽姷刂鞴唇Y，沆瀣一氣，判案不負責任或者看錢說話胡亂判案，造成冤獄，受害者冤苦無處可訴，冤假錯案愈積愈多，官吏之間互相推諉司空見慣。為了探求民隱，較為清明的皇帝會在權力系統(tǒng)之外打開一道口子，允許民眾直接向皇帝或欽差大人上訴。――這就是所謂的直訴制度�！爸痹V制”延續(xù)了兩千多年，它的合理性就看皇上的心情如何，是否格外開恩了。
　　冤假錯案時時有，直訴制度也只是機會稀少，難得碰上一回。秦漢之時的漢代，就已經(jīng)就有了“詣闕上書”，也就是允許民眾直接到京師向皇帝告御狀，或者將上訴狀交到衛(wèi)尉府所屬的公車司馬令，由他看情況上呈皇帝審閱，御筆批示裁奪；或者以攔路擋駕的機會面陳冤情，但這樣的機會寥寥無 幾。到了魏晉時代晉武帝之對，特別設置了登聞鼓，懸掛在朝堂或都城內(nèi)，百姓可擊鼓鳴冤，――這是所謂的“登聞鼓”直訴制度。此外，還“可投肺石函”，喊冤之后有了類似今天的“意見箱”伺候，結果當然可想而知。
　　到了唐朝，進京上訪的辦法多了，除了猛捶登聞鼓外，下跪攔路擋駕、上表陳訴冤情以及立肺石，――孤寡老幼不能陳述自己冤情的可以站在那塊通紅的肺石上，有專門的官吏過來詢問案情，負責“通天”。不過，肺石也不是隨便就可以站的，武則天時代就有了“肺石不須防守”的金口玉言，顯然喊冤的民眾還得找準時機突破保安人員“防守”這一關，否則就難免有“杖八十”(打八十棍)之虞。如此看來，想自我罰站，到肺石上站上三天也不是那么容易。
　　宋代之后，直訴制度更為完善，文官掌權，程序更多，一般民眾要向朝廷投訴冤情，由設立的專門的衙門受理，譬如登聞鼓院、登聞檢院和理檢院。如果這三個官衙都拒之門外不受理的話，含冤上訪者還可以螳臂當車，豁出身家性命，舍得一身剮，此謂“攔輿遞稟”，再由軍頭引見司轉奏。只要冤情確鑿，那還可能會有乾坤翻轉的機會，不然就會當街棍杖伺候，皮開肉綻還是小事，亂棍打死都沒人理睬。
　　明朝朱元璋本來出身貧寒，寄身廟庵，對貪官污吏尤為切齒痛恨，懲治手段翻新出奇，堪稱極致。僅朱元璋執(zhí)政的洪武年間，大小官吏因貪贓等罪遭到梟首、凌遲、族誅的就有好幾千例，棄市(在鬧市中砍頭之后不得收尸，使之飽受日曬雨淋)者1萬多例。――這都是法外酷刑。不過說回來，《大明律》還是明確規(guī)定禁止赴京上訴的，規(guī)定越訴者“笞五十”。到了后來，明憲宗成化十七年(1481)，朝廷將各地越訴人數(shù)納入官吏的政績考核，如果越訴者過多，就罰沒主管官吏的俸祿。明后期，朝廷頒布的《問刑條例?越訴》規(guī)定，只有國家機密要事才準直訴，而個人冤情一律被禁絕。此后，清朝只允許民眾在地方官審斷案件不公時可以赴京面陳冤苦，由通政司的登聞鼓廳、都察院、五城察院等衙門受理。直到民國時代，西方大陸法系引進之后，中華法系解體之后，進京上訪這一制度才得以暫時銷聲匿跡。
　　進京上訪總難免有人治的嫌疑，因為皇帝的法外開恩沒有硬性的規(guī)定，搭理還是不搭理還得看他心情，而進京上訪的無非是地方官員仗恃權力侵害民眾利益，以及冤假錯案的審判不公，尤其是量刑不公。地方法官徇私枉法，也多半只能在量刑這一權力上下其手。大陸法系的定罪與量刑雖然不像英美法系那樣涇渭分明，但也有控辯雙方針對量刑的當庭辯論，量刑程序有利于制約法官濫用自由裁量的權力，特別是檢察官擁有量刑建議權，可以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議，而被告人可以提出辯護，如果檢察官認為法官的量刑過輕或過重，可以進行上訴�？剞q雙方可以向上級法院抗訴與上訴，公眾也可督促檢察提起抗訴。
　　
　　現(xiàn)實中的解決之道
　　
　　不論是紅色蘇維埃時代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許多人民來信或群眾上訪都是中央領導人親自接待或批閱回信。1938年，陜甘寧邊區(qū)的毛澤東就親手處理過一起傷員到延安集體上訪的事件。
　　1949年8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正式成立了政治秘書室――這是共產(chǎn)黨歷史上最早的專職信訪機構，負責處理群眾來信來訪。幾乎同時，中央政府系統(tǒng)組建了三個單位受理群眾來信來訪，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廳和總理辦公室，各部委和直屬機構隨后也設置了信訪機構，配備了專、兼職公職人員；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設置了“人民接待室”專門處理人民來信來訪。1980年以后，最高法院與最高檢察院也出臺信訪接待條例與細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檢察院及相關職能部門都設立了信訪機構。
　　被逼進京上訪是一種偶然行為，也實屬無奈，沒有誰想跋涉在這條看不到盡頭的艱難之路，日復一日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和金錢。
　　60年來，人民上訪有過幾次高潮。1954年至1957年，上訪猛增，反右之后噤若寒蟬；文革期間中斷了十幾年，80年代以后上訪再度持續(xù)激增。據(j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看，全國書信形式的上訪約占25％，走訪形式的約占75％。走訪中的集體上訪(指5人以上)約占走訪總人次的70％。各級信訪機構因為沒有任何監(jiān)督，上訪案件層層轉辦，導致上訪不斷升級，各種尖銳矛盾的焦點聚集中央。在上訪低潮時，僅全國縣以上黨政系統(tǒng)信訪機構受理的信訪總量每年仍在lOOO萬件(人)次以上，其他各系統(tǒng)和各部門的案件總量更大。群眾上訪會因為地方政府的警力壓制而爆發(fā)激烈沖突，據(jù)于建嶸解釋，地方政府往往需要花錢銷除信訪機構的上訪記錄，將上訪群眾押解回地方……這一切都源于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中的責任追究制。
　　從直訴制度到信訪制度，不難看出其中一脈相傳的歷史遺跡，稱之為“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恰如其分。不過，上訪的內(nèi)容倒不像“直訴制”那樣僅拘囿于冤案陳情、只求申冤昭雪的事件里，而是涵蓋了行政、司法、立法等各方面，甚至還包括為國家進言獻策等等。法學學者說，舊時代“告御狀”僅僅是一點權利救濟，遠不能制約國家權力，而信訪制度除了權利救濟，也有了監(jiān)督、制約國家權力的功能，是公民政治參與國家管理的途徑之一，是溝通國家權力與民眾利益之間的紐帶。
　　上訪制度存與廢的論爭在法學學者之間眾說紛紜，利弊各顯。盡管國家信訪局是最高專門機構，力爭擴權，但也無法統(tǒng)領從中央到地方、從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到權力機關的各級各類信訪機構。因為信訪機構隸屬不一，信訪接待之后，群眾所反映的問題轉歸到了各問題部門就等于泥牛入海，沒有下文了。信訪機構自身無權監(jiān)督，也無法監(jiān)督，千分之二的上訪解決率大大消解了法律權威和中央權威。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法學院高武平設想將現(xiàn)有的信訪和監(jiān)察系統(tǒng)合而為一，使之成為獨立的監(jiān)察信訪局，既可以革除此前信訪機構無權解決上訪的弊病，又不至于堵塞人民信訪這一反腐倡廉的信息源渠道。于建嶸曾建議將所有的信訪機構收歸到人大，國家信訪局可作為其辦事機構，在憲法之下，由人民代表真正發(fā)揮民主監(jiān)督，但遭遇的各方阻力使之無疾而終……
　　年幼時曾聽到過一個清末老童生頗堪玩味的一句話：夜里想到千條萬條路，早上起來走的還是那條老路。1945年，毛澤東回答黃炎培時說：“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笨�60多年過去了，為民請命的執(zhí)著之士仍在追尋之路上大聲疾呼，蹣跚而行�？梢�，要走出條新路并非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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