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學會與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政策:克林頓傳簡介

　　摘 要 本文將討論思想庫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作用，重點考察和解讀布魯金斯學會近十年來在美國對華政策幾個重大問題上的“思想”輸入和影響，為中國的美國研究者認識美國思想庫如何影響美國政府對外決策提供一個比較具體的認識平臺。?
　　關鍵詞 思想庫 布魯金斯學會 對華接觸政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6)03-0041-48
　　
　　一
　　
　　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著名的綜合性政策研究機構。學會規(guī)模大，歷史悠久，以持自由派觀點著稱，常被稱為“開明的思想庫”。它的前身為“政府研究所”，始建于1916年。學會的創(chuàng)始人為一位來自圣?路易斯的商人和慈善家羅伯特?布魯金斯。學會從第二任會長羅伯特?卡爾金斯時候起開始從事政策研究，形成如今的“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風格。與其它許多思想庫不同的是，布魯金斯學會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教育機構，這一點可以從其時下網(wǎng)址(www.brookings.edu)看出。[1]學會的宗旨是：架起學術界與決策圈之間的橋梁；向決策人輸送新知識；為學者提供深入研究公共政策的平臺。[2]在早年研究中，布魯金斯學會致力于國內經(jīng)濟和社會的研究，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改變了這一傳統(tǒng)。如今學會的活動主要是通過4個研究項目展開，分別是經(jīng)濟研究､對外政策研究､治理研究和都市政策研究。此外，公共政策教育中心和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也是學會活動的重要支柱機構。
　　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重視對華政策研究，特別是蘇聯(lián)解體､中國問題研究上升為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工作日程后，其“對外政策研究”項目中先后擁有一批重量級的“中國通”，如何漢理( 又為哈里?哈丁)､卜睿哲､蘇葆立､沈大偉､尼古拉斯?拉迪､季北慈､杰弗里?貝德，以及非常駐研究員(non-resident)李侃如等。從1945年杜魯門政府以來，美國各屆政府任命的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擔任政府官員達68名之多，這些政府部門分別為：國會預算局､經(jīng)濟政策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勞工部､司法部､財政部､國防部､教育部､運輸部等21個部門。另有4人曾擔任駐外大使和特使；9人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2人為聯(lián)合國工作人員。[3]如此典型的“旋轉門”現(xiàn)象是布魯金斯學會最為驕傲，也是其能夠吸引才華橫溢的學者和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加盟學會的原動力，更是學會數(shù)年來能夠始終在眾多思想庫中獨占鰲頭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每一個學會研究人員均為能夠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學習､訪問而驕傲�！盵4]如今，卜睿哲仍為學會“對外政策研究”項目下的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李侃如為“對外政策研究”項目的非常駐研究員；貝德為“對外政策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中國動議”(China Initiative)課題主任。[5]因此，研究布魯金斯學會與美國對華政策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把握和了解美國主流學界和美國政界的對華傾向以及對華政策走勢。
　　
　　二
　　
　　1992年11月美國總統(tǒng)大選，比爾?克林頓擊敗共和黨在位總統(tǒng)布什，贏得了民主黨12年后東山再起的輝煌勝利�？肆诸D在競選中攻擊老布什的對華政策，[6]強硬表示他不會“溺愛”北京。當政以后，他特別強調中美關系中的人權問題，把它當作凌駕于中美關系其他問題之上的問題。如：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并于1993年把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狀況掛鉤；1994年又重新審議對臺灣的政策，并于1995年允許李登輝訪美，使中美關系連連遭到挫折。從克林頓入主白宮后，中美兩國經(jīng)過三年多的磨合，克林頓政府才意識到中美關系對美國的重要性，才認識到應當怎樣與中國打交道。從1996年5月始，克林頓政府組織了相關的思想庫對中國問題進行了深入評估和反思。這是克林頓入主白宮以來在對華關系上做出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政策調研，布魯金斯學會作為傾向于民主黨的思想庫，積極主動地參與了這一調研活動。期間，美國國內學術界､政界乃至公眾媒體對“中國威脅論”的論題極為關注，使這一議題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辯論中的“核心”辯題。布魯金斯學會積極參加了這場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其所輸出的“思想”對于推進克林頓政府的對華全面接觸政策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7]
　　布魯金斯學會主要通過以下途徑介入了對華政策辯論和制訂：
　　1.撰寫學術論文，從軍事和經(jīng)濟方面論證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學會客座高級研究員，“對外政策研究”項目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曾于1996年在《華盛頓季刊》春季版發(fā)表題為“中國的軍事：真老虎還是紙老虎?”的論文，主要從軍事力量的角度探討了美國和中國全面接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沈大偉認為，在估計中國軍事實力時要采取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幻想中國善良和夸大中國威脅都會歪曲現(xiàn)實和破壞局勢的穩(wěn)定。他認為“時下針對中國現(xiàn)代化做出的估計欺騙多于現(xiàn)實，‘中國威脅論’既不準確，也是不負責任的。中國的軍隊現(xiàn)在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都不具備直接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挑戰(zhàn)的能力�！� [8]1999年，沈大偉又撰寫了“兩個中國，一種答案”論文，并在《華盛頓郵報》1999年7月18日刊登，告誡美國政府必須在臺灣問題上謹慎，避免與中國正面沖突。[9]此后，沈大偉陸續(xù)出版了多部中國問題專著，其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三點：(1)美中是“戰(zhàn)略對手”而非敵手，與中國接觸是美對華政策的必然選擇；(2)美應“現(xiàn)實､務實”地處理對華關系。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內部行為的影響力十分有限，因此在施加外部影響時應抱現(xiàn)實態(tài)度；(3)應啟動北京與臺北的對話，建立可持續(xù)的互動框架。美國不要在兩岸間斡旋，但可營造有利于對話的氛圍，并在對臺軍售上保持克制。[10]
　　對于中國經(jīng)濟快速增長的恐懼是“中國威脅論”的另一原因。學會“對外政策研究”研究員､著名中國經(jīng)濟專家尼古拉斯?拉迪和客座研究員希思?史密斯對此撰寫了數(shù)篇文章，指出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亞太經(jīng)濟和世界經(jīng)濟來說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貿易的需要，而不是給中國的恩賜。拉迪1996年11月刊登在學會《政策簡報》上的題為“中國與世貿組織”的文章從經(jīng)濟角度探討了美中實現(xiàn)全面接觸的必要性。針對當時美國一些勢力力圖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提高門檻的傾向，他強調，借用中國申請世貿組織來打壓和促變中國是不明智的，也是有風險的。如果中國不能加入世貿組織，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未來､中國經(jīng)濟的演進以及中美關系的未來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所以符合美國利益是因為WTO的多邊體制將有效地幫助美國：(1)從單純的美中貿易的雙邊體制中擺脫，從而降低美中貿易逆差；(2)美國可以在這個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中繼續(xù)與中國進行貿易，但又可以避免由于雙邊貿易摩擦而帶來的美中經(jīng)濟和政治關系的下滑，從而導致美國失去中國這個巨大的經(jīng)濟市場。[11]學會客座研究員希思?史密斯在1996年11月21日《商務雜志》上刊登了題為“中國：通向亞太經(jīng)合組織的和平貿易之鑰匙”的文章，探討了克林頓政府在諸如中國這類發(fā)展中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必要性，認為美國應該有能力并要有意愿地將中國融入世界經(jīng)濟體系，以確保實現(xiàn)亞太經(jīng)合組織的目標。為此，美國不能對中國“最惠國待遇”設置任何條件。容納中國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利益。[12]同年12月，學會《國際經(jīng)濟討論稿》第130期刊登了“經(jīng)濟研究”項目客座高級研究員沃里克??麥金賓與黃亦平(譯音)合寫了題為“中國的快速經(jīng)濟增長：對世界經(jīng)濟的意涵”的論文。文章使用一種動態(tài)的均衡模式分析了中國快速經(jīng)濟增長的原因以及中國未來經(jīng)濟增長的路徑，指出：(沒有中國融入的世界多邊貿易體系)世界經(jīng)濟宏觀調控和金融資本的瑕疵正隨著中國快速經(jīng)濟增長而愈加明顯。為此，中國經(jīng)濟增長不是世界經(jīng)濟的問題，相反，它將通過提高世界收入直接給世界經(jīng)濟帶來福音。[13]這種從經(jīng)濟角度論證美中貿易有利于美國國家利益的說法對于弱化“中國經(jīng)濟威脅論”相當有效。
　　2.向國會提交報告并出席國會聽證會，推動國會支持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在這一層面上，尼古拉斯? 拉迪可以說是布魯金斯學會在國會作證的“第一人”。從1997年5月到2000年底克林頓第二任期結束，拉迪至少在國會作證5次。1997年5月22日，拉迪在參院對外政策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在對華經(jīng)濟關系正�；�聽證會作證，同日拉迪“中國是有效的對外政策工具嗎?”的證詞在布魯金斯《背景報告》(Background Paper)上發(fā)表。1998年6月18日，拉迪再次在參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就美中關系作證。他強調，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年度辯論不是一項有效的對外政策工具，那些認為對這種待遇設置條件有利于推進美國對外政策利益的認知完全是基于對美中雙邊經(jīng)濟關系的錯誤認知。[14]2000年2月24日，拉迪提交給美國貿易赤字評估委員會的公開聽證會上的陳述書以“中國是封閉的經(jīng)濟嗎?”為題，對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對外貿易和外資引進的迅速增長發(fā)表見解。拉迪說，中國這種開放的經(jīng)濟形態(tài)有利于美國公司在金融業(yè)､通訊業(yè)､銷售業(yè)等服務行業(yè)實行投資并贏取高利潤，特別是這些服務業(yè)最終將帶動商品和貿易利潤。事實上美國在90年代與中國在服務貿易上是順差，而這種順差趨勢將在今后的5年-10年中繼續(xù)保持。為此，國會對中國加入WTO的批準和給與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地位將加速中國融入全球經(jīng)濟的步伐。毫無置疑，美國也將在授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地位的同時獲得中國對進一步開放市場的承諾。[15]時任“對外政策研究”項目的負責人理查德?哈斯也曾于1997年9月17日出席參院對外關系委員會聽證會并作證。哈斯開門見山地指出，如果美蘇關系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對外關系)的主旋律，那么美中關系則是21世紀上半葉的最重要議題。他對國會中普遍存在的“遏制”情緒表示擔心，并警告說，如果美國不在美中關系上有所作為，美國終有一天會發(fā)現(xiàn)，美國將不得不對一個正在擴張并懷有敵意的中國持遏制立場。但遏制中國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也是危險的。與一個負責任的中國和合作的美中關系前景相比，遏制是劣等選擇。[16]
　　在2000年美國國會進行的關于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待遇立法的大辯論中，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也積極參與進來。2000年4月6日，拉迪在參院金融委員會舉行的 “中國加入WTO聽證會”上就授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PNTR)和批準中國加入WTO完全符合美國國家利益進行了論證。拉迪呼吁國會授予克林頓總統(tǒng)在PNTR問題上的權力并認為國會拒絕克林頓總統(tǒng)對中國PNTR地位的授予最終將影響美國最大化地從美國對中國加入WTO所設置的談判條件中獲利，即：如果中國動用烏拉圭回合最終法案(Final Act of the Uruguay Round)的第8條款，美國公司將失去中美兩國在1999年11月達成的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xié)議中所賦予美國公司在中國開放市場中的準入權力。[17]時任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季北慈也于2000年7月18日､19日分別前往參院對外關系委員會和眾院軍事服務委員會(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證。在7月18日參院對外關系委員會舉行的關于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待遇的聽證會上，受委員會委托，季北慈針對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與美中未來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證。季北慈認為：“如果授予中國PNTR地位，隨著中國將不久加入WTO，中國對外部世界開放的力度和廣度將加大。隨著全球標準化､合作治理､規(guī)則行為､規(guī)定框架､必須執(zhí)行的要求､必須達到國際標準以及必須承擔責任的要求將促使中國在貨物和服務自由流通中承擔責任，并促使中國在她獲利的區(qū)域和國際社會中停止其破壞行為。當然，中國也可能因此在經(jīng)濟上和技術上比以前更加強大，從而更加追求中國的國家安全。但依我之見，我們不應忽視另一種可能出現(xiàn)的前景，即：中國的開放因錯誤指導而導致轉型不當，并由此而出現(xiàn)一個內部不穩(wěn)定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更為棘手的安全問題�！盵18]為此，季北慈提出加快整合中國入流國際社會的速度，特別要將中國融入多邊的國際社會共同遵守的武器控制和防擴散條約框架中。[19]在7月19日眾院軍事服務委員會有關中國軍事力量的聽證會上，季北慈指出，在美國推進國家防御導彈計劃的同時，美國也需要考慮時下關于“要NMD還是要穩(wěn)定的美中關系”的辯論。但季北慈認為這樣的辯論選題未免過于偏激。實際上美國的目標應該是兩個都要。[20]鑒于美國政治運作中國會聽證會與對外政策制定之間的法定程序關系，以及證人的證詞在對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學會數(shù)位專家如此密集性地出席國會聽證會對在美國國內營造對華接觸政策的共識和對克林頓政府實施對華接觸政策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3.舉辦中國問題研討會，邀集華盛頓政界､世界各地的學術界､政界重要人士進行討論，為政府制定對華政策出謀劃策。1998年成立的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是學會“對外政策研究”項目下的一個中心，[21]現(xiàn)任中心主任為卜睿哲。在克林頓第二任期，該中心在研究東北亞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和安全問題上，多次接納來自中國大陸､日本､俄羅斯､韓國､臺灣等地的學者､外交官､政府官員､媒體人士作為訪問學者參與其東北亞研究項目，并以工作論文､網(wǎng)絡文章､國會證詞､書籍等形式將研究成果公諸于眾。[22]從1998年-2001年，[23]該中心的訪問學者年度工作報告中涉及中國和美國對華政策的有以下幾種：
　　1998―1999年度：《東北亞經(jīng)濟的崩潰：經(jīng)濟､政治､社會的遺產(chǎn)》(中國學者龍國強參著)､[24]《中國將放開糧食貿易嗎?》(龍國強)､《中國改變石油戰(zhàn)略及其對外政策意涵》。[25]
　　1999―2000年度：《安全互惠：在一個繁榮､穩(wěn)定的東北亞投注》(中國學者吳心伯､臺灣學者袁易合撰)､[26]《臺灣海峽兩岸信心的建立：臺灣海峽作為一種安全和平帶的設想》(臺灣學者袁易)､《多邊安全機制：東北亞安全困境的出路》[27]､《美國的亞洲安全政策：對中美關系的意涵》(吳心伯) 。
　　2000―2001年度：《中日峰會和1998共同宣言：21世紀日中關系的分水嶺?》[28]､《中國電視產(chǎn)業(yè)的巨大變化以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一個圈內人的視角》(中國傳媒人李小萍)[29]､《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下的香港：承諾與現(xiàn)實》(香港傳媒人Chris Yeung)[30]､《俄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與俄中關系》。[31]
　　此外，中心學術活動內容廣泛，包括召開東北亞圓桌會議､訪問學者每周討論會､華盛頓政策圈人士報告會､年度論壇(在華盛頓或東北亞地區(qū)舉辦)､與東北亞國家的年度雙邊討論會等。其研究課題包括：東北亞地區(qū)的安全架構､美中戰(zhàn)略認識比較､中日美戰(zhàn)略三角關系的動力､如何把中國納入世界經(jīng)濟和全球經(jīng)濟､日本的經(jīng)濟和政治改革､地區(qū)多邊經(jīng)濟組織及東北亞信息技術和“新經(jīng)濟”等。時任中心主任的季北慈則負責將這些研究成果上報政府相關部門，以供決策者參閱和討論。季北慈本人也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和報告。[32]中心還積極與亞洲各地的研究所合作并提供平臺，共同討論本地區(qū)的政策，以促進亞洲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這些合作項目的成果不僅對克林頓政府提供了美方思想庫的分析視角，同時也使美國決策者得以知曉外國學者的觀點。
　　4.通過媒體采訪､報紙社論､因特網(wǎng)等方式把研究成果提供給公眾，在最大程度上影響公眾輿論，從而為克林頓政府的全面接觸政策提供公眾輿論支持。在布魯金斯學會中，幾乎每一位學者都有一些固定的媒體訪談節(jié)目或擔當新聞評論人。[34]如：李侃如常常在CBS新聞､CNN新聞節(jié)目亮相，同時他還定期為《亞洲華爾街日報》､《巴爾迪摩太陽報》､《芝加哥論壇》､《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新聞周刊》､《舊金山紀事》､《華盛頓郵報》等報刊撰寫文章或擔當新聞評論人；卜睿哲經(jīng)常接受臺灣媒體的訪談；來自中國上海的黃靖，現(xiàn)為學會“對外政策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則經(jīng)常接受美國和兩岸三地(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媒體采訪。[35]在1995年一年中，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的文章被媒體引用的數(shù)量就達到了2192篇次，僅次于傳統(tǒng)基金會而名列第二。1998年和1999年又分別以2952篇次和2883篇次連續(xù)二年名列榜首。[36]在這些眾多的文章中，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通”所撰寫的有關改善美中關系的文章不在少數(shù)。[37]
　　除了利用主流媒體發(fā)表學會有關對華政策的進言外，學會還通過記者招待會擴大影響，為接觸政策制造輿論。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前夕，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邀請李侃如和何漢理介紹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和演變，以及江主席訪問的重要意義。1998年6月，共和黨利用各種可能阻撓克林頓總統(tǒng)對中國進行回訪，以圖挫敗他的對華政策。6月22日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為克林頓的訪華制造輿論并為隨行記者的報道提供背景知識。應邀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布魯金斯學會的兩位嘉賓為拉迪和何漢理。他們在記者會上對中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改革､中國應對東亞金融危機的政策､中美關系的政治和經(jīng)濟層面作了闡述。何漢理指出，中國正在經(jīng)歷三大歷史性的變化：農(nóng)業(yè)社會轉變?yōu)楣�業(yè)社會，國家的政治和經(jīng)濟體制變得比較開放，原來封閉的社會正在融入世界。由此帶來的中國的多元化和活力，以及中國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兩難處境使這個國家非常難以被外界所理解，總統(tǒng)的訪問將使他看到這種復雜性。如果通過這次訪問，美國能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活力和復雜性，那就是對美中關系的重大貢獻。他強調，“現(xiàn)在的中國社會比1949年以來任何時候都自由”。[38]拉迪闡述了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道路以及中國為參加世貿組織所作出的努力。他指出，與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jīng)濟已經(jīng)市場化了許多，終身任職制在許多地方已經(jīng)不復存在，勞動力的流動､失業(yè)等情況出現(xiàn)了，變化是非常劇烈的。他說，中國貨幣穩(wěn)定，經(jīng)濟繼續(xù)增長，對外資“非常開放”，從而吸引了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從別的國家和地區(qū)向中國轉移，同時中國也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從1990年以來幾乎年均增長20%。他高度評價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的貢獻，稱贊中國“非常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該地區(qū)的項目”，并且認為中國從這場危機中吸取了教訓。在談到美中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時，他說，除了美國，所有別的國家都已經(jīng)給予中國永久性的正常貿易待遇，美國談判者實在沒有多少胡蘿卜可以給了，敦促迅速達成協(xié)議。第二天，學會《簡報》發(fā)表了何漢理與拉迪共同撰寫的“簡論中國之行”，全面闡述了克林頓訪華的意義。[39]6月25日，克林頓總統(tǒng)克服了國內各種反對派的重重阻撓，如期訪華，推動了美中關系朝實質性全方位接觸的方向發(fā)展。
　　5.利用“旋轉門”的優(yōu)勢，把研究與直接參與決策結合起來。從杜魯門總統(tǒng)以來的歷屆民主黨政府都起用該學會人員充當要職，故學會又有“民主黨流亡政府”之稱。通過“旋轉門”，一些學者在進入政府時得以將其學術研究的成果在具體的政府工作實踐中加以運用，進行檢驗，把思想轉化為政策，而在離開政府加入學會時，他們在政府中任職的經(jīng)歷又反過來成為學術研究的鮮活材料。僅以克林頓兩屆政府(1993-2000年)為例，學會研究人員曾在政府內供職者高達25人。[40]值得注意的是，學會“旋入或旋出”政府機構的時期，既有民主黨執(zhí)政期間也有共和黨執(zhí)政期間。早在1946年，學會研究員埃德溫?諾斯就“旋入”總統(tǒng)經(jīng)濟顧問委員會并擔任第一任主席；曾在“水門事件”期間擔任白宮助手的羅杰?西米瑞德離開政府后進入學會并擔任對外事務的執(zhí)行副主席，1985年再次“旋入”政府，擔任里根政府的勞工事務助理國務卿；對外政策研究項目負責人理查德?哈斯在小布什政府上臺后被任命為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司長。前不久離開學會的副會長詹姆士?斯坦博格于1996-2000年任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1994-1996年為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司長。1969-1974年赫爾穆特?索南費爾特曾在尼克松政府時期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資深官員。塔爾博特曾于1993-1994年任國務院特別顧問､1994-2001年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副國務卿，2002年加入布魯金斯學會并任學會主席。學會“對外政策研究”訪問學者李侃如也曾于1998-2000年擔任國安委亞洲事務資深主任。李侃如精通中文與俄文，作為一位中國通，他曾多次利用其特殊身份影響克林頓的對華政策，敦促建立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早在1995年他就在美國《外交》雜志11―12月刊發(fā)表題為“一種新的中國戰(zhàn)略”的論文，認為：“遏制戰(zhàn)略將是政策的一個大失敗。它將分裂亞洲……使這一地區(qū)的繁榮､安全和和平的前景變得渺茫，很少國家會完全認同這一立場�！盵41]學會“對外政策研究”項目下的“中國動議”課題負責人杰弗里曾任國安委亞洲事務主任､美國駐香港使領館副總領事。他精通中文和亞洲事務，主要文章和演講有：“處理中美在中東地區(qū)的能源競爭”､“中國的上升”，分別刊登在《華盛頓季刊》2005年冬季號､學會《事件》2005年9月20日刊。2005年9月6日他在“華盛頓亞洲論壇”作了有關“中國在東亞的角色：現(xiàn)在以及未來”的演講。[42]
　　卜睿哲長期在眾議院工作，1994年任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聯(lián)絡處主任､1995年任眾院國際關系委員會少數(shù)民族聯(lián)絡處主任､1995-1997任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部主任､1997-2002年任美國在臺協(xié)會理事主席，卸任后加盟布魯金斯學會。卜睿哲是一位資深的臺灣問題專家， 經(jīng)常前往國會山就臺灣問題作證。在1995-1996年臺海危機中，當面對傳統(tǒng)基金會大量論證“中國威脅論”的文章和報告時，卜睿哲撰寫了“國內政策的考慮對美國､中國､香港､臺灣政策的影響”。他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應以國內政治為基點，最大化地實現(xiàn)美國國家利益。該論文收錄在蘭普頓等主編的《處在十字路口的美中關系》(美利堅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43]此外，卜睿哲利用其在國家情報委員會和美國在臺協(xié)會理事主席的身份多次向克林頓政府進言，建議在臺灣問題上采取“以靜觀動，以求主動”的方針。[44]
　　
　　三
　　
　　回顧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的軌跡，我們看到：從1993年5月將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到第二年的“脫鉤”；從1999年11月兩國達成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xié)議到2000年10月正式完成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立法；從1994年9月通過對臺灣政策的審議提升美臺關系到1998年6月30日克林頓訪問上海公開表態(tài)“三不”政策，再到1999年反對李登輝的“兩國論”；從1992年克林頓在大選中攻擊老布什的對華政策到1997年10月24日克林頓在華盛頓美國之音發(fā)表“關于中國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的演講，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軌跡。但在這一調整過程中，布魯金斯學會的“思想”處處可見。學會通過其各項調研活動､調研報告､國會作證､媒體訪談､學術會議､直至直接向政府進言和參加政府決策的方式和路徑，為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起到了引導輿論､批駁謊言､正本清源､直至出謀劃策的作用。學會的種種活動增進了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壯大了贊成與中國接觸的勢力，擴大了兩國關系的基礎，這不僅在當時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今后的中美關系還將發(fā)揮長遠的影響。
　　
　　注釋：
　　[1] 大多思想庫所使用的網(wǎng)址均以“org”而非“edu”結尾，SAIS和Brookings為例外，但不同的是：SAIS有自己的學生，并有課程設置，而Brookings有課程設置但沒有自己的學生。(SAIS中文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
　　[2]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 Media Guide 2005，” p.4.
　　[3] Ibid， pp.138-139.
　　[4] 筆者曾于2005年4月18日在布魯金斯學會采訪了該學會對外政策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黃靖，此為采訪記錄。
　　[5] “中國動議”2004年啟動，其宗旨是：堅持及時､獨立的分析，撰寫政策建議，幫助美中領導人就中美關系和中國內部發(fā)展闡述主要的長期性挑戰(zhàn)。參見：http：//www.brookings.edu/fp/china/china_hp.htm
　　[6] 《參考資料》2002年2月20日。
　　[7]“全面接觸”的對華政策最初是喬治?布什總統(tǒng)在1989年年中提出的�！氨本┱�治風波”后國會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國､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的主張甚囂塵上，“全面接觸”政策暫告擱淺。在克林頓第二任期，“全面接觸”政策再次提上日程。
　　[8]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Real or Paper Ti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6， pp.19-36.
　　[9]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op-ed/shambaugh/19990718.htm
　　[10]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時事出版社，2003年，第115頁。
　　[11] http：//www.brookings.edu/comm/policybriefs/pb10.htm 拉迪于2003年離開布魯金斯學會，前往美國國際經(jīng)濟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拉迪有關中國經(jīng)濟的著述頗豐，除了學術著作，他還常常在《新聞周刊》､《亞洲華爾街雜志》､《金融時報》､《新聞報》上發(fā)表文章，直接影響美國輿論。詳見：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Lardy*Nicholas*R.*
　　[12]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op-ed/smith/19961121.htm
　　[13]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papers/mckibbin/130.htm
　　[14]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lardy/19970522.htm
　　[15]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lardy/20000224.htm
　　[16]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haass/19970917.htm 理查德?哈斯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任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司長，現(xiàn)任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
　　[17]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lardy/20000406.htm
　　[18]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gill/20000718.htm
　　[19] Ibid.
　　[20]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gill/20000719.htm
　　[21] “對外政策研究”項目下的另二個中心分別為：中東政策中心､美歐中心。
　　[22] 中心每年接受6名來自東北亞國家和地區(qū)的訪問學者參與中心的合作研究項目，或進行個人獨立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則收錄入中心工作論文系列(CNAPS Working Paper Series)。同時他們也要參與學會的《布魯金斯東北亞研究》年度報告。2005-2006年，6名被選中的學者分別來自俄羅斯､日本､臺灣地區(qū)､香港地區(qū)､韓國和中國。
　　[23] 因該個案重點為克林頓時期的對華接觸政策，“工作報告”的節(jié)選限制在1998-2001年度，故2002-2003､2003-2004､2004-2005年度報告不在此列。中國學者楚樹龍､袁鵬等在其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期間均參加了年度報告的撰寫。
　　[24] 此工作報告為合作項目，季北慈也參與了撰寫。
　　[25] 作者(Sergei Troush)為俄羅斯科學院資深研究員，是年為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6] 上海復旦大學吳心伯教授當時為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05年9月1日《金融時報》刊登了他與沈大偉合寫的評論“中美之橋需要修復”。參見：http：//www.brookings.edu/fp/china/analysiscommentary.htm
　　[27] 作者為韓國學者Oknim Chung，2000-2001年度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8] 作者為日本媒體記者Kazuo Sato，2000-2001年度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9] 李小萍就職中國中央電視臺國際部，2000-2001年度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30] Chris Yeung為香港《南華早報》副主編，2000-2001年度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31] 作者Alexander Lukin為莫斯科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2000-2001年度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32] 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Gill*Bates**季北慈本人于2002年7月離開布魯金斯學會，前往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工作。
　　[33]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 Media Guide 2005”.
　　[34] Ibid. 2005年12月24日，黃靖接受《日本時代》報采訪，以“民族主義激情綁架下的中日政策對話”為主題暢談了自己的觀點。參見：http：//www.brookings.edu/fp/china/analysiscommentary.htm
　　[35] 朱旭峰：“美國思想庫對社會思潮的影響”，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2年第8期。
　　[36] 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Gill*Bates**
　　[37] “Harding，Lardy，Briefing on China Trip， June 22， 1998，” ?Bulletin， ?June 23， 1998， pp.8-23.
　　[38] Ibid.
　　[3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 Media Guide 2005，”pp.140-141.
　　[40] 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74，No，6 (Nov/Dec，1995)，p.35.
　　[41] 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cholar=Bader*Jeffrey*A.*
　　[42] http：//www.brookings.edu/scholars/rbush.htm
　　[43] 卜睿哲著述頗豐，其最近公開發(fā)表的關于臺灣､香港､大陸的研究論文就有21篇。詳見：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Bush*Richard*C.*III
　　
　　(作者簡介：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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